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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民族地域时空的共性诗写

2022-04-30

滇池 2022年5期
关键词:山川诗性共性

参与诗人:杨红旗  和慧平  李小麦  罗杞而  冯娜  泉溪  唐明霞  何永飞  张坚  此称

时间:2022年3月1日——3月15日

整理:胡兴尚

又是一年一度的云南诗歌地理专号,今年的专号推出滇西滇南十个地州的诗歌,对于发掘推出云南本土诗人,本刊一直不遗余力,十地州90余位诗人集体亮相,大多数诗人从未在本刊发表过诗歌,或许也有诗人尚未在公开刊物发表过诗歌,惟其如此,才充分显现专号的必要性和意义。云南,并不仅仅是动植物王国,其地理地貌、民族族群、生物生态、文化文明的多样性,无疑是最具魅力和吸引人的。本专号所关涉的十个地州,又是多样性和个性集中体现的地方,因此,各地的诗人又基于“本土”,各显“神通”,以诗歌充分展现各自的地域和文化情怀,共同铸就了一本专号的丰富多样。

除了诗歌文本和评论,编辑部专门组织十地州十位代表诗人就“山川风物与诗性栖居、民族地域与诗意多样性、突破地理时空的共性书写”三个问题展开交流谈话,诗人们畅所欲言,各自发挥,虽角度各异,却都有独到的思考和认识。

1、山川风物与诗性栖居

杨红旗:诗性栖居基本上是一种理想的境遇了,愉悦恬适,特别在海德格尔肯定后。它当然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传统诗歌讲求借物抒情和托物言志,这个“物”就是意象,即山川风物与各类景象。但诗歌书写的情景并非只有优美,它还书写痛苦、乱离、悲伤、挣扎、遭遇与不幸种种。简言之,诗意并不是都美好,也有不美好。“诗意地栖居”,在惯性的影响下,它窄化了诗性,缩小了诗性的外延。别样的山川风物并不能造就诗性栖居的境遇(环境美好人不一定愉悦),诗性应来自于主观意志对外物的自觉观照(诗意生活来自于诗人对客观环境的认同、适应和愉悦)。物,即“象”,它只是通向诗性栖居的媒介。

和慧平:当物欲的洪水大肆泛滥,当精神的河流沉滓泛起,当道德的星空失衡迷乱,只有此时,云南才会成为人类最后的故乡。云南有多少座山峰,就有多少个在雪山下吟哦的诗人;天边有多少道霓虹,人世间就会有多少首回肠荡气的诗篇。我曾在一首诗里写道:

“即使是云南的一滴水

也蕴藏着诗歌的能量

即使是云南叫不出名字的一座山

也氤氲出一部大气磅礴的诗篇

于坚代表一种高度,但在云南众山中

每座山峰都闪耀着各自神秘的诗性之光”

李小麦:建水历史悠久,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公元810年前的唐元和年間,南诏王朝便在水泽之滨的建水筑惠历城,元初创建文庙庙学,明以后相继建学政考棚、州学、书院、府学等等,成为滇南最高学府。建水遍布传承着历史文明的遗址、古迹,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古桥梁博物馆、古井博物馆、古民居博物馆。建水人的建筑、饮食、手艺、民俗等都沿袭着传统的生活样式,颇具古典意趣。一石一木、一水一土都充满着诗意和灵性,这种诗性从远古流淌到现在并渗透在建水人的生活日常里。

罗杞而:普洱,是一个充满图腾和神话传说的地方,如,佤族有创世传说《司岗里》,拉祜族有创世传说《牡帕密帕》。我的父辈们曾在宁洱县黎明乡一个偏远贫困的哈尼族山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刀耕火种,敬畏自然,信奉万物有灵和泛灵图腾。我的童年是在那个小山村度过的。直到现在,我仍对自然对民间图腾充满敬畏,也很怀念小山村充满牛羊粪便和草木的气息。我觉得我的父辈们是真正的诗意栖息,我的童年也是,岁月如歌也是,生死更迭也是。尽管故乡再也回不去,但每个人心中肯定藏着一个精神的故乡,那是永远的栖息地,是一个一生都走不出的地方。

冯娜:在中国古代,山川风物承担大部分人类的咏叹和比兴;山川与人们休戚与共,人们在自然中获得感召和教诲,试图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今天,山川风物都有了新的更迭,人们与自然的关系被不断重塑,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仍然是代代人们的向往。诗性栖居关于人如何界定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如何与山川万物共生以及如何领悟生命的真意等命题。

泉溪: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云南是一个有着“诗经”一样的地方。我曾多次以这个意象书写过云南山川。这里主要指她的历史、人文、地理所裹挟的部分,这些山川风物,四时风景,随时都可以衍生出诗意。这里的动植物,都是一种“诗性栖居”。到过云南的人,都会有此番感受,在诗歌文本中呈现亦如此,每一个云南诗人的诗歌几乎很难同质化。就山川而言,无量山、哀牢山、乌蒙山或者澜沧江、怒江、红河等等,各有各的脾气、肤色、体重,在这些山川边上写诗的人,诗性栖居的方式也自有不同。

此称:诗来自土地、来自自然,这是我一直坚信的。个人对美感或诗意的自觉能力,归根结底都来自于自然,或者起码是从对自然的持续经验中传承下来的,因此,美感或诗意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普适性。也就是说,所有关于美和诗意、神性(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指向同一个对镜)的认知传统,都受到了自然的培育和启示。因此,一个足够虔诚的诗人,如果置身完美的山川风物间,他可能不再容易写诗了,因为山川风物的诗性,比诗歌和颂词更加赤裸、直接、直抵心根,是超越表达的,拥有比宗教和诗歌更直接的启示能力。

诗意栖居,远离搬迁狂潮的海德格尔。放在15年前,诗意栖居比现在更有可能性,只要你退后一步,是可以在现实意义上去完成的。但是,不得不说到各类移民搬迁活动,因为我对诗意栖居的理解,始终建立在对自然和传统的适度顺应,人与自己的过去、天性并没出现严重断裂的基础上。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诗意栖居的可能,只存在于情感层面的某种选择。现在谈诗意栖居,就像一个年华已逝的男人,每天靠着自慰,寻求着关于生存的快感。当然,这种论断,是从我个人的情感和经历出发的,我并不羞于暴露自己的绝望。

唐明霞:每一寸土地都有一个完整的性格,山川风物无不彰显着栖居于其的品性,而饱含着无限的诗意。对于脚下的土地,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它的每一次呼吸,都牵引着我们的脉搏。每一首诗所撷取的诗意,也无不来自其间。山川不语,而诗意恒长。

何永飞:诗意能覆盖生命中的荒芜和悲凉,很多人都在将其追寻,表明我们活得不尽如意,或者说想活得更加美好。因此,诗和远方,成为我们永恒的梦想。可诗为何物,远方在何方,这是难以给出明确答案的,诗无不变的具象,远方也无准确的方位。景物和外在空间,绝非诗性栖居的必然条件。我认为,只要眼睛明澈、心壁柔软、思想单纯、本性善良,不管在哪里,都能看到世间和事物诗性的一面,都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否则一切都是虚妄。

张坚:生命为我准备的山川风物从未改变。两千多年前,庄子讲了一个捕蝉老人的故事,1992年,我在元阳马街时,又看见了那个老人。他拿着长长的竹竿,竿头裹着梨树上采来的一种叫“呰”的粘胶。远远地递出他的手臂,他准确无误,捕到了一只正在鸣唱的知了。那只知了,我相信也是两千多年前的那只,庄子看见的,捕到的那只。我很庆幸,我和他一样。时空从未改变,在经久白纸黑字间。

2、民族地域与诗意多样性

冯娜:不同民族和地域客观上影响着人们的生存习性、生活方式和生命感知,由此也呈现出多元化、差异性的艺术创造。正是这些多样性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去了解一个丰富的、纷繁复杂、甚至是被遮蔽、被隐藏的世界。

张坚:听过那么多语言,我却只能听懂其中一种。看过那么多面孔,服饰,行为,举止,我却不由自主爱上他们。他们就像不同星系的外星人一样,在我身边。奇异的民俗,独特的生活方式。山风吹散迷雾,我在他们中没有不适。我和他们一同喝酒吃肉,唱歌跳舞。被一方水土,一方神灵庇护。站在哀牢山顶上,我看见世界,风云变幻。但一到夜晚,这里的山谷栖息着白天飞累的鸟儿与云朵,南沙城的激光光柱打上天空。

李小麦:建水生活节奏缓慢,至今仍保留着古时渔樵耕读的生活形态,人们的生活日常,不止耕田读书,还有街陌巷弄里市井人家的锅碗瓢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下的气候、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形成的人文和思想意识,造就了写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一个写作者的写作风格与他所生活的地域环境有着水乳交融般深厚的联系,地域的差异造就了写作者不同的性格气质和审美情趣,这种气质和审美体现在书写里,便成为写作者美学呈现的重要部分。

杨红旗:民族地域特色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山川阻隔造成的交通往来的不便,分离形成聚落,血统便自觉成为主导。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和地域文化,单从诗意书写来说,这都只是外在表象,诗意的多样性并不能寄托在地域差别上。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诗意并无本质差别,阅读泰戈尔(印度)、特朗斯特罗姆(瑞典)、聂鲁达(智利)、弗罗斯特(美国)、沃尔科特(圣卢西亚)和李商隐(中国),都会获得近似的诗意体验,他们的差别只是语言的不同,即用什么样的句子来书写,这也印证了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大体正确。

唐明霞:民族的历史、物种、风土、宗教、精神等等,都会造成地域文化的多样与差异。这些独特、驳杂、多元的文化,构成多重语境下的生活栖居与文本窥探,这本身就是充满诗意的。而我们从中萃取的一小部分,或许就是语言的密钥。

何永飞:对于写作者,特别是像我这样有少数民族身份和血脉的写作者,所写文字肯定带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指纹。无论承认与否,二者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而影响又是双重的。当然,于我而言,其利要远远地大于弊。我曾在写作的道路上迷失过自己,把自己身上最珍贵的东西给弄丢了,幸好及时重返正道,及时找回“失物”。写作只有单一的模式、相同的风格,就算作品看似再好,读者也会产生审美疲劳,诗意亦然。另外,写作者如果一味地跟风赶潮,没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没有自己的艺术追求方向,那是很难走远的,也不可能写出立世之作。

和慧平:在云南写诗,边疆、民族、地域是无法绕开的话题。地处边疆,很多少数民族生存环境恶劣,由此带来的是豪放不羁的性格,嗜酒的天性已在他们的基因中代代传承。在以往的简历中,我曾写过这样一个诗观:“我的诗歌里只有天地和山川,只有女人和烈酒。”大哉酒之于世也。现在我又喷着冲天酒气说起我的云南,因为火塘还没熄灭。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本是上苍馈赠给芸芸众生的三条酒之河流,或碧绿,或浑厚,或金黄。三条性情各异的河流孤独地流啊流,终于在滇西北高原齐声唱起了酒歌,尽管音域有别,方言不同。山有多高,酒气就有多高;水有多长,酒歌就有多长。那些学名叫诗人的大地歌者歌唱着,唱醉了碧洛雪山,唱醉了高黎贡山,唱醉了沙鲁里山。唱得雪横云岭,唱得雪拥三江,唱得酒气如虹,唱得月色苍茫。

罗杞而:普洱民族众多,古往今来,26个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其杂居、聚居的特性,造就了借鉴融合、交织碰撞、积淀深厚又各具特色的多元的民族文化。同时,因普洱地处边境,与老挝、缅甸、越南接壤,在历史上又曾是茶马古道源头等原因,造就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上述二者不仅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同时也衍生诗意多样性,为诗歌的多元化写作提供了種种可能性。

泉溪:云南,是一个有着特殊地理标识的省份。“准地理”上的特殊,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中国56个民族中,云南就占了52个。其中15个为云南特有的世居民族,这些民族分别为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佤族等等,还有16个为跨境民族,分别跨越缅甸、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国,云南又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如此多元的民族地域性,自然会影响到“诗歌地理”上的多元。纵观云南各地的诗人,比如哥布、聂勒、鲁若迪基、扎西尼玛等,把他们的诗歌文本放在一起,你一定不会认错人,因为在他们诗歌写作的“修辞世界”里,没有同质化,没有同行者,他们有着自己诗写的密钥,从而呈现了“诗歌地表”上的(诗意)生物多样性,避开了趋同化与表层化的险境。

此称:诗性具有普适性。不管它以一只土罐、一名农夫、一座木桥、一张宣纸等形式来展现,但最终触及人心的,都是那些大家都非常熟悉又简单的东西,必定注入了某种普适的魂灵。在特定地域里,我们只能假借这个区域上的事物去传达自己体认到的诗意,用词在我看来,从来不是完成一首弦子、一首诗歌的关键部分,人对诗性的体认和捕捉能力,才是关键,而这个能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因此,这让我感到失意,不得不成为一名虔诚的诗歌读者。

诗意没有多样性,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护供同一种东西,一种本具的神性、诗意、美感,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什么词……

3、突破地理时空的共性诗写

泉溪:无论地域如何繁杂,语言如何多向,诗意如何高瞻,所有诗歌写作者最终都要落实一个具体的诗歌主权:在诗歌中“看见”人,这个看见包括个体的人,也包括命运共同体中的人类,这是诗歌写作的使命。回观中国的唐诗宋词,为何我们还会心心念念地忆起一首诗的“动情点”,这是你我他的共情使然。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其实都进行突破地理时空的共性书写,当然,这时你已经在“飞跃”写作了。

杨红旗:生活在不同历史时间和地域环境的诗人,获得的生命体验也是大体相同的,不外乎悲伤、失意、愉悦、满足、无聊、苦闷、激愤之类,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中的送别、思乡、宦游、征战、不遇、情爱等等,都是人类的普遍经历,书写的也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它伴随历史演变和社会进步,永无终结,因此不用刻意去探究“共性书写”。诗歌书写的同质化近几年引起某些人的担忧,屡遭批评,虽然共性书写和同质化不同,但我以为不必在这些方面去做努力。基于共同情感、相似经历和恒久的惯性,“共性书写”可以“不劳而获”。要努力的反而是相异之处,即探寻生命体验的微妙区别和有差别的书写方式。差异化的书写或许才是最有意义的。

冯娜:当我们阅读过去时代的经典,依然能感受到鲜活的心跳、能被共情的温度。 伟大的作品都具有突破地理和时空的超越性。文学始终是关乎人心、人性的艺术,伟大的作品最终都要通向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唐明霞:“没有谁是个独立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土,整体的一部分”,地域所限制的只是我们的躯体,而思想与精神不为左右,只有伟大的作品方能突破地理时空而达到共性书写。作为一名诗歌创作者,应当脚踏实地,以真诚而严谨的态度,不断尝试,不断攀登。为此,所到之处,便皆是故乡了。

李小麦:地域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它自身的一套文化体系,但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对写作者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成为写作者对异域空间文化认知的一道横梗。写作是在呈现冲突、张力和不断拓展边界的过程中完成的,是一个不断突破融合、融合突破的过程。要实现写作和认知上的跨越性和再创造性,就必须实现地域和空间上的文化交流,需要写作者打破地域时空的局限性,以开放、包容的写作态度实现更高层次的文化呈现与融合。

此称:共性,可能是在某种强势的倡导、组织等人为干预下形成的,如果不是,那么共性是神圣的。如果大家都很虔诚地埋头走在自己的路上,但最后在一片草原上汇聚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是,当一群人站在草原上,唱着同一首歌曲,嘹亮、整齐,却有一人并不是情真意切的话,那么这种共性是可疑的,而世界,有没有给你提供一个离开这个现场的富有尊严的通道,如果没有,那就可悲了,你就唱下去。

所有的事物,都在督促我们成为同一种东西,最好是成为具有同样“出产设置”的生命。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是我这样认为),突破共性、寻求多样等倡导,我会觉得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当然是不敢继续讲下去的。

和慧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虚浮纷扰的世界,躁动不安的灵魂,诗人被当作茶余饭后嘲弄的绝佳对象,诗歌已被痞子无赖当成泄欲的工具。诗歌这盏点亮人类童蒙的明灯,如今却处于一片荒疏之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的熟荒意味着人类本质之被戕害。”诗作为最高层次之言说,在我们所置身的时代已被世人无情嘲讽。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些年的诗歌出现这个致命伤呢?若要从诗人自身找原因的话,我想现在的诗人和诗歌缺少真爱与悲悯,不接地气可能才是根本原因。

所以我认为,诗歌的共性写作至少应该满足以下五点:

(1)真性情,不做作;

(2)写作要有立场,即站在弱者一方,为苍生说人话;

(3)直面现实,不卑不亢;

(4)不强颜媚俗,不人云亦云;

(5)爱与悲悯。

而要做到以上五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罗列出来,与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共勉。

罗杞而:我不认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观点。我认为,只有突破民族的地域的局限性后,方可成为世界的。要突破上述局限性不难,那就是写人性(真实的人性有无限可能性),写悲悯,写爱,写苦难写抗争,写不屈的意志和精神,写人生的不确定性,其终极目的是上升到宗教、哲学的高度,这是共性书写,也是诗歌写作永恒的主题。

张坚:如果我只能抒写现在,那么我是现代人。如果我只能抒写过去,那么我是过去人。如果我只能抒写未来,那么我是未来人。如果我只能抒写地狱,那么我是地狱人。如果我只能抒写天堂,那么我是天堂人。如果我只能抒写人间,那么我是人间人。如果我只能抒寫我生活的村庄,那么我是村庄人。如果我只能抒写我生活的城市,那么我是城市人。如果我只能抒写我所在的星球,那么我是地球人。可我什么都想写,我是混沌人。没有地理时空限制,没有宗教,政治,道德限制。有的只有生命,自然。无限生命,无恙宇宙。

何永飞:尽管每个人几乎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和时空,可我们不能囿于此,应该走出狭小之地和穿过狭窄之门,展开想象的巨翅,感知人间疾苦,触及人类命运。既能顶着历史的天空,又能立足现实的大地,有“大我”的写作精神和境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始终是相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很强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往往会超越民族、种族、国界等,一般也不会过时,在不同的岁月它都会散发出光芒。也许这就是共性书写的意义所在。但共性书写不是说让大家用同款假嗓子唱高调,不是千篇一律地去表达和呈现,而是要有自己的观察、体验、思考、领悟等在里面,有时个人的发现和悲喜,恰恰能映照出一个时代的模样和表情。

文学从本质上和诚恳有关,尤其诗歌。大家都诚恳地交流了自己的诗歌观点和思考,虽身处各地,业有专攻,但一颗诗性的灵魂是所有沟通得以进行的基础。世事纷扰,天地万变,只要保持足够的诚恳,我们都会稳稳拥有诗意的人生。最后祝大家创作愈丰,诗意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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