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中国突围的关键，是建立国家金融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国际化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所体现出来的公共品属性。

已故著名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说：“货币就像语言，只要一种就够了。”这是其“霸权稳定论”在国际货币体系上的体现。

未来的货币秩序还是单极吗？如果我们倾向于认为世界秩序是多极的，那么货币大概率也会是多极的，只是未见得在份额上完全匹配。

笔者对人民币借由“商品货币”的概念取代美元而成为“布雷顿森林Ⅲ”体系的核心货币的构想持谨慎乐观态度。俄乌冲突确实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战略机遇期，但“石油美元”的故事较难重演。

抛开战争本身的不确定性，其一，金块已毫无货币属性可言;其二，全球碳中和背景下，21世纪“石油人民币”的地位已难等同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俄乌冲突会加速全球的能源转型，石油的战略地位也会随之下降，未来“碳人民币”或类似于曾经的“石油美元”;其三，人民币国际化更需建立在金融强国而不是局限于贸易大国上。在这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相比国内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而言，增强汇率弹性和解除资本管制的难度只能排在次要的位置上。

如果将2008年金融危机视为旧的全球化体系的崩溃，那目前就处在重构的过程中。趋于新均衡的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冲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贸易战和货币战均是分配的手段。中国突围的关键，是建立国家金融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国际化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所体现出来的公共品属性：消费者是否需要用人民币来购买中国的制成品;生产者是否需要用人民币来购买中国的中间品或技术;投资者是否需要用人民币来存储价值，或实现价值增值。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层次，这是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外溢。实践证明，仅靠贸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阻力较大，空间有限。所以，未来或应加强人民币在后两者的体现，这分别要求中国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建设健全、开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前者主要依托于基础性科技创新能力和品牌能力，后者则依托于法律、监管等制度建设，逐渐消除金融抑制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两个方面，并非彼此独立的，因为研究表明，相较于银行信贷融资而言，权益类融资更有助于促进创新。

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是确定的，一方面，就是消除金融抑制，即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政府逐步退出信贷的分配、逐步放松资本账户管制，以及加大银行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等;另一方面，就是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确定性的方向，也是提升中國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公共品能力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