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宇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著名女画家周思聪的主题性作品的分析与研究，探寻主题性创作除纪实与美育之外的第三个关注点，为新时代主题性创作需要与现代艺术发展新趋势的结合提供一个可借鉴、可遵循的途径。从周思聪的现实主义主题性创作入手，通过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情感与艺术与理想等三个方面的作品特征，结合其主题性创作来解读她的风格流变和艺术理论，分析她是如何将悲天悯人的自我情志和深入人民的社会担当融入其主题性创作中的。主题性创作除纪实与美育之外，还需解决“时代特征与艺术个性”及“集体观照与个体意识”的双重问题，才可让作品达到“真善统一，为世而用”的美学要求，才可使人感受到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亲近融合，才可充分实现艺术家的社会担当与人文关怀。

关键词：周思聪  主题性创作  现实主义  悲天悯人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2）07-0049-04

一、背景

20世纪30年代，处于战争灾难的中国，救亡图存成为社会各界群众的共同任务，反映抗战现实、激发全民族的抗战热情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下艺术创作的核心主题和旨意。社会各方各面都被西方思潮攻击和充斥着，其中中国写意人物画在西方素描与油画造型的冲击下，进行了革新与改变，“徐蒋体系”立足学院科班之中，影响颇大。同时基于欧洲经典实证史学观的现实主义历史画创作法融入中国，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主题性创作绘画被推向历史舞台，承担宣战、育民、纪实的使命。造成此种现象的缘由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传统的伦理史学坚持将伦理道德问题等同于历史真实的理论及文人画沉迷艺术家的内在精神世界的现象，从根本上导致了主题性创作在中国绘画史上的缺乏;第二，“为人民创作”导向的影响，战争的残酷与封建帝国主义的摧残，使饱受战争折磨的人民渴求对社会的再认识，憧憬和平到来;第三，西方历史画创作体系与素描语言的进入及留洋画家的归来对中国画体系造成冲击，艺术家亟待将现代与传统融合，渴求利用新的表现手法将这个时代记录和表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战争劫难的艺术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以朴拙的态度、昂扬的热情和别出心裁的艺术媒介与形式歌颂崭新的国家与它的人民，描繪新中国建设以来的大事件、新成就、新气象和革命英雄及重大事件，整个主题性创作处于激情之期。蒋兆和《流民图》、日本丸木夫妇《原爆图》等主题性创作给处于求学阶段的周思聪带来了巨大影响，她从中感受到动人心魄的力量，为后来借助苦难性主题来描绘人性、抒发内心丰富情感的主题性创作之路埋下伏笔，“悲天悯人”的创作气质即从这生根发芽。她一生旗帜鲜明地坚守人道主义立场，曾表述“作为真正的艺术家，无论面对各种艺术观点、争论，应当有一点要坚信不疑——伟大艺术是表达人类情感，表现人道主义的，它是拨动人类感情心弦的，有感而发的。冷漠的人是成为不了艺术家的。”

二、周思聪简介

周思聪（1939—1996），1939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幼时受外公熏陶，对书画产生浓厚的兴趣，1955年（16岁）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附中三年博学各科，深受严苛的素描训练。1956年（17岁），日本著名艺术家丸木夫妇的《原爆图》出展于帅府园美术馆，她极受震撼。1958年（18岁）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蒋兆和工作室专攻水墨人物，前后受教于李可染、叶浅予、李苦禅等大家。1963年（24岁），毕业后，从事专业创作，就职于北京画院，期间深入农村、工厂体验生活，创作出《童工血泪》《纺织女工》等精品力作，这也是周思聪艺术创作时期的分水岭。20世纪70年代是周思聪的第二个艺术创作时期，创作出一批深入人心的作品，如《长白青松》《白求恩在中国》《清洁工人的怀念》《重返前线》。1977年（38岁）她以“周恩来总理”为中心，进行歌颂革命领袖的主题性系列创作，其中《人民和总理》分别参加了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及北京市美展，均获一等奖。20世纪80年代迎来改革开放，文艺政策解冻，西方现代美术之风吹入国门，周思聪、卢沉夫妇画风突变，画面采用强烈的构成形式感，将人民现实生活立体化，具有革新意义的《矿工图》系列相继问世，即使长期深受疾病折磨，她仍游历于笔墨之间，笔耕不辍。有讲究拙朴用笔、稚拙造型的《秋林负薪图》，有反映飘忽忧郁和愁思的《荷塘系列》。1993年夏（54岁），她不顾病痛缠身，远赴新加坡、香港举办个人画展。1996年在北京逝世，终年57岁。她生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美协副主席、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央美术学院兼职教授，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周思聪是一位技艺高尚、神韵与美感并存的艺术家，短暂但多彩的一生，充满她对艺术的追求与思索，在深受时代与病痛的苦难岁月中，为后世留下无数精品力作，她那敢于直面人生的惨淡、历史的沧桑与战争灾难的态度，包含着悲悯且伟大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

三、周思聪主题性创作流向变化探析

主题性创作指反映革命历史、劳动民众的现实生活，表现历史、英雄或领袖形象、底层劳动者、平凡日常生活中富有意味场面与情境的美术创作。作品呈现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思想性与情感性等特征。一般泛指具有强烈主题目的、相对复杂含义内容的作品，作品整体构思与具体艺术表现形成的合力会指向一个“召唤结构”。因此是否引起广大受众的集体性共鸣，才是主题性创作的核心、主旨。王充在《淮南子》中强调艺术“真”与“善”的统一，提出艺术要“为世用”的美学要求。因此“真善统一”是主题性创作建立“召唤结构”的关键点，周思聪在真善美的把握上一直源于她对社会的关怀和对人民群众的深爱，真诚的表现和生动的感染是她画面由始至终的重大构成元素。

（一）深入人民、真挚朴素

《渔父》篇中，庄子提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叶浅予注重对生活的感受和人文社会的真实体验，周思聪在央美学习期间，曾多受叶浅予的影响，深入实地考察和写生，体验社会风情，达到艺术与生活的平衡，1959年的《我病了》，作品取材于实际生活，犹如明珠，深受叶浅予喜爱，同时让周思聪感受到艺术从生活中来、从故事的平凡中来、从人民群众的人情味中来、从自我对艺术意识的把控中来。

1963年党中央多次对文艺工作作出批示，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整风运动。文艺工作方面要求塑造“红光亮、高大全”和英雄式的工农兵及劳模形象。主题性创作一度迎来激情活跃但空洞的阶段，周思聪恰从央美毕业分配至北京画院，此阶段，时代环境给周思聪带来了困扰，如何将政治需要与艺术自我真诚表达相统一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她寻求的方法是深入人民将真挚朴素与坚持本真运用至画面的营造之中。

因此，周思聪带着解决问题的心态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对方的生活状态与情感，要求自己做到素朴求真，从不同的劳动群体及农民身上吸收他们的生活特性与思想观念，并收集素材着手创作。此中她以一位女性的细腻观察着、思考着，在既完成时代使命，构建国家意识的前提下，将富于情感的人性视角融入主题性创作之中。与德国艺术家珂勒惠支遥相呼应，向其借鉴与学习，在情感表达上富有时代特征与个人情愫。如《纺织女工》《售票员》《童工血泪》《女清洁工》，其中《纺织女工》尽管个人风格尚未成熟，但可看到贯通其画作中心的是布衣、体谅疾苦的人文情怀。此时，她正迎来艺术创作第一时期的高峰。

（二）情真意厚、歌颂总理

艺术家的同情之心与感人之举，大概率发生于自我周围。1973年周思聪正值艺术创作第一、第二时期的过渡期，《长白青松》即是过渡期之尾声也是艺术创作第二时期的首奏，画面描绘两位建设兵团的女兵，手捧象征坚毅的青松幼苗，来母校探望恩师。此画是以同事潘絜兹的女儿潘纹宣为原型创作，潘纹宣在黑河插队时，因护林灭火牺牲，周思聪让潘纹宣以在画面“活着”的状态，回归母校看望自己的师长，以此安慰痛失爱女的同事。此幅作品整体洋溢着时代的温暖气息，虽以“红光亮”为主，但迎面而来的真情实感打动无数观者，充分诠释上山下乡的知青对恩师的崇敬和立志用芳华与激情报答的信念，同时饱含个人对身边年轻生命的逝去的怀想和深思。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发表党的领导和文艺工作开展的问题意见，提倡根据文艺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繁荣文艺发展事业和提高文藝水平。顿时，美术界无论从题材还是表现手法都极力锤开原有固式的艺术镣铐，在主题性创作的歌颂革命领袖题材上一举摆脱先前的“红光亮、高大全”，转向现实主义的创作领域。在艺术创作第二时期，周思聪创作出一批描绘周总理的画卷，如《周总理会见印度医疗队》《清洁工人的怀念》这些作品虽为革命领袖的主题性创作，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在画面的描绘中，周思聪真诚的绘画态度和笔墨技法与同时代同题材的其他画面拉开距离，她逐渐试图走出“徐蒋体系”，减少素描对写意人物的影响，重新强调以线造型、骨法用笔、气韵生动、情真意厚。

发生重大变化的当属1979年创作的《人民和总理》，此画面不再局限于领袖的伟岸刻画，而是转向主题性创作的“反映人民生活”的题材之中，描绘周总理在1966年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看望受灾群众的历史情境，作品采取横向构图，通过对地震场景的大胆概括，做到画面中心与现实场景相符合。以周总理搀扶老大娘为画面中心向四周放射而去形成团块，表达出人民对周总理的拥护与周总理对受灾群众的关怀。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和之前的“高大全、红光亮”完全不同，群众受灾的神情状态、衣物穿着都与现实十分相符，人物刻画集中于神情之上，画面中周总理眉头紧锁、眼神悲恸、嘴唇紧闭甚至颤抖，以及群众望向周总理渴望灾后归安的眼神和感谢政府关怀的微躬姿态，充分营造了一种周总理和群众交心关切“无声胜有声”的画面，完美地将人民群众的无助、痛苦和总理的温暖牵挂紧密融合，提升了主题性创作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审美品味，这是对徐蒋写实体系的突破和创新。在此幅主题性创作中，周思聪将现实主义社会性和文人高雅的笔墨语言融于一体，以真诚的态度来对待艺术创作，在她的绘画观中从未满足于用艺术抒写个人的闲情逸致，而是追求平淡中见深厚，在伤悲的描述中感真情，正可谓是她将自我情感融入天地之间，履行社会担当的生动呈现。

（三）悲天悯人、宏大深沉

“仁者爱人”的儒家理念，包涵着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这也是周思聪的天性与人格，这种天性除与生俱来之外，还离不开央美求学时代深受蒋兆和、珂勒惠支和丸木夫妇的影响，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这是一种跨时空、跨国界、跨画种的接力与传承。《人民和总理》从主题性创作的题材划分来看，仍属歌颂革命领袖的创作，虽此幅创作已具备“悲天悯人、宏大深沉”的特点。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与周思聪、卢沉夫妇后续创作的《矿工图》系列来说还差之甚远。

《矿工图》系列在1966年来就已有构思，计划以矿工史为主线，以《背井离乡》与《当家作主》为起始创作组画，由于其他原因使其搁置。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激起新浪潮，社会各界欣欣向荣，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奔涌而至，一瞬间为中国美术创作带来活力，虽然今日来看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对我国的美术发展存在利弊，但不可不提的是，主题性创作的表现手法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下发生了极大变化，区别于之前的“红光亮、高大全”，达到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1980年，《矿工图》终于提上创作日程，周思聪、卢沉夫妇二人前往吉林省辽源矿区，收集创作素材、积累速写、整理口述材料，而且前赴吉林省博物馆翻看日伪时期的有关文献。从吉林考察回来，与北京美术摄影展一行赴日，并造访丸木夫妇，欣赏景仰多年的《原爆图》和新作《南京大屠杀》。此看对其后来创作产生了“质”的影响。她惊讶地感悟道：“一个外国人，敢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谴责本国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当然更应该表现实际上发生和存在过的我们民族的历史灾难，以及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以激励人们，为使这种人间惨剧不再重演。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作出切切实实的努力。”回国之后，依然选择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矿工题材，但从创作意义层面来看，此时与1966年的想法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偏向对家国命运的反思与对战争劫难的体悟，是她对民族历史凄惨命运的体谅和领悟。

理论家高尔泰对《矿工图》作出评价：“集中地在矿工组画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痛苦，不是珂勒惠支式的愤怒的呐喊，也不是赤松俊子式的悲哀的叹息，而是一种无言的申诉。”怀着伟大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怀着满腔艺术热血的周思聪、卢沉夫妇全身心地扑向这系列主题性创作中去。但《矿工图》系列创作是“悲怆的巨作”，同时更是一个难产且命运多舛的婴孩。创作刚开始不久，卢沉因病退出创作，周思聪在力挑家庭与创作重担的同时推出了四幅作品，在1980年末完成《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1981年完成《遗孤——矿工图之六》，1982年完成《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与《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1983年夏，组画创作处于中后期，周思聪因患类风湿关节炎病倒，《矿工图》系列永远停在光华路某间住宅的画板上。

从现实主义的艺术语言角度看，周思聪在创作《矿工图》期间，绘画语言一反从前，采用了变异的绘画语言来表现现实主义，人物形象发生变形，运用平面构成将场面割裂，利用拼贴的手法进行挤压。尝试运用“蒙太奇”手法表现不同空间与时间的人和事，使其交错，以致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平衡，是极具个性化的处理和思考的结果。

从刻画重点来看，《矿工图》侧重再现東北沦陷，中国人民被奴役的悲惨历史，同时注重悲怆阴郁的氛围营造。其中黑白灰交错的《王道乐土》在形象塑造上已经与之前作品有着天壤之别，画面中卖唱乞讨的瞎眼父亲与充当拐杖和眼睛的女儿，相依相靠，不仅描绘亲人之间的牵挂，更将社会的相互怜悯愿景表现在画面中。画面左侧垂头而下的人似乎在表达“身体的倒下不代表心灵的破碎”，右侧那一双双满怀对和平自由渴望的眼睛与观者在交流着“汝辈当自强”，画面中干涩、毛躁、黑重、不羁的“现代白描”将画面中人物被压迫的体态与抑郁的心理彻底表现出来，同时穿插画面与人心，刺痛观者，使其看了《矿工图》组画之后会抑郁着、悲愤着、激动着、憧憬着。这即是周思聪《矿工图》组画的成功所在，也是她悲天悯人的艺术表达。

从精神意蕴流露的角度看，《矿工图》在形式上是沉稳内敛的，在它压抑的外在形式的背后，其内核是一种“温柔敦厚”之美。通过战争年代矿井下“人间地狱”的压迫感的描绘油然联想从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成立前那段受人欺辱和压迫的日子，归根到底是属于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诗学》所写“悲剧正是借激起怜悯和恐惧来达到情绪的净化。”因此《矿工图》也是悲剧的艺术表现，它催发人对曾经、当下、未来的“我”进行思考。这种悲剧引发的思考更利于唤起惊奇与赞美。悲剧艺术带来的崇高感来源于画面内在的温柔敦厚、来源于周思聪的悲天悯人、来源于当时社会的苦难和悲痛、来源于观者对生命和悲剧本身的思考。

四、结语

周思聪的主题性创作是悲与思的结合体，是破与离的痛苦过程。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她几乎是亲历者也是描绘者，其主题性创作风格流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63—1973、1973—1978、1978—1983。尔后病痛中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和荷花题材系列作品是周思聪艺术人生的升华，是她的悲天悯人转向自我抒情的一个承接，但她的仁爱之心、人本之心、艺术创新之心始终贯彻在她的艺术人生，她的主题性创作早已超越主题本身，上升至和平与爱的艺术本体之中。

在今日信息传播快捷的图像时代，对于主题性中国画创作而言，绘画本身与社会形态共同形成了笔墨趣味和图像纪实的双重意义，如何解决时代特征与艺术个性的关系、如何面对集体观照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关系的双重问题仍摆在主题性创作之间。

周思聪也许给后世主题性创作带来解决之道：第一，个人的情感与思想通过画面构建“召唤结构”，引发观者共鸣，达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平衡;第二，继承与突破同在，面对特定题材，基于此前图式体系，也需追随时代与社会的步伐，对已有体系进行突破，形成自我绘画体系，达到历史追溯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第三，博采众长，对于西方及现代的艺术思潮和表现手法，应具有辩证态度，适之取也。巧妙将不同的艺术理论和艺术手法引入主题性创作之中，打破单一模式化，达到主题表达与艺术创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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