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蒙尘，要先医治。

古籍得以被后人所见，继续它作为一册书的使命，离不开一代代修复师的妙手回春。

他们日日守护在这些残败破碎的纸片旁，用指尖完成与前代修复人的对话，延续古籍的生命，映照文明的厚度。

【引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古籍保护利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许多业内专家认为，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呼吁大众重视古籍文化的价值。

古籍是国之瑰宝，是中华文化血脉传承的重要一支，蕴含着丰富灿烂的人类文明。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也发声呼吁推动古籍保护传承与发展，“让古籍活起来”将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起到强力的助推作用。

但去蒙尘，要先医治。古籍得以被后人所见，继续它作为一册书的使命，离不开一代代修复师的妙手回春。他们日日守护在这些残败破碎的纸片旁，用指尖完成与前代修复人的对话，延续古籍的生命，映照文明的厚度。

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北京纪事》有幸探访了国家图书馆典籍馆文献修复组，看到“古籍修复国家队”传承书业千百年薪火的过程。在这里，国之重宝《永乐大典》、敦煌遗书、清宫“天禄琳琅”、《赵城金藏》、西夏古籍、西域文献得到重生。

这是一份路窄且长的小众职业，每一个修复周期，都足以用百年为计，周而复始，漫漫无期。

对于修书人而言，与旧物交手，“时间”早已超然物外，他们的技艺与记忆，都沉浸在了纸张间，无名无我，倾尽一生，指向永恒。

与时间博弈

杜伟生

想找到文献修复组的工作室，似乎并不容易。

进入国家图书馆，人流会向南北迅速变为两支。往南去，走到尽头，是一座落成于80年代的建筑群。10年前，这里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名字挂牌开馆，成为我国第一家典籍博物馆。文献修复组，便藏身于主建筑的某个拐角处。神秘低调，自成它的气场。

每个工作日的早8点半，被称为“古籍医生”的修复师们，会准时到岗。

这里安静似出尘之世。采访这日，修复组的90后女孩宋玥，正为一幅馆藏的拓片题签揭命纸。她将头深深“扎”进操作台，手握毛刷，蘸取清水，浸湿题签，然后用镊子小心揭开，轻而又轻。

题签不大，却足够考验耐心。命纸乃为托纸，与题签融为一体，起保护作用，重要如性命。但其质地纤薄，稍有不慎，便会牵动全身。宋玥要保持绝对的专注，每一个动作，都如履薄冰。

几米外的工作台，四位修复师以同样的姿势，围坐在一件藏品旁，各自入定，互不打扰。这间640平方米的开放式工作室，就这样被无形无声地划分出多个区域。

追溯历史，北魏贾思勰在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书有毁裂，郦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疮于书有损。裂薄纸如薤（音械）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这是文献中有关古籍修复的最早记录，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这是一群与时间博弈的人，但他们从不用速度来衡量手中的工作。

修书是一个“慢活儿”，且遵循古法。过程往往要经过配纸、制浆糊、分解书叶、补破页、喷水、衬纸、捶平、齐栏、订本、装书皮、包角等几十道工序，每一步都极为考究。操作者要在细碎中，寻得条理。

即便如此，他们出手还是要“快”。竞争者并非他人，正是手中的纸张——随着时光推移，这堆故纸正面临着酸化、絮化、霉蛀、虫蛀等诸多问题。

数据显示，国家图书馆共存古籍善本近300万册，其中近1/3有待修补，近1/10处于濒危状态。按照现有的修复人力估算，完成这项浩大工程，还需数百年。

“古迹重装如病延医”，自古至今，匠人都被托付重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补天之手，贯虱之晴，灵惠虚和，心细如发。”这是《装潢志》中描述的大国手的特质，同样为他们一生的追求。

板凳要坐十年冷

在文献修复组，“35歲职业危机”“内卷”都不会成为被探讨的议题。但“没有危机”，曾一度成为危机。

人才缺失，衣钵难续，对于一门手艺来说，是尤为致命的。出于历史原因，上世纪60年代，古籍修复的传承培养曾被迫停滞，老师傅守着技艺，却后继无人，面临严重的断层问题。

那段青黄不接的过往，如今只能在老一辈修复师口中听到。

全国技术能手、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资深修复师朱振彬，便是历史的见证者之一。1980年，古籍修复休眠已久，亟需被唤醒。彼时，18岁的朱振彬，进入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工作，“当时馆里就剩下几位老师傅在做修复了，有识之士说要培养人才，图书馆选了三个年轻人，其中就有我。”朱振彬对《北京纪事》回忆道。

就这样，在前门外香厂路的一个招待所里，朱振彬和其他两位同门，开始了懵懂的修复之路。“吃住学都在那儿，打一屏风，一半睡觉，一半搁四张桌子学习。”师徒四人就这样挤在一个屋子里。

他们的师傅张士达，被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誉为近现代古籍修复“一代国手”。他的履历记录了古籍修复过往的辉煌：16岁时，曾在北京琉璃厂肆雅堂做学徒，而后开了自己的书肆“群玉斋”，鲁迅、郑振铎、冯友兰等文化名家，都是座上客。再之后，北京图书馆在民间寻觅贤才，张士达成为一员，为国家做修复至退休。这一次，他以近80岁的高龄再度出山，只因“修补破书是最喜欢做的事，若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才是最幸福的”。

不过，教学才进行了一年多，因身体原因，张士达不得不回到南昌休养。所幸，经馆里协调，徒弟三人可以一同南下，在江西图书馆又一起度过两年，最终学成而归。

1983年春，朱振彬回到国家图书馆善本组，成为一名修复师。朱振彬记得，那时候的条件很艰苦，也很简陋，“修复室是在老馆的平房里，也就40多平方米。只有五六个修复人，环境不行，设备也不行”。

起初，朱振彬并不上手修复珍贵古籍，板凳要坐十年冷，修复要看十年功。技艺的精进，更多来自心性的磨炼。几经沉淀，朱振彬守住寂寞，90年代，开始陆续参与《永乐大典》、“敦煌遗书”等诸多国宝级的修复项目工作中。

不久前，作为项目首席专家，朱振彬宣布：历经8年的清宫“天禄琳琅”修复工程完成。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针对珍贵古籍的专项修复项目。入行42年，功德圆满，今年年末，他即将退休。说来奇怪，或许修复即修心，掸去旧尘的同时，岁月会被凝固。若不是头上的白发，很难看出眼前的朱振彬已年届花甲。

择一事，终一生。在这件事上，连时间也给予宽容。在每一本古籍中，修复的痕迹，同样是匠人的底气，他们虽无名，但今生所留，在未来都会有迹可循。

先救命 后治病

“我现在是闲人一个。”

一口京腔入耳，说话的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曾经的修复组组长杜伟生。入行40多年，如今虽自嘲为退休的“闲人”，但每天上午半天，他还会出现在办公室。

“就转转，反正离家也近。”杜伟生笑道，“他们有问题了来问我一下。但都干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了，问题基本不多了。我现在就是个摆设。”

一切是那么淡然。甚至聊到入行的机缘，杜伟生也惜字如金：“就是工程兵退伍分配到这里的”，“当时挺满意，起码不用像之前那样在外头风吹日晒了。”

打开话匣子，还是要将话题落到具体的工作上。说到那些过手的、饱经沧桑的藏品，便有了抑制不住的成就感：

《四库全书》《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都是国家图书馆尤为重要的珍藏。后三项的修复工作，杜伟生都有参与。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挽救国宝“敦煌遗书”。1989年，大英图书馆修复组人员来中国考察，他们认同杜伟生对纸张保护的观点，邀请他去英国修复大英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在国外工作的半年时间，杜伟生学到了英国的处理手法。

1991年，国家图书馆启动“敦煌遗书”修复项目，主持工作落到了杜伟生的肩上。“根据过去裱画的手法，以及大英图书馆的修复经历，做了一个方案，得到了领导同意。”在同冀淑英、方广錩等馆内专家共同商讨下，

最终定下“ 整旧如旧”“最少干预”“可辨识性”“可逆性”四大原则——这也是第一次，将修复原则明确落实到文字上。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1.6万余号敦煌遗书，约占全部存世数量的1/4。所以，他们要与时间赛跑。在操作过程中，杜伟生提出要“先救命后治病”。“对那些马上就要坏的，进行抢救性修复。然后再去修理那些有毛病的。”

此外，杜伟生还发现，“敦煌遗书”打开后，“卷子弯弯曲曲的，有的是大弧形，有的是S形。”这说明，在唐代做书时，没有上墙晾干这道工序。“过去没用过的技术，不能用。”杜伟生决定用压平替代上墙，保障对古籍的绝对安全，也为后世的修复留有余地。

谈及最为棘手的事情，杜伟生认为是“找材料”。所谓旧物难觅，补纸要在材质、颜色、纹理等等方面，无限接近原件本身。“敦煌遗书”由皮纸和麻纸构成，麻纸在国内近乎绝迹，修复时他们最先选的是文物级的乾隆高丽纸，但厚，补出来不好看。几经比对，最终选定桑皮纸、构皮纸完成修复。

严苛，是属于手艺人的一份真。在纪录片《古书复活记》的镜头中，我们看到，杜伟生为了寻找合适的修复配纸，特意来到手工造纸坊，和店主一起用时两年，研究古纸制作工艺，复原古籍纸张。

采访这日，文献修复组的几名修复师正在为 “敦煌遗书”配纸。新一轮的修复，即将开启。这一次，年轻的修复师尝试了自己打浆，全过程制造补纸。

作为外行人，实在好奇这项庞杂的工作是否存在一个“考核打分系统”？杜伟生连连否认，

他说这一行“无过即是功”，评定修复质量的好坏，绝不是现在，而是后人说了算。

“过了百年，你修复的东西经得住考验，后人说你修复得好，才是最好的评价。”

“这行容不下那么多人”

近年来，随着宣传及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热播，古籍保护渐渐走出深阁，许多人开始关注到这一领域，并对这项工作心向往之。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2007年之前，全国古籍修复师不足100人。

在文献修复组，人员可按年龄分两个梯队，一组为退休返聘或即将退休的老师傅，修复年限多在35年以上;另一组则以80后、90后构成，他们在2007年后入组，修复年限最久的在15年。

2007年，是被古籍修复师视为“春天”的年份，是分水岭般的存在。这一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在培养修復人才方面，采取“培训班、高等院校、传习所”三位一体模式，人才队伍自此开始壮大，长期的空档期，得到添补。

朱振彬

紧接着，2008年，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1年，传统书籍装帧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甲骨传拓技艺、敦煌遗书修复技艺入选北京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保护工作宛如新生，前景愈发明朗。

据相关报道介绍，国家图书馆为全国2000多家古籍存藏单位培养、培训古籍保护人员超过1万人次，修复专业人员目前已超过1000人，学历涵盖大专到研究生。

依舊存在“物比人多”的境况，但杜伟生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很多人说古籍修复后继无人，但我觉得，不要这么说了，因为这行是小众的小众，它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古籍修复，需要“绵绵若存”式的延续。“为了保证传承，绝不能一下投入太多人力，古籍修完了，技术也就断了。我们这个路，非常窄，但是很长，只要古籍还在，修书人就得跟着活着，这个技术就能存在。”杜伟生说。

朱振彬也有同样的看法，“修复的对象太珍贵，这一行出才的比例非常低。”古籍修复更考验综合性素养，朱振彬打了个比方，一个培训班有50人参加，但最终能干这行的，可能仅有一两个人。新人必须要过“心理素质”这一关，过关的条件是：修复珍贵古籍。“必须有这个经历，才能进步，才能提升。”

就是要稳得住，要精益求精。

技术角度则有什么绝技？朱振彬语气平淡：

这也是从张士达师承而来的，“我的师傅每一步都特别讲究。比如配纸，别人可能配个一天半天的，就差不多了，他不行，他要特别精致。”

老一辈的做派，成为一代代职人追寻的信仰。

采访完毕，走出修复组，正巧偶遇一群正在典籍博物馆门前拍照打卡的游客，恍如隔世。他们或许不知道，就在这些展厅、这些古籍展品的楼下，一群修书人正在自己的清修之地，吐故纳新。

旧纸张一页页翻过，个人在其中早已无足轻重，他们的世界更为宏大，那里藏有历史的生息。

摄影 马捷 编辑 张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