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奇论

摘要：美国汉学家周蕾以由女性主义、视觉主义和族裔理论发展而来的女性族裔观者的理论视角，对中国近现代文学进行了多方位的批评，尤其是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重读占据核心的位置。周蕾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建立于对已有批评模式的批判，从而发展出一套女性的批评方法，关注鸳鸯蝴蝶派作品中女性占据绝大部分的叙事结构不对称的现象、叙事模式的分裂与戏仿以及作者情感态度的暧昧性三点女性面向，并对部分经典文本展开批评实践，最终得出鸳鸯蝴蝶派文本中传统的裂解消亡这一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结论。

关键词：海外汉学;女性主义;鸳鸯蝴蝶派文学;周蕾

文学研究中的女性主义常有三种相互重叠指涉的方向，即作为对象的女性主义、作为方法的女性主义和作为立场的女性主义。作为对象的女性主义即研究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或是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而作为方法的女性主义则是动态地考察不同场域下性别关系中女性的位置，并追问权力关系的变动以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至于女性主义的立场其核心则在于解构性别对话中的男性中心和重构女性主体，并深入整个民族与文化的性别权力建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目的则还是在于恢复被男性中心的历史传统下所遮蔽的文学与权力政治等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重塑女性在此社会关系中的主体性地位。①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发端于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在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并刺激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代西方汉学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已进入第三浪潮，并开拓了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诸多方向，美国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女性主义中国现代性研究即是其中的代表，而其研究路径即以女性主义边缘论述对晚清近代鸳鸯蝴蝶派文学展开重读与思考。

周蕾1957年生于香港，197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和布朗大学，现为杜克大学三一艺术与科学学院Andrew W. Mellon卓越人文教授，在后殖民理论、跨文化研究、中国文学与电影研究等领域有着诸多建树。周蕾198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鸳鸯与蝴蝶：旨在重写中国文学史》（“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Toward A Rewri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并以论文为基础在1991年出版了专著《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适逢1980年代国内“重写文学史”浪潮，周蕾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同也聚焦于对“五四”在文学史中地位的重新思考，而周蕾消解“五四”神圣性即是通过重读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方式，以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对传统叙事与19世纪巴黎城市的考察作为比较基础，分析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叙事方式及其对都市文化的处理，探索通俗文化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联系。②同时周蕾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也建立于1980年代初夏志清与林培瑞两位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之上，分别代表了汉学界“文学的”与“社会学的”两种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研究传统，周蕾则以之为基础提出了“女性的”阅读方法。此外周蕾1991年出版的这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也拓展了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将研究重心落在自九十年代延续至今的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标题译名中的“妇女”一词也意味着研究对象不再仅局限于女性主义，而是更特指女性族裔，是“将‘性别’意涵扩展了的‘阴性族群’”③，同时周蕾也将研究对象拓展到了文本之外既有的文学批评，及其背后的西方理论霸权与汉学传统。而其中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所关注的依然还是“东西文化碰撞冲突的历史大气候下，主流文学文化与通俗文学文化的密切关系”④。

一  女性主义中国现代性

周蕾的这项研究探寻的是一种区别于东方与西方各自传统的批评方式，并以族裔论述的方式追寻中国现代文本中的主体性，此外周蕾还赋予该研究一个双重的批评任务：“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領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以针对传统研究“拒绝处理现代中国文本关于现代性的物质性层面”，将现代性简单归化为“‘伟大’传统之下的意外事件”，并忽视其中的“建构性”与“诡巧”之处等问题⑤。

除鸳鸯蝴蝶派文学及其所指涉的通俗与主流文学文化的关系的议题外，周蕾还讨论了电影文化、五四文学的叙事方法，以及感伤主义文学中的母亲形象，并分别对应了电影理论和西方“观者”、现代小说中的细节问题、性别政治在感伤主义表象里的特殊意义等议题⑥。这四项议题也引申出周蕾的四条研究路径：首先周蕾对电影《末代皇帝》的批评研究是一种视觉主义影像批评的路径;然后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重读则是文学历史研究的路径;之后对五四经典文学的重读则是叙事结构研究的路径;最后对感伤主义文学中“受虐”与母亲形象的精神分析则是心理学批评的路径。这四条路径也分别指涉了四种相互关联和涵蕴的现代性面向：“族裔观者、通俗文学中传统的裂解、透过叙事来建造出崭新‘内在’现实的问题，以及性、感伤主义与阅读三者间的关系”⑦。

针对传统研究排外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倾向，周蕾首先质疑了传统研究中现实政治中的非西方与想象中的西方两者的对立二分倾向，尤其是对严格采用非幻想的、现实的方式阅读非西方世界的方法的质疑，并提出以“非实用”（impractical）的“幻想”（fantasy）和“想象”（illusion）的方法挑战划分东西方的刻板印象，突出“谜样东方（Oriental inscrutability）的背后所存在的心理活动与挣扎”⑧。为此周蕾则格外注重精神分析理论，并提出以“主体性”为中心的探询模式，对抗传统研究将“个体”压抑于国族之下并预设非西方世界本质忽视其精神世界的偏见范式。针对主体性问题周蕾则树立了“西化的主体”批评立场，既强调现代中国已然西化的主体性，也是周蕾对自身也已然西化的殖民身份的自我认知，并提出了一套强调西化族裔主体性的边缘阅读理论来探究“现代中国文学超越自身‘独特文化’脉络的关联性”⑨，以对抗坚持中国传统独立自足的霸权。而西方理论的霸权一方面也源于语言文化层面的歧义造成的西化的族裔主体游移不定的状态，周蕾指出族裔主体视角下西方理论的部分失效，尤其在相关中国研究中自诩客观中立知识的立场也限制了研究本身的发展可能。

整体而言，周蕾的四条批评路径也呈现着理论基础上的递进关系。在第一部分对电影《末代皇帝》的批评中，周蕾通过对克里斯蒂娃和贝托鲁奇各自将其他文化“阴性化”的实例的批评，又在对穆尔维、罗勒蒂与斯尔沃曼各自理论的论述中指出“女性主义和批评虚假意识形态之间存有原初必要的共谋关联性”⑩以及其中女性观者的位置的缺漏，并从中引申女性观者的位置进而探讨的族裔观者的位置，即“在跨文化的脉络中也摆荡在将她再现的凝视以及被认为就是她的影像之间”11。周蕾的女性族裔观者——即阴性化、族裔化的观者——立足于“同时性”的立场，既作为“影像”也作为“凝视”更也作为“西化的主体”，对象既作为被“阴性化”的女性主体，又作为被“他者化”的族裔主体，所以周蕾“女性族裔观者”理论也是一种边缘论述的方式，也为是其追寻中国现代性的新路径。在第二部分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重读中，西化的主体（Westernized Chinese Subjectivity）与同时性立场（the position of coevalness）等批评原则无论是在批判过往的研究还是自身的批评实践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在第三部分对五四文学中的叙事分析也是延续了该批评原则重新发掘国族文化与被忽视的文本细节中的阴性特质间的关系。在第四部分对感伤主义文学的批评中，更是将观者置于作品形构之前着重分析了西化在作品中以情感影响形式作用于中国现代性的具体方式。

二  “女性”的方法

重读鸳鸯蝴蝶派文学即是周蕾女性族裔观者理论的文本批评实践，这一重读同也建立在对传统阅读方式的批评之上，包括五四学者批判性的“实用的”阅读方式、夏志清取向文学独立美学价值的“文学的”阅读方式与林培瑞偏向社会知识的“社会学的”阅读方式。

周蕾指出五四时代的批评家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更多是出于建立新文学的自主性与实用性的目的，前者来自茅盾等学者对西方文学的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尤其是对“文以载道”观念的批判，而后者则源于梁启超等更早一代文人寄予文学社会改革功能的实用主义期望。社会实用主义与新兴自主性相结合，新文学所强调的“写实”等观念实质上却也是对“文以载道”传统的变相延续。然而通俗文学的流行无意却达成了大众读写能力的普及（mass literacy），并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变革，间接威胁了新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其攻讦鸳鸯蝴蝶派低俗无用实质上却也是在重蹈“文以载道”的话语方式。

“文学的”方法即“追溯鸳蝶派小说之传统中国文学主题与技法”12。该研究方法探求鸳鸯蝴蝶派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之延续性，并力图重塑鸳鸯蝴蝶派于文学史中的地位，其代表便是汉学家夏志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玉梨魂》的研究。夏志清批判五四时代批评家对鸳鸯蝴蝶派文学价值的蔑视，同时也反对当代学者死板的社会学解读，并从《玉梨魂》的骈古文交杂的文学语言与对中国旧文学“感伤-言情”（Sentimental-Erotic）传统的继承两个方面展开论述13。周蕾则指出夏志清强调《玉梨魂》承接抒情传统的同时却也回避了促成其流行的近代出版业兴起等通俗社会史实，企图恢复《玉梨魂》等通俗文学的地位也服务于其力图重塑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文学史主张，此外夏志清对《玉梨魂》中社会礼俗道德价值主题的关注实质上又与其反对社会学方法的主张相悖。

“社会学的”方法则是中国本土研究处理通俗文学长期以来的信条，即回避文学研究传统议题而视之为反映物质生活的社会史料，汉学家林培瑞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本质上也是这一路径。林培瑞将研究目标定位于“通过对这一时期兴起的城市通俗小说的研究来了解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中国城市的大众思想与观念”14，以及“赋予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中国通俗小说在中国文学史脉络中的位置”15，以发展的眼光将鸳鸯蝴蝶派置于作者、读者、出版流通环境等多因素构成的场域中全面考察，偏重对读者群体和流通环境的关注。周蕾指出林培瑞的研究中鴛鸯蝴蝶派则是作为洞察历史“真相”的中立文献，这一陪衬地位来自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试验与娱乐功能，因此带有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情节”，然而林培瑞却简化地归结鸳鸯蝴蝶派文学仅是“消遣之用”（Fiction For Comfort），本质上仍是东方主义式地对西方因素的排拒。周蕾对林培瑞的批评集中于其方法中的帝国主义倾向，即将鸳鸯蝴蝶派视作中立史料并强调“国族的”差异，并以此服务于“知识”的科学客观，对鸳鸯蝴蝶派的考察也只是对“知识”的扩充。

周蕾总结了五四学者“实用的”批评与西方汉学“文学的”和“社会学的”批评存在的不足，即对“女性”的忽略——未能把“女性”作为解读的突破点。周蕾指出这些批评方法对“女性”忽略背后的关键更在于这些“追求巩固中国传统霸权的批判论述中能对女性有所忽略”16，而周蕾与之对抗的手段即是将“女性”作为形而上分析的关键，突出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中受压迫的一方。她以此为基础分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中的三点“女性”面向：

首先是鸳鸯蝴蝶派文本中常有的叙事结构不对称的现象。这一不对称体现在叙事结构中的性别关系上——男性的缺席与女性占据绝大部分。如此“牺牲”式的叙事结构的意义并非仅仅是中国“烈女”传统于鸳鸯蝴蝶派文学中的延续，更意味着过去被忽视的以“女性作为叙事关键”（woman-as-hinge-of-narrative）17新的批评视角，而其对女性角色的迷恋恰也能成为一窥中国现代性的线索。

再者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叙事模式的分裂与戏仿。在主流文化批评中因其缺乏功利取向鸳鸯蝴蝶派常遭误读和贬抑，从而处于阴性化的边缘位置。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主流阅读也常将其纳入中国封建传统之中，但同时这一主流阅读本身也是“现代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阅读”。鸳鸯蝴蝶派的叙事模式既承接前现代叙事形式又展示出对“传统”的怀恋态度，分裂于多愁善感的感伤主义和道德意图的教诲主义之间，因此便具有着皮埃尔·麦舍瑞（Pierre Macherey）所谓的文学“戏仿”（Parodic）功能的部分形态，该叙事风格也削弱了对女性美德的拥护并展现出现实的冲突。18

最后是鸳鸯蝴蝶派文學中作者情感态度的暧昧性。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鸳鸯蝴蝶派首次将女性情感置于一般大众读者的视野下，但在文本中公开展示情感依然保守地服从于对传统价值的拥护，女性的追求改变仍被视作谴责的对象。鸳鸯蝴蝶派文学不断强调传统道德的保守态度表面上是力图回归传统，却也实质参与了大众传媒与文化生产的商业化现代化过程并成为一种新兴城市文化形式，而其中重复出现的保守主义实质上是对历史“一厢情愿地重新建构”，因而使情感展示的意义暧昧不清，而这一暧昧性则也暗示着传统的实质消逝而非延续。19

三  “女性”面向的文学批评

周蕾对鸳鸯蝴蝶派的文本批评在其整项女性主义中国现代性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核心地位，其批评多从文本中抽象出针对鸳鸯蝴蝶派整体形式特点以及更深层次的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与变革的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做出的新的思考。周蕾文本批评的对象有吴趼人的《恨海》、李定夷的《双缢记》和《千金骨》、徐枕亚的《玉梨魂》、林纾的《茶花女》翻译以及张恨水的《平沪通车》，基本沿上述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三个“女性”面向展开批评。

首先是男性的缺失和女性占据绝大部分这一不对称的叙事结构，在周蕾的文本批评中常作为首要切入点。在批评吴趼人的《恨海》时，周蕾即指出小说对男性角色伯和刻画的不足且突显了女性角色棣华的理想道德形象，并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而论述女性身体与社会生活的牺牲等议题，以及萦绕在这些女性议题之上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普遍存在的情感表述的暧昧性。在对李定夷的《双缢记》的批评中，周蕾着重分析了女性角色沈贞娘在叙事中的主要地位，指出这一女性角色的身体背后运作的“烈女传统”这一使中国女性成为附庸角色的机制，及其通过公开赞扬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压制的运作模式，也正是“烈女传统”在背后的运作使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情感表述态度暧昧不清。再如对徐枕亚《玉梨魂》的批评，先是指出夏志清对男主角何梦霞才子身份论述的不足，而后论述白梨娘寡妇身份的社会位置这一政治问题于小说叙事中被忽略的重要作用。而在对林纾《茶花女》翻译的批评中，周蕾首要关注情爱恋物在翻译中依附鸳鸯蝴蝶小说形式与西方文本进行的兑换，并指出这一过程是由女性角色玛格丽特在偏向中式传统道德的形象转变中完成的。而在社会小说张恨水的《平沪通车》中带有危险神秘气质的女性角色柳系春则又作为叙事分析的关键，周蕾认为这一女性角色既是对“红颜祸水”传统议题的戏仿，又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的发展中扮演的一个逐渐商品化的文化符号，藉此又引申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碎裂本质的讨论。

至于鸳鸯蝴蝶派文学叙事模式的分裂与戏仿，则是周蕾文本批评的重要对象。周蕾在批评李定夷的《双缢记》时着重分析了中“烈女传统”与鸳鸯蝴蝶派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烈女传统”是一种基于文本和教育运作的意识形态压制，而《双缢记》中累赘、粗野的形构元素对这一传统有着颠覆意义，同时周蕾将文本中明显的道德训诫意图置于近代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下分析，认为这一粗碎文本形构也是对“烈女传统”的戏仿。在对《千金骨》的批评中周蕾进一步展开论述鸳鸯蝴蝶派对传统的戏仿及其带来的叙事分裂，周蕾指出《千金骨》在形构层面违反文化形式的连贯性，并代以离散、反常和粗杂，认为作者李定夷反对“爱”却又对之充满好奇，以牺牲追求“爱”的角色强化压迫性社会道德规范，却以诗意的、简明的诠释叙述离奇的情节，又以反常的描写传达叙事者保守的教诲意图，《千金骨》叙事的分裂本质（fragmentary）便由此产生。针对此类叙事分裂破碎的文本，周蕾提出以本雅明“寓言式”（allegorical）的阅读方式来应对这类叙事与说教强迫结合的文本，关注文本叙事模式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尤其是文本中的重复（repetition）、夸张（exaggeration）、离奇（improbability）、戏仿（parodic）对于传统道德的颠覆性运作，既应认识到社会现实的背景，也应认识到文本内在矛盾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的关联。在对徐枕亚《玉梨魂》的批评中周蕾又指出鸳鸯蝴蝶派文学叙事碎裂性的另一根源，即叙事中的情欲模式缺乏感官层面的互动，其后果便是文本中情感被过分夸大或轻忽从而未能连贯。20在对《平沪通车》的批评中，叙事的分裂则体现于文本中政治立场的暧昧模糊，在传统中国面临与现代西方冲突的困境时，衰弱和裂解的传统在“观看”异国景观时得到的回应却是简化与弃绝，尽管叙事者力图重新建构传统，但叙事本身的不再捍卫道德进一步意味着传统的式微，而这一点又是鸳鸯蝴蝶派文学暧昧性面向的重要体现。

最后是文本中叙事者对于女性身体与情爱的暧昧态度，则是周蕾女性主义现代性批评的核心。周蕾首先点明了吴趼人的《恨海》中女性身体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牺牲关系，指出鸳鸯蝴蝶派文学中保守主义与女性身体的息息相关。延申到对李定夷《双缢记》批评的中，周蕾进一步指出烈女传统的意识形态压制在家庭生活和社会道德方面共同作用于女性的身体，文本中沈贞娘的自缢也展现了作者明显的道德拥护意图，而暧昧之处则在于作者告诫女性身体与情爱具有危险性的同时，又在文本中赋予其脱离这一传统的可能性。在《千金骨》中对情爱态度的暧昧性更加凸显，尤其是作者居于反对情爱的立场却又对之充满探索欲，压迫女性的道德规范也是通过女性的情爱事件来显现，戏仿、分裂的叙事模式也使教诲意图弱化，暗示了道德传统在文本中地位的削弱。在对林纾《茶花女》翻译的批评中，周蕾指出对情爱的“恋物崇拜”（fetishization）也构成了文学商品化过程，同时情爱在翻译中也成为与西方“沟通”的方式，虽然译文对原文进行了些许适应于传统道德语境的改动，但情爱与道德传统在文本中也开始相互适应。而到了张恨水的社会小说《平沪通车》中，周蕾指出其笔下传统与现代和西方冲突愈加激烈，作者的叙事立场也默认了传统的瓦解，对西方的保守态度也逐渐裂解，此外文本中男性/女性、中国/异国、受害者/加害者等对立结构的反转也预示传统权力二元关系的松动，叙事不再捍卫道德更也暗示着传统的消逝。

综合而言，周蕾批评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三种女性面向在应对不同文本的批评实践时也有相互重叠和影响。以女性作为关键的不对称叙事结构作为文本批评的切入点，然后对叙事模式分裂与戏仿的分析剖析了鸳鸯蝴蝶派文学中传统的运作方式以及文本对传统颠覆的方式，而文本中作者对于情爱与女性身体及政治立场等态度的暧昧与转变正也是西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学不断商品化的表现之一，即使鸳鸯蝴蝶派文学表面上在“一厢情愿地重新建构”传统，而传统实质上在此过程中是缓慢消亡的，而这也正是周蕾所得出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中的中国现代性之所在。

结  语

综上所述，周蕾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通过总结和批判既往的鸳鸯蝴蝶派批评研究存在的不足，从女性作为叙事的关键、叙事模式的分裂和戏仿、作者态度的暧昧性三点相互交织影响的女性面向为批评角度，并援引了“富丽排场”、本雅明的“寓言”、“氛围”等诸多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通过对《恨海》《双缢记》《千金骨》《玉梨魂》《平沪通车》等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品的细读与批评，最终得出近代通俗文学中传统的裂解这一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结论。

周蕾的批判方法最可贵之处即以女性作为批评的切入点，从女性的角度对既有的批评展开反驳的同时，也重新思考了通俗文学与传统的关系。在西化的主体的研究立场下，女性也作为周蕾与西方理论与批评对话的媒介，在诸多批评的实践中周蕾的阅读方式和批评方法都多有引入西方的观念和理论，并将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传媒商品化等诸多社会因素都纳入了文本批评。而“女性族裔观者”作为周蕾整个女性主义中国现代性研究的理论前设，无论是其形成过程还是批评实践的都非常具有颠覆意义，既站在女性观者的立场就“观看”与“被看”视角做出辩证批判，又站在族裔观者立场以“同时性”为原则跳出“文化相对主义”的窠臼。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周蕾的女性主义鸳鸯蝴蝶派研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在英语研究界，针对周蕾这项研究的批评一方面是针对周蕾所使用诸多理论的“非历史化”（unhistoricized）倾向，而这一点在应对催生这些理论的现代主义历史文本的境况下尤显不适21;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周蕾对于其所批评对象的细节之处把握失当，例如周蕾在对鸳鸯蝴蝶派中有关压抑女性的“烈女传统”这一问题上忽视了这一传统本身在儒学千年以上发展历史中复杂的形成过程，武断地强调儒家文化对女性的压制，从而未能对近现代儒学思想在鸳鸯蝴蝶派文学中的复杂影响有更深入的认知22。而国内学界针对周蕾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的批评也主要围绕理论应用和批评经验两个方面。在理论方面，虽然周蕾对西方汉学东方主义式的阐释与西方理论霸权都做出了批判，但其自身依然未能完全摆脱其影響，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依然存在西方汉学常有的“理论先行”问题，在应用西方理论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时也存在文本匮乏与理论的自我演绎的状况。23在批评经验方面，主要是针对周蕾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在史料方面了解的匮乏和对文本的过度关注。周蕾对鸳鸯蝴蝶派文学叙事模式方面的深入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文学出版与发行的时代背景和相关作者的创作环境的关注，而报刊连载与发行出版方面的史实对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方面造成的影响是难以忽视的24。再者对文本的过度关注加上对理论迷恋导致周蕾的鸳鸯蝴蝶文学批评难免有文本过度阐释的问题，此外仅是对几篇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经典文本的批评也难以有足够的说服力，鸳鸯蝴蝶派文学本身也有横跨数十年不同流行主题和多样创作模式的发展历程，而这一点在林培瑞的研究中则以“浪潮”（Waves）说的方式得到了详尽的考察，而这样的全面性考察也是周蕾的研究所欠缺的。

周蕾的鸳鸯蝴蝶派批评作为其女性主义中国现代性研究中的一环，一方面是对其“女性族裔观者”理论的文本批评实践，另一方面也与传统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博弈，从理论立场等角度对传统研究进行批判，更也是解构了五四新文学抨击鸳鸯蝴蝶派本身的政治立场，从而为研究下一部分五四文本中的细节批评做铺垫。但同样是因为周蕾的这一批评作为其女性主义中国现代性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先入为主的批评理论构设及其对批评对象在史料与背景方面把握的不足均也影响了文本批评的深度。但整体而言，周蕾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在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方面也无疑开拓了更多可能性，尤其是在近代通俗文学中现代性的产生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注释：

①季进、余夏云：《“她者”的眼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女性主义形态》，《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617181920〔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中文简体版序言第1-2页，前言第3页，前言第2页，前言第4-5页，前言第8页，第49-50页，第50页，第68页，第80页，第82页，第84-85页，第87页，第110页。

③张屏瑾：《现代文学“幻觉”和“细节”中的性别形式：〈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解读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主题》，《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第95页。

13〔美〕夏志清：《〈玉梨魂〉新论》，《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页。

1415Perry Links，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6，7.

21Anne Herrmann，New Women，New Novels：Feminism and Early Modernism. Ann L. Ardis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st Fiction. Sydney Janet Kaplan.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Rey Chow.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Spring 1993/04 Vol. 18; Iss. 3：730.

22Yan Du，The Sexualized Confucianism and the Confucian Sexuality： A Critique of Rey Chow’s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An Exercise in Popular Readings. Sexuality & Culture，2007/09 Vol. 11; Iss. 3：59.

23孙桂荣：《经验的匮乏与阐释的过剩：评周蕾〈妇女与中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4期。

24柯倩婷：《如何从边缘位置考问现代性：评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