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 李险峰

明代北京地区有着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寺庙总数估计在1 000所以上[1]。然而，如今这类宗教遗产的数量已大为减少并面临不同困境[2]：一些遗产因长期缺乏足够关注而被闲置，成为城市中易被取代的“弱势空间”[3]；另一些遗产虽得以妥善保存，但随着公众观念变化及商业化开发的影响，其人文风貌越发趋同，并引起诸多社会争议[4]。因此，对于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上述“地方失忆”现象，如何重拾此类文化遗产的历史景观风貌？如何认知其核心的风景意象？这些都是保护与传承历史空间诗意特征应回答的问题。

面对物质遗产空间在当代的功能闲置与风貌趋同，古诗词为城市记忆延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来看，古诗词是具有中国古典文化特色的地理认知表达方式[5]，其所构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文字意象，既包含对环境景观的细微描写，也流露出作者的地方情感，为从人地关系视角解读大众文化与历史景观奠定了研究基础[6]。在此方面，已有不同学者进行了用于历史景观重建的诗词文学材料分析，如探究古代庐山[7]、明清黄山历史声景[8]、明清北京休闲空间[9]、重庆古代“八景”[10]、唐代关中地区[11]和成都古代平原乡村[12]等文化景观的自然与人文特征，从而推动了传统历史景观风貌研究的发展。

佛寺园林作为中国古代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风景点及风景建筑，是古代城市风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3]。北京佛寺园林在明代作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热衷的休闲游览地，是历来记录北京人文风光的诗词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描述对象。从风景开发与审美角度来看，各类古籍文献中所收录的北京佛寺园林游览诗文，不仅塑造了北京佛寺园林独特的视觉特征，也反映了北京地区的历史民俗文化。本研究以明代北京佛寺游览写景诗为研究素材，通过分析与统计其中出现的佛寺园林景观要素及风景意象，来解读诗文作品中佛寺园林的景观特点和文化表征，以期为当代文化遗产的相关实践与研究提供审慎参考。

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1 明代北京佛寺园林的景观认知机制探析

认知是人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思维与想象等形式反映客观事物的性质及事物间关系的过程[14]，该过程涉及的对象包括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2类。本研究认为诗文作者与后世读者均可视为认知主体：一方面，诗文作者作为明代北京佛寺园林环境中的亲历者，其认知特点在于通过亲身观察与思辨将景观要素重组为景观意象，进而借助文学手法实现对佛寺园林环境的形象构建；另一方面，当诗文开始为人传颂时，诗文作者与后世读者间便以文字为媒介建立了时空联系，读者作为诗文信息的接收者，通过阅读与想象作者已构建好的风景意象来反向追溯历史景观及其构成要素，从而完成对明代北京佛寺园林的间接认知。由此观之，游览写景诗中的景观要素以不同要素组合成的风景意象作为认知客体，在上述2类认知主体的佛寺环境认知过程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景观要素及由要素组合而成的风景意象2个方面入手，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明代诗文材料中北京佛寺园林的景观认知内容。首先，从明代古籍《帝京景物略》[15]和《宛署杂记》[16]中获得304位作者撰写的诗文826篇（共计51 077字），并筛选出游览写景类诗文所记载的佛寺88处；其次，借鉴扎根理论的分级编码方法提取、统计与归纳诗文材料中的景观要素信息；再次，使用文献计量学领域的共现词分析方法，以所有词语在诗文中的共现频率为依据进行聚类分析，判断景观要素词语的风景意象类别归属；最后，将上述结果结合历史舆图和ArcGIS核密度分析，定性总结诗文中的核心风景意象及文化表征。

2 明代北京佛寺园林的景观要素认知

2.1 佛寺分布及诗文数量特征

明朝嘉靖年间修筑北京外城后，全北京城格局采用五城制，即将内、外城36坊划分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和中城5个部分进行管理，郊区则由顺天府管辖。刘侗和于奕正在其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结合五城制并按照自然区位的差异，将北京城内外划分为城北内外、城东内外、城南内外、城西内外、西山上下和畿辅几个部分。参考上述区域划分方法，并基于简洁明了的原则，本研究按五城制划分城区；同时，将北京内、外城视为整体，依据东、西、南、北方位将城外区域划分为东郊、西郊、南郊和北郊4区。

在此基础上，结合史料对游览写景诗中提及的88处佛寺进行地理定位。最终，除弘觉寺与延寿寺因有效信息较少而无法定位之外，剩余佛寺均按其所属方位划分了区域归属，由此得出诗文材料中所描写佛寺的空间分布与诗文数量（表1，图1、2）。其中，明北京城城内以南城与北城的佛寺游览写景诗文和诗文提及佛寺的数量最多；北京城城外则是西郊的游览写景诗文数量最多，且此区诗文记叙的佛寺多集中分布于城关以西至小西山（即明代香山、玉泉山和瓮山一带）范围内。

表1 明代北京各区域佛寺诗文数量与所描写的佛寺数量Tab. 1 The number of poems and Buddhist templ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Bei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1 明代北京城的诗文描写佛寺分布情况Distribu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described in poems in Beijing City in the Ming Dynasty

2.2 明代北京佛寺园林的景观要素提取

借鉴扎根理论的分级编码方法（图3）对诗文材料进行整理，共得到7 566个涉及景观描写的原始文本节点。基于对上述节点的整合，得到包含58类景观描写对象的11个景观范畴。在此之后，通过进一步归类，可将明代佛寺园林的景观要素认知客体概括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2个主范畴（图4）。

3 基于扎根理论的诗文编码流程The coding process of poem text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4 诗文中的景观要素提取结果The extraction results of landscape elements in poem texts

从编码结果来看，诗文包含的景观要素类别较为丰富，且自然景观要素（相关原始节点共计4 916项）比人文景观要素（相关原始节点共计2 650项）的提及频数更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人对自然景观的喜爱。在自然景观范畴的景观要素中，古人主要通过对植物、天象、气象、生物、水景和山石6个范畴的描绘与刻画，来塑造佛寺空间与自然山水的亲和交融之境；特别是其中对植物和山石的记录，凸显佛寺环境的丰富多变。首先，植物要素在诗文中除了有描述环境之用外，也体现了对佛寺历史特色风貌的构建意义。例如《帝京景物略》[15]中记载了韦公寺内的海棠、苹婆，且寺外的柰子（李树）是该寺独具特色的植物景观，于是便有雷思霈于该寺所作的《饮柰子树下》：“一株柰树相传古，不记何年植此土。交枝拂地仍拂云，细叶凄风复凄雨。”其次，从对山石的描写中可看出古人对北京地区山岳全貌之“势”与细部之“质”的直观感受：诗文中“巑岏”“岧峣”和“崔嵬”等形容词语突出了山景整体的高峻壮美；“崿”（山崖）、“巘”（大山上的小山）、“巅”（山顶）、“硖”（两山间的溪谷）等辞藻展现了不同的山体空间风貌；“石窦”“石眼”“石笋”“石梁”“石隙”等有关岩体形态的写实描绘，则反映出诗文作者对环境入微观察后产生的直观认知，及对自然的审美情趣。

人文景观范畴则主要以建筑要素为主，环境声响、光影和人物要素多用于烘托氛围与构建场景，通过与建筑要素搭配来构建诗意的人文景观氛围。究其原因，一方面明代佛寺建筑类型多样且富有特色，如诗文中的报国寺毗庐阁、香山寺来青轩和天宁寺密檐实心砖塔等，均为佛寺所在地的重要文化标志。另一方面，建筑要素作为诗文中的时空参照物，是反映佛寺景观变化以及作者情感的文学媒介。如冯友经的《云居寺》，“青青岑嶂切天开，涧石萦回半隐苔。松下覆茅精舍出，花间纡径远泉来”[15]，通过对建筑、山石和花木的空间方位描写，表现佛寺与山水环境间丰富的景观结构关系；又如汪历贤的《燃灯佛塔》，“燃灯何代佛，兹塔留显迹。凋谢金碧余，寂寥丘阜积。残铎时一鸣，岁月犹历历。窅然入古初，尘劫一朝夕”[15]，借助对佑胜教寺燃灯佛塔旧迹细节的描写，表达出作者的时间流逝之感与怀古之情。

3 明代北京佛寺园林的风景意象认知

3.1 风景意象提取

以前文所提取出的景观描写对象A1～A58为基准，建立包括58个景观要素名词的标准景观词汇词典，并将所有原始节点依其所属的景观描写对象类别，替换为标准景观词汇词典中对应的景观要素名词。其次，通过Python编程剔除826首诗中的非景观要素字词及标点等无意义符号后，统计每2个景观要素名词在同一首诗中的共现频数，继而建立58×58的无向多值景观共现词矩阵（图5），获得1 608类词汇共现关系。

5 景观要素共现词矩阵可视化图Visualization of co-occurrence word matrix of landscape elements

考虑共现关系类别较多，为便于整体上掌握词汇间的主要组合关系，采用帕累托原则（Pareto principle）对频次数据进行筛选[18]：将所有共现词的共现频次降序排列后，计算累积共现频率并绘制帕累托图，保留累积共现频率至80%为止的前594条共现关系（图6）。随后，将筛选后的共现关系数据导入VOSviewer软件中建立共现词网络图（图7）；依词汇间的关联性进行词汇类别归属划分，共得到6类景观要素词汇组合，由此对应归纳出诗文材料中蕴含的主要风景意象为：登高览胜、祗岸浮光、僧客同寺、绀殿梵林、松泉幽胜和寺外尘嚣。

6 基于帕累托原则分析的共现词对筛选Filtering of co-occurrence pairs based on the Pareto principle

7 景观要素共现词网络聚类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 of co-occurrence words of landscape elements

3.2 风景意象空间分布分析

使用ArcGIS软件的核密度分析功能，以每个风景意象所属的景观描写对象在各游览诗中的平均出现次数为权重指标，使用自然间断点（natural break）分类法，将6类风景意象在明代北京地区的分布情况分为低密度区、较低密度区、中等密度区、较高密度区和高密度区5级，从而生成风景意象的空间分布特征图（图8）。

8 明代北京佛寺园林风景意象的空间分布特征[17]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landscape images of the Buddhist temple gardens in Beijing region in the Ming Dynasty[17]

总体看来，6类风景意象均表现出广泛分布和局部聚集的二元空间格局特征，此类特征是对明代北京佛寺区位条件和诗文创作数量和内容特征的直观反映。一方面，诗文中的佛寺虽然选址各异，但几乎每处佛寺的景观环境都涉及4种以上的风景意象，可见明代北京的诸多佛寺所拥有的良好风景资源，有助于激发文人士大夫的创作热情，满足游览写景诗创作过程中对构景内容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除“登高览胜”风景意象仅围绕香山形成一个聚集核心外，其余5类风景意象均明显围绕明北京城的西北部及香山一带形成2个聚集核心，这与诗文数量和佛寺聚集分布情况存在相似之处。

一方面，明代北京城北城区域因积水潭一带的水景资源，是京城内景致独特的“水乡泽国”，多有僧人或官宦人士在此兴建佛寺及游览赏景，从而留下多篇佛寺游览诗文；而阜成门外以西的要道与西直门外的高梁河流域沿线作为通往京西的2条古道，在明代亦是佛寺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如明代西直门外的广通寺、真觉寺、极乐寺和万寿寺，阜成门外的慈寿寺等在《帝京景物略》中均有多篇诗文描写，由此使得上述区域成为不同风景意象的聚集之处。

另一方面，西山地区因地质地貌、水文和植被等自然资源禀赋而具有良好的景观条件，经过历代不断的修建活动形成了该处在明代佛寺林立的局面。而小西山一带因距离京城较近，便于文人士大夫在3～5天左右的休沐期从容出行[19]，因此该地的佛寺易成为其出游西山、赋诗游赏的首选目标，故此区域的佛寺游览写景诗数量较大且有多种风景意象聚集分布。

此外，尽管前文已提及明北京城城内的南城区域存在多篇佛寺游览写景诗文，但此处却并未形成明显的风景意象聚集核心。通过判读诗文内容并结合北京城的发展变迁历史可知，南城西部的宣南坊、宣北坊和白纸坊一带作为北京城前身蓟城（幽州城）的所在之处（辽代南京、金代中都亦在此地），自古便是佛教发展的重心[20]。虽然到明朝时期仍留存多座历史悠久的古刹，但文人墨客来此并非单纯休憩游赏，更多是赋诗抒发怀古忧思之情，因此诗文中的写景内容比重较轻、较为零散。

3.3 风景意象景观特征分析

综合风景意象组合所包含的景观要素名词（图7），对应诗文内容以及风景意象的空间分布情况（图8），可对6类风景意象蕴含的佛寺园林景观特征做如下解读：

1）登高览胜。主要展现诗人登高所见的山岳形胜的自然环境与寺院建筑的构造之美。诗文中有诸多佛寺选址于北京城外的山地区域，这些佛寺借助山势地貌来经营其自身空间布局，既增加了佛寺景观的独特神秘之感，也激发出游人的游览兴致，因此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郊游去处与诗文描写对象，如袁中道《法云寺》，“直北西山曲，峰峦似剑铓。近皴飞雨点，高岭入星光”[15]，陈沂同《文待诏登西山洪光寺》，“九盘石磴上招提，路出岧峣见古题”[15]，均通过记录诗人登山途中所见山势之多变，凸显佛寺所处环境的高耸隐秘。

2）祗岸浮光。其中的景观要素名词多突出与水有关的环境要素。在意象解释方面，历史上明代北京地区的水资源较为富足，诸如永定河、拒马河、三里河和泡子河等水系共同组成的北京城水体网络，为佛寺的设立以及水体景观的营造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1]，如明代北京城城内什刹海一带作为著名的游赏观荷场所，聚集了龙华寺、净业寺和莲花庵等众多佛寺，因此有诸多文人士大夫对其进行赋诗描写，如南师仲《龙华寺》，“一湖浪白风生柳，千亩云黄香过莲”[15]，吴惟英《莲花庵》，“去年香里客，今复到荷堤。浅水兼天阔，新蒲与岸齐”[15]。

3）僧客同寺。主要凸显了佛寺园林中的人物及场景。根据对应诗文的描写内容可知，明代北京佛寺的功能并不只限于作为佛事活动的发生场所，也是古代社会进行节日贸易与休闲郊游的活动中心。对于士大夫文人阶层来说，佛寺园林因其清幽的环境氛围，是进行文会雅集与山水游赏的适宜去处。在诗文的描写中，作者或登高怀古、或礼佛参拜、或酌茗抚琴、抑或交谈观灯（表2），反映出佛寺园林活动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活动内容的多样化。

表2 游览诗中出现的佛寺园林活动[15-16]Tab. 2 Public activities in Buddhist temple gardens as described in poems[15-16]

4）绀殿梵林。强调了佛寺建筑与自然环境所构成的林间景象。在意象解释方面，不少诗人通过文学描写以动衬静，用林间树响、鸟鸣、虫鸣声或梵音反衬佛寺环境的幽静之感，如释修懿《广慧庵坐月》[15]，“树响通悬谷，花香来近丘。静听松露下，宿鸟几惊投”，邬佐卿《香山寺》[16]，“入林闻梵语，面岭敞禅扉”，李荫《宝林寺古风一首》[16]，“鸟声杂梵音，窗色落空翠”，均是此类描写的典型诗句。

5）松泉幽胜。其中的景观要素名词多为烘托氛围与营造意境的气象及造景元素。在诗文之中，这类意象既可体现注重植物和置石配置的寺内环境一隅，如袁宏道的《崇国寺葡萄园，同黄平倩诸君剧饮》[15]，“分栋理孙枝，凿泉过小畎。树上酒提偏，波面流杯满”，可代表寺外独具意境的自然组景；又如谭元春的《繇香山上洪光寺寻径》[15]，“登登物物是森森，携有泉源到树音。松柏午天皆暮色，诱人风雨晚秋心”。总之，在古人们的文学审美关怀下，此类风景意象被赋予了高雅清幽的人文格调，成为诗文中营造佛寺园林空间意境的重要组分。

6）寺外尘嚣。其描写内容多为作者在前往佛寺过程中的沿途经历，以及在佛寺中所见的寺外之景。如胡汝焕的《华严寺》[15]，“遥望诸陵紫，时驱我马黄。帝城车骑盛，不更设舟航”，王维桢的《慈恩寺纳凉》[16]，“野外烦嚣绝，城中车马纷”，均记录了作者与友人在到达佛寺前所遇的人文景色。而诸如何景明的《功德寺》[16]，“帝城看不远，时见五云还”，何宇度的《登真觉寺塔》[16]，“宝塔闲能眺，秋原望不迷。长安此行乐，山水满城西”，则体现的是诗文作者在寺内登高而望之景。

4 讨论与结论

在文人骚客创作的佛寺游览诗文中，明代北京佛寺园林的景观视觉形象较为丰富。其园林景观之美不仅美在佛寺本身，也美在与其周边自然、人文要素的互动之中。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佛寺游览诗的创作，塑造了北京佛寺园林在视觉上的历史特征，并为其增添了文学浪漫色彩。

诸多景观要素在古诗文法的组合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风景意象，是此类历史景观地方感形成的重要佐证。同时，根据6类风景意象中的描写视角来看，诗文作者共从远观（眺望所见的城市风貌与远山佛寺）—中观（沿途所见的风景序列）—微观（可触可感的景观细节）3个空间层次对佛寺园林景致进行观察记录。故对于佛寺园林景观的历史风貌保护来说，关注点不应仅限于佛寺园林内部，也可从上述3个层次进行整体建构。此外，由于时代与社会需求变迁，诗文中所述的诸多文人活动现已不多见。因此在当代遗产修复与再利用过程中，也可结合佛寺遗产的历史背景对相关历史活动进行适当恢复，以期增加其人文深度。

笔者从诗文视角对明代北京佛寺园林进行研究，文中所用分析方法对于理解其整体、宏观的历史景观风貌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研究方法及诗文样本数量所限，所得结论难免具有一定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笔者后续将进一步扩大古籍收集范围，采用史料互证的方式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未来可通过建立历史地理数据库并结合知识图谱构建方法，实现对北京佛寺园林历史信息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承。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其中图2、8的底图来自参考文献[17]。

2 明代北京地区的诗文描写佛寺分布情况[17]
Distribution of Buddhist temples described in poems in Beijing region in the Ming Dynasty[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