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 沈政,2*， 张书赫， 闫铭威， 吴连翠,2

(1.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2.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82)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尤为重视农村的社区文化建设，下发了诸多指导性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浙江省文化厅也在2018年初印发了关于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这都为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是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一些研究对农村社区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定性分析。如张桂芳[1]认为，将居住在农村一定地理区域内的人们，通过相同的利益关系和情感诉求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相同的生活习惯，这一价值观念的社会共同体即为农村社区文化。黄辉样[2]则认为，农村社区文化是在一定的农村地域通过农民的共同劳动，相互交流而形成共同价值观、生活习惯、地域风俗等文化现象，文化范围涉及家族、风俗、乡风等。此外，陆和建等[3]指出，社区文化服务是构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是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一环。由此可知，农村社区文化是一种农村人的共同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影响着农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农村居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原先落后的思想及价值取向。韦殿华等[4]指出，农村居民渴望适合农村特点且具有浓郁乡村气息的社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既能满足新型农民心理和精神需求，提高社区成员心灵归属感，又能有效地改变农民观念，匡正农民行为，凝聚农民共识，促进社区和谐。程新琴等[5]认为，构建适合新农村社区发展特点的文化，能够改善新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马丛红等[6]认为，农村社区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单元，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由此可知，发展建立农村社区文化具有满足新农村居民的心理与精神需求，提升其归属感，促进社区和谐，提高国民素质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农村社区文化的重要性激发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村社区文化的研究兴趣，他们进一步对农村社区文化的现状、认知和需求以及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农村社区文化的现状及问题研究中，Jobs[7]对战后的法国文化建设状况进行研究，鼓励注重全新的文化，并且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社区文化的建设；叶木全等[8]对闽东地区社区文化建设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存在资金投入短缺、文化资源相对匮乏以及社区文化功能弱化等问题；赵忠芹等[9]基于河北省770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农村文化发展存在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文化资源匮乏、文化组织涣散甚至瘫痪等问题。张永灵[10]在对湖南省衡阳县的研究中指出，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着外来文化强势渗透、封建残余死灰复燃、农村经济发展放缓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挑战。高鉴国[11]从政策过程视角对政府部门社区文化的中心政策文件和实践经验分析总结，得出我国现阶段社区文化中心建设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呈现出“自上而下”的行政化运作特征。

在如何提升农民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问题的研究中，陈旭峰等[12]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对山东省泗水县73个村庄中的2代农民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收入状况、社会地位和文化程度这3项指标对农民社区文化生活参与有显著影响；张敬华[13]通过对江苏扬泰地区的实地调研与分析，指出农民对乡风文明关注度不高，且对乡风文明内容的深层次要求认识不深，但普遍认为农村社区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少，要求加强相关建设投入；刘卿卿[14]对山东省某村实际进行分析，指出需求主体自身局限、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渠道不通畅、政府自上而下的“送文化”而非“种文化”的供给体制都会导致农村社区居民文化需求表达受阻。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影响村民对社区文化认知、需求的因素，论证了大部分农村普遍存在对农村社区文化认知程度较低，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意愿、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同时学者们也分析其深层原因并且给予了相应对策，但研究不够深入，未详细分析认知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影响。

在农民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马库斯等[15]认为，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对其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居民对社区认同意识的强弱会直接影响其参与社区文化的行为；王玉[16]结合绍兴古村落分析，认为农村“旅游营销”直接影响村民的切身利益，能有效提高村民对当地文化的认知，提高文化参与度；利益因素、认同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农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有着重大意义，可以通过扩展农民获取社会资本的方式、组建社区参与的制度化平台等提升参与度。赵忠芹等[9]指出，农民为了取得更高的经济收入选择外出务工而不是传承传统文化，又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不感兴趣也能力不足。总结可知，相关学者认为当前村民对社区文化参与度较低，并认为认知、利益等多种因素影响了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文化。

由以上可知，在农村社区文化概念、重要性、现状等方面，许多学者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得出了相关结论，但仍缺少对实践应用及规律的总结。在对农村社区文化的认知方面，虽然有相关文献对此进行过理论总结，但缺少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而且从村民角度出发，全面系统结合浙江省地区特性分析村民认知对其社区文化参与影响的文章也为数不多。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所获数据，研究农村居民对农村社区文化的认知对其社区文化参与的影响，以期提出提高农民社区文化参与积极性与参与度的方法，为政府有效建设繁荣农村社区文化提供理论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认知对参与的影响

农村居民对农村社区文化的认知程度会对农村居民参与本村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造成影响。邸艳英等[17]认为，由于认知问题，农民没有真正意识到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村民缺乏对社区文化的内在渴求。汲秋宇等[18]认为，居民缺乏社区意识，对参与社区管理建设重要意义的感知不够是导致居民对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积极性较低的原因之一。王宏伟[19]发现，对于部分基层组织的领导来说，在对社区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上仍缺乏应有的高度和深度。李茂松[20]认为，居民文化参与的认知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的前提条件，只有让社会居民全面了解社区文化建设的范围和内涵，才能更好地提升社区居民文化参与意识。农村居民对本村社区文化的认知与了解程度越高，其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度与了解度或许就会越高，当村民了解到参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于自身发展以及乡村发展的作用与意义，就可能会产生参与和建设农村社区文化的需求，从而提高其参与本村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1：农村居民对农村社区文化的了解程度和关注程度对农村居民参与本村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个人特征对参与的影响

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本研究还认为一些个人特征因素可能会对村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产生影响，例如性别、年龄、教育、收入以及工作岗位等。由于男性与女性在生理和心理各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其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也可能受性别影响而有所差异。其次，年龄较大的村民可能因为参与活动的精力有限，而导致其参与活动积极性不高。再次，林凤英等[21]认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可能导致农民价值观的不同，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村民对事物的看法也有所区别，这可能导致村民对社区文化活动认知的高度与深度也有所区别，从而影响到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此外，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以及自我实现5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人只有在满足了较低层次需求的前提下，才会去寻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近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虽有了很大改善，但需求层次依然处于较低层级，收入基本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必需，也就是基本满足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2个层级，而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属于第3层次以上的需求，由于部分地区的村民收入水平未达到去寻求更高层次需求的要求，导致前2个层次的需求未完全满足，而无暇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缺乏参与积极性。最后，工作岗位为乡村干部的村民或许由于其具有组织活动的相关义务和责任，而导致其参与文化活动积极性偏高。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2：个人特征因素与村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6—7月对浙江省农村居民的入户调查。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调查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首先，考虑到浙江省内经济和文化的地区差异，本研究选择杭州、宁波、温州、嘉兴、台州作为调研地；其次，从每个市随机抽取1个县，在每个样本县中根据各地村镇个数按比例确定10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中，按比例分配原则确定问卷个数。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和家庭基本特征、村民对社区文化的认知、村民参与社区文化的现状与行为、社区文化建设满意度评价4个方面。所有问卷通过调查者与农民进行一对一的问答方式完成，一共回收问卷527份。在剔除数据缺失和信息无效的调查问卷后，最终可用于本文分析的有效样本问卷数量为499份，问卷有效率为94.7%。其中，杭州132份、宁波64份、温州140份、嘉兴45份、台州118份。

2.2 变量选取及其描述性统计

2.2.1 被解释变量

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积极性。积极性的评价采用主观指标，即被访者自评的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积极性。已有研究表明，这种主观的自评指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很好地反映出被访者的真实偏好，且不同被访者的回答具有可比性。按不同程度将其分为非常积极、一般积极和完全不积极。

是否愿意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建设为二分类变量。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村民对社区文化的了解程度。村民对农村社区文化的了解程度是影响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积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按不同程度，将其分为不了解或没听说过、只是听说过或不太了解、了解3大类。

村民对本村社区文化活动的关注程度，按关注程度不同，将其划分为根本不关注、偶尔关注、关注、比较关注、非常关注5大类。

2.2.3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相关主要研究成果，选取村民的个人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个人月收入、家庭经济状况。在做实证分析之前，本研究对主要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1为所有变量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说明及统计描述

由表1可知，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均值为1.99，低于中间值2，处于一般偏下水平，说明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其中18.44%的村民完全没有参与积极性，64.53%的居民参与积极性一般，只有17.03%的居民参与积极性高。村民是否愿意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建议均值为0.41，低于中间值，处于一般偏下水平，其中59.44%的村民不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建设。而关键解释变量了解程度的均值为1.99，而其中间值为2，处于一般偏低水平，有76.95%的村民对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了解程度为完全没听说过或只是听说过。关注程度的均值为2.54，相较于中间值3处于一般偏下程度，49.10%的村民对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关注程度为根本不关注或是偶尔关注。上述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参与度普遍较低，并且了解程度和关注程度都不高。

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来看，随着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了解程度的增长，其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呈上升趋势；由19.4%上升至37.0%，对本村社区文化的含义，认知度了解的程度越高，会导致村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提高。村民对社区文化的了解程度处于听说过，不太了解而同时对社区文化参与的积极性处于一般积极时，其占比高达78.4%。在是否愿意参加社区文化活动建设中，随着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了解程度的增长，是否愿意参加社区文化活动建设的愿意程度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的意愿性相对比较低。

表2 社区文化了解程度与参与活动积极性、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建设

表3中报告了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关注程度与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以及是否愿意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建设的交互情况。随着关注程度的增加，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呈现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关注程度越高，其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在是否愿意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建设方面，随着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关注程度增加，其愿意的可能性逐渐减少，其中偶尔关注社区文化的农村居民，其愿意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比例相对较高，但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建设的意愿总体较低。

表3 社区文化关注程度与参与活动积极性、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建设

2.3 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农村居民的社区文化认知程度对其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影响，本文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村民是否参与文化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构建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βmXm)。

(1)

式中，Y代表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即被解释变量，X1～Xm分别代表各个解释变量，包括对农村社区文化了解程度、对社区文化关注度、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个人平均月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β0j代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的不同截距项估计值，β1～βm分别代表各解释变量的系数。

衡量是否愿意参加农村社区文化活动建设为二分类变量，故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其基本模型如下：

βmXm)。

(2)

式(2)中，Y代表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即被解释变量，X1～Xm分别代表各个解释变量，包括对农村社区文化了解程度、对社区文化关注度、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个人平均月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β0j代表二元有序logistic回归的不同截距项估计值，β1～βm分别代表各解释变量的系数。

3 估计结果分析

3.1 基准估计结果

首先，以村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其次，以村民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分析。为了观察不同维度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首先将式(1)中的关键解释变量分别包括对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了解程度或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以及同时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得到方程1和方程2；同时加入关键解释变量包括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表4)。

表4 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上，关键的解释变量社区文化活动的了解程度系数为正，且达极显著水平；另一关键解释变量对社区文化活动关注程度的系数也为正，达极显著水平，这符合本文的假设，也符合多数人的直觉。显著为正的系数表示在该样本中，村民对农村社区文化的了解程度越高，其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越强，对农村社区文化的了解程度代表着村民对本村社区文化含义、重要性的认知度，而对本村社区文化含义、重要性的认知度越高，村民可能会越了解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对于自身发展的意义，而导致村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提高。在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建设方面，了解程度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为0.054，并且达极显著水平，表明了解程度会使村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建设的意愿降低约1百分点；关注程度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是0.095，并且达极显著水平，说明村民的关注程度会使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意愿减少；总体来看，了解程度、关注程度对村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其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建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受访者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均对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与预期一致。具体表现为，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均对其参与农村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表明健康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增加有利于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而受访者健康状况对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系数为负，并且达显著水平；表明身体健康的村民比健康程度较差的村民更不愿意参加农村社区文化活动，从现实角度来看，身体健康者容易对未来生活有更高的期待，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较健康情况较差者更多。

3.2 稳健性检验

在表4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积极性进一步定义为二元变量，即将一般积极、非常积极定义为有积极性，赋值为1；完全没有积极性定义为没有积极性，赋值为0，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和Probit模型回归以及对村民对社区文化参与度、参与社区文化相关事务的意愿变量进行Probit模型回归来验证模型的显著性。

表5第(7)、(8)、(9)列是将被解释变量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积极性作为二元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对比表4中的模型回归结果，关键解释变量了解程度的估计系数大小、显著性水平上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基本一致。表5第(9)、(10)、(11)列是对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进行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对照表4第(4)、(5)、(6)列，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依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只是系数略微偏大，仍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5 模型估计结果

总体来看，表5中模型的回归结果和表4中模型回归结果大致接近，其中关键解释变量了解程度、关注程度均对参与活动积极性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对是否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建设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更换模型结果也无明显差异，这说明上述表4中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3.3 异质性分析

在表4和表5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通过分性别、年龄样本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来验证模型的显著性。表6第(13)列和(14)列是将样本中的女性与男性分别作为2个子样本进行回归，第(15)列和(16)列是将样本中的年龄分别作为2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对比发现，关键解释变量了解程度对女性群体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素，对年龄大于39岁的人群产生了正向影响，且达极显著水平；另一关键变量关注程度对女性样本群体、男性样本群体、年龄≤39岁以及年龄>39岁的人群都产生了正向影响，且均达极显著水平；健康状况只对年龄>39岁的人群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而个人月收入对女性群体和年龄≤39岁的群体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4 小结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前面的实证研究，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知程度即了解程度越高，其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关注程度越高，其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并且在分性别、年龄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后，结果都基本相同，此外，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的了解程度还会对其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相关事务的意愿产生正向的影响。

基于上述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4点提高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认知及参与的建议。

一是拓宽媒介宣传渠道，结合有效资源与先进的价值观，增强农村居民对农村社区文化的认知度。新形势下，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改变，宣传渠道也在不断拓宽，新闻、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基本上可以确保对每一位农民进行思想文化的感染。但单凭思想觉悟的提高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农民在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过程中，必须有长远的眼光，结合所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优势，使农村的长处得以延续和发展。在宣传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强调参与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以真正唤起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的需求与渴望。

二是加强农村社区文化队伍建设。农村社区文化活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发起者、参与者是社区文化队伍，尤其是乡村干部，因此，要加强乡村干部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文化知识素养，并积极到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进行交流和学习，防止因自身知识素养问题对农村居民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在农村社区文化发展过程中要重视人才，鼓励支持大学生到基层做村官，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积极培养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志愿者，以建立农村社区文化志愿队的新形式，鼓励引导农村居民加入到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中来，从而提高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认知及参与。

三是开展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提高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活动的关注程度。村民喜欢什么、关注什么，政府就引导什么、组织什么。选取文化活动类型时，应该选择参与容易、形式简单、趣味性高的活动。宣传活动时宣传人员必须浅显易懂、幽默风趣、能最大程度地被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居民参与到社区文化活动中来。同时，利益也是引导提高农村居民对社区文化关注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某些地区利用农村文化来开展旅游营销，能够为当地村民带来收入，影响其利益，从而引起村民对农村社区文化的兴趣与关注。因此，可以利用一些方法将农村居民的利益与农村社区文化挂钩，提升其对农村社区文化的关注度，从而提高其对农村社区文化的参与度。

四是完善农村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要完善文化基础设施，根据农村村貌村情和人口分布，科学设计，合理布置文化场所，不断通过企业赞助、个人投资、村民集资等方式，实现村村有、户户享、人人爱的农村文化建设状态。在调查的地区中，尽管目前某些村落有个别乡贤愿意出资建设社区文化，但是其他村民对这些文化活动并不重视，而且乡贤出资有限，要想完善文化基础设施，仍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需要村民的共同支持，让村民也参与建设社区，才能唤醒村民的主人意识，进而促进村民参与社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