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斯琦 李尤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6）

一、绪论

2021 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0年10 月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这一新发展目标引领下，我国势必要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产业结构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产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但现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早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长期、显著的负外部性特征，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无法有效解决，但环境规制却可以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一条新的思路。目前而言，我国的环境规制主要依据实施主体化分为两种形式，一方面是由政府主导的，即正式的环境规制；另一方面则是由社会公众自发产生的，即非正式的环境规制。这两种形式的规制手段在自身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相互影响。因此，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研究初期，学者们普遍以控制成本作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认为环境规制会导致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生产压力增加，加重企业的生产负担，不会显著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的观点逐渐发生转变。

首先，部分学者对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和路径进行分析，主要从技术创新、开放程度、贸易壁垒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毛建辉和管超（2019）的研究表明，创新和对外开放水平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FDI 流入和投资需求具有反向作用。李江等（2020）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利用外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均可以产生正向引导。

基于对不同影响因素的研究，部分学者着重对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能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收益不仅可以弥补环境成本，还可以产生更多增值，即实现“创新补偿”。许多学者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闫莹，孙亚蓉（2020）等认为持续的R&D 投入和环境规制政策会对中国工业企业创新产生决定性影响，创新产出中的新产品销售是驱动中国工业绿色增长的现实动力。在研究对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上，Andong Liu，Xuesong Gu（2020）通过分别建立动、静状态下的面板阈值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具有阈值效应，并且这种效应与企业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在研究对整体经济发展上，上官绪明（2020）认为我国科技创新及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直接提升效应。

除此以外，部分学者将地区异质性发挥的效用纳入考虑。在地区异质性问题上，李恺，上官绪明（2021）认为R&D 投入及环境规制的影响对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显著低于对小城市的影响。孟望生，邵芳琴（2020）的研究表明黄河流域的环境规制通过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来间接提升绿色经济增长效率。

基于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笔者发现目前学者对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路径与机制研究，通过建立实证模型，选取部分地区的数据进行异质性分析。但通过对以往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对于我国北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笔者尝试采用面板门限模型，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二者关系，为助力我国北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贡献力量。

三、理论机制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中，供给需求理论是整个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石之一。对于环境规制政策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分析。

（一）需求侧

1.消费需求的可替代性

环境规制能通过消费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消费需求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商品使用价值、时代价值以及消费者自身的消费观念与消费预期等。首先，对于非环保型企业来说，当政府出台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时，由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与政策相悖，势必会增加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成本。而企业作为利益的追逐者，一定会将额外的成本通过价格手段转嫁给市场中的消费者。当人们意识到购买的产品价格上涨时，理性的消费者会开始寻找更具性价比的环保替代品，逐步减少对此类企业产品的消费，进而从消费端推动非环保型企业的生产方式转型。另一方面，当政府颁布环境规制政策，就会潜移默化地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逐步改变消费者的购买偏好，推动消费倾向转移至环保型产品，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生产决策的企业会就会改变生产策略，逐步转向清洁化生产。

2.投资规模向清洁产业转移

同样，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主要体现在投资规模由污染密集型企业向环保型企业的转移。对于污染密集型企业，由于投资规模的不断缩小以及环保技术和资本外逃等因素的限制，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迫使企业产业结构逐步转向清洁化；而从环保企业的角度来看，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后，企业自然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当资本积累足够时，企业就可以进行集约化生产和规模扩张，占领更多市场份额。而企业自身的环保技术优势将继续吸引投资，进一步提高清洁产业在投资市场份额中的比重，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二）供给侧

同样从理论与实际出发，技术创新水平是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产生作用的重要传导机制。技术创新是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关键竞争力，是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环境规制政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科学技术水平来拉动生产力水平，从而提高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而这一收益的增加远远大于开展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成本。企业为了提升经济效益与行业竞争力，就会主动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带动产业分工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兴起，最终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基于对研究准确性的考量，在研究中将采用面板模型进行研究。相比于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模型来说，面板模型可以构建并测试不同个体的时间序列数据，同时能够增加模型的数据量，极大程度上降低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同时，借鉴已有学者观点，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可能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因此在模型中也将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来实证检验二者间的非线性关系。

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环境规制（ER）：作为最主要的解释变量之一，现有的研究方法针对于环境规制的衡量标准主要是依据强度进行刻画。基于对研究核心和数据可得性的角度考虑，在模型中将选取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作为环境规制的研究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INU）：模型将通过计算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服务型经济结构的标准，进而用来解释产业结构升级与否。当比率增加时，表明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移，即为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增加；反之亦然。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各种因素共同影响的过程，除了环境规制外还包括很多因素，譬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经过综合考虑，将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并分别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TI）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S）作为衡量三者的研究变量。

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及EPS数据库，选取2000 年至2020 年我国北部地区12 个省份及直辖市的相关数据（为方便研究，选取安徽、江苏全省的数据），并对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

（三）面板回归模型分析

由模型（1）可知，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1 所示。显然，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可见，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这一结果说明，在初始阶段的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这可能是因为与环境监管发展较好的地区相比，北方地区环境监管力度仍然较弱，仍使污染密集型企业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这使得其他发达地区将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产业转移到该地区，造成更加严重的污染，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建设目标。而当地方政府将环境管控强度盯紧到一定水平时，将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即非环保型企业为了规避生产和经营风险将自发进行产业转移，而环保型企业则可以持续经营，从而使得本地的企业结构逐步转向以清洁型产业为主的布局。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效应通过检验，表明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对于我国北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还是相对明显的，也意味着北部地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

表格1 面板回归结果

*** p＜.01,** p＜.05,* p＜.1数据来源：Stata，国家统计局官网及EPS 数据库。

（四）面板门限模型分析

模型选取环境规制强度作为模型的阈值变量，通过Bootstrap 法进行门槛自抽样检验，且均通过5%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估计结果如表2 所示。可见，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值分别为1.562 和1.587，且在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1.209,1.566］和［1.510,1.593］。

表格2 门槛估计值及置信区间

门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 所示。由结果可知，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1.562 时，即北部地区刚开始实施环境保护政策时，环境规制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但结果并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介于1.562 和1.587之间时，环境规制在5% 水平下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优化。然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进一步严格，超过1.587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且逐步趋向于正向影响。这表明随着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大，这种微弱的正效应逐渐被负效应取代。但当区域的环境调节强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抑制效应又将显著减弱，并逐渐转变为积极的促进效应。

表格3 环境规制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五、对策与建议

（一）因地制宜，完善环境规制政策

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实现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首先，政府应该对北方地区主体功能区进行划分，贯彻落实环保持续发展理念，同时参考每个地方的资源环境的最大承载能力，因地制宜进行合理分配，在确保环境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发挥北方地区的发展潜力。其次，政府应秉持全局规划与优劣互补的理念，统筹规划，建立健全环境规制补偿机制的手段，降低地方政府的改革压力。

（二）提高环境执法效率，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提高环境执法效率是推进环境规制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手段之一。政府要深化法治改革，强化优先监督与政策执行效果，真正达到环境执法的效果的目的，优化环境资源的统一调配。同时，政府要坚持科学立法、从严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建立完善的法治体系协调环境经济发展。

（三）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我国北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高低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首先要积极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如通过金融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提升技术研发水平，同时完善区域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技术创新的良好氛围。针对技术创新基础较好的地区，政府应加大科研投资力度，推动产业耦合与产业集聚化建设，积极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产业，为我国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四）积极改善消费结构与投资结构

加强居民环保理念，提倡绿色消费，并对立足于转型和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缓解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阵痛，改善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