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的发现与研究远早于甲骨、简帛和敦煌文献，是金文之外研究三代秦汉历史的重要实物和文献资料。陈介祺开辟的陶文研究方向为之后的陶文研究提供了借鉴。在他的提倡下，清末以来陶文收藏蔚然成风，由最初齐、鲁、邹、滕陶文延及秦、燕、三晋、两周陶文，随着近年的考古发现又扩至史前刻划符号。将出土陶文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开展先秦社会发展与文字探源研究，成为古文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受陈介祺影响，学者们开始重视古陶文。陈介祺言“自余得三代古陶后，都中潘伯寅司寇，济东道李山农，诸城王念亭争收之”，此外吴大瀓、王懿荣、刘鹗、端方等亦多收藏，其中又以吴大瀓考释最精。吴大瀓与陈介祺交好，陈介祺将收藏的陶文多拓寄吴氏，共同探讨研究。光绪三年（1877），吴大瀓《古陶文字释》四卷成稿，然未见流传；光绪八年（1882），吴氏又编成《读古陶文记》一卷，是现存最早的陶文专著。潘祖荫收藏陶文数量较多，其所获山东古陶文字至数千品，但拓本很少流传。光绪二十年（1894），方濬益编订《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收录了陈介祺陶文数十品，并附有考释。孙文楷著有《古陶文字》，记其所收三代秦汉残陶百余种；又与其弟孙文澜合著《木庵古陶文释》，被王献唐编入《山左先哲遗书提要》，惜未印行。王懿荣所藏陶文后归刘鹗，使刘氏之陶文收藏至千余品；光绪三十年（1904），刘鹗选其中五百余件编成《铁云藏陶》三册（含封泥一册）并正式出版，他的另一部分陶文拓片则编入《铁云庚子劫余录》中的《古陶奇字》。此外，端方的陶文拓本编成了《陶斋藏陶》十卷。这一阶段的陶文收藏尚属于传统金石学范畴，陶文研究成果主要是拓本的著录，且少见刊行。

辛亥革命之后，陶文收藏家渐多，且有一些外国学者参与其中。这一时期的拓本辑录主要有吴隐的《桭斋古陶存》、方德九的《德九存陶》、张培澍的《古陶琐萃》、邵章的《古陶器文》、顾廷龙的《古陶文孴录》、周进的《季木藏陶》、谢芳的《云水山人陶文萃》等，内容多以山东地区出土的战国陶文为主。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后指出陶文与兵器、玺印、货币文字为六国古文字一系，指明了陶文的时代。1930年黄宾虹的《陶玺文字合证》，证明了玺印与陶文之间的关系。1934年王献唐辑成《邹滕古陶文字》二册，专门著录邹滕地区的陶文。1935年，唐兰发表《陈常陶釜考》、张政烺发表《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为陶文研究论述之先。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篇概述陶文的文章：一是顾廷龙《古陶文孴录·自序》，探讨了陶文的出土、陶器的形制、陶文的内容与行款、陶文与古籀文的关系等；二是王襄的《古陶残器絮语》，讨论了古陶残器的出处、时代、种类、书法、文字和著录等内容。国外对陶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1922年日本人太田孝太郎出版了《梦庵藏陶》，太仓喜八郎编有《古陶文》拓本，关野雄在临淄进行考察采集到了陶文。此外，英国人林仰山于1940年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第71卷发表论文，著录和讨论了1939年在济南大辛庄发现的一件有铭灰陶豆，这件陶豆现藏于山东博物馆，后来被证实该陶器系伪造，铭文则是根据真品翻制的。

民国时期，秦诏瓦量研究首见于罗振玉。罗振玉曾据陈介祺之拓片指出，瓦量上玺印所钤文字乃中国雕版印刷之滥觞。此后，王献唐对陈介祺藏秦诏瓦量拓本进行整理并题跋，其认识多与陈氏相同，并称“今此量以四字范多，数排印而成全文，此实是聚珍版之原始。可见古代文明开化之早”。黄濬于1935年以珂罗版出版的《衡斋金石识小录》收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残瓦量5件，与陈介祺所藏均不相类，应为黄濬所庋者。朵云轩藏有39种瓦量残片，其中33种为陈介祺所藏，6种为南社社员孙世伟所藏。随着近年来秦诏瓦量拓本的拍卖，徐无闻、刘君复等旧藏秦诏瓦量拓本渐为学界所知，成为秦诏瓦量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发现为陶文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陶文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这一时期研究的陶文仍以齐、鲁、邹、滕之地出土陶文为主，其次是关中秦地、燕国、三晋、两周陶文。李学勤较早关注齐国陶文，他的《战国题铭概述》（1959年）通过齐国陶文研究当时政治、经济状况，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1982年）介绍了自陈介祺首次发现陶文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内山东陶文的发现、收藏、著录和研究情况，材料搜集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大致的参考书目。此外，李先登的《天津师院图书馆藏陶文选释》（1978年）、朱德熙的《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1979年）、裘锡圭的《战国文字中的“市”》（1980年）、高明的《从临淄陶文看乡里制陶业》（1992年）、王恩田的《齐国地名陶文考》（1996年）、许淑珍的《齐国陶文的几个问题》（2002年）、李宝垒的《齐国陶文与田氏代齐研究》（2010年）等文章，不仅对部分陶文进行了释读，同时还利用陶文对制陶业的组织形式、陶工的身份、陶文年代分期以及地方军事制度和历史史实等进行了研究。2012年，新泰一中在施工过程中出土了165方陶文，任相宏、刘延常、乾惕、卫松涛、张振谦等学者对这批陶文进行了相关研究，随后出版了《新泰出土田齐陶文》一书。新泰出土陶文反映了齐国手工业管理制度、职官设置、量具制造等内容，学者们围绕齐铭立事以及陶文与田齐的关系等进行考释，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陈介祺對陶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