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戎静侃

故事要从遥远的6000 年前开始讲起。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了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凸弧刃石斧，其穿孔不仅直径大，孔的内壁还有明显的从两侧器表逐渐向内收小的趋势，并在中间形成一圈中脊，钻孔表面可辨旋磨痕迹。这几方面特征，指向了一种先前认为到距今5500 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时期才出现的石器加工技术—管钻穿孔。这件石斧的出现，让这一发明的“专利权”前溯几百年，归马家浜文化先民所有。

管钻穿孔是用竹、木、骨等材质的空心管具紧顶在穿孔的位置上，不断加沙加水，旋压研磨而成。在这过程中钻管自身也会逐渐磨损变小，而较厚的石器需在反面相应的位置上对钻，两头“开挖”，在中间“贯通”，因此经常会看到孔内的脊线或错层台阶。相较于尖头钻，管钻研磨接触面减小，效率提高，最重要的是可以高效钻大孔。

古人为什么要钻研出“管钻”的方法呢？这就要回溯到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石器工业的发展历程中寻找答案。

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一大标志—磨制石器，即对粗制成型的石器“深加工”，将器表、刃部磨得平整光滑。这种费时费力的工作，显然是受现实功能需要的推动。一种解释是，随着人们开始栽培植物，需要清除森林、翻耕土地、收割作物，磨制而成的石斧、石犁、石镰要比表面粗糙而不规则的打制石器更易用和耐用。

同时随着经验的积累，先民对不同材料的物理特质有了越来越深入的理解，开始将它们组合成“一件”工具，比如削尖的长木杆可以直接用来叉鱼、投掷，但如果在木杆端部加上石矛头，锋利坚固的程度大大提高，整器的配重也更合理。古人发现作为砍伐工具或战斗武器的石斧头，加上木柄更好用，虽然他们并不明白背后的杠杆原理和惯性原理。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就出土了多件早至距今8000 年的石斧和在特殊埋藏环境下保留下来的木质斧柄。

2004 年崧泽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凸弧刃石斧，高10 厘米

管钻钻孔中的错层台阶和钻芯示意

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石斧与木柄的推测组装方式（距今8300—7800 年）

为使各部件的结合更为牢固，最初的镶嵌式装柄发展成为绑缚式，先民还是觉得不牢靠，于是产生了钻一个大孔，从孔中穿绳子再绑到柄上的思路和需求。虽然钻孔技术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但用尖头钻和琢凿法只能加工出小孔，用来穿系或装饰。若要加大孔径，实心尖头钻就显得力不从心、非常费力了，管钻技术或许就是因此发明和普及。在此基础上，石斧的制造技术迅速成熟，并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崧泽遗址出土带镦石斧

带镦石斧装柄复原

青墩遗址出土带柄穿孔陶斧

崧泽文化时期出现了柄部底端装骨镦的石斧，这正是本文的主角。这件崧泽文化带镦石斧，1995 年出土于崧泽遗址，石斧高13.4 厘米，骨镦长4.8 厘米。石斧表面略经打磨，器形较薄，两侧起脊线，顶部弧凸，刃部圆弧，斧身上部有一对钻的大圆孔。骨镦质地坚硬，呈椭圆柱形，中空，銎部两侧各有插销孔，出土时插销完整保留其中，外壁上刻有三道凹弦纹。

起初考古队员在发掘时将石斧和骨镦编为2 个号，但经过仔细观察，它们其实是同一件器物的组成部分，只是有机质的柄部没能保存下来。给木柄装上镦，既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又是很好的装饰，而这在崧泽文化中很少发现，可见这件斧头的主人身份不一般。

此前，1979 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件距今5000 多年的带柄穿孔陶斧，斧身嵌插入柄部的凹槽构成完整器形，柄部下端则有明确的镦造型，生动描摹了这种“两件套”的装柄组合方式。这件模型给崧泽文化带镦石斧的复原提供了直接依据，二者在湮没地下数千年后，经过考古学者的发掘和研究，形成了奇妙的互证，让我们一窥那个已然逝去却仿佛触之可及的世界。

同样是崧泽文化时期，斧、钺分化，学者对其分型分式多有讨论，如认为体形窄长、穿孔偏于上部的为斧，体形宽扁、边与角圆弧、钻孔靠近中部的是钺（甲骨文中“戉”字即其象形），而体形呈长方梯形、刃角趋向锐利的一类是介于斧和钺的中间形态（称作“风”字形）。材料和加工工艺上也愈发考究，出现了用玉料制作的玉斧、玉钺。通过微痕分析还观察到其中许多并无实际用于砍斫的痕迹，更表明它们已脱离了实用层面，成了一种象征杀伐大权尤其是军权的“权杖”。也有学者提出这一阶段玉斧和玉钺可能用于祭祀礼仪而开始“神格化”，象征着神权。如崧泽遗址出土石钺上残存的彩绘描绘了当时石斧、石钺的装柄绑缚方式。石钺上加彩绘，显然已经脱离了实用功能，而凝聚了精神信仰力量。

至良渚文化时期，带镦的玉石斧钺再次“升级”，发展成配备冒、镦的“三件套”玉钺—它是良渚文化中与玉琮、玉璧并驾齐驱的重要礼器。手持玉质钺、斧的首领享受着使用石斧的平民创造的劳动成果，同出于一源的器具，随着社会的演进，彼此走向对立，折射着早期文明起源的进程。

图①崧泽遗址出土彩绘石钺及其线图

图② 安阳妇好墓出土商代妇好铜钺

图③1984 年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冒镦组合玉钺，钺高15.9 厘米，刃宽10 厘米

将军权和王权系于斧钺的传统发端自崧泽文化，成熟于良渚文化，后又在中原王朝传承发展，文献中有夏、商、周三代君王“秉钺”“把钺”的礼制规定。商代女将军、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的墓中就出土了4 件青铜钺，它们静静诉说着这位巾帼英雄募兵执钺、征伐四方的传奇故事。

《史记·周本纪》记牧野之战战前誓师时，“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战胜之后又“以黄钺斩纣头，县（通‘悬’）大白之旗”，“斩（纣之嬖妾二女）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可见钺不仅是王指挥三军的权杖，也是象征受命于天、周革殷命的神圣信物，而其本身的颜色、形制亦对应着不同的身份等级。此时的钺复合了多层面的信仰内涵，“藏礼于器”的文化传统至周礼而集大成。秦汉以后，钺仍然具有崇高的礼仪地位，如《汉书·王莽传》记载，“以太保甄邯为大将军，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杖节，右把钺，屯城外”。

今天各式斧头仍然活跃在采伐、消防、户外等实用场景，而曾经被赋予丰富礼仪文化内涵的斧钺，已退居历史深处，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和兴盛延绵中，一个闪耀着金石光彩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