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　庄柳

摘 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鼓藏节具有内聚和统合家族、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作用，然而鼓藏节中大量的杀牲献祭和连日的长桌宴饮行为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经济行为，是 “无谓的消耗”。通过对乌寨鼓藏节的田野调查发现，民众通过礼物的流动与“物”的耗费，表达了对祖先的群体性哀思。鼓藏节作为一种集体祭祖仪式，强化了家族自豪、忠诚和团结的情感，那些正跌出社会秩序之人或正处于裂变之中的家庭，通过参与鼓藏祭祖仪式而重新回到社会秩序中来，使社会延续成为可能。

关键词：礼物;耗费;鼓藏节;共餐;社会延续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2）03 - 0074 - 10

相对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对人类学学科的影响而言，较少有学者熟悉与其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学界对巴塔耶的介绍主要针对其文学艺术思想、耗费以及普遍经济学理论所做的探讨。巴塔耶以莫斯关于印第安人“夸富宴”的研究为依据，从而提出人类社会最初和最大的动力不是生产，而是消费和开支。对于莫斯提出的原始部落的人们在“夸富宴”中通过捐赠和损坏自己的财物这种消耗行为来确立政治地位以及环环相扣的礼物给予 - 接受 - 回报引导着原始社会的正常运行的观点，巴塔耶是认同的，在此基础上，巴塔耶认为由捐赠或礼物转化而来的耗费不仅可以确立人的政治地位，事实上这是一种献祭，这种献祭促进了圣性事物的生产。

巴塔耶通过对献祭的研究，进而对莫斯“礼物”思想进行了引申和转换。1949年，巴塔耶出版了《被诅咒的部分》一书，从而提出耗费的概念以及普遍经济学原理，巴塔耶认为：“一次人类献祭、一座教堂的建成、一个宝物的馈赠与小麦的销售具有同等意义。”[1]34 - 35因此经济应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系统的层面被研究。也就是说“莫斯看到只是夸富宴的‘有限的’作用，如获得荣誉、地位、权力等，可巴塔耶看到的却是，其耗尽过剩能量的更大的相对来说是更‘无限’的作用”[2]。在巴塔耶看来，原始社会的人们知道如何去平衡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之间的关系，现代工业社会已经丧失了非生产性的能力，“今天，非生产性耗费的这些重要而自由的社会形式已经消失”[1]34 - 35。那么，巴塔耶普遍经济学原理之下的耗费社会是否还存在呢？如果存在，它在当代社会会呈现出哪些表现形式和特点？

本研究的田野点乌寨（大乌烧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三棵树镇东南面，距凯里市中心28公里，距镇中心15公里，处于巴拉河景区中心，周边著名的景点有西江苗寨、南花苗寨、季刀苗寨、郎德苗寨等。乌寨是三棵树镇边远行政村之一，全村辖大乌烧和小乌轰两个自然村寨，10个村民小组，根据2019年10月该村的乡村档案统计，该村总户数为437户2 120人，分潘、龙两姓，其中苗族人口占98%（其他民族主要是布依族、侗族、汉族等外入媳妇）。 2019年11月至2021年5月，笔者长期居住于乌寨，对当地民众开展了大量的访谈。本研究以乌寨鼓藏节为个案，以巴塔耶的“耗费”原理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乌寨苗族每十三年举行一次的鼓藏节仪式中所呈现出的礼物流动与物的耗费情况，来探究苗族社会“耗费”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

一、鼓藏节的过往与当下

鼓藏节是黔东南苗族民众在冷季所举行的祭祖大典，当地民众一般称鼓藏节（Jangd niel）为“吃鼓藏” （Nangx jangd niel），在苗语中，“nie”意为“鼓”，“鼓”是一种能发出声响的祭祀乐器，有铜鼓与木鼓两种，苗族民众认为鼓是祖先灵魂的居所。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鼓藏节包括了一系列复杂的仪式与禁忌，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龚锐等认为：“‘吃鼓藏’是村民对祖先的崇敬、尊重以及对鬼魅的惧怕而引发的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信仰，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族盛宴，是宗族认同与宗族权利的体现。”[3] 杨正文认为苗族对祖先的坟祭与家祭对统合家族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更加强大的祭祀来统合家族，鼓藏节“祭祀仪式中对牺牲祭物的内脏十分重视‘共食内脏’隐喻着血缘关系的内聚和统合” [4]。因此，吃鼓藏在苗族地区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功能。

鼓藏节一般是同宗的一个寨或几个寨联合举行，通常是七年或十三年举行一次，原则上只要年岁丰收，就必须按期“吃鼓藏”，“只有按期吃了鼓藏，祖宗才能保佑村寨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若有应祭不祭，就会触怒祖宗，给村寨惹来事端”[5]。苗族由于支系繁多，每一个支系过鼓藏节的时间长短、牺牲类型、规模大小、仪式繁简各有不同，祭祖大典需要邀请整个家族的姻亲共同参与，从而形成一个区域盛大的集会和联盟。

乌寨自建寨以来，每十三年过一次鼓藏节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在乌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鼓藏节是他们的建寨始祖喝麻雀之血立下的盟约，1祖辈们即使吃野菜蕨根度日，也要提前几年省下谷物、养肥猪牛过鼓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作为民间传统节日的鼓藏节曾被定义为封建迷信活动而被禁止，即便如此，每逢十三年一次的鼓藏节，村民们仍会在家悄悄开展祭祀活动，将家中最好的食物献祭给祖先。八十年代初，国家政策导向发生了转变，民族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传统民间节日开始复兴，乌寨的鼓藏节从民间节日恢复至今，共举行了四届，分别是1984年、1996年、2008年、2020年。作为神圣的民间信仰节日，乌寨鼓藏节有一套完整的仪轨，每一届鼓藏节一般持续五年，从猴年开始起鼓，“猴、鸡、狗、猪”这四年为小鼓藏，村民们在鼓藏头的带领下杀猪祭祖、迎亲待客，为最后一年的大鼓藏做准备。大鼓藏在鼠年的鼠日开始迎客，牛日椎猪“吃鼓藏”，之后便是整个村寨围绕“跳鼓”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每一届所持续的时间多则一月，少则一周。

2020年乌寨的鼓藏节共持续20天，作为13年才举办一次的祭祖大典，整个姻亲网络都会受邀前来“吃鼓藏”。起鼓之前，所有的活动在各家户进行，自起鼓之日起，人们的活动场域便发生了转换，充满神圣色彩的鼓藏场成为村寨开展集体活动的重要场域。鼓藏节期间，民众的日常生活主要围绕共餐共饮、跳鼓以及一系列热闹激烈、情绪高昂的娱乐活动开展。在这期間，即便是村支两委的人员也会暂停所有行政事务，身份从“村干部”转变为“普通村民”，与普通民众一起迎接客人、杀猪祭祖，在鼓藏头的带领下参与祭祖活动。从鼠日的迎客仪式开始，人们就像跨过了一道充满神秘色彩的门槛，进入一种模棱两可的阈限阶段，在这一阶段，整个村寨是“一个没有社会结构，或仅有基本组织结构，而且相对而言缺乏彼此差别的社群，或社区，或者也可能是地位平等的人们结成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大家全部服从于那些仪式长老的权威”[6] 。

二、鼓藏节中的流动之礼

食物作为社会关系微妙的晴雨表，它是社会交往启动、维系或终结机制的工具[7]。乌寨鼓藏节中，食物成了前来“吃鼓藏”客人送给主家最好的礼物。1迎客日姻亲间的第一次共餐一般在午时之前进行，因此，鼠日的卯时开始，各家户便会前往寨门迎接自己家的亲友，客人所带的礼物主要有糯米、鸡、鸭子、鱼、米酒、各种饮料以及鞭炮等，每一种礼物有着十分讲究的规矩和禁忌。

（一）给予——鼓藏节中的礼物

糯米饭是客人赠予主家必不可少的礼物之一，鼓藏节“走亲戚”的糯米饭一般由12斤糯米蒸制而成，客人到达主家落座之后，糯米饭会被主家挑至堂屋，客人所带的糯米饭需要先献祭于祖先，然后才与大家一起同食。糯米饭不仅是客人赠予主家的礼物，客人吃完鼓藏返程时，主家也要以糯米饭回馈客人。“苗地水寒，惟宜糯稻，所食多糯米，粳稻多难生成，成亦黏质极溥，炊而食之，如嚼木糠然”[8]。糯米以其密度大、黏性强、耐饥饿、营养丰富、携带方便、保持期长等特点，深受民众喜爱。作为稻作民族，糯稻不仅养育了苗族民众的身体，1还在仪式、巫术2以及好客、表示友好等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苗族民众赠予和回馈的礼物主体。

除糯米之外，鸭子也是鼓藏节“走亲戚”时的重要礼物，在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中，鸭子是引路的灵物。直至今天，与乌寨邻近的报德等苗族村寨举办鼓藏节时，鼓藏头和鬼师仍然要用鸭子引路，到村寨的神山“请鼓”下山，只有在鸭子的引领之下，祖先的灵魂才能顺利回到村寨，与后世子孙一起集体欢腾。杀鸭祭祖是起鼓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以鸭子作为礼物献祭于祖先，不仅寄托民众希望得到祖先庇佑的愿望，也能强化人们对祖先和故土的集体记忆。

与汉族同胞“好事成双”的观念有所不同，乌寨民众“走亲戚”时所带的鱼一般以3、6、9条的奇数呈现，除在数量上忌讳双数之外，鱼在送礼方式上也有讲究，需要用象征圣洁的麻线从鱼鳃处穿过至鱼嘴，成串状挂于担子之上。《苗族史诗》对鱼有这样的记载：“松继坳上杀水牯，宰杀水牛来议榔（盟约），整个鼓社人丁兴旺，子孙繁衍如鱼仔，”可见，在苗族社会，鱼是子孙繁衍、多子多福的象征，也是稻作民族稻米鱼羹生活中重要的食物和祭品。3

糯米饭、鸭子、鱼是乌寨鼓藏节客人赠予主家必不可少的三样礼物，这些礼物与苗族社会的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除此之外，鸡、米酒、烟花爆竹以及各类饮料也是鼓藏节中最常见的礼物。据当地民众回忆，2008年的鼓藏节便有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以礼物的形式出现，2020年的鼓藏节中，笔者观察和了解到，除一些家用电器之外，现金红包也出现在鼓藏节中，这并没有影响和改变传统的以食物为主的赠礼方式，糯米饭、鸭子、鱼这些承载着民族历史与族群记忆的食物仍然是鼓藏节中最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礼物。

（二）接受与交换——鼓藏节中的长桌宴席

鼠日的迎客活动在中午十一点左右进入尾声，晨间热闹的寨门口很快恢复之前的宁静，各家户迅速进入集体欢腾的状态，整个村寨响彻着各种切、砍、跺、炒的声音，主家的火房里全是男人们忙碌的身影，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客人带来的各种食物制作成熟，良好的食物味道是考验主家男性厨艺及诚意的主要标准。家中的女人们则悠闲地嗑着瓜子、喝着小酒，她们不用理会火房里发生的一切，也不用担心自家男性的厨艺，她们的主要任务是与客人聊天、喝酒、唱歌、跳舞……

中午一点左右，主家在堂屋摆上长桌宴，主客之间的第一次共餐便在这里进行。在饮食方面，乌寨民众不追求菜品的数量，人们喜欢用传统的烹饪方式制作食物，炖鸭、炒鸡、酸汤煮鱼、糯米饭、米酒……各家户菜品基本相同且都是荤菜，“部落或村落社会都用肉食来加强社会纽带，以使同乡和亲族关系得到巩固”[9]。“通过分享肉食，饑饿的恐惧得到缓解，和某人分享肉食者日后得到肉也要反过来与之同享，人们被一种相互恩惠的网络联结为一体”[10]。可见，分享肉食能引人注目和使人兴奋。

开席之前，家户长点燃香、纸，向祖先行献祭仪式，所有宾客保持肃静，午间献祭给祖先的食物，全部来自客人的礼物，人们相信，客人所带之礼物“能促使死者、诸神、动物以及自然的种种精灵，对他们慷慨大方”[11]。平日里一向节俭的苗族民众，鼓藏节期间在饮食行为上表现得十分大气，从中午的共餐开始，各个家户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有的甚至是通宵达旦的狂欢，除不能饮酒的幼童之外，家中男女老少一整天基本处于半醉半醒的状态。

牛日是杀猪祭祖、吃鼓藏的日子，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日子，各家户已经根据客人数量提前准备好足够数量的猪，多则六七头，最少的也是两头。在乌寨鼓藏节中，各家户祭祀祖先的第一头猪，一定要由母舅或妻舅亲自宰杀，1舅舅杀猪的技术和速度直接影响着祭祖和吃“鼓藏肉”的时间。因此，牛日凌晨五点左右，负责杀猪的“舅舅”会主动催促主家早早起床生火烧水，待大家听到鼓藏头家的猪传来嚎叫声之后，各家户便可开始杀猪了。鼓藏节杀猪会比平日杀猪多出一个流程，众人将猪拖至案桌杀死之后，需要在猪的身上铺一层薄薄的稻草，2静等五六分钟，才开始进入褪毛、开肚、下猪腿等流程。

“用食物来献祭神灵是沟通人与超自然联系的桥梁，但要使得所供奉的食物顺利地为神灵享用，并尽可能地表达信仰者的各种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就必须使得这些供献的祭品符合某些宗教祭祀规范。这些宗教祭祀规范通常包括食物类祭品在颜色、质量、大小、生熟、纯净、品味等方面显现出的形态特征与人们传统价值取向相吻合的程度”[12]。食物的形态往往被认为是最能吸引神灵和祖先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使神灵和祖灵产生嗜欲才能体现献祭者的忠诚。献祭祖先的猪被宰杀好之后，主家第一时间会将猪的肋骨之处肥瘦相间的部分1割下，经过褪毛、清洗、切块、白灼2等工序之后，“鼓藏肉”便做好了，吃“鼓藏肉”之前，由家户长行祭祖仪式。

待祭祖仪式结束之后，“鼓藏肉”便具有了神性，吃过祭祀祖先的圣品，便能获得祖先的庇佑，主家不管男女老少，均要叫过来吃上一块，远道而来的亲友也会争先品尝，真正意义上的“吃鼓藏”实则指的就是吃“鼓藏肉”的这一神圣时刻。因是与祖先一起共食，因此，吃“鼓藏肉”时在语言和行为上有许多禁忌，说错话会给主家带来不吉，客人在品尝鼓藏肉时一般要保持沉默，主家则通过“鼓藏密语”进行交流。3对于鼓藏节出现的这种饮食密语，当地人认为是为了防止野鬼抢食祖先的祭品，暖季时的粗茶淡饭吸引不了贪吃的鬼，当季节上进入冷季，鬼对秋收的新谷、养肥的家禽、餐桌上的食物以及节庆活动中献祭给祖先的美食虎视眈眈，人们选择在凌晨悄悄杀猪祭祖，用“运水”“扒沙子”等“密语”进行交流，都是为了哄骗四处觅食的野鬼，让祖先能享用到足够多的祭品，从而实现阴阳两界的有效沟通。4

从鼠日的迎客到牛日的杀猪祭祖吃鼓藏，不难看出，主客之间将礼物——食物作为祭品，是姻亲关系的表征和联合祭祀的重要体现，礼物作为祭品，表明主人的祖先认同客人的祭祀，客人也认可主人的祖先，是对其亲缘关系的巩固。主客之间通过接受、交换与分享彼此所提供的食物，从而营造一种平等自由互惠的交流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主是客，客亦是主。

（三）回礼的义务——抬猪腿

“抬猪腿”是鼓藏节最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亲戚的团结、情感的巩固以及亲疏秩序的表达，起着连接姻亲和宗亲的纽带作用。牛日的“吃鼓藏”活动结束之后，主家要履行回礼的义务。按照传统习俗，远道而来的客人需要自带被子，在主家住上七天，“狂欢”七天七夜才能返程。近几年，随着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及交通的便利，平日里亲友之间见面的机会逐渐增多，联系方式也变得多样化，因此，客人“吃鼓藏”的时间便缩短成了一天。跟迎客日一样，牛日的送客十分热闹，“抬猪腿”成了今日最壮观的风景。从牛日的中午时分开始，乌寨随处可见抬着猪腿回家的客人，他们面带微笑热情地与大家打着招呼，特别是获赠带尾猪腿的客人更是神采奕奕。

鼓藏节中献祭之后的猪腿是不食用的，主家会在猪腿分割完成之后，用绳子将之系挂于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有序的排成一排，而其中带尾猪后腿，一定是送给舅舅的。据说村里以前过鼓藏节时，曾有人家在回礼时将带尾猪后腿送错了对象，导致本应拿到带尾猪腿的舅舅颜面尽失，为此两家人断绝来往很多年。事实上，主家将猪腿作为回礼之物，并不是因为猪腿的经济价值，客人看中也并非猪腿的经济价值，作为献祭牺牲的一个部分，猪腿是客人与祖先共餐之后所留下的神圣之物，它是神圣、面子、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符号。如果猪腿送错了对象，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亲疏关系被打破，社会交往有可能就此中断。以鼓藏头家“抬猪腿”的情况为例，2020年鼓藏头家杀了两头猪，共有八只猪腿，其回礼情况如下。

从鼓藏头家的回礼情况可以看出，作为礼物的猪腿不但有是否带猪尾之分，还存在前腿和后腿之别，其代表的身份地位高低依次为：带尾猪后腿——猪后腿——猪前腿。主家送礼时，主要以血缘亲疏为判断标准，虽然鼓藏头母亲的哥哥们也前往“吃鼓藏”和“抬猪腿”，他们也是舅舅，但是从血缘关系上看，他们已经隔代，因此，他们并没有获得带尾猪后腿，但是从大舅爷和姨奶奶获得了猪后腿来看，乡土社会长幼有序的原则在苗族社会并没有弱化。

三、鼓藏节中的耗费之物

鼓藏节中大量的杀牲献祭和连日的长桌宴饮是政府、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举办一次鼓藏到底会耗费多少物资？以乌寨2020年的鼓藏节为例，其集资原则是：各家户18至45岁的男性（学生除外）每人出资200元，45 - 60岁的男性每人出资150元，村寨“姑妈”2自愿赞助部分资金，此部分资金共计267 785元。另外，乌寨的鼓藏节还获得了部分企业以及热心人士的赞助费43 740元，整个鼓藏节共筹集公共资金311 525元，其经费具体支出如下。

从乌寨鼓藏节活动经费支出统计表可见，村寨集体性消费主要用于各类文娱活动，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活动的参与对象并不局限于本村寨村民，为给鼓藏节营造热闹的过节氛围，吸引邻近村寨民众积极参与，各项竞技活动均设置了丰厚的奖金，其中斗牛比赛一等奖的奖金高达20 013元，吸引了来自云南、四川、贵阳等地上百头斗牛参赛。在乌寨民众的观念中，从起鼓之日起，被接回的祖先便全程参与了鼓藏节的所有活动，他们与子孙后代共享这些激情高昂的带有竞技性和观赏性的活动，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举办精彩绝伦而又热闹非凡的活动，向祖先呈现子孙后代兴旺昌盛、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之余，也让俗世中的民众有机会宣泄生活中被压抑的情绪。

家户个体性耗费主要来自祭祀的牺牲、共餐的食物以及燃放的烟花爆竹，主家在鼓藏节中有回礼的义务——客人“抬猪腿”，因此，各家户需根据“抬猪腿”的客人數量来购买献祭的猪。2020年的鼓藏节，因受非洲猪瘟以及疫情的影响，本地小猪仔的价格高达50元1斤，一头40来斤的小猪仔售价近2 000元，因此，自己养猪过鼓藏节的家户不多。鼓藏节前一周，便有“猪贩”用大卡车往乌寨送猪，这些平均重300斤左右的猪以17元每斤的毛重卖给当地民众，每头猪的售价在5 000 - 6 000元不等。通过对“猪贩”的账簿统计，鼓藏节前一周，他们在乌寨共销售了1 009头猪，其中购买最多的家户买了6头猪，仅用于购猪支出的费用达3万余元。如果按每个家户杀猪3头计算，那么平均每家户用于祭祀牺牲的支出为15 000元左右。

购买共餐食物和烟花爆竹是家户个体消费的另一方面，在长达20天的鼓藏节活动中，各家户每天均有亲友来访，“家族至亲，团坐合食，以饮食之道表达伦理亲情成为维系亲族和睦、稳定家族团结最好的形式”[13]。为了表示出主家的诚意与热情，家中除了要备足鸡、鸭、鱼、虾1一类的肉食之外，酒、饮料、水果、瓜子、糖等也是必不可少的。以笔者的田野报道人腊金家为例，他家参与抬猪腿的客人为12家，除了迎客日、宗族转转饭日和藏鼓日客人达百余人之外，鼓藏节期间平均每天参与共餐的亲友是20人左右，20天的食物费用大约在8 000元左右。鼠日迎客当天，整个村寨从下午四点开始笼罩在一片烟花爆竹声中，各家户均在自己家门口燃放长达几个小时的烟花爆竹，烟花爆竹除了能营造出过节的氛围，也能帮主家在客人面前挣足面子，平均每个家户至少购买了5 000元左右的烟花爆竹，有的家户用于烟花爆竹的费用甚至上万元。

总的来说，在整个鼓藏节中，除村寨30余万元的集体性消费支出以外，平均每个家户还需要支出至少两万余元，部分家户在20天的鼓藏节花费高达五六万元，如果按平均每家户消费支出3万元计算，那么400多户人家在整个鼓藏期间的消费将是一个宠大惊人的数字，这些“非生产性消费”主要用于购买祭祀的牺牲和节日期间共餐的食物。

四、结语

巴塔耶认为非生产性消费能让人与神灵、祖先以及超自然存在的神圣领域保持一种深度关联，强调的是人们通过物的耗费，从而获得超越实际生活的力量。作为苗族民众最隆重的祭祖仪式，在长达二十天的鼓藏节活动中，参与活动的个体处于兴奋喜悦的状态之中，民众通过对礼物的流动与“物”的耗费，表达了对祖先的群体性哀思，强化了家族自豪、忠诚和团结的情感，“唤起了族人的血缘观念进而强化了家庭的内聚力”[14]。鼓藏期间，各个家族的男女老少欢聚一堂，整个村寨处于神圣与世俗交织的状态之中。“集体欢腾”的大型集会能把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固有的团结[15]。人们通过杀猪祭祖，向祖先献祭，与祖先共餐，“通过共餐，圣化的食物作人 - 神沟通的媒介，让祭主、牺牲、神之间的关系完全得以实现，‘共祖’的相同血缘得以证明”[16]。那些正跌出社会秩序之人或正处于裂变之中的家庭，通过参与鼓藏节祭祖活动，都有可能重新回到社会秩序中来，使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得到巩固和稳定。

尽管村寨节庆活动是否热闹、各家户走访的亲戚数量多少或多或少的涉及村寨和主家名誉、地位与面子，但与莫斯探讨的“夸富宴”不同，乌寨民众在鼓藏节活动中，未出现食物的浪费现象，每个家户会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合理安排仪式支出。西部少数民族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过渡和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速，乡土社会中的成员从血缘家庭中抽离出来，开始主动或被动的流入大城市，由血缘、地缘联结的传统共同体日渐弱化和分化，农村的发展应尊重地方性知识，不能单纯地从经济的视角去讨论苗族社会这种耗费现象。就像田汝康先生在《芒市边民的摆》中所论述的：“摆是摆夷劳力工作的激引，有着摆的存在，使摆夷感到财富有着相当效用，努力工作还可以得到相应报酬。”[17] 在乌寨民众看来，富裕的生活为祖先所赐，不能忘记祖先的庇佑和开创之功，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空都有祖先的影子，祖先潜移默化地在另一个时空中指导、约束和规训着人们的行为。粮食的丰产、子嗣的兴旺均离不开祖先的庇佑，民众通过杀牲献祭以及连日的长桌宴饮，将积累的部分财富进行消耗，从而避免社会等级产生，有效的应对了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经济理性”对“平权”社会带来的失衡挑战以及“个体化”所导致的社会团结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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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兴禄]

收稿日期：2021 - 07 - 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苗学通史”（15ZDB113）;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2020FG009）

作者简介：杨丹，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区域发展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庄柳，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361005）。

1据乌寨95岁的潘顺方老人讲述，乌寨的建寨始祖是热休（鱼）和休休（老虎）两兄弟，寨子建成后，兄弟俩曾召集周边百里之内的苗寨寨老一起议事并共喝麻雀之血以定盟约，其盟约内容为：周边百里之内的村寨，每十三年一个轮回，必须举行一次祭祖大典，各村寨轮流有序进行，如乌寨的大鼓藏于2020年12月结束，其邻寨摆底苗寨“招龙节”的时间是2021年3月。这个传说契合了黔东南苗族每十三年过一次鼓藏节的事实，且基本成片区有序开展的态势，因在鼓藏期间，姻亲村寨需要参与走亲戚、抬猪腿、讨花带等活动，不但有效避免了村寨扎堆过节，也保證了每一个村寨过鼓藏节时的热闹。

1本文所谓的“礼物”这一概念，并非莫斯笔下古式社会关于塑造社会等级、构造共同体联盟的奢侈品，而是现代社会通俗意义上用于表达友好馈赠观念的普通消耗品。

1陈国钧等学者在对贵州苗族社会进行调查时指出，黔东南一带多水田，苗族民众惯食粘米和糯米，尤嗜食糯米，俗称“苗糯”，较之于粘米，糯米香甜有味，糯米所富有的黏性使之更易于抓食，便于携带，较为方便，陈国钧先生称糯食为“旅行食”;糯米性硬，消化时间长，可以耐饥;居住于高寒地区的苗族民众，食糯可以增加体内的热力。参见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页;陈国钧：《生苗的食俗》，见《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1983年，第203页。

2李国栋认为在传统稻作民族中，糯稻具有普通粳稻和籼稻所没有的神圣性，因此，在祭祖时不能掺和粳米或籼米，一定要选用糯米。苗族在进行传统而神秘的过阴米卜时，鬼师一般会选择糯稻放于耳边来听取阴崽（苗族传统社会中可来往于阴阳两界的精灵）传递的信息。部分苗族地区在亡灵下葬时，鬼师也会将糯稻放于耳边，与亡灵家族的祖神进行沟通。由此，李国栋先生认为苗族的老祖宗最先种植的是糯米，吃的也是糯米，粳米和籼米是后面才有的。参见李国栋：《稻作背景下的苗族与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6页。杨筑慧也认为糯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的神性和象征性，糯常常被用做祭祀供品、节日庆典食物和相互馈赠的礼物。参见杨筑慧：《糯的神性与象征性探迹：以西南民族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在乌寨田野期间，笔者发现了学者们关于苗族祖先最先种植糯稻的论述逻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食用粳米或籼米，糯谷、糯米或糯米饭是乌寨民众在献祭祖先和“走亲戚”时的礼物。

3鱼崇拜与鱼生殖繁衍的巫术心意是世界性的民俗文化现象。在苗族社会，鱼是主要的食物及祭品，《国语·楚语》有记载：“庶人食菜，祀以鱼。”可见，古代苗民便有用鱼祭祀祖先之习俗。苗族学者杨茂锐认为苗族社会日常生活及祭祀活动中离不开鱼跟祖先曾居住于长江、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水乡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根据《苗族简史》内容记载，贵州苗族是古时生产生活于长江流域的“三苗”一支，鱼惊人的繁殖能力对于生产力低下、渴望繁殖和提高生产能力的原初先民极具诱惑力，贵州苗族民歌《说鱼·探源》中曾出现“子孙像鱼崽一样多”的类比，因此，在贵州苗族的节庆活动与日常生活中，鱼不仅是主要的肉类食物，还是主要的祭品。

1马凌诺夫斯基对美拉尼西亚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调查发现，当地人通过母亲的家系来确立某些重要的权利与责任，舅舅是亲属群体中首屈一指的权威人士。韦斯特·马克认为苏门答腊的奥伦马克、巴唐高地、辛腾格人等均是实行舅权，且舅权大大超过父权（参见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彭兆荣等学者认为舅权制在我国西南纳西族、苗族、瑶族、侗族、哈尼族、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社会普遍存在，舅权制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产物和遗留，在“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时代，舅舅不仅帮助其妹妹料理事务，照看外甥，舅舅在原始家庭中是男人、丈夫、父亲角色的“替身”，“娘亲舅大”是西南少数民族带有共同性的表述（参见彭兆荣：《西南舅权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苗族社会存在着典型的舅权制，苗族开亲歌（参见《民间文学资料》第59集，第21页）讲述了与人类祖母一样有着非凡权势的舅舅：“很古的以前，那舅舅爸样有，”从“爸样有”的名称在古歌传承中的表达可以看出，古时代母系社会的男人力量体现在母亲兄弟们的身上。苗族社会父权制在婚姻习俗中主要表现为“姑舅表婚”，又称“还舅头”“还种”。据现存于黔东南凯里、施秉等地对苗族“姑舅表婚”习俗的刻木（刻道）记录，其中糯米、猪、牛、骡马、鸡、鸭等食物是姑妈与舅舅开亲时的重要礼物。

2当地民众称这一环节为“盖被子”，稻草象征被子，献祭祖先的猪，不能让其受冷。

1当地人称“宝肋肉”或“仓门肉”，即市场售卖的“五花肉”部分。

2为了迎合祖先的饮食习惯，献祭食物不能翻炒，也不能加入任何佐料。

3例如：杀猪 - 哐官人、杀猪刀 - 叶子、烧猪毛 - 照太阳、喝酒 - 运水、吃饭 - 扒沙子、吃飽了 - 仓满了，等等。

4从表面上看，乌寨民众不管是“敬祖”还是“解鬼”，其主要手段均是通过食物献祭来实现阴阳两界的对话。然而事实上，在食物献祭的过程中，祖先是被“供养”的，鬼魅是被“诓骗”的，乌寨民众有一套严密的饮食密码来实现与祖先、鬼魅的合作与对抗，从而实现阴阳两界的团结。

1资料来源：根据笔者对鼓藏头龙玉山家2020年鼓藏节回礼情况调查资料整理。

2 “姑妈”是贵州很多地区对外嫁女的一种亲属称谓，从外嫁女兄弟（舅舅 ）子女的角度称已出嫁的女儿为“姑妈”。

1资料来源：此表由九组村民腊金提供。

1虾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在乌寨餐桌上的食物，村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大部分不会或不喜欢吃虾，相反，外出务工、工作或读书的年轻人喜欢吃虾，一般不用来献祭祖先，怕祖先“吃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