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杨

关键词：徐特立;延安自然科学院;科技人才培养

0引言

“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1]这是续范亭描写徐特立在延安忘我工作的生动画面。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简称“科学院”）在革命圣地延安诞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并由李富春担任首任院长，同年11月，徐特立接替李富春，成为自然科学院的第二任院长。延安自然科学院虽然只持续了五年时间，却成为当时边区物资生产和新中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徐特立于1940—1943年担任院长，在这三年内延安地区的科技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用实际的教育行动和实践探索出一系列科技人才培养的理念，既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解决了当时人才困境与物资匮乏等难题，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1点燃科技发展希望之火

1.1科技人才培养迫在眉睫

二十世纪中期，在我国内忧外患交加之际，徐特立以前瞻性的视角看待我国科技人才培养，主张在延安边区创办自然科学院以发展国力、培育科学人才。徐特立自幼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动荡的年代与战争的炮火让他深刻体会到我国因为没有科学技术而遭受困境的惨痛教训。一方面，由于当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较少，有机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十分匮乏。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十分艰苦，科技发展非常缓慢，造成了“科学教育委之于书商，而军事秘密谋之于外国顾问”的局面[2]248-249。但徐特立多年来教育、办学以及他国访学的经历让他意识到我国发展科学和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也使得他在深入研究、科学考察了我国科研现状与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大力促成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立。

1.2科学院成立的教育基础与人才条件

1935年徐特立到达延安后领导陕甘宁边区普及基础教育，采取公办、私办、半工半学等形式尽可能多地办学校，并于1937年创办鲁迅师范学校为发展边区教育培养新教师[3]。至1940年，边区共有小学1342所，学生41230人。同时设立了夜校、半日校、冬学共1557所，学生达到34812人[4]。这一系列发展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的举措为后来自然科学院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徐特立科教思想和科技人才培养理念进一步成熟。

在是否成立科学院这个问题上，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我党曾有争论。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边区经济条件落后，没有太多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用不着高深的理论，无需办大学。徐特立则认为发展科学事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耗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有结果，因此他提出“今天不开始，更待何时？”同时他认为创办自然科学院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前提条件的。第一，有一定的师资和生源基础，1937年，已有一批专家学者和爱国知识青年在延安工作，同时还有一支工人阶级队伍，他们都是自然科学院成立的人才储备;第二，创办科学院需要有一定的硬件条件，军工业、手工业、纺织工业等工厂的建立与发展，使延安具备了基本的科研设备与场所，同时，延安相对于其他根据地而言，是一个比较安定和稳固的腹地;最后，党中央对自然科学极为重视，成为自然科学院建立的坚实后盾。基于以上几点，徐特立认为等到“万事俱备”再创办自然科学院的想法是错误的，在有了基本条件后，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更多的条件。在徐特立的引导下，全党统一了思想认识，夯实了创办自然科学院的思想基础。

1.3确定科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设置框架

科学院创办之后，大家就发展目标、科系设置和课程安排等问题上进行了大讨论。讨论主要分为应用派和理论派，应用派主张在自然科学院设置工农两种学科，以解决当前的实际技术问题为主;理论派则十分重视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他们认为这是解决技术应用的根本。这一争论后来发展到全延安的科学技术界[5]。徐特立在长期收集资料、了解情况、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的情况下，在1942年对这场讨论做了总结，提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能够独立工作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6]8。”因此，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徐特立主张培养具有创造力、有动手能力的科学人才。他认为学科与技术是科学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教育是要培养“手脑并用”的人才，他的这些思想在科学院办学理念中得以体现。一方面他改革课堂教学结构，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将教学阶段以及课程采用专题的形式，以学生自学、讨论、科研、设计等教学方式为主;另一方面他将科研引入教学过程，通过开放实验室、开设各种类型的实验课、选修课等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促进学生由具体思维上升到抽象思维。同时，在院系设置方面，科学院结合了应用派与理论派的主张，在科学院设立初期，大学部设置了地矿系、化学系、物理系、生物系，并开设农、理、工、矿等学科的课程培养本科生。高中部改为预科，学制为两年，预科生在两年后经过考试可升入本科。初中部改为补习班，学制三年，主要学习中学课程。在大学部的课程中，学生们除了课堂的理论学习也会参与到工厂的实践中，这就实现了“革命通人、业务专家”的培养。科学院的课程设置采用第一年基础课、第二年专业课、第三年与生产相结合的模式;政治课方面，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还有老一辈革命家来校讲课、作报告[6]413-419。自然科学院在1944年进行了院系的调整和变更，地矿系取消，部分合并到后来的化学工程系中，其他三个系在调整后增加新生招生名额，每个系增加为两个班级，如表1所示。

2开启科技人才孕育之路

延安自然科学院起步阶段，徐特立以自身精神渲染和实际行动带动爱国青年投入到科学院建设中，对于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资源的配置都亲历亲为，解决了科学院教材、图书、科研设备短缺等各类难题。

2.1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徐特立了解到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吸引他们前来任教并且自己担任学校的政治课教师，鼓励大家艰苦奋斗、求真务实、艰苦创业。注重对师资队伍的培养，徐特立亲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提升干部小组的思想感悟与学术道德水平。他经常帮助与其同住的青年教师张凌光与沈哲民，帮助他们学习学科知识，提高教学质量。徐特立在选拔人才时，做到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初到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副院长陈康白的生活习惯有些“洋味”，一开始被很多人看不惯，徐特立知道这件事后替他解释，说他是个有远见、有知識、有能力的人，初到边区，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7]。徐特立这种知人善用的行为使得陈康白在后来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

2.2自编教材并募集图书和科研设备

学院缺少教材，徐特立就带领教师自编教案、教学资料，鼓励教师在消化吸收教材内容后，以简单易理解的方式讲授给学生。对于科研资料和设备这种无法通过动手创造的物资，他多方走访，努力争取外援的支持。1940—1942年期间，徐特立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连续多次刊登征购各类书籍资料、募集科学仪器设备的启示[5]。通过各界人士的帮助以及中央的支持，自然科学院建立了科学馆和图书馆，将科研设备集中使用。

2.3亲自动手筹办各项事务

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徐特立就地取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亲自动手创造条件[8]。徐特立亲自带领学院上下师生一起筹办各项事务，大到新校舍的选址和建筑，小到日常的吃穿用度，他都亲历亲为。他带头劳动，和师生一起挖窑洞作校舍，一起开荒种菜、制造农具纺车、打草鞋等以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

2.4日常生活中对学生的言传身教

在他看来，“做教育工作的人，一般总是先进分子”，需要“言论和行动绝对一致”，并声称自己只是一个“身教主义者罢了”[2]135。他的这种言传身教体现在科学院期间的教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徐特立在培育学生的时候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个人能力和性格特点。他发现一名学生对数理化学习不太感兴趣，但在写作方面却有非凡的天赋，于是他想办法把这名学生转到了鲁迅文学艺术院进行学习，在那里这名学生的潜质得到了发挥，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贺敬之。此外，徐特立也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并关怀学生。在延安时，学生们大都经受战乱之苦与亲人分离之痛，徐特立尊重学生并给予恰到好处的关怀，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良好的辅导作用。在对待自己方面，徐特立始终以简单、朴素的生活要求自己。他曾经风趣地说自己因为习惯了简朴的生活，觉得只有这种生活才能使精神愉快。他平易近人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感染了科学院上上下下的师生，使得大家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以中有足乐”。

3拓宽科技人才远行之桥

3.1徐特立架起了科技与经济的桥梁，引导师生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确立了科技人才培养的使命与发展方向

1941年徐特立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理念。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是实践这种“三位一体”的雏形[6]15-17。在“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中，拓宽了科技人才的培养使命，他主张教育要为政治、经济服务，因为“科学本身的存在是在它的作用，那么科学方法的对象是科学的作用。”[9]因此他鼓励学校要与当地的工厂、农场联系起来，推动人才培养与边区建设协调发展、共同进步。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科学院与军工局、建设厅等相关单位紧密合作，成立学校管理委员会，各工厂、农场的同志也要参与其中的工作，共同商讨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工厂、农场也可以提出各自对学生的要求，科学院可以根据课程设置，结合实际用人需求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在“三位一体”理念的指导下，科学院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满足了当时抗战和边区建设、发展的需求[6]15-17。第一，科学院研制了一批科研成果，补充了当时抗战和边区建设的急需物资。化工系师生用自制的硫酸、硝酸、灰生铁等物质研制出炸药、手榴弹等军用物资，以及马兰纸、陶瓷、玻璃制品等民用物资;机械工程系的师生在实习工厂里生产了医疗器械、纺织机械配件等物品，为边区建设提供了生产资料。第二，科学院通过实地考察，收集整理了宝贵的环境数据。通过对边区地质条件及生物环境的勘测，为边区后续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地矿系的师生对当地铁矿、煤炭资源位置和总量的考察为后续开采提供了科学依据，为边区发展工业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储备，对地层情况的勘测为工业选址、地层开发提供了参考。生物系的师生在考察边区森林分布状况、采集植物标本、考察水土状况等基础上，编写了《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等多篇实用性极高的文章，提出了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手段。在调查、实验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提高棉作物产量的栽培技术。这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和数据资料为边区的生产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缓解了当地人民在发展生产上的困难。

3.2发表文章传播科技发展理念，激发学生学习的使命感

徐特立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传播科技发展理念，邀请科技专家来学院作学术报告，进一步提升教师业务能力与学术水平。徐特立多次阐述科学的重要性，在1941年的《祝科学园地的诞生》一文说“科学是国力的灵魂”“科学是社会发展的标志”[6]54。他在《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负责理论上研究的同志目光射向下去，与实际工作者结合，从他们那里吸收宝贵的实际经验和材料。”[2]254同时，他多次呼吁中国科学发展已经迫在眉睫，有效地发展科学是需要在全面计划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进行的，因此他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中指出“前进的国家与前进的政党对于自然科学不应该任其自发的盲目发展，而应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发展”[2]248-249。他还在《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指出“学习要有时代性”“学习要有批评的、革命的、实践的精神”[6]56，以此激发学生们为了国家富强和科技发展而努力学习的使命感。

3.3组织学术交流活动，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徐特立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开设政治理论课，系统地向学员讲授党史、《联共（布）党史》、哲学、形势任务、《革命人生观》等课程，引导学生从社会发展规律上认识到确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6]9-10。他积极参加年轻人组织的学习座谈会，与年轻人共同探讨，阐述科技发展的紧迫感，他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师生沉浸在学术探讨中，树立为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调动了他们科研、学习的热情。同时，徐特立积极组织科学院及边区的学术活动，如1941年举办了第一届自然科学研究会年会，朱德同志亲临大会，作了题为《把科学和抗战结合起来》的报告[6]9-10，他肯定了科学院取得的成绩，阐述了我国科技仍需发展的现实，同时向学生传递了抗战胜利与实现科技理想是相辅相成的理念，期望学生们要为实现抗战胜利和科技理想而不断奋斗。

4传承科技人才红色之光

1943年4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1945年11月自然科学院由延安迁至张家口，改名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1948年与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同年8月，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北方大学。1952年1月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之后经历了院系的重组、变更，发展为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

延安自然科学院为“抗战建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科技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科学院为党、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和领导干部，约500余名学生，他们中有党政领导干部，有业务专家和领导骨干，也有大学教师、工程师、研究员，他们在新中国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功绩[6]14。

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延续着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光荣传统，以“报国担当”为使命，不断改革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家重点领域培养了一大批领军领导人才，正是践行着“特立精神”，深耕沃土，走出了红色育人路上生动的“北理实践”，不断演绎出新时代的精彩篇章。

延安自然科学院在推动我国走向繁荣复兴的道路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科学院践行的科技人才培养理念至今都闪耀着光辉。徐特立使延安这片科技光辉从未照耀过的土地上，树立起我党科技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他的科技育人思想与科技发展目标不仅解决了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实际问题，对于今天实现科技强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我们回望历史，学习前辈的实践经验，是为了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清醒，不忘初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