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子世界》从女性视角记录了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特征，为研究近代女性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为探寻早期报刊女性主义的叙事特点，文章以《女子世界》为研究对象，对叙事语言进行解读，重点围绕其关于女性解放的相关叙事，探究近代报刊女性主义的叙事特征。研究发现，近代报刊叙事以男性知识分子构建的女性主义意识为基础，将女性解放运動与民主革命进行融合，从而提出实现女性解放的有效方法，但近代女性叙事格外强调女性养育国民的职能，忽视了个体的价值追求。探寻女性主义发展历史，对现代女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子世界》；报刊叙事；女报；舆论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4-0133-03

《女子世界》1904年于上海创刊，有“晚清女报的标本”之称。此时中国面临民族危机，各界人士纷纷加入救亡图存的大军，刊物作为重要的舆论阵地，成为人们传播思想、表达意图的首选。丁初我也是其中之一，他以政治革命为前提，响应女权运动，创办《女子世界》，旨在振兴女权，救亡图存。作为男性创办的女报，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女子世界》被动地置身于政治视域下[1]，在鼓吹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的同时，十分注重和民主革命的结合，认为女性占据国民的一半，如果女性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国力就减去了一半。因此，晚清报刊中的女性主义具有政治革命的色彩，在谋求女性解放的同时，希冀女性能够参加到救亡图存中来，形成了独特的媒介叙事风格。

一、叙事声音：性别差异下的女性身份构建与自我认同

叙事声音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指叙述文本的写作者，即叙事主体[2]。《女子世界》的叙事是一个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导，女性知识分子响应，随之构建女性形象，促成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包含着其作者群体的认知和情感倾向，在构建形象、赋予意义的过程中，达到女性解放和政治革命的目的。

《女子世界》的男性作者占据总体优势，丁初我、徐念慈、蒋维乔、金天翮、柳亚子、周作人等以私人交情为依托，在《女子世界》上发表文章，阐述观点，他们的观点成为《女子世界》的主导价值观，也代表当时女性解放运动的主流思想。《女子世界》的女性撰稿人也较为典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秋瑾为代表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致力于女性解放，阐述女性话语，为女性发声。另一类是在校女学生，受益于晚清女学的兴起，各地纷纷创办女校，女学生群体成为女性话语构建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响应者。

（一）男性话语中的女性叙事

以丁初我、金天翮等为代表的男性作者通过树立“国民之母”“女国民”“女军人”等女性形象来阐述国力强盛需要女性的道理。1903年金天翮发表有中国“女权宣言”之称的《女界钟》，高举女权主义旗帜，第一次谈及女性为“国民之母”。1904年，《女子世界》创刊，在发刊词中，金天翮以“金一”为笔名，以“国民之母”为《女子世界》奠定了女性身份构建的基调。由于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而中国男性是世界的第一重奴隶，男性又奴隶女性，故“女子为世界第二重奴隶”[3]，作为国民母的女性有生养的责任，所以“奴种相传，奴风相煽，奴根永永不一拔”[3]。金天翮的女权思想成为《女子世界》的精神核心，其余撰稿人围绕其精神内涵进行叙事。

除“国民之母”形象的树立，《女子世界》十分重视女性国民责任感的培养，尤其是在爱国救亡，民族革命方面，认为救亡图存和爱国从来都不单是男性的责任，女子也要参与革命，热爱祖国。晚清的话语主导权依旧掌控在男性手里，女性主义运动的出现，一开始就被构建在政治话语之中，《女子世界》中出现的“女国民”“国民之母”“女军人”“侠女”等形象，都附在爱国和救亡的政治主题之上，致使女性话语的叙事具有极为鲜明的政治倾向和革命性。

（二）女性话语中的女性叙事

《女子世界》重视女性群体的价值诉求，鼓励女性为《女子世界》投稿，表达自我意识，参与社会议题。不少受过教育的女性执笔与墨，激扬文字，参与社会公共话语，尤其是涉及女性的话题。她们的文章散见于“社说”“文苑”“女学文丛”等栏目。女性的性别叙事，突出体现了其独有的特征，女性作者群在叙事时更加重视女性个体的感受与诉求，其写作手法更加委婉真挚，能够以亲历者的身份娓娓道来。

《女子世界》上的女性作者文章明显区别于男性，如常州女士张罗兰的《图书馆演说》、常熟十三龄女子曾竞雄的《女权为强国元素》、常熟女子汤雪珍的《女界革命》、常州云溪女士赵爱华的《读女子世界有感》等文，将其作者明确标注为“女士”或“女子”。这类文章大多出自女校学生之手，其是女性话语的响应者，同时又转化为女性主义的发声者，她们认同“国民之母”的身份价值，响应女权运动的政治诉求。

由于女性亲身承受社会压迫，较于男性作者对女性“他者”形象的构建，以你我姐妹相称呼的身份论述“一国之男女，固宜平权平等”[4]的观点，更加具有亲和力和说服力。由于女性群体的女性观源自男性的构建，因此女性群体的叙事话语呼应着男性的叙事框架，在他者的构建中，以女性性别意识为依托形成自我救赎，将自身解放融入政治革命的大潮。

二、叙事话语：女性主义与政治革命的融合与再现方式

叙事人通过话语表达出鲜明的认知、立场、意识形态倾向等[2]。《女子世界》的作者们身处革命年代，话语之中皆表现出急切的女性解放和爱国救亡思想，二者聚集于报刊之中，传达出特有的报刊主题。

（一）女性论说中的政治情感表达

办报是清末民初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主要方式。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报刊时常具有明显的情感倾向，如对内忧外患的担忧、对国人未醒的愤懑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之情。《女子世界》作为清末民初的产物，其话语之中同样具有显著的情感倾向。

《女子世界》注重情感抒发。其情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女性境遇的同情之感，二是拯国家于危亡的迫切之情。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生活在黑暗腐败的社会之中，深受“情魔”“病魔”“神鬼魔”和“金钱魔”的影响，应寻找摆脱这些“魔”的方法，同心协力打造新的、光明的世界。此外，女性承担着养育国民、哺育社会的责任，女学不兴，则危害家族、社会和国家。无知的女性无法自立于社会，经济上完全依附男子，精神上较为匮乏，最终无法使文明之花开于女界，更无法培养出合格的国民。

《女子世界》的字句注重情感表达。首先，多使用感叹词，“悲哉”“壮哉”“伟哉”等词汇在多篇文章中可以见到。其次，是完整句式的情感表达更为突出，有“凡遇一二爱国之女子，稍有所设，施于世界，则必为之腹诽之”[5]的言辞批评，也有“数十年后成高尚美备之女德、女智、女力”[6]的美好愿望。这些字句，显示出女性解放之迫切，爱国救亡之迫切。

（二）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再现

《女子世界》设有“传记（史传）”一栏专事女性人物，刊载西方女性故事，也注重对中国古代女性人物的介绍，如花木兰、聂隐娘、沈云英等女杰，为中国女性塑造了“女军人”“女侠客”“女文学家”“女慈善家”等形象，为中国最早一批先进知识女性提供了参考样本。

首先，介绍中国传统女性人物的重点在“女军人”形象的塑造，突出女性也可以身强力壮，保家卫国，上阵厮杀。出于“环顾神州，犹有一二女杰，足为女界吐气者，世界之以英雄自命者，可以知所崇拜矣”[7]的考虑，“传记（史传）”专栏有沈云英、秦良玉、花木兰、聂隐娘、梁红玉等人物，皆是中国古代巾帼女杰，如今的女性应当以她们为榜样。沈云英“宁为沙场之鬼雄，勿使祖国之尺土，为犬羊所践踏”[7]的爱国情怀，同秦良玉“予虽巾帼，实不忍坐视全辽之糜烂，敢为前驱，以洗国民之恐”[7]的身先士卒等形象的论述，塑造了不同寻常的“女军人”形象。

其次，是外国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外国女性人物的塑造更加突出其外在品质和内在修养。《女子世界》突出塑造了三种类型的外国女性人物，即“女慈善家”“女文豪”“女刺客”，与塑造中国“女军人”十分不同，认为女性应当秉持善良之心，乐于从事公共事业。此外，要重视自身知识素养的提高，文学能够感化人心，女性要明理需要有学识，女性有了学识也可以从事文学创作。女刺客沙鲁士格儿垤刺杀残暴统治者是凭借一腔热血拯救国民的行为，歌颂了女性的勇敢气魄和高尚的家国情怀。

（三）女性伤痕记忆叙事中的说服

中国女性承受着封建社会的压制，封建君主制度和男权话语成为女性身上的两重枷锁，女性意识的唤醒成为《女子世界》的叙事重点之一。《女子世界》创刊于动荡的革命年代，深切同情女性所遭受的历史创伤和现实苦难，毫不吝惜地批判封建遗毒和封建男权在女性精神和身体上留下的多种创伤。

身体上所承受的伤害是最外显的。《女子世界》认为缠足是男子掌控女性的手段之一，是为满足男性的畸形审美而存在的，危害十分巨大，对女性的独立思想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缠足所造成的伤残会伴随女性终生，身体上的创伤使得女性无法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只能专注家庭，依附于男子，因此要反对缠足，进行身体革命。《女子世界》强烈倡导女性参加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因此，《女子世界》十分重视对社会反缠足议题的呈现，如第三期“记事”一栏中的《严禁缠足》和《志天足会》。

精神上的压制更甚。封建伦理讲究女子从父、从父，从兄，女性毫无选择的权利，说女德，讲妇道，论男尊女卑。女性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接受封建纲常的教育，听了三从四德的瞎话，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低声下气。西方学说“天赋人权”观念传入后，中国女权主义者才拿起男女平等的旗帜，批判“阳当扶而阴当抑，男当尊而女当卑，则不平等之毒，压制之毒”[8]。

因此中国的女性应当站起来反抗压迫，参与女性解放运动，进学堂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实现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解放，以独立的国民姿态立足社会。

（四）女性解放运动方法的论述

女性担负孕育国民的重任，女性不独立，不仅危害个人利益，还危害国家。所以“吾欲女同胞超脱于黑暗地域，而登文明之舞台；吾望女同胞排斥夫腐败社会而吸平旦之空气，则必有道焉，以陶铸而锻炼之”[9]。

《女子世界》对女性独立方法的论述颇多，包括女子教育、女权革命、女子家庭革命、身体革命、女子就业等。

女子的能力“当以受教育与否为断”，教育使女子有“悟澈之能力”和“超脱黑暗地域排斥腐败社会之能力”[9]，而女学是女权应该偿付的代价，女学昌明则女权可兴。此外，《女子世界》对女权目前的弊病进行了论述，同时说明了振兴女权的重要性。

其次，在《家庭革命说》中论及女子家庭革命是摆脱压制之法，“欲造国，先造家”，家庭革命同政治革命的目的相同，都是为实现个人自由而进行。而身体革命主要谈及反对缠足，强健体魄。

最后，“二万万女子不能独立，生活饮食依赖于男子”，而美国“全国之人，无不有一定职业，而独立自活于男子之间”[10]，所以我国女子应该当学习西方女子，通过学习职业技能来解决生计问题。因此，《女子世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向女性介绍可从事的职业。

三、叙事接受：知识女性群体的意识觉醒与女权运动

叙事接受表现为《女子世界》的读者群。《女子世界》以女性为目标读者群，为女性解放运动营造积极的话语空间。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女校学生成为其重要的女性读者群体，突出表现为女校学生积极为《女子世界》撰稿，“女学文丛”一栏可见其诸多文章，可见能够接受教育，识字读文的女学生在接受女性主义叙事和社会革命思潮的洗礼后，能够自觉参与到女性话语的构建中去。此外，作为进步刊物，《女子世界》还吸引了许多思想进步的男性，如第五期刊登的征文《女中华传奇》的作者大雄，这表明《女子世界》的革命性和戰斗性吸引着有识之士阅读和投稿，这在其较长的女性刊物发行生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只有一小部分女性接受过教育，大多数女性是不识字的。虽然《女子世界》文言文和白话文并举，但依旧难以摆脱当时社会的报刊只能作为知识分子、精英读物的命运。另外，构建“国民之母”的形象，意在强调女子的养育职责，将女性的价值放在贤妻良母的身份上进行构建，忽视了女性的个体价值，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四、结语

报刊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在培养社会观念、引导社会舆论方面意义重大。《女子世界》作为中国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舆论工具，在宣扬女性主义、传播进步革命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女性叙事为近现代女性身份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现今女权主义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但网络空间中的女权主义行为具有群体极化的风险，学习女性解放运动历史，对现今女性的自我身份构建、自我价值实现，以及女性主义运动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余若瑶.《女子世界》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妇女解放话语的建构[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8.

[2] 何纯.新闻叙事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6：19-40.

[3] 初我.女子世界颂词[J].女子世界，1904（1）：5-8.

[4] 松江女士莫虎飞.女中华[J].女子世界，1904（5）：85-87.

[5] 翠微女士.志士之对待女子[J].女子世界，1904（3）：80-82.

[6] 时造.妇人之教育[J].女子世界，1904（12）：1-6.

[7] 职公.女军人传[J].女子世界，1904（1/2）：13-23，19-27.

[8] 亚卢.哀女界[J].女子世界，1904（9）：1-9.

[9] 自立.女魂篇[J].女子世界，1904（2/3/4）：7-12，9-13，9-12.

[10] 慕卢.美国妇人之自活[J].女子世界，1904（1）：25-35.

作者简介 王翠萍，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媒介文化与媒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