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妙岚

(福建江夏学院 工程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在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依托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推动红色实践基地的建设，加强建筑风貌的引导并创造健康的乡村人居环境。当乡土建筑作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活化的容器时，其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环境则是建筑独特性和象征性不可忽略的因素，将红色精神的传递通过特定的建筑形式、文化符号表达渗透，从而起到文脉传承、凝心聚力的作用。但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步伐的加快，“千村一面”的现象屡现不止，而作为乡村社区核心的纪念类、展览类红色建筑形式单一，丧失本身的乡土气息和身份价值，缺乏鲜明的场所属性和地域特征。本文以乡土建筑相关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平潭综合实验区主题党日馆地域性表达的探讨，拓展红色文化背景下乡土建筑的设计思路和研究方向。

一、“红色文化”及“红色乡土建筑”释义

(一)红色文化

“红色”代表着勇敢无畏与生机活力，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液里，在革命战争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人文内涵。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的“红色文化”通常指具体概念层面下狭义的红色文化，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实践过程中积累下的各种文化成果的综合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立足点。“红色文化”需通过物质形态的容器作为外显元素来表达其精神层面的内涵，具体是指遗物、遗址等革命历史遗存与纪念场所，这些器物的建设将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1]

位于平潭岛中西部的大坪村是远近闻名的革命老区村，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人文资源，还传承了“六度沦陷，六度光复”的红色历史，村民素有光荣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英勇的革命斗争精神，涌现出了曾焕乾、曾焕众等革命烈士。平潭党工委将区级主题党日馆选址于此，其落成后将作为主要的红色示范基地开展各类党员教育活动以及展示实验区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对于打造平潭岛特色党建品牌，乡村红色旅游和国际旅游岛形象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红色乡土建筑

“乡土建筑”的准确概念最早由保罗·奥利弗在《为满足需求而设计：乡土建筑中的文化问题》中提出[2]，他将其定义为“孕育于原始聚落(特别是乡村地区)，当地居民适应社会和环境变化形成的一种房屋建造的经验传承和传统”。“红色乡土建筑”则是在地区革命历史文化背景下，被赋予鲜明红色标签的“乡土建筑”，通常包括革命遗址遗迹等红色遗产和以展览馆、纪念馆为主的红色资源基地。在场所上，红色乡土建筑体现独特建筑风貌、人文风情的地域性特征[3]；在精神上，能够传达积极向上的氛围和价值导向，引导乡村发展的自发性和秩序性[4]。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红色乡土建筑将成为感受红色基因的“新窗口”，红色旅游的“新名片”，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力量”。

二、平潭综合实验区主题党日馆

(一)位置与规模

平潭，古称海坛，位于太平洋西部台湾海峡北部咽喉，是福建省内第一大岛，中国第五大岛，历来是兵家争据的海防要地。地处火山断拗带，受到季风气候影响，平潭岛在相对封闭的特殊海岛环境下，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海耕文明和地域文化。岛内乡村聚落依山傍海而建，顺应地势融于自然，以花岗岩为主材建造的“石头厝”是平潭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采用石墙承重结构，平面形制简单方正，立面开小窗抵御风沙，通常呈现短檐硬山、石头压瓦的双坡屋顶形式。石头厝民居是平潭数代居民因地制宜、在自发性驱动下产生的乡村营造智慧，自实验区成立后，平潭国际旅游岛的身份让更多的目光聚焦到这片乡土建筑上来。

大坪村处于平潭岛中部海滨平原地带，是典型的依托农业、渔业为生的平原聚落。村内仍保留有大量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建造的石头厝民居，这些民居以西南朝向为主，有利于在冬季避开东北季风。平潭综合实验区主题党日馆建于废弃的大坪小学校区的旧址上，坐落于大坪村中南部，基地南侧有主要村道通过，交通较为便捷，总用地面积约为2 575，总建筑面积2 185，由主体建筑和室外广场所在的主要功能区与停车服务区两部分构成。东西向的次干道将党日馆的功能区与停车区分隔开来，保证人车分流和各自的独立性。主体建筑位于场地的东北侧，靠道路一侧设置人行主入口，以展厅和活动办公为主；南面的入口引导广场和西侧公共活动广场形成“L”型环抱于主体建筑，构成虚实拓扑关系，作为室外功能区使用。

(二)平面与功能

主体建筑党日馆的平面设计呈现轴对称的规整布局，一层为序厅和主要展厅，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宣誓墙为序厅开始的标志，主要展厅以时间轴为线分别串联起了海坛烽火、岚岛新天、平潭浪涌三个历史篇章，将平潭综合实验区在党的领导下从革命斗争到开放战略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实体+数字”的多元展示方式呈现；二层为办公和活动区，设置独立的党建活动室、会议室和开放式书吧等公共活动空间，便于全区党员更好地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及党性锻炼；两层之间通过中庭通高空间进行对话交流，并把辅助功能房间分布在建筑东侧开放度较低的区域。该项目于2019年动工，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倒排时间节点和各部门的全力配合保持高效的施工进度，项目按时竣工并顺利地在“七一”建党节之际开馆迎客。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走进党日馆，了解党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该项目已逐渐成为了新的区级红色文化地标。

三、红色乡土建筑的地域性表达

(一)场地—环境的呼应

红色乡土建筑的特征之一是它须根植于乡村环境为背景，往往保持着场地的原生态性，被赋予鲜明的地域特色符号。若是忽略乡土建筑的场地属性，生搬硬套建筑手法或刻意追求红色建筑的宏大感，将很难与场地肌理和谐统一，出现“水土不服”的设计语言，缺乏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呼应和对话。

党日馆基地所在的大坪小学旧址正处于村落较为核心的区域，南面紧邻大坪村东西向的次干道，三面被低矮小体量的石头厝传统民居环绕，形成了一面对外三面封闭的环境现状。作为场地主要出入口的南面次干道，是大坪村的红色文化长廊，道路两侧的石墙上展示了村落的历史沿革。场地的西侧紧邻曾焕乾烈士故居和大坪村文化活动中心，作为乡村公共建筑设施集群地，正面临着服务村民的公共空间极度缺乏的问题。在这样的场地属性下，新建筑的介入应当是尊重且谨慎的，顺应原有地形和周边建筑的肌理尺度，形成连续融合的相互关系，且能体现红色乡土建筑的地域特色符号和公共服务属性。

考虑到党日馆建筑的体量与三面低矮的石头厝民居相比会给小尺度的乡村街道带来压迫感，因而南入口广场是以谦逊的态度将整个建筑体量后退红线10 m来处理场地关系的结果。根据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学》中提出的以人的尺度为基准设计街道空间，当党日馆的高度与街道宽度相当时，有利于创造空间内聚感和界定感较强的最佳街道界面尺度[5]；另一方面，纪念性的红色乡土建筑在南面入口处需要引导性广场空间集散人流和强调庄严感，并设置门牌石和旗杆作为易识别的广场符号。主体建筑西侧自然形成较为开阔的次广场区域，将作为服务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提供运动展台、才艺舞台和露天电影等多元场所服务功能。

场地内除了基本的整平工作外，保持原有地形地貌和景观资源，与远处的平原、山峦形成对话，构成了一幅极具自然田野气息的聚落美景。在设计初期，针对大坪小学旧址中保留下的大片绿化秉持避让保护原则，将大型树木3棵、小型树木15棵原位保留，移栽2棵。原沿场地围墙四周分布的树木和植被可被原生态保护，直接利用于景观塑造；由于建筑要扩大出入口，原位于南侧的2棵树木需采取移栽的措施。在地域性表达中，原生地景这一类场地元素需作为设计中优先考虑的限制因素，将建筑置入到环境中时，应与景观协调形成张弛有度、互相串织的空间整体，生于斯，长于斯，终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二)形体—肌理的延续

大坪村是典型的平潭石头厝民居传统聚落，当地人民在相对封闭的海岛环境下，因地制宜，垒石为屋，形成了鲜明的短檐硬山双坡屋顶和花岗石外立面为主的建筑肌理。地域性表达中，对场地建筑肌理的延续和历史文脉的回应将被重点考虑在建筑形体和空间营造的设计中，在继承石头厝地域性建筑特征的同时，将纪念性红色乡土建筑的符号融入场地和空间。

通过对平潭传统民居的形态学研究，考虑到传统纪念性建筑常见的集中式布局与周边建筑的尺度和文脉并不协调，采取将其分解为五个体块的尺度弱化手法。以承担展览功能的主体块为中心，四个次要辅助体块咬合于它并以轴对称分布，并赋予其短檐硬山、石头压瓦的双坡屋顶传统形式，形成了大小屋面高低错落、功能体块主次分明的建筑形体，使次干道两侧的建筑肌理能得以延续，与周边环境呼应。

纪念性建筑的空间营造以轴线感体现庄重有序、沉稳和谐，强调空间序列关系。咬合的主次体块自然地形成主入口空间的凹进，以披檐丰富虚实对比形成过渡空间，与主入口广场共同起到引导性空间的作用；进入一层的序厅是两层通高的中庭和宣誓墙，纵向的延伸突出了空间的宏大感，参观者结束一层的游览线路后，将在二层的党建书吧驻足停留，并可以从西侧次门进入到户外的阶梯讲堂。大阶梯是空间序列的延续，它是连接建筑二层和西侧活动广场的纽带，与石雕宣誓墙相对，可以作为观演宣讲的场所，满足村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党日馆借助建筑形体和空间营造，唤醒人们对红色文化的记忆和强烈的归属感，从而延续大坪村革命老区的传统红色文脉。

(三)石墙—技艺的革新

平潭岛特产花岗岩、火山岩，它们比传统的砖木建筑更能抵御海洋给渔民们带来的生存考验。原大坪小学的教学楼即采用白石(花岗岩)建造的三层外廊式建筑，基于对乡土建筑“可持续化”的思考决定采用废旧建筑材料回收再利用的新模式，将旧教学楼和围墙拆除后的花岗岩旧石重新利用到党日馆的墙体建造中，其正立面采用条石错缝平砌，山墙面则采用人字砌，不同的砌筑肌理可以带来不同的立面表情(见图1)。在矿石资源稀缺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建筑垃圾回收可以最大程度减小对场地的环境影响，最大化建筑废料的剩余价值并通过在地材料唤醒场地记忆。

图1 立面肌理与开窗形式Fig.1 Facade texture and windowing form

迹·建筑事务所创办人华黎认为：“乡土建筑的建造应凸显材料的本质及建造逻辑，使建筑变得清晰而深刻。”[6]石墙在传统的石头厝中是直接承重构件，通常采用内外两层墙体拉结形成厚度420 mm～450 mm的整体，为提高内外墙体的稳定性，会在一段距离上垂直放置一块条石，俗称砖石砌筑中的“拉结”技术[7]。党日馆通过现代建造技艺对传统石墙工艺进行了改良，保留外侧石墙，将内侧墙体升级为框架结构的现浇混凝土墙，石墙将与框架体系共同承重。墙体结构施工工序为先砌筑200 mm厚石墙，后浇筑构造柱或150 mm厚剪力墙。石墙所用花岗岩条石规格控制在500×200×200 mm左右，通过砂浆粘结并用锤子敲打使石材之间快速贴合，沿墙高每隔600 mm在灰缝中预留2φ6墙体拉结筋，保证其被灰缝包裹密实，这样在浇筑混凝土剪力墙时可以保证石墙的稳定性。拉结筋也可以看作是现代建造技术发展下，传统条石“拉结”技艺的转译和革新。

(四)立面—气候的适应

平潭石头厝立面上的窗户通常都很窄小，呈点式分布，这是为了适应海岛季风气候和常年肆虐的风沙而采取的气候适应性措施[8]，小窗虽然进风量小，但大风压更有利于组织室内通风。这种传统窗户一般会有内外两层窗框，外层窗框采用条石形成方形或拱形的第一道防御机制，内层窗框采用方便使用、灵活度高的木框作为第二道防御机制。对于海边迎面风沙的窗户有的会在外侧采用条石为竖向排列的棂条形成更强的防御机制，称为石棂窗。

党日馆东、西两个侧立面的开窗形式延用了在石墙墙体上布点式小窗的传统方式，但对于内外两层窗框的防御机制，设计团队选择用更为现代的建筑材料——氟碳漆喷涂锈蚀钢板(耐候钢板)和隔热断桥铝型材来替代。现代材料更加安全可靠，同时可以赋予建筑更多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传统材料的否定或失去亲和力，而是以一种创新、适宜的手法进行地域性表达，当地居民认为新材料同样可以带给他们认同归属感。耐候钢板表面有一层稳定均匀的致密氧化膜，使其呈现自然的锈红色，这与党日馆红色文化的视觉形象要求不谋而合，且其具备抗腐蚀、耐锈、省工节能的特点，将3 mm厚的耐候钢板塑造成方型窗框，可以遮阳、挡风且防雨水，作为替代厚重条石的第一层防御机制更具整体性，且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融为一体；木质的内层窗框则由隔热断桥铝型材替代，因为木框的抗风性及安全性不及铝框，且保养维修难度较大。在视觉美观上也做了进一步处理，外层耐候钢板尺寸大于内侧铝框，并以一定斜度的钢板相连接，解决石墙厚度带来的内外层间距差，内高外低的斜度使雨水能自然滴落至窗台泛水，避免渗入室内。

(五)红色—精神的传递

1.象征手法

党日馆正立面的装饰语言运用了抽象象征的表达手法[9]，将红色国旗先抽象为三角形的几何轮廓，再二次抽象为呈阵列式排布的200×200 mm规格的正方形方块，方块向石墙内凹50 mm并嵌入同种规格的耐锈钢板增加了视觉上的立体感。红色国旗元素在立面上呈轴对称分布，左右各五，重复排列，中间悬挂着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这与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时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后幕的布置相一致，使参观者在进入建筑时能由抽象的红旗元素联想到党代会庄严肃穆的现场，产生情绪上的共鸣和铺垫。

2．符号重复

象征光明的镰刀斧头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徽符号，它与象征革命的红色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和视觉冲击。这一符号表达与墙体的设计结合，除了结构本身的承重作用，还可以作为展示品承载纪念意义[10]。参观者在进入一层门厅时便会被二层通高的宣誓墙所震撼，鲜红的党旗和金黄色的党徽位于中央，两侧是平潭历史故事的线刻墙绘并通向展厅入口，这与中国古建筑中的影壁异曲同工，既可以作为屏障以别内外，增加庄严肃静之感，也能承担展览序厅的功能以供人们停歇和活动。符号表达在西侧次广场再次重复，一面高4 m的石雕墙与大阶梯相对，左侧是飘扬的党旗党徽，右侧刻画了平潭海战的情景，石刻质朴而沉稳，充分体现了革命岁月之厚重。

3．隐喻表达

党日馆无论从空间形态还是内部功能的布置上都符合轴线对称的规律，轴线感是纪念性红色建筑普遍和强调的特征，带来庄重有序、沉稳和谐之感，隐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伟大复兴、社会和谐稳定的成就。锈红色耐候钢板和花岗岩石墙是建筑立面的两种主要材料，石头坚硬抗风，钢材耐锈抗腐，传统材料与现代材料的融合，视觉感官上的冲击，正隐喻了革命先辈们坚强不屈的品质和新时代下我们更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好红色精神[11]。

四、结语

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下，平潭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也正面临着新旧交融的冲击，未经风貌管控的新建或改造都将破坏原聚落的肌理和文脉，而红色乡土建筑其特殊的建筑性质对乡村聚落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延续起到了关键作用。平潭综合实验区主题党日馆从呼应场地、延续肌理、建造技艺、气候适应和红色精神等各方面都对地域性做出了深入地思考和回应，将红色文化扎根于建筑，在传承“本土性”的同时与现代技艺和谐地融入，为纪念性乡土建筑的地域化表达提供了较好的设计思路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