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赵艳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和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中医出版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本草类书籍作为中医理论与中医实践沟通的桥梁，具有宝贵的学术研究价值，通过对其出版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医出版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特点。因此，笔者选择内容相对完整准确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为蓝本，借助客观化的数据统计结果直观展现本草类书籍的出版特点，并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从而摒弃传统文献研究的束缚，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1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收集与整理

笔者整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1]著录的1912—1949(包括1912年和1949年)年著述出版的本草类书籍。这些书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出版于1912—1949年，但不一定成书于1912—1949年；②成书于1912—1949年，出版于1912—1949年；③成书于1912—1949年的抄本稿本类本草著作；④出版地为中国，例如，明确记载出版于日本或者朝鲜的著作不予录入。

将符合上述条件的书籍的相关资料录入 ACCESS 数据库中，著录项包括类目、书序号、作者、书名、卷数、成书年代、出版年、出版地、出版机构、版本信息、馆藏地。其中，对于录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处理：①对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出现的成书年代不确定的情况，暂且按照《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给出的时间为准，进行信息录入。②由于本研究试图从多个角度探究本草类著作的出版特点，因此，对于同一著作，由于多次出版造成的出版年代、出版机构、出版地、版本类型不同的情况，将其视为不同种类的书籍逐条录入，不得有遗漏。③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各个时期北京名称不一致的情况，均录入北京。

其次，完成数据录入之后，对需要分析的要素采用IBM Statistics 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利用数据分析的结果直观展现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出版情况，并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2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出版特征

2.1 本草类书籍出版时间分布特征在收录的 1 285 种书籍中，有明确出版时间记载的有981种，通过利用IBM Statistics 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年出版数量统计表和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年出版数量变化趋势图，见表1、图1。

表1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年出版数量统计表

图1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年出版数量变化趋势图

通过表1和图1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年出版数量有以下特点：①本草类书籍的年出版数量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分布趋势，1936年是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出版高峰期。②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年出版数量分布不均衡，具有明显的阶段化特征，且每一阶段均有出版小高峰出现。根据图1，小高峰出现的年份分别是1914年、1916年、1930年、1936年、1941年。

依据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出版时间的分布特点，其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12—1927年，从表1反映的信息来看，这一阶段本草类书籍的出版数量为358种，占民国时期总出版数量的36.5%；根据计算，这一时期年平均出版数量为22.375种。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出现了两次出版小高峰，分别是1914年和1916年。笔者通过分析小高峰出现的原因，对这一时期中医出版业的发展特点进行探究。笔者认为，北洋政府时期出现的两次出版小高峰与当时政府出台的中医政策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这两次出版小高峰的出现与民国时期“漏列中医案”的提出有关[2]。1912年和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分两次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然而其中并未涉及中医药教育的相关规定，这就是著名的北洋政府“漏列中医案”。“漏列中医案”的提出使得中医界意识到著书立说，救中医药事业于水火的重要性。于是，1913年，“医药救亡请愿团”在向教育部呈递的《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中，提出8条请愿措施，第1条便是请愿设立中国医药书编辑社[3]。这说明中医界已经认识到编辑出版中医药书籍的重要性。根据数据统计发现，1914年出版的本草类书籍几乎全部为前代本草著作的翻印，在36种本草书籍中，除了1本《四字药性》成书于1914年，其余35种皆成书于民国之前。从出版内容来看，出版的书籍都是一些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本草类著作，例如：兰茂的《滇南本草》、汪昂的《增订本草备要》等。另外，在有出版地记载的31 种本草类书籍中，24种出版于上海。由此可见，上海是当时重要的中医书籍出版地；从出版机构来看，多出自近代中小书局，例如广益书局、锦章书局、大成书局。分析1916年的数据，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916年出版的本草类著作基本上也是对前代书籍的翻印，在36种著作中，只有2种出版于绍兴医药学报社的本草著作成书于1916年，其余皆成书于民国之前。从出版地来看，除了上海，浙江也开始成为重要的出版基地，且均出自绍兴医药学报社。由此可见，这时中医社团开始崭露头角，出版数量开始增加；然而，中小书局仍然是出版的主力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12—1927年是中医出版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出版内容缺乏原创性，以翻印前代书籍为主；出版机构相对单一，以中小书局为主；出版区域相对集中，上海、浙江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出版基地。

第二个阶段为1928—1937年，从表1反映的信息来看，这一阶段本草类书籍的总出版数量为443种，占民国时期总出版数量的45.2%。根据计算，这一时期年平均出版数量为44.3种，是1912—1927年间年平均出版数量的两倍之多，是民国本草类书籍出版数量最多的时期。刘娜[4]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社会时局相对稳定，迎来了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受这一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医书籍的出版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另外，图中反映出来的两次出版小高峰分别为1930年和1936年。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1930年的出版小高峰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提出的“废止中医案”[5]有很大关系。1929年2月23—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6]。这次会议通过了以余云岫为首的一批西医提出的《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限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以上4个提案合称《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7]。这一提案试图从多个角度废止中医，这就是著名的“废止中医案”。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8]，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应对：1929年3月17日，中医界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9]；之后，总会先后成立“学程编制委员会”和“教材编辑委员会”[10]。这无疑促进了中医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此后，全国医药总会第一次临时大会在上海举办，在大会决议中就有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包括组织“学术整理委员会”，改组“教材编辑委员会”，编订中医药典，以大会名义与日本皇汉医药界建立学术联系等[11]。从大会讨论内容上可以看出，中医学术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已经引起了中医界的高度重视。根据数据记录，1930出版的43种著作，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有25种，占总出版数量的58.1%；翻印前代的书籍有18种，占总出版数量的41.9%。由此可见，此时图书出版不再是单单对前代书籍进行翻印。从出版机构的角度来看：除了最初的中小书局，又增加了大型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专门的中医出版机构，如上海中医书局、上海国医书局、上海中西书局。另外，还有中医院校和中医社团，如广东中医专门学校和秦氏同学会。由此可见，此时的出版机构类型已经十分丰富。在地区分布上，除了上海和浙江，广东省广州也成为重要的出版基地。分析1936年出现的出版高峰，大体原因如下：①得益于1931年中央国医馆的成立，早在1930年国医馆成立简章中就曾指出：本馆以提倡国医国药发扬固有学术及国产药物为宗旨[12]。另外，中央国医馆在1934年成立“编审委员会”[13]之后，为编辑出版中医教材及中医著作作出了巨大贡献。②1936年，《中医条例》[14]的颁布承认了中医学校的合法地位，为中医学术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吴去疾指出：“自前岁《中医条例》公布之后，一时印行古医书者，如云而起[15]。”杨东方等[15]也指出，1936年为中医医籍出版年。根据数据记录，出版于1936年的95种本草类著作，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有31种，占总出版数量的32.7%；并且，成书于1936年就有13种，接近成书于民国时期书籍数量的1/2。由此可见，1936年不仅是中医典籍出版年，在书籍编辑上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由专门的中医机构——上海中医书局和中国医学书局出版的书籍有13种，出版数量在不断增加。从出版内容上看，有一部分是医学院校教材，并且，有些教材偏向实验方面，例如：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药一百种之化学实验》，这与传统的本草类著作偏向理论有很大的不同。此外，1936年出版的丛书本数量有62种，占出版数总数的65.2%。根据统计，大部分丛书本出自大型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由此可见，这时，大型出版机构是出版大部头本草著作的主力。例如：世界书局出版的《皇汉医学丛书》和《珍本医学集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新编》和《雷公炮制药性赋解》，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根据以上分析可知，1928—1937年是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出版的繁荣发展阶段。此时出版业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出版数量上，出版的原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甚至出现了实验类本草著作。此时各种出版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大型出版机构也加入中医书籍出版的队伍中，并多注重书籍出版的质量，以出版大部头丛书本为突出特点。而专门中医出版机构开始出版教科书类书籍也是新的时代变化特点。总的来说，1928—1937年是本草类书籍出版的“黄金十年”。

第三个阶段为1938—1949年，从表1反映的信息来看，这一阶段本草类书籍的出版数量为180种，占民国时期总出版数量的18.3%。根据计算，这一时期年平均出版数量为15种；出版数量是3个阶段中最少的。其中，1944年和1945年本草类著作的出版数量最少，只有5种。1941年出版数量相对较多，为28种。这一时期出版数量的波动较大，与战争造成的时局动荡有很大关系。总的来说，1938—1949年是中医出版业发展的不稳定阶段。

2.2 本草类书籍出版机构分布特征在收录的 1 285 种本草类书籍中，有明确出版机构记载的有 1 101 种，统计结果见表2、图2。其中，对大型书局和中小书局的界定参考吴永贵《民国出版史》[16]中的相关内容。

表2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出版机构统计表

图2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出版机构构成图

从表2和图2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出版机构构成有以下特点：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出版机构包括中小书局、大型书局、传统坊刻机构、中医学社、中医书局、个人、医学院校、政府机构、图书馆、中药局、社会团体、医院。其中，中小书局为出版主力，其出版数量占总出版数量的36.8%；其次为大型书局，占比19.8%；再次为传统坊刻机构，占比16.8%；这3种出版机构出版的本草类书籍相对较多。另外，医学院校除了大部分中医院校之外，还包括几所西医院校，例如：满洲医科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由此可见，社会各界都为中医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从出版内容来看，大型书局出版的书籍以翻印前代本草著作居多，且多以丛书本形式出版，例如《中国医学大成》《皇汉医学丛书》《本草纲目》《珍本医书集成》等。此外，还包括民国时期成书的大部头著作，例如工具书《中国药学大辞典》《新医药辞典》。大型书局包括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且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种类最多，有158种。董丽敏[17]曾提到：“商务印书馆买下了因日人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修文印刷局的全部机器，从而拥有了当时上海滩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而这一前提，不仅确保了商务印书馆精良的印刷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其拥有了强大的印刷生产力……使得影印《四部丛刊》这样的大型古籍、出版《万有文库》这样的大型丛书成为可能。”传统坊刻机构出版的书籍多为前代本草著作的翻印，例如清代徐大椿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被翻印20次，清代陈念祖的《神农本草经读》被翻印10次，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翻印7次。中小书局虽然也是以翻印前代本草著作为主，但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书籍出版数量是几种出版机构中最多的。西坡[18]指出：“那些中小书局和书店，以自己的学识、智慧及对文化的理解和对市场的把握，成为大书局有力的补充和挑战，创造了许多堪称出版史的奇迹。”根据统计，出版数量较多的中小书局有广益书局、锦章书局、大文书局等。医学院校以出版教科书为主。中医学社多以实用科普为出版目的，例如《中国药物新字典》《标准药性大字典》是实用的工具书，《中国实用药物学》《药草与毒草》《草药图考》属于科普类书籍。

2.3 本草类书籍出版区域分布特征在收录的 1 285 种本草类书籍中，有明确出版地记载的有 1 043 种。本研究以省份/直辖市为研究单位，探究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出版特点。通过利用IBM Statistics 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见表3、图3。

表3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出版地统计表

图3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出版地构成图

从表3和图3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出版地的分布有以下特点：①出版地分布不均衡，集中分布在中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出版数量在10种以上的出版地分别为：上海811种，浙江85种，北京27种，四川27种，广东26种，江苏16种，重庆12种，天津10种。除这些之外，其他地方的出版数量均不足10种。②上海是出版本草类书籍最多的地区，出版数量达到了811种，该地区的出版数量占到了民国时期总出版数量的77.8%。

结合数据记录及文献资料整理，分析原因如下：上海一直以来都是中医出版业发展的中心城市。吴永贵的《民国出版史》[16]中记载：“晚清时期上海成为全国出版业的中心；民国时期，其出版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杨斌[19]也指出：“民国时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邓铁涛[11]《中医近代史》记载：“上海是我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近代中医教育的发祥地。”不光是中医书籍，中医学校、中医期刊、中医社团等一系列新生事物的产生均以上海为中心，上海在民国时期中医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其次，浙江的中医出版业也相对发达，分析原因如下：一系列中医社团和中医院校的成立，例如绍兴医药学报社、三三医社、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兰溪中医专门学校。这些中医社团以及中医院校的创办，无疑促进了中医书籍特别是中医教科书的出版。何廉臣曾经在《绍兴医药学报》上公开发表“公编医学讲义之商酌”的文章。文中提出：“欲保存中国国粹，必先办中医院校。欲办中医院校，必先编医学讲义[20]。”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何廉臣编辑出版的本草类教科书有《实验药用要言》《实验药物学》《实验汉药学》《实验要药分剂》等。除此之外，北京凭借其雄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新兴中医教育的发展成为重要的出版基地，北京地区的中医出版业在新旧融合的过程中蓬勃发展。崔学玲等[21]、徐扬等[22]也提到：民国时期中医社团也是促进中医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出版的书籍数量和质量均十分可观。根据数据记录，北京地区既有北平同济堂、北平老二酉堂、京师药行商会等旧式出版机构，又有华北国医学院、北平国医砥柱月刊社、北平中药讲习所等新式出版机构。通过数据观察发现，四川地区的传统坊刻机构为中医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博古斋、成都林文堂、成都博文堂、成都义生堂、成都存古书局，且这些传统坊刻机构的印刷技术相对落后，以出版刻本书籍为主。而广东地区的中医院校发展相对繁荣，例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光汉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保元国医学校。正因为这些中医院校的存在，使得广东地区出版的教科书数量较多。正如张晓红等[23]指出：“民国时期广东地区教科书的编纂位于全国首列。”另外，根据文献资料记载，重庆地区出版数量较多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战争造成的政府内迁有关。

总的来说，本草类书籍的出版在地区分布上具有不平衡性，促使一些省份出版数量相对较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该地中医学术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一系列中医院校、中医社团等的成立；这些机构的成立使得民国时期本草类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数量相当可观。二是该地出版业的发展，例如上海地区出现的大型印刷机构和中小书局。三是社会时局的影响，例如政府内迁使得重庆的中医出版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2.4 本草类书籍版本类型分布特征在收录的 1 285 种本草类书籍中，有版本类型记载的有 1 285 种。通过利用IBM Statistics SPSS 20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见表4、图4。

表4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版本类型统计表

图4 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版本类型构成图

从表4和图4可以看出，本草类书籍的版本类型构成有以下特点：①版本类型有铅印本、石印本、抄本、刻本、影印本、稿本、油印本、活字本、汇印本、缩印本、蓝晒本11种。②铅印本的出版数量最多，为632种，占民国时期出版总数的49.2%；其次为石印本，出版数量为397种，占出版总数的30.9%；抄本次之，出版数量为102种，占出版总数的7.9%；再次为刻本，出版数量为71种，占出版总数的5.6%；影印本出版数量为49种，占出版总数的3.8%；稿本21种，占出版总数的1.6%。其余版本类型出版数量皆不足1%。

铅印本和石印本之所以成为主要的出版类型，原因如下：一是铅印和石印技术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二是铅印和石印的成本较低，这些显著优点使得铅印和石印技术一经传入，就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范建华等[24]指出：“铅印和石印技术在中国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图书印刷产业的效率，我国的印刷业走上机械化道路。”沈洁[25]也指出：“铅印技术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抄本的出版数量相对较多，根据数据记录，这些抄本大部分成书于民国时期，且1948年和1949年成书量最多。这些抄本类书籍以医学院校教材为主，例如曹炳章的《药物学集说》，何廉臣的《实验要药分剂》《实验药用要言》等。成书于民国之前的抄本书籍多是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本草类著作，例如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金代李杲的《珍珠囊直掌补遗药性赋》、明代朱橚的《救荒本草》等。而刻本著作多为前代本草著作的翻印，多由传统坊刻机构和个人出版。影印本著作均为前代本草著作的翻印，且这些著作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例如《本草经集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本草纲目》《饮膳正要》等。此外，这些影印本著作多由实力雄厚的大型出版机构出版，例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且商务印书馆出版数量最多。稿本类著作均成书于民国时期，油印本均为教科书，由中医院校出版。此外，民国时期出版的一种具有收藏价值的蓝晒本著作为清代凌奂的《本草害利》。

3 结语

通过采用统计分析和传统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出版特征进行研究，并进一步分析民国时期中医出版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特点。结果显示：民国时期本草类书籍的出版具有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性：1928—1937年是本草类书籍出版的黄金十年；出版地集中分布在中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书局是促进中医出版业发展的主力军，然而，社会各界都为中医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在出版类型上，以印刷成本较低的铅印本和石印本为主，抄本和稿本类著作多由中医院校出版，刻本类著作多由传统小型坊刻机构和个人出版，而印刷成本较高的影印本著作和大部头书籍多由大型出版机构出版。另外，政府各个历史时期出台的中医政策、社会时局的变化、各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中医社团、中医院校的发展都是影响中医出版业和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