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振兴乡村战略”，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将乡村振兴战略更好落实到实际工作中，需要对这一战略目标进行深入分析和透彻理解。

如何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和奋斗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好哪些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目前存在哪些误区？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评论》记者专访了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

中国经济评论：当前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背景是什么？

贺雪峰：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城市化，二是现代化，这二者是紧密相关的。

现阶段中国实现现代化面临国内外的多方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较为严峻，我们必须做好充足的预判。立足国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速度必然减慢，整个社会增加的财富量在变小。伴随经济发展，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强的获得感，社会各阶层都希望获得更多财富，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着贫富差距更大的矛盾，这也是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原因。世界上一些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内各阶层的矛盾激化，资源如何分的矛盾超过了如何增加资源的矛盾。这是需要我们引以为鉴的。

乡村振兴的第二个背景就是城市化。城市化可简单理解为农民进城，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转入二三产业。这导致了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小城市人口增长较慢，大城市、东部沿海地区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这样的城市化，也导致农村的老龄化与空心化。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农民进城后会将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带回农村，在农村建房、消费。进入第二个十年后，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农民在城市买房。由于城市房价远高于农村，农民往往将其过去的收入积蓄加上未来的预期收入通过按揭贷款买房。全国70%以上的农民家庭都是老年人从事农业，年轻人进城务工，从而造成了现在农村的空心化和老年化，农村的建设也不如过去，变得更加萧条了。

中国经济评论：您如何看待乡村振兴战略的奋斗目标和所处的阶段？

贺雪峰：从不同阶段来看乡村振兴的奋斗目标，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2035年前我们处于乡村振兴的初级阶段，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它支持城市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突破国际围堵，让国家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解决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从而城市能逐步通过科技进步、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和高质量服务业机会。

城市化伴随着更多农民进城，他们在城市找到有较高报酬的就业机会，能够在城市安居。这也会腾出其以往占有的资源和机会，如土地、手工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使得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获得更多的机会和相对不低的收入。这样也就有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在城市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背景下，我国的现代化也能逐步突破国际围堵。在此基础上，2035年后我国的乡村振兴就能朝高级阶段迈进。

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主要矛盾不在农业和农村，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服务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或者主要服务对象应当是产业升级、科技进步，是城市的现代化。

现代化往往是不平衡的。农村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重点。目前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现代化的关键也在城市。只有当城市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才会有更高水平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2035年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城市，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2035年后，我们要以更大的投入来优先支持农村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补齐现代化短板。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学界、政策部门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现阶段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只处于初步阶段，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另一种也是主流的观点，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要加快。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振兴战略在地方的实践中等同于美丽乡村建设，要将乡村建设得比城市生活更美好、更具有吸引力，甚至有更多就业机会，鼓励农民工返乡，实施田园综合体，发展民宿和乡村旅游——关于这些方面，目前有大量的资金支持，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很危险。我们正处于农民快速进城过程中，要做的不是吸引农民留在农村。農村的土地和就业机会有限，即使一个地方发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取得成功，也往往对其他地方形成了替代。在缺乏创新的前提下面，市场容量有限，政府越支持特定农村的特定产业，这个领域的竞争就越激烈，就可能有越多的破产。市场需求有限，土地有限，政府支持的结果往往是农产品竞争更加惨烈，农民更加没有办法从农业中获得收入。

中国经济评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力解决好哪些问题？

贺雪峰：乡村振兴战略着力解决的是打基础、补短板、保底线的问题。

一是打基础。实际上农村有大概两种产业，一种是农业，一种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后者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都非常少。和日本相比，中国人口约为日本人口的十倍，农户数量却是日本的100倍。要达到日本的小农经济规模，我们现在的农业人口还要减少90%。所以乡村振兴现阶段的工作就是要打好基础，即为依托农业的两亿多农户提供基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现在中央提到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很好的举措。

二是补短板，针对农村里农民生产、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困难、问题和不足进行补短板。补短板是不是要把短板补成长板？我觉得也不可能，因为国家的财政资金是有限的。一个地方花了很多钱，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还好，这不正常。伴随农民进城，农村正在空心化，财政资源投入后，享受服务的人大规模减少，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好，无疑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三是保底线。保底线的第一层意思是，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比如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现在农村有基本公共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大概100块钱，以此为基础鼓励农民缴纳更多的养老保险，多缴多得。农民如果身体健康，其养老问题并不大。最重要的是其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养老责任就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如今大部分农户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老年人留守务农，很多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在减弱，这就需要国家对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做深层制度设计。

大部分农民都想进城，能否在城市安居却是不确定的，所以农民进城的同时会保留农村的宅基地和土地，以保留返乡退路。农民进城会存在两种失败的可能性，一是进城做生意、务工不顺利，失败后回农村，二是随着进城务工农民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城市找到适合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又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他们就会返乡。

在农村，当前农业基础设施较好且农业普遍机械化，老年农民也可以与土地进行有效结合，只要有了土地，他们不仅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还有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关系。这样，农民进城失败后仍然可以回到农村去过相比城市贫民窟而言更好的生活。这是保底线的第二层意思。

中国经济评论：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以及采取哪些措施去实施？

贺雪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第一句就是“产业兴旺”。由于缺少区位优势以及错失乡村工业化的机遇，占全国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地区不再有乡村工业化的可能。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以小作坊为基础的工业化是没有可能再发展的，这是共识。

当前中国仍有5亿多农村人口、2亿多农户，全国20亿亩耕地，户均不足10亩，显然也不大可能发育出大量的规模经营农户。

一般农业型地区实现产业兴旺的另一出路是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这样的新业态必须具备区位条件和旅游资源条件，而具备这样条件的农村，资本就一定会主动找上门来投资。依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机会发展出新业态的农村占全国农村的比例不超过5%。目前几乎全国地方政府都在大力度支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产生了严重的同质竞争，结果，政府扶持的地方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具有区位优势且已经发展起来的地方也因为恶性竞争客源持续流失，而导致破产。

乡村现在的产业兴旺是以农业和乡村旅游为基础的产业兴旺，只有在农村人口很少的情况下才可能产业兴旺。农业在GDP中占比只有7%，这一比例还在持续萎缩，我们现在的5亿多农村人口如果都依靠农业的GDP达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我们现在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将他们从农业转移出来，使得真正需要从农业获取收入的人口大幅度减少，从而农业的经营规模扩大、活力增加，并最终通过产业兴旺来达到共同富裕。

现阶段对于产业兴旺要做一个比较宏观的理解。实际上，几乎所有农民家庭，主要收入都是来自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而不是依靠农村的产业。产业兴旺不能只理解为乡村的产业，要理解为整个中国的所有产业，包括城市、县域，甚至沿海发达地区等地。

中国经济评论：您在《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一书中写道，“乡村振兴战略尤其不是也不能是为资本下乡、城市富人下乡提供市场通道的政策。”您能详细谈谈您的观点吗？

贺雪峰：有观点认为，乡村振兴一定是资本、土地和人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农村要向城市市民开放，市民下乡带动乡村振兴，并且市民也有下乡的诉求。但是之所以当前中国城乡体制中保有对城市资本下乡的限制，即包括城市市民在内的城市资本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是国家担心城市资本下乡会剥夺农民在农村赖以保底的基本保障。国家不希望城市资本下乡建了在农村看星星看月亮的度假别墅，却断了农民进城失败的退路。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是一种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却不允许资本自由下乡的保护农民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

有人讲，城市富人下乡买地，农村穷人进城，可以提高农村的人均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统计上虽然如此，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却会急剧拉大。农民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可以转化成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城里却不能实现这一转化。最重要的是让缺少在城里体面安居能力的农民家庭失去了农村的安居退路，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且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因为城市向农民开放，农村能力强和收入高的农民家庭进城，城市富人下乡又受到限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应当更加辩证地看待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既然农村能力强、收入高的农民家庭选择进城，城市化又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必然，那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常合理的。

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要讓资本比较少的农民进城，让城市变得更穷。而是要让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有能力的农民进城，留下不愿意进城和无法进城的农民在农村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如果鼓励城市资本下乡，农村里的农民就无法获得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由进城农民转移出来的获利机会，帮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的目的就无法达到。

中国经济评论：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现在存在哪些误区？

贺雪峰：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最大的误区在于混淆了乡村振兴所处的实际阶段，将2035年后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目标当作今天要实现的目标，急于求成。

习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对于乡村振兴这一历史性任务，我们要有耐心。从生态宜居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全国农村调研，发现几乎全国所有地方都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投资上百万甚至上亿的钱，建设标准甚至高于城市。问题是，国家投入财政资金最终要讲求使用效率。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使用率高，资源效率能充分发挥。村庄可能就只有几十户居民，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并不现实且无法推广。从产业兴旺的角度来看，几乎全国地方政府都在推动全域旅游，将休闲农业和农村旅游变成似乎可以拯救农村的主导产业，这样不仅浪费，而且很危险。这些工作都是求急求快，没有看到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要在不同阶段做不同的事情。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打基础、补短板、保底线。从生活富裕的角度来看，农民的生活富裕要靠他们个人的奋斗。农民通过在城乡广阔的领域里展开他们的奋斗史，而不是只能在农村和农业领域。这也是需要我们认识到的问题。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央财政在乡村振兴方面做了大量打基础、补短板、保底线的工作，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