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婷

摘 要：王安忆的《长恨歌》不仅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获得广大读者和学界的一致认可;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长恨歌》中，不管是对人物形象还是对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都还存在可挖掘的空间。并且，随着全球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推进，以王安忆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更加值得我们关注，以《长恨歌》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研究价值也在逐步提高。最重要的是，从对《长恨歌》的深度研究中，我们能够加深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理解，认识到女性人生中蕴含的生命哲学，借此关照现实生活，对现代女性的生活产生影响。

关键词：《长恨歌》;王琦瑶;生命哲学

一、《长恨歌》中的女性主体意识体现

女性主体意识，指的是女性能够在社会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并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一直以来，女性在社会中都是弱势群体，她们被看作是社会的附庸，但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女性成为主角，成为了城市精神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位关注女性日常生活的作家，王安忆并没有从女性私密公开化和将女性雄化这些方面来塑造女性形象，而是注重表现女性的独立和自尊。在王安忆的创作中，有多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比如农村女性形象、都市女性形象等，她们都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魅力。

《长恨歌》采用不同的叙述视角，讲述了王琦瑶的人生经历，侧面展现出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海的变化，使得王琦瑶身上的女性主体意识成为构成上海城市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王琦瑶作为上海的精神代表，她是《长恨歌》的核心，一切的人物故事都是围绕王琦瑶而展开的。《长恨歌》不同于那些以男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王安忆作为一位女作家，她更注重从女性角度去挖掘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影响，这也就是王安忆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的来源之一。其次，女性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基层，她们更加贴近生活往往能够更加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哪怕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也可能对她们的生活造成巨大改变。《长恨歌》中许多章节描述了王琦瑶的衣食住行，她生活中的一切改变都源自于时代的变迁，这也就形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隐性的默契，当作者写到王琦瑶生活困苦，靠典当度日，后与程先生相互扶持时，读者便能领会到王琦瑶当时所处时代的概况。其三，随着女权主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作家将目光投向了女性主义创作，王安忆也不例外，她根据自身的经历，创作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王琦瑶便是一位典型。《长恨歌》中也出现过男性形象，但他们只是配角，是王琦瑶人生路上的过客，王琦瑶作为主角，她在小说《长恨歌》中是上海女性的代表，是上海精神文化的体现，这是王安忆的小说与其他作家的小说之间的不同。王安忆将女性文化与城市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代表，这不仅提升了女性的自主意识，而且還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产生积极影响，增强她们对自身价值的肯定。

总而言之，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从多个方面展现出女性的独特魅力，能够给读者全新的阅读感受。《长恨歌》中女性主体意识主要通过王琦瑶这个人物形象体现出来，从王琦瑶的一生来看上海的变迁，这是对女性文化的肯定，能够提高女性的社会影响力。本篇论文抓住《长恨歌》中的女性主体意识，以此为理论基础比较并分析《长恨歌》中的女性形象，从王琦瑶的日常生活来看女性特有的精神面貌，揭示《长恨歌》中女性形象所蕴含的生命哲学。

二、《长恨歌》中女性形象分析

（一）分类

1. 以王琦瑶的外婆为代表的旧式农村女性形象

这类农村女性形象的主要特点是平和包容，就像是邬桥一样，能够维系世界的平衡，是逃难者歇脚的地方。“人心是最经不起撩拨，一拨就动，这一动便不敢说了，没有个到好就收的”[1]124，王琦瑶的心早已经被爱丽丝公寓、被上海撩拨起来了，她经历了万众瞩目，成为了“沪上淑媛”——上海三小姐，跟了李主任，住进了爱丽丝公寓，而后被李主任抛弃，告别爱丽丝公寓，告别了如梦幻泡影般的上海。“别看如今是死了一般地止住的，疼过了，痛过了，就又抬头了”[1]124，外婆认为“这就是上海那地方的危险，也是罪孽”[1]124，在外婆眼中是危险的地方，却是王琦瑶最向往的。小说中，王琦瑶“她的心掉在了时间的深渊里，无底地坠落，没有可以攀附的地方”[1]125，这是上海带给她青年时期的伤痛，这个时期她面对困难主要是逃避。而外婆显然与王琦瑶是不一样的，外婆面对困难是包容和化解，在外婆眼中，作为女人是有自己的真正好处的，而这其中的好处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才能领会，流落邬桥的王琦瑶已经失去了平常心，这也就形成了外婆平淡自如和王琦瑶不甘困于邬桥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

这一时期是王琦瑶人生中的过渡时期，作为一位见识过上海繁华和精致的城市女性形象，她现在还无法体会外婆性情中的质朴以及对生活的热情。在青年时期的王琦瑶眼中，邬桥代表的是落后、荒芜，她完全体会不到邬桥人平淡而又充实的快乐。外婆所代表的旧式农村女性，她们有自己体会着的快乐，比如柴米油盐的快乐，比如生儿育女的快乐，这既是因为她们拥有一颗平常心，也是她们自己探索着得来的。外婆和王琦瑶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一颗平常心，拥有一颗平常心才是外婆热爱人生、享受人生的内在原因。

2. 以王琦瑶和蒋丽莉为代表的旧式都市女性形象

“她们无怨无艾地把时代精神披挂在身上，可说是这城市的宣言一样的”[1]20。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是上海的代言人，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代表，在上海的弄堂里有无数个这样的王琦瑶，她们有着相似的娇羞，喜欢悲春伤秋，彼此之间又会耍些小手腕。在王安忆的笔下，这种上海特有的女性形象诠释出上海特有的精致细腻但又带有一点小家子气。“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王琦瑶她们才得以体现的”[1]20，“王琦瑶是追随潮流的，不落伍也不超前，是成群结对的摩登”[1]20，就如同上海这座城市一样，是舶来品，是洋化的都市。

而蒋丽莉和王琦瑶正是这类都市女性的代表，蒋丽莉羡慕着王琦瑶的美貌，而王琦瑶则暗暗追求着她所缺乏的权力与金钱，从本质上来说，二者都是不重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羡慕对方拥有的东西。哪怕这会带给她们痛苦和迷惘，她们仍然锲而不舍地追求[2]25。对于蒋丽莉来说，爱情是至高无上的，正如她对程先生的执著，而王琦瑶却不屑于程先生的爱，对她来说，程先生不过是空虚寂寞时才会想起来的一位友人，她崇拜的是李主任，因为“李主任是权力的象征，是不由分说，说一不二的意志，唯有服从和听命”[1]82，“李主任是决定一切的，而程先生则是要由别人替他决定的”[1]82。在王琦瑶心目中，李主任的世界与自己的世界迥然不同，是更高层次的存在，“她是望也望不着，别说去够了”[1]109。也正是由于这种差距，王琦瑶的内心自然而然地在程先生和李主任之间做出了选择。而蒋丽莉对程先生也是如此，“程先生兴致盎然地说：蒋丽莉，我要带你去一个有趣的地方吃饭。蒋丽莉说：无论你带我去哪里，我总是服从”[1]97，从蒋丽莉的言语中可以看出蒋丽莉对程先生爱得深沉且执著。因此，从本质上说，蒋丽莉和王琦瑶是同一类人，她们都服从于自己的追求，也都求而不得，这种求而不得使得王琦瑶、蒋丽莉陷入了自身的执念中，难以摆脱。

王琦瑶和蒋丽莉代表着的旧式都市女性都执着于追求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而不重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这是商业文明给她们带来的影响——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在这类旧式都市女性形象身上，笔者看到的是上海的精致和细腻，也看到了人心的空虚，这类都市青年女性都是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他人，成为了附属品，缺乏自主意识。这是王琦瑶人生路上的第一个阶段，她还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挫折，还没有承担风雨的能力，只想着依靠他人过上优渥的生活，还没有形成独立意识[2]24。

3. 以薇薇和张永红为代表的新式都市女性形象

薇薇“是那种典型的淮海路上的女孩”[1]251，“都是受到生活美学陶冶的女孩子”[1]251，但薇薇“不是精英，也不是落伍者”[1]252，是“属于群众的队伍，最多数人”[1]252。而张爱红和薇薇不一样，“张永红可说是已经达到时尚中的独特境界”[1]261，她和王琦瑶是同一类人，可以说是新时代的王琦瑶，她们之间的关系“倒并不是类似母女的感情，而是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间的，跨过年纪和经历的隔阂而携起手来”[1]266。薇薇是典型的新时代女性，她簡单而又活泼，直白而单纯，但是内心浮躁，不够精明，而张永红却是与她截然不同，她承袭了王琦瑶式的机敏和聪慧，但她确实没有大人的圆滑，只能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周旋，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结婚的男朋友。从命运的安排中，可以看出一条隐形的线，薇薇继承了蒋丽莉对爱情的追求，同时她没有蒋丽莉的执念，因而薇薇选择了小林，选择了平淡的生活，而蒋丽莉嫁给了老张，却因为放不下而抑郁患病，促成了自己的死亡。张永红也是如此，她和王琦瑶一样追求着自己没有的东西，而看不到眼前的现实生活，被长脚的金钱世界所吸引，想要摆脱自己简陋而压抑的家，她并不是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只是不甘于平淡且简单的生活[3]。薇薇是抛弃了执念的蒋丽莉，而张永红则是王琦瑶的继任者。

在单纯直率的薇薇眼中，王琦瑶家里的旧货都不过是一些过时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值得看重的价值，她对旧上海的风情有过欣赏，但更多的是追求新时代的时尚，而不是沉醉于过去的风光。张永红却是截然不同，她能够欣赏甚至是模仿王琦瑶那个时代的时髦，为了让自己与众不同，在同伴中引领风尚，她经常上王琦瑶家领教，和王琦瑶一起探讨时装的剪裁、搭配。“王琦瑶向张永红仔细地描绘历年历代的衣装鞋帽”[1]265，薇薇却觉得“母亲描绘的时装，在她脑子里，就好像老戏里的戏装，总显得滑稽可笑”[1]265。

虽然都处于新时代，但从作者对这两个角色的处理上来看，薇薇和张永红是截然不同的。但她们代表着新时代对旧时代的继承与创新，张永红选择通过怀旧来给自己的时尚增添底蕴，而薇薇则是全然抛弃旧的时尚，在探索中形成自己的时尚风格。另外，在对待爱情方面，张永红一直想找到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不愿意将就，而薇薇则是认定一个便不再更改，两位女性都有着自己的想法与选择，既不受制于外部条件，也不受制于家庭因素，这是女性主体意识逐渐增强的体现。

（二）比较

1. 比较旧式农村女性形象和都市女性形象

《长恨歌》中主要有两类不同地域的女性形象，同处于旧时代，王琦瑶作为中心人物，作为旧式都市女性形象的典型而存在的，外婆则是旧式农村女性形象的代表。在上海和邬桥的对比中，外婆和王琦瑶的差异也就凸显出来了。在《长恨歌》的第二部第一章中，王安忆从风俗人情、地域特色等各方面详细地对比了邬桥与上海的不同。“这类小镇，全是图画中的水墨画，只两种颜色，一是白，无色之色;一是黑，万色之总”[1]199，简单清晰的的水墨色使得邬桥带上了浓厚的哲理色彩，而这种哲理又被人们日常的柴米油盐、吃饭穿衣充实着。在邬桥，简单纯粹的生活追求和平淡琐碎的现实生活共同构成了邬桥人俗世的快乐，而这种俗世的快乐“不是歌舞管弦渲染的，而是从生生息息里迸发出来”[1]121。邬桥的世界中都是一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良辰美景，是人生中的大善之景”[1]120，从这些琐屑的生活中透露出人生的平凡与延绵。邬桥就如同一位母亲，万物从此处生长、延伸，发展成绚丽多姿，而又回归到原点，只剩下真淳和简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邬桥是沉寂的、包容的，邬桥的人“都是道人，无喜无悲，无怨无艾，顺了天地自然作循环往复，讲的是无为而为”[1]119。就像王琦瑶的外婆一样，“外婆年轻时也是美人”[1]123，但却没有像王琦瑶一样被繁华蒙骗，她选择了简朴的邬桥，在邬桥的柴米生涯中体味生活的真谛。“王琦瑶的快活是实一半，虚一半，做人一半，华服美食堆砌另一半。外婆则是个全部”[1]124，在外婆眼中，身为女人是最大的快乐，既不必承受生活的重担，又能拥有和儿女有骨肉相连的亲情，而王琦瑶显然是“还没享到女人的真正好处”[1]125。去往邬桥的船停在了无名小镇，外婆“指点王琦瑶看岸上的人车房屋，说是缩小的邬桥的样子”[1]125，而“王琦瑶的眼睛只看到船靠的石壁上，厚厚的绿苔藓，水一拍一拍地打着”[1]125。同一片风景，两人看到的截然不同，外婆看到的是同邬桥一样的烟火气息，透露出熟悉和温暖，而王琦瑶看到的却是萧瑟与冷清，甚至是荒芜和落后。不管是邬桥的水还是邬桥的花和草，都衬托出王琦瑶的一身红，“这红是亘古不变的世界的一转瞬，也是衬托那亘古的，是逝去再来，循回不已，为那亘古添砖加瓦，是设色那样的技法”[1]127，这也暗示出王琦瑶的人生命运，她不过是生生不息的世间一抹红色，转瞬即逝，经不起岁月的侵蚀，只留下千疮百孔。

农村与都市两种不同女性形象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农村女性安于贫穷，在繁琐和充实中寻找女性生命最本质的快乐，而都市女性则是在繁华中浮沉，人心在都市生活中漂泊，留下一片荒芜。《长恨歌》中，农村女性形象代表的农村文化是如水一般生生不息的，是永恒地流淌着的岁月，而都市女性形象代表的都市文化则是如烟花般璀璨易逝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外婆和王琦瑶的两种不同人生。生命既是永恒的也是短暂的，从这两种女性形象中，作者着重表现出人生中平淡是永恒的，而繁华是短暂的。

2. 比较新旧不同时代的都市女性形象

小说中，王琦瑶和女儿薇薇是典型的两代人，王琦瑶年轻时的上海是活跃的，是雅致的，是流光溢彩的，但也透露出浮华的特色，稍不注意，就会转瞬即逝。而薇薇生活着的上海，那时正是物资匮乏的时候，她没有学习和培养的条件，薇薇这一代人刚开始只能借助姣好的面容和机敏的小心思取胜。即便如此，薇薇也还有着自己的资本，那就是年轻。在薇薇眼中，“她看见母亲的好日子已经失了光彩，而她的好日子正在向她招手”[1]253，经历了一年的举步维艰，薇薇在时装上逐渐有了自己的眼力，心态也变得从容，逐渐地适应新的变化，有了自己的成长。

“八十年代初期，这城市的时尚，都带些埋头苦干的意思”[1]125，薇薇的时代里，既有时代的活力，又有怀旧的氛围。张永红就是薇薇这个时代的时尚带头人，她虽没有过专业的培训，但她有着独特的审美眼光，对时尚有着自己的见地，可以说张永红就是八十年代的“王琦瑶”。薇薇则是大众潮流的代表，她们在领头人的带领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时尚观念，一旦失去了领头人，她们的时尚便会落于平庸，失去独特性。在王琦瑶的时代，时尚靠的是闺阁的培养和媒体的炒作，在照片和选秀的帮助下，王琦瑶顺利成为“沪上淑媛”，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潮。而在薇薇的时代，百废俱兴，时尚靠的是摸索和回忆，薇薇们靠摸索走出自己的大众路线，张永红则通过同王琦瑶讨论和学习，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长恨歌》中，作者非常赞赏张永红的时尚，“这城市马路上的时尚多亏有了张永红这样的女孩，才可保持最好的面目”[1]261，淮海路上的风景也正是张永红们带动起来的，张永红用她的顺应的态度将时尚推到高潮，推向别致[3]72。

新旧两代都市女性形象体现出文化的传承和时尚的进步，张永红继承王琦瑶的精致和古典，而薇薇通过探索也找到了自己的时尚之路。两代人最大的区别在于新一代的都市女性更加果敢，自主意识更加强烈，她们热情而积极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同于王琦瑶和蒋丽莉的执著，张永红和薇薇她们学会了放手，学会了当断则断。如果是王琦瑶们是囿于闺阁，心境过于狭隘，有些小家子气，那么薇薇们则是走出闺阁，走向了外界。从王琦瑶到薇薇，女性的主体意识慢慢在觉醒，她们有着对自己人生的思考，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追求。

三、《长恨歌》中女性形象的文化内涵

（一）上海都市文化

1. 精致的生活追求

“上海是‘摩登’的代名词”[1]45，无论衣食住行，无不精致。《长恨歌》中第一部第二章“沪上淑媛”中详细地介绍了上海的晚会，而王琦瑶是晚会的最佳点缀。歌舞是上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九四五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了日本投降而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1]37，哪怕是战乱时期的上海，仍然歌舞升平。“上海的晚会又是以淑媛为生命，淑媛是晚会的心”[1]44，王琦瑶和蒋丽莉成为了晚会上的一对常客，为上海的晚会染上情调。

到了八十年代，一只卡式录音机，一间空房子，就能举办一场舞会，可见上海人对舞会的认真。作为一个追求上海旧时尚的年轻人——老克腊第一次出场时，是参加一个新式派对，随后认识了王琦瑶。在王琦瑶的家中，他们在一起吃饭，王琦瑶说起了印尼的椰汁鸡、广东的叉烧、法式鹅肝肠、越南的雨露等等看不到的菜肴，“四十年前的餐桌，联合国开会似的，点哪一国的菜都有”[1]315，这也就从饮食方面表现出上海曾经的繁华。等到了八十年代，椰汁鸡没有椰酱，做不出来，叉烧没有叉烧粉卖，也做不出来，现在做出的菜像是食堂的大锅菜，没有了四十年前的精致与讲究。但王琦瑶家的沙龙，始终有着不一样的追求，她的菜单上总是没有简单二字的，王琦瑶家的客人“在王琦瑶家度过他们闲暇的时间，喝着小壶咖啡，吃着王琦瑶给做的精致点心”[1]335，享受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这是王琦瑶带给朋友们上海精致文化的独特体验。

不管是四十年代战乱的上海，还是八十年代百废待兴的上海，人们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娱乐方式，能够保持对歌舞的欣赏与热爱。这是都市文化留给上海人的印记，造就了上海人独一无二的审美眼光[4]。从食物、服装、娱乐等多个方面都能展现出上海的独特风情，小说中，王琦瑶作为上海文化的代表，从她的生活中，处处也都能看到上海的独特魅力。简而言之，上海是繁华、精致、时尚、先锋的代名词，是层出不穷的新潮的发源地。新的东西出现得快，消失也快，王琦瑶她们在有限的生命中有着对生活的无限热情。

2. 对爱情的锲而不舍

《长恨歌》中，主要有两位女性有明确的爱情线，一位是四十年代的蒋丽莉，另一位是八十年代的薇薇。她们俩对待爱情的态度不一样，但她们的遭遇又有相似之处。蒋丽莉通过王琦瑶认识了程先生，但“程先生的心全在王琦瑶身上”[1]67，而薇薇通过张永红认识了小林，小林刚开始也是喜欢张永红的，两代人有着相似的感情经历，结局迥然不同。蔣丽莉是文艺腔的派头，喜欢伤春悲秋，多愁善感，因而在面对程先生时，总是缺乏信心，想要将程先生牢牢抓在手里。“她对程先生的态度几近苛求，稍一个走神都是不可以，且又将王琦瑶看得过重，凡事都往这上面联想”[1]104，这也就为程先生的拒绝埋下了伏笔。不仅如此，蒋丽莉在程先生面前，还是谦卑的，只要和程先生见一面，什么都可以。即便如此，程先生的心里还是想着王琦瑶。在蒋丽莉的一次次赌气中，程先生的耐心被消磨殆尽，只能逃离上海这个伤心地。蒋丽莉结了婚后仍然记挂着程先生，忽视老张，忽视孩子，到了生命尽头还念着程先生，沉浸在风月派的天真和矫情中。《长恨歌》中，蒋丽莉作为次要人物形象，她的人生被王琦瑶和程先生所左右，陷于对程先生的单恋中，没办法解脱。而王琦瑶失去了李主任，失去了康明逊，失去了萨沙，但她在蒋丽莉面前，“却终有一桩不输，那就是程先生”[1]227。这也就从侧面体现出蒋丽莉的悲哀，她的人生因为一段求而不得的爱情变成了一幕悲剧。

薇薇的遭遇和蒋丽莉有些相似，小林先是张永红的男朋友，后转而对薇薇示好，两人最后结婚去美国生活。薇薇的爱情靠的全是本能，“这本能一般都骗不了她，不会给她亏吃的，到头来，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1]272。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去美国，薇薇一路追着小林，所幸傻人有傻福，面对薇薇的如火热情，小林逐渐被打动。这恰好形成了二人稳定发展的关系，薇薇性格上的活泼和小林的沉默寡言正好形成互补。虽然《长恨歌》中描写薇薇爱情婚姻的章节不多，但也可以从一些细节方面看到薇薇对小林的爱。就算在王琦瑶面前，薇薇也要争宠，表现自己。但为了小林从母亲那里拿了金戒指作为出国的筹码，自己却是“穿了一身家常的布衣和一双旧鞋，登上了飞往旧金山的飞机”[1]305。薇薇如此爱美，却为了爱人甘心穿一身朴素的衣服去往美国，可见爱情对薇薇的影响。

小说《长恨歌》中，不管是王琦瑶和蒋丽莉还是薇薇和张永红，都有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追求，这在都市女性形象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同于外婆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王琦瑶也一直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爱情，从青年时追求李主任到中年时追求康明逊再到老年时期追求老克腊，不管在哪个年龄段，王琦瑶都有着女性对爱情的思考和追求。薇薇和张永红也是如此，敢爱敢恨，敢于舍弃，自主追求，充分体现出都市文化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并且还可以在她们身上看到上海都市文化造就出的女性形象的含蓄婉约。在都市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作者王安忆以开放的上海精神为内核，造就了一个个看似性格迥异，实质有着内在勾连的女性形象。

（二）女性的韧性

小说中，女性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女性对命运的反抗和对苦难的包容两个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1. 对命运的反抗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对命运的反抗主要体现在三个地方：第一，出身平凡想要通过权力改变自己的处境;第二，单身居住在平安里，希望用婚姻来绑住康明逊;第三，年老时仍然追求自己的爱情，表达对老克腊的好感。小说中，王琦瑶的人生观、爱情观都能体现出她的自主意识和她对于命运的反抗。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1]19，她的家在狭窄逼仄的巷子里，但她面容姣好，看着淮海路的繁华，胸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股挣扎和不屈。在面对蒋丽莉的热情，看到蒋丽莉的家世时，王琦瑶内心实质上是有些自卑和亏欠的。王琦瑶搬到爱丽丝公寓后，蒋丽莉因为程先生的事来找王琦瑶，王琦瑶对蒋丽莉说了一句，“总是我在你家吃饭，今天终于可以请你在我家吃饭了”[1]102，简单的一句话可以看出王琦瑶和蒋丽莉之间友谊的不平等。李主任给王琦瑶带来了优渥的生活和令人羡慕的权力和地位，这是她心心念念的，但好景不长，很快李主任就因飞机失事亡故，王琦瑶只能离开上海去邬桥疗伤。后来到了平安里，王琦瑶认识了康明逊之后，她会有怦然心动，她会为康明逊抱不平，甚至明确表露出对康明逊的喜欢，想要夫妻名分，但现实的命运又一次给了她失望。康明逊的家庭不容许他娶王琦瑶，他也不想让王琦瑶步他母亲二夫人的后尘，在王琦瑶怀孕后，康明逊不能对王琦瑶负责任，只能一直拖着。直到王琦瑶想到了萨沙，她在看到萨沙为她奔走时，又不愿意打掉孩子，只能屈服，放弃爱情，放弃婚姻，想要赖住萨沙，可惜王琦瑶没有想到，萨沙并不想吃了这个亏对她负责任，他只想逃脱王琦瑶，去苏联换一种新生活。在萨沙走了之后，王琦瑶平静地接受被抛弃的事实，自己独自承担起带孩子的责任。这从母性方面体现出王琦瑶对女儿薇薇的爱，不管自己生活多窘迫，仍然想要尽力抚养自己的孩子，相较于作为父亲的康明逊，王琦瑶的态度展现出一位母亲的责任和担当。在女儿薇薇去往美国后，王琦瑶认识了老克腊，想要给自己的老年生活找一份寄托，虽然被老克腊拒绝，但仍然体现出她对爱情的渴望。

2. 对苦难的包容

王琦瑶在李主任飞机失事后，到了外婆所在的小镇邬桥，在这个江南小镇上，她看到了外婆用平常心对待人和事。在平安里，王琦瑶经历了被康明逊抛弃，和程先生扶持度日，而后与蒋丽莉重逢，蒋丽莉又得病去世，之后程先生自杀。《长恨歌》中第二部写出了王琦瑶中年生活遭遇的种种不幸，但她并没有被生活击垮，仍然过着自己平淡的生活，这是她逐渐拥有平常心的体现。

《长恨歌》第二部第三章中，王琦瑶在怀孕后，康明逊碍于家庭缘故没办法娶她，只能和她私下来往，两个人商量孩子的事情，刚开始，他们俩一筹莫展，相互折磨，等到王琦瑶想要赖上萨沙，解决孩子的问题后，又遇到了程先生，解决了孩子的问题，随即康明逊和王琦瑶的关系又回归平淡。从波澜起伏到风平浪静，王琦瑶这种对待困难的态度有些顺从，但也确实是包容的。她想过打掉孩子，又舍不得打掉孩子，在康明逊和萨沙不见踪影后，恰巧程先生出现了，给了王琦瑶安定。作者在此处安排了程先生的再次出场，也就给了王琦瑶化解矛盾的契机，使得王琦瑶的生活再次回归平淡。

在王琦瑶的中年生活中，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她并没有像程先生一样自殺，而是抚养女儿，坚强而又勇敢地过着自己的平淡生活。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作者一跃而过的写法造成了一种似乎十年的浩劫就在她的举手投足间流逝了。王琦瑶独有的女性韧性在她对命运的反抗和对苦难的包容中体现出来，她的果敢与坚强让苦难面前始终是一种正面直视的态度。从李主任失事后，王琦瑶去邬桥逃避战乱，而后又回到上海，表面上来看是她放不下上海的繁华，实质上始终支撑她的是她对上海的认可和对家的向往，这也是她韧性的来源之一。王琦瑶待在邬桥，她始终是邬桥人眼中的外乡人，没有被认可，没有归属感，直到回到上海，住进平安里，她才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岁月。有了薇薇之后，支撑着王琦瑶的既有对生活的热情也有对女儿的母爱，从打针、洗尿布、织毛衣种种生活细节方面都能看到王琦瑶身为母亲的从容和坚强。

（三）悲剧命运

《长恨歌》中主要体现出了两种主要的悲剧形态，一是爱情悲剧，一是生命悲剧，这两种悲剧贯穿了王琦瑶的一生。

1. 爱情悲剧

王琦瑶一生中追求过两个男人，一是李主任，二是康明逊，前者给了她钱财，后者给了她孩子，但是都没有给她爱情。在李主任心目中，王琦瑶是他休憩的地方，能够缓解他在外界遭受的压力，给他紧张的生活松一口气。时局动荡时，王琦瑶只能窝在爱丽丝公寓等着李主任，而李主任这种掌权者自然给不了王琦瑶地位与爱情，他们之间有的不过是倒数着的短暂相聚罢了，他们之间“这恩爱也是从等里面生出来的，是苦多乐少的恩爱，还是得过且过的恩爱，有一日是一日”[1]109。

康明逊很早就和王琦瑶说过他没办法给王琦瑶名分，还说过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他们为了抓住了眼前的欢爱而妥协。在康明逊和家里和解后，他想要和王琦瑶分手，但又舍不得，只能私底下来往，一直逃避着，直到王琦瑶怀孕。王琦瑶怀孕是一个重大转折，她发现自己为了康明逊做什么都肯，但她还是被抛弃了，自此王琦瑶完全断了嫁人的念头。哪怕是面对程先生，她仍然怕被嫌弃，两个人都不敢再进一步，只能将心思掩下。

在王琦瑶的人生中，爱情总是求而不得的，第一次遇到爱情时，是程先生向她表达了好感，但王琦瑶选择了李主任;第二次遇到爱情时，王琦瑶追求婚姻，但这也是康明逊无法给她的;第三次遇到爱情，那只是老克腊怀旧的寄托和她自己内心的空虚所形成的幻影。不管是哪一次，爱情似乎都在王琦瑶触手可及之处，但却总和她隔了一段距离，尽管得不到真挚的爱情，但她依旧坚定不移地追求着，这也从深层次反映出王琦瑶自由而勇敢的爱情观。

2. 生命悲剧

王琦瑶的一生都在抗争但也都没有遂愿，年轻时为了权力放弃爱情，中年时为了爱情放弃尊严，老年时为了金钱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她的一生都是在波折中度过的。

《长恨歌》的第一部概括了王琦瑶的青年生活，她从出名到成为“三小姐”，而后住到爱丽丝公寓，这一段人生经历从开端到高潮直至落幕，都体现出她的好胜心，以及她对权力的向往。虽然王琦瑶住到了爱丽丝公寓，得到了李主任的宠爱，这是她不幸人生的一部分，李主任留给她的只有无尽的等，她像一只金丝雀一样等待主人偶尔的垂怜。之后李主任出逃时飞机失事，王琦瑶的青年生活随之结束，青年王琦瑶的风华折合成一盒金条。《长恨歌》第二部写了王琦瑶的中年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她追求过爱情，但最终失败，这也就导致了她平常心的形成。刚到邬桥，王琦瑶是不理解外婆的平常心的，等到她回到上海，住进平安里，遇到了康明逊和萨沙，在经历了薇薇的出生和蒋丽莉、程先生的死亡后，王琦瑶逐渐体会到了平常心的重要性，她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平常心。《长恨歌》第三部写的是王琦瑶的晚年生活，她经历了女儿的成长和离开，后来被长脚杀害，她的一生最终落幕。在长脚到王琦瑶家抢劫时，王琦瑶是有机会生存下来的，但她不愿放过长脚，想要抓住最后的依靠——金钱，最后造成自己的死亡。一部《长恨歌》正如书名一样反映了王琦瑶遗憾的一生，她的转瞬即逝的生命悲剧。

从王琦瑶步入片场的那个场景到她死亡时眼中的场景，这也就形成一个回环的结构，体现出命运的预知性和无法改变[5]。四十年前的场景决定了王琦瑶四十年后的命运，不管她怎么挣扎都是徒劳的，尽管如此，她也不放弃抗争，这正好体现出《长恨歌》的悲剧精神。即使知道前路艰难，仍然要尽力反抗，为自己争取生活的自由，这也是王琦瑶人生悲剧的感人之处。笔者认为这种对人物命运的处理带有一定的古希腊悲剧色彩，在既定的命运道路上以自己的能力努力改变命运，纵然失败也能留下生命的精彩。

四、结语

在《长恨歌》中，王琦瑶作为典型女性形象，她打破了男权社会所固有的结构模式，凭借自身的韧性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王安忆以平淡的话语和平淡的生活构筑了一幅上海都市图，所说的不过是些人情世故，所描写的不过是些生活烟火，却能体现出上海最核心的精神文化。《长恨歌》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并不是偏向褒义或偏向贬义的，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正常情感、正常生活体现出来的。在王安忆笔下，王琦瑶的种种行为都不过是生活在驱使她，她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人物，有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因而在面對困难时，她也有自己的解决方式，这既是王琦瑶的个性也是女性的共性。无论是旧式女性形象还是新式女性形象，无论是都市女性形象还是农村女性形象，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处世哲学，都能在生命中找到自己的快乐。

主角王琦瑶的身边虽然一直围绕着不同的男性角色，但抛开这些男性，她依旧有着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追求。从男女平等方面而言，女性意识的觉醒能够使读者的目光转向女性，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王琦瑶日常生活的描写，就是在构筑王安忆心目中的女性世界，展示出王安忆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在《长恨歌》中，并没有着重丑化男性，反而是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消解两性关系中的矛盾，这不仅可以体现出女性的宽容，而且能够表现出女性内在精神世界带来的韧性。可以说，在《长恨歌》中，男性和女性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两者关系交叉却不相互抵制。作为上海精神文化的代表，王琦瑶不仅是作为女性，她还代表着精致而又时尚的都市文明，这是王琦瑶们的共性。在细节处，王琦瑶和她的朋友、她的女儿都有着她们独特的生命哲学，能够让她们从容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那就是拥有一颗平常心。

本篇论文从女性主体意识方面出发，认识到了王安忆对女性的认可，以及王安忆在小说《长恨歌》中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抬高，通过细化比较《长恨歌》中的不同女性形象，落脚于其中蕴含的女性生命哲学，找出女性本位意识中女性“包含性别而又超越性别”[6]的特有魅力，认识到不同的女性形象都能在生命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女性特有的的生命哲学。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长恨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 王薇.女性文学之女性意识——《长恨歌》《上海女性》女性生命意识解读[J].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

[3] 傅建安，季丹.一颗悬浮的心——王安忆《长恨歌》中张永红的人物形象分析[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8，（5）：71.

[4] 胡小艳.上海弄堂里的王琦瑶们[D].浙江大学，2007.

[5] 李彩云.论王安忆《长恨歌》对命运的探索[D].山东师范大学，2007.

[6] 尹文灵.《长恨歌》的女性主体意识[J].文学自由谈，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