摘要：林语堂是文坛负有盛名的学者，同时也是近代著名的新闻人，中国第一部系统阐释舆论的著作就是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这也是第一部在国外出版的新闻舆论史专著，其中包含的新闻与舆论思想是新闻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对当时的新闻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立足于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发展背景，采用文献分析法，以《中国新闻舆论史》及林语堂的办报实践和其他论述文章为研究对象，从林语堂的成长背景和教育经历、《中国新闻舆论史》中林语堂的新闻研究、本书的不足之处、林语堂对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贡献等五个方面，探究其新闻思想与舆论思想的形成过程，对现今的新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林语堂；新闻史；舆论研究；新聞自由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1-0133-03

《中国新闻舆论史》是民国时期研究新闻史与舆论史的重要著作，作者林语堂是我国著名文学家、学者，同时还有翻译家、新闻研究学者的身份。1935年，林语堂在多年新闻从业经验的基础上，用英文撰写了这本著作，并于次年在美国出版。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研究舆论学、新闻史的英文专著之一，其他类似著作还有赵敏恒所著的《外人在华报业》、白瑞华所著的《中国的报刊：1800—1912》等。据学者考证，白瑞华写作的时候，曾参考了一百多种中英文文献，因此《中国的报刊：1800—1912》是研究中国早期报业和外国人在华报业的重要资料。林语堂对此书也多有援引，此外，此书还大量借鉴了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

一、林语堂成长经历及《中国新闻舆论史》写作背景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父亲是一名牧师，他自小便跟在父亲身后，接触了很多西方文化，他的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其后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刻苦钻研英语，故乡平和、朴素的文化环境塑造了他的性格和思想，也对他今后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1]。深厚的英文功底为林语堂日后写作奠定了基础。他的行文风格妙趣横生，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美国作家赛珍珠便是其中一位。1933年，受赛珍珠的邀请，林语堂开始撰写书籍专门介绍中国文化，后来在美国出版，这就是林语堂的成名之作《吾国与吾民》，这开启了林语堂英文写作的人生道路。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残酷苛刻的文化管制政策，《中国新闻舆论史》因为有对当局的批判，无法通过审查，而且可能招致迫害，所以林语堂只能用英文写作并在国外出版。

二、《中国新闻舆论史》中林语堂的新闻研究

（一）新闻自由与民国政府的关系

林语堂认为，在1895年—1911年间，中国新闻事业处于黄金时期，新闻拥有表达的自由，以及反映民意的功能。但是在1912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报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却出现了倒退。辛亥革命以后，政府的干预能力变强，相应地开始挤压报刊的自由性，尤其是袁世凯上台后，对唱反调的报刊一律采取禁止发行或秘密暗杀报人的行动，在这种高压之下，报刊成了政府的傀儡，林语堂认为这是新闻事业的一大退步。对此，他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用赛马场上马与骑师的比喻讽刺政府对新闻的强制干预。从古至今，两者构成了历史上不断延续的庞大舆论主体，以各种舆论形式进行斗争，复杂胶着，输赢无常，得势者则往往是当权者。破除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也许只能是作者一以贯之，末尾所提的“欧洲对整个人类的杰出贡献之一”，在笔者看来，一为民主性的、法治化的制度保护，二是赞扬公众媒体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勇于抗争的无畏精神。

（二）舆论的积极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1912年以后中国新闻事业笼罩着阴云，当时中国新闻界遭受恐吓、威胁、查禁、逮捕、罚款等不同形式的管制和迫害，直到“北京剩下了20多家服从的报纸，上海剩下5家，汉口剩下2家”。林语堂认为，舆论可以沉默一时，但无法被一直压抑。他分析原因有三：其一，统治阶级压制舆论的历史往往伴随着那个朝代或者时代统治的结束，一旦朝代更迭则无法做到永久压制；其二，舆论代表公理和正义，反映的是社会大众的民意；其三，在每次大规模的舆论运动中，知识分子总会挺身而出，与这种强权暴政作斗争。林语堂高度赞扬这种为国家打破沉默的人。近代以来，以“言论救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参与政治批评，宣传社会变革。林语堂认为，“辛亥革命最终能够推翻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经常遭到政府查禁和迫害的报刊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巴黎和会期间，民意发挥了杰出的作用，直接召回了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团。五卅运动中，民意得到了空前的组织和表达，各地纷纷涌现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为国民革命的成功埋下了伏笔”[2]。

（三）新闻功能思想与新闻审查制度

在林语堂进入新闻界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中国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黑暗统治，不少文人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宣传先进思想，以“文以载政”的形式进行救国运动。林语堂认为新闻业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成为民众的耳目喉舌，报刊应当允许讨论时事，报道和宣传真理，以促进民众觉醒，因此对“一刀切”的新闻审查予以抨击。他认为，专制政府之所以对新闻业的发行、出版自由进行高压审查，是因为当局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自信不需要新闻业或者人们的监督和帮助。这在一个国家处于安定环境下或者战争节节告胜时尚有可原，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内饱受阶级压迫，对外饱受敌国侵略，如果新闻界丧失了自由，人们沉默不能发声，国家民族的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除此以外，新闻检查要求各地也不一致，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充满随意性，且前后标准不一，可能在某地被视为违禁刊登的文章，到了另一地却又可以刊登。什么样的内容是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是不禁止的，当局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标准和规章制度，充满随意性，这导致了出版的混乱，因为编辑和作者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是安全的、可以刊登的[2]。

（四）中国报刊编辑写作存在的问题

林语堂认为，当时的报纸写作水平较低，质量没有达到西方报纸的高度，素材也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有的是从其他报刊上摘抄引用或者从外国报刊上直接抄袭，拼拼凑凑就在报刊上发表。林语堂认为，这样做他并不反对，但是杂志的风格不能脱离社会大众，要将抽象的东西转化成人人都能理解的东西。另外还涉及稿费的问题，外国的稿费比较高，“美国杂志按照1000字3～4美元的稿费支付，在中国，写作是报酬最低的工作之一”[2]。由于报刊经营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压力，更不提负担作者去选取素材。除此以外，林语堂认为报刊不能仅仅为了利益而生存，而应该承担应有的社会职能，要把对社会有正向影响的、积极宣传作用的内容放在报纸的重要版面。

戈公振曾经在《中国报学史》中提出，民国的报纸版面设置非常不合理，凑篇幅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叙事经常头尾不兼顾，重复叙述，不突出主旨。林语堂在本书中，也引用了戈公振的这个观点[3]。

三、《中国新闻舆论史》不足之处

（一）史料缺乏，部分史料有误

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之前，也有一些零星的新闻史研究，其虽然从局部出发来研究中国新闻史，但史料准确，相较之下，林语堂的这本《中国新闻舆论史》存在部分史料未经考证的问题。甘惜分先生虽然肯定该书史料翔实，“观点鲜明，文笔流畅”，但也指出“个别史料有谬误”[4]。在地方新闻史方面，史料以参考前人资料为主，没有亲自进行史料的收集。

（二）对地方史的研究很少

该书基本不涉及地方史研究，林语堂着眼的是全国性的有名大报，如《申报》《新闻报》《苏报》等，所用的案例也从这些报纸里选取，而且林语堂说，他只是简单地列举了一些新闻史上的大事件，根据这些事件所反映的社会或新闻界的问题进行阐述，因此，该书虽说史料丰富，但是没有面面俱到，从地域上来说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从报纸类型来说，也没能把各类报纸涵盖其中。

（三）古代与近代篇幅安排不合理

《中国新闻舆论史》总体来说，是一本对舆论史而非新闻史的研究，林语堂为古代舆论研究安排了大量的篇幅，足足有九个章节，而民国以后的新闻舆论史研究则比较少，只有四个章节的内容。相较而言，对封建社会的舆论研究逻辑性、系统性更强，而近代的舆论研究充斥太多史料的引用，而且有许多重复的内容。而且，林语堂认为在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条件下，一些文人学士推动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形成，在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将上流阶层的想法传递到君王面前的一种行为，与今天所说的报刊在舆情方面的信息传播是不同的概念。这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舆论”还有待商榷。

四、《中国新闻舆论史》中林语堂的新闻品格与家国情怀

（一）爱国、责任、人世关怀

研究林语堂的新闻实践可以发现，他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对底层人民有无限同情的学者，他的新闻活动追求的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同时，他的作品也充满着艺术追求。这种爱国主义与艺术追求的交互作用，影响了他的报刊写作，也体现在他的报刊活动中。林语堂曾说自己写文章的目的是发表对社会时事的评论，表达自己的思想，传达他人的意见。他先后出版了《吾国与吾民》和《中国新闻舆论史》，为避开当局审查，都在国外出版，这两本代表作是他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经验的浓缩，表达了他对追求新闻自由的坚定态度。他痛恨动乱年代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和对报刊言论自由的压制，以笔为戎，与这些黑暗势力作勇敢斗争。从书中可以看到他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但更多的是他对民众的关怀，对光明的向往，最重要的，是他在新闻实践中对自我的不懈追求，这种新闻人的社会责任在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时刻坚持新闻品格，注重家国情怀。

（二）公正、正義感、抗争性

著名学者萨义德曾说，知识分子只有保证自身与政治体制的隔离，不被政治权力收买，才能以旁观者的目光看清楚社会问题，敢于向权力挑战。林语堂保持中立态度和客观的政治立场，因此敢于抨击黑暗统治，揭露专制统治下暴露出的社会问题。1925—1926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北伐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新闻界也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暗杀事件，在此期间，北洋军阀下令逮捕林语堂。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林语堂仍然公开声援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猛烈抨击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对报社的残酷打击。国民党右派对文化界实行压制政策，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林语堂仍然公开支持“不反革命”，坚持党派间的中立立场。他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中，列举当局政府各种残杀和迫害新闻工作者的罪状，公开表示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抗议，也毫不避讳地表露对受迫害人民的同情[5]。

五、对林语堂及《中国新闻舆论史》的评价

《中国新闻舆论史》展现了林语堂对新闻活动和报人使命最真实、朴素的见解，他撰稿和办报实践丰富，直接或间接地见证了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发展，也目睹了社会动乱下报人的艰难处境，对推动新闻传播活动和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他也是位爱国主义者，认为报刊不能仅仅为利益而生存，更要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贡献于社会国家”，时刻不忘借助报刊声援爱国行动，团结一切社会力量抵御外敌，因此他充满热情地在各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充分发挥了新闻舆论的巨大力量，表达出报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有关办报、编辑的观点，如新闻报道要贴近普通大众生活，提倡记者实地调查，语言平易近人等，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6]。

不可否认的是，林语堂开创了我国舆论学研究的先河，这本书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系统研究中国新闻舆论史的著作，对后继学者研究中国新闻舆论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新闻舆论史》在美国出版后，不仅在美国文坛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且在国内也获得了极大关注。1939年还被翻译成日文，译者对林语堂不畏强权、在黑暗中敢于做呐喊先驱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因此在书的开头写道：“本书是一本通过历史来批判政治的书，在这个意义上有很大的启迪，另一方面，即使作为纯粹的新闻发展史来看也占据特殊的地位……是对中国社会关心的人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六、结语

林语堂在职业生涯和学术生涯中，以记者、编辑、评论人和新闻研究者的多重身份进行新闻活动，并积极在各种自办刊物上发表评论，陈述事实，抨击黑暗，也出版了一部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新闻史研究著作《中国新闻舆论史》。除此之外，不能忽略林语堂对军阀政府、国民党文化管制政策的批判，以及他在海外期间进行的抗日宣传，这些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他不仅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爱国心、同理心和创新思想的新闻人。林语堂先生今时若开专栏，旁标注大概为“资深传媒人”。这位业内人士想必痛恶当时媒体的诸多作为，见利忘义或奴颜婢膝。他的新闻思想，是一种看似笨重但锋芒的力量，在新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印记，其散发的光芒也必将照耀每一位新闻人前进的道路，不断启迪后来人。

参考文献：

[1] 林太乙.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九卷）林语堂传[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

[2] 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2，170，132.

[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1：176.

[4] 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86.

[5] 钱珺.林语堂的海外抗日宣传考证[J].新闻界，2016（17）：14-19.

[6] 钱珺.著名作家的侧面：“新闻人”林语堂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7.

作者简介 杨善芝，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