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卉

摘要：历史杂事和地理博物是志怪小说的传统题材，考察这两类题材在清代志怪小说中的特点，可以展现志怪小说中神秘主义色彩从充分存在到逐渐消失的发展倾向。由汉至清，同样面对奇异的题材，志怪小说中的神秘主义品格却渐趋消磨褪尽，表现出志怪不怪的风格。这既是由于志怪作者在记录、写作小说时的不同志向，也因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世界认识逐步清晰，知识性和理性汇聚，自然导致的“无怪”倾向。

关键词：神秘主义;历史杂事;地理博物;志怪不怪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一、志怪小说的题材传统

志怪之“怪”，即指志怪小说记述之内容、关涉之题材。要言之有三类：自然之“怪”、人事之“怪”、历史杂事及地理博物之“怪”。自然之“怪”，即指自然界中那些“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周易·系辞》） [1]233的神妖鬼怪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怪异之事，是志怪小说中广泛存在数量最多的一类。人事之“怪”，主要是指人们日常生活周围所发生的那些不寻常之事，这类内容在六朝志怪中尚不多见，约兴起于唐代。宋之后，伴随着社会的平民化、世俗化，这类题材渐趋兴盛。到了明清，范围进一步扩大，内容更为丰富，是明清志怪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类型。历史杂事及地理博物之“怪”，主要指那些与历史事件相关的怪异传闻以及遥远异域的神奇之人、物、事。此类题材，在志怪小说中出现较早，但是，随着后世史书与志怪的分流以及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展，其内容在志怪小说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到了明清时期，已只剩下了最后的“余音”。伴随这种转向，也同时印证了学者的一种判断：“人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理解时间的，他总力图把自己的身影投射到时间框架上。时间愈遥远，他的身影也愈模糊，而神秘的幻想就产生于若明若暗的模糊之中。” [2]在更加求真务实的清代，切近而清晰地书写，极大地影响了志怪小说的创作。

在志怪小说出现之前，早期的志怪故事大多都被保留在史书之中。“古之国史，闻异则书”（《史通·书志》） [3]，先秦诸史，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中都记载有大量的志怪故事。这些史书中的志怪故事多涉及帝王异闻、战争灾异和政治变故，与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时期，早期志怪小说《汲冢琐语》出现，从现存的佚文来看，《琐语》也以记录历史异闻为主，属于一种杂史体志怪，还带有史书的某些特征。汉代，阴阳五行之学盛行，谶纬继起，有关历史事件的异闻多被添加上了阴阳五行和谶纬异兆的外壳，很多保留在班固撰写的《汉书·五行志》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被看作史部的一个类属，其对于历史异闻的记述多借鉴前代史书《五行志》中的内容。干宝《搜神记》、任昉《述异记》、刘敬叔《异苑》中都有大量的内容与史书《五行志》相似，且在内容上存在交叉。唐时，刘知几对史部著作的杂芜提出责难，要求将“苟谈怪异，务述妖邪” [3]的志怪小说剔除出史部。宋代欧阳修编纂《新唐书》，其中的《艺文志》将大量志怪小说从史部退录于子部小说家类，而《新唐书·五行志》又从内容方面对《五行志》与志怪小说进行了区分。可见，史传与志怪小说的分离至此已基本完成。此外，伴随着宋代社会的世俗化，志怪小说的关注点也逐渐由历史异闻转向民众当下的日常生活。在《夷坚志》等宋代志怪小说中，有关历史异闻的记述已比较少见。

与之相同，地理博物题材也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轨迹。《尚书·禹贡》中记述的疆域、物产就包含有后世地理博物志怪的因子。战国时期，《山海經》集地理博物之大成，记述了四方八荒的各种神山异川、动植物产。两汉志怪延续《山海经》的传统，《括地图》《神异经》《洞冥记》《十洲记》这类地理博物志怪是汉代志怪的主要形态，如郭宪《洞冥记序》即称其书题材乃“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六朝地理博物志怪，虽数量众多，也有张华《博物志》这样的优秀作品，但总体看却已没有了《山海经》的那种神异诡奇，只能算是“地理博物体志怪之遗响” [4]255。唐宋以降，人们的地理知识有了很大的扩展，地理博物志怪的记述空间被大大压缩。这一时期的一些地理博物志怪，像《续博物志》之类，都只是在抄撮前人的作品，没有明显拓展、创新之处。在《夷坚志》中，虽有一些关于海外神山、异岛题材的作品比较新颖，反映了当时海外经商中的一些神奇经历。但这类作品在《夷坚志》中所占的比例其实很低，已不再是当时志怪小说的主流题材。明代之后，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这类海外题材的地理博物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少。及至清代，传统的地理博物变成了对边疆或异域的实地记录，而其中的神秘色彩则愈来愈淡。

二、历史杂事：从遥远时空到当下经历

历代史志书录中有关“小说”范围界定的混乱状况，使得在清代之前，正统文人对小说的认识在沿袭《汉志》“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论的基础上，又各有侧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前的志怪小说，很难在它们与野史之间划分出一条确切的界限，无论是从小说的著录，还是具体的文本创作情况来看，都展现出志怪和野史相互杂糅的特点。章太炎就曾指出：“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与近世杂史相类。” [5]可见，汉人心目中的“小说”包含了许多因为迂诞浅薄、杂乱短小而不能归入史书之流的杂史杂记类作品。也正是由于“小说”概念本身缺少明确的规定性，古代史家往往将一些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志怪小说放进杂史杂传类，例如《洞冥记》《拾遗记》等志怪小说，因其故事多取材于历史遗闻，在刘知几的《史通》中，就属于“逸事”类而不入杂记。从史学概念上看，杂史多“通之于小说” [6]，《隋书·经籍志》中说到杂史，也是指那些“体制不经”“杂以虚诞怪妄之说”的正史之外的作品，因此将《拾遗记》归入逸事也并无过错，此书即按照朝代来语怪述异，的确符合史著体例。李剑国先生在祖述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也曾谈到志怪与史书的血缘关系，志怪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历史特征，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早期志怪作品中。简而言之，这类志怪，“多取史实，并常常采用故事（又称旧事）、传记、本纪之类的史体，记事方法亦得济于史家，一些志怪作者本来即是史官。” [4]21这同历来视小说为“史官之末事”的观点是相一致的。

相对应的，史书的作者也并不回避使用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故事、俗闻，在《左传》中就有大量的民间传说和谶应故事，造就了一种“真虚莫测”的效果。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曾提到杂史作者的写作意图：“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 [7]206这种杂采奇闻异事而不辨真伪的撰史方法虽为许多史家所指责，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滋养。直到清代，这种状况也并没有消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二中就称：“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 [8]1204因此，在清代的志怪小说中，虽仍留有历史的痕迹，但是，在纪昀肃清小说文体的行动和清政府严酷的文字及思想把控的影响下，这一历史的痕迹愈来愈淡，除了清初的几部杂史类志怪，自康熙中后期，已经很少有作者在志怪中特书前代历史大事，转而记录当代社会事件。并且，在相似的题材中，志怪显示出和传奇类作品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相较于传奇的真正作意好奇，志怪则客观、朴素得多。

清初志怪记录史事最有价值者，是保存了明清交替之际，清兵征服江浙地区的过程。明末的嘉定屠城，是历史亲历者心中无法挥去的梦魇，关于这一段历史，在清初的许多笔记中都有记载，比如朱子素的《嘉定屠城记略》、无名氏的《研堂见闻杂录》《吴城日记》等，都是可贵的材料。而在志怪小说中保留这种记忆的，则只有清初王逋的《蚓庵琐语》一卷。这部小说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存目二中著录的第一部清代小说，作者王逋是嘉兴人，纪昀称其“末述屠象美、陈梧据嘉兴作乱始末及白头贼事颇详” [8]1915，当为可信。书中两则，一曰：

顺治二年乙酉六月廿六日破城，廿一日，有乡民十余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见磷火青青散漫，水波弥千亘，万众惧，足击船板挥之不去。□兵死生魂预□波上耶！又廿三日城外见城内天星散落如雨。[9]575

另一则写一对夫妇在廿六日出城时，妻子因小脚，无力奔跑，为了不使二人均丧命兵刃，妇人投河而死，保其夫逃出城外。

这两则记事，均着眼于清兵破城后，在城内屠杀造成的惨状，书末亦有一长篇，详述清兵未破城前，城内的各种应对，这与史志所载则有一定差别。书中记载屠象美乃外邑乡绅，他假造伪诏，号召城内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出兵一人，并且规定，“民有迁避不出者，众兵抄抢其资” [9]582，在这种高压下，很快就集结了三万余人参与抗清，但是由于没有将领也没有军令，这支队伍犹如一盘散沙，不久就因为要清除奸细而开始自相残杀，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秀水降清知县胡之臣成了内应，帮助清兵打开城门，城破后两军相接，死伤无数，其状甚惨：“血满沟渠，尸积里巷，烟焰涨天，结成赤云，障蔽日月，数日不散。”这同地志中将屠象美等人塑造为护城英雄的形象有所不同，为后人了解这一段史事提供了更多的材料。

可以说，在史家只言片语的记录中，我们很难真正、全面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被人遗忘的细节，却在志怪小说里得到了保存，即便作者是站在私人的立场，但是他的记录，为今人呈现了历史的多样性，也帮助我们更加贴近历史、更加深入生活在当时的人们的复杂心态，至少在王逋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他非遗民的身份以及对历史大事极力保持客观的心态。

南方的屠城让人心惊，而北方的小说中也记载了许多清兵镇压农民起义之事，同嘉定屠城事件造成的惨状不相上下。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四篇故事涉及于七起义：《野狗》《公孙九娘》《林四娘》《秦桧》，其中前两则叙述尤详。《野狗》首句即云“于七之乱，杀人如麻” [10]70，关于究竟是谁“杀人如麻”，是有一定争论的。根据另一则中公孙九娘的悲叹，能确定是清兵所为。然而，在起义的过程中，农民军内部的杀戮也并不少 ① ，这一点，参考上文所述嘉定事件的过程，也可以想见。

相较于于七之乱的详细记载，同为山东地区的谢迁之变的记述则少了许多，但是在简略的语言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农民深陷兵刃的痛苦情状。《聊斋志异·鬼哭》篇的形容是：“宦第皆为贼窟”“白日尽鬼”“满庭皆鬼哭”，普通百姓就是在这种遍地都是鬼声的环境中生存。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无论是记述的农民起义，还是用灾异来暗示甲申之变（如卷一《灵官》），他对明清鼎革之事还没有刻意回避，小说中还会涉及这些重大的历史变故，而此后直到道光后期，志怪小说中就很难发现涉及朝代更迭题材的故事了。

而在传奇类篇目中，对政治题材更侧重渲染神异，作者或者知识满足于民间传闻层面的“法术”渲染，或者知识以法术为线索写奇特姻缘或者发家故事。例如蒲松龄笔下的小二、徐鸿儒等人，他们虽然是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人物，但在小说中，他们和精通法术的鬼狐并无二致。小二虽然来自白莲教兵营，但故事的重点是她用法术发家，这一形象，和《聊斋志异》中其他那些善治家、会理财的狐鬼花妖的表现是一样的。从作者的创作目的来看，其重点仍在于轶事、琐言一类民间传闻乃至谣传的层面，历史事件已经逐渐被神秘化了。袁枚和蒲松龄的才华无用多言，他们对这些大题材的处理却并没有显现一个文人的理想状态，其原因，在时代局限之外，也受到了小说“小”的观念的制约。他们一味嗜奇，在自己的创作中主动消解了军国大事类的题材，放弃了对历史和过往更宏观深邃的观察思考。

进入19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本国贫弱之势和西方列强侵略的夹击，社会状况日渐颓蔽。志怪小说在展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笔触就总是会涉及到当时中国所处的危险与绝望。庚申之变和鸦片烟在社会的广泛流行是道光以后的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题材，《右台仙馆笔记》中涉及鸦片的故事多达五十则，俞樾讲述了鸦片的产生、流行，以及民间流传的吞食鸦片中毒后的各种治疗方法，鸦片流行所暗示的“历劫”的寓意等等。《庸庵笔记》六卷中则有两卷直接标目“史料”，记录了19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内容，包括裕靖节公殉难、张忠武公逸事、庚申杭城之陷、荩臣忧国、咸丰季年三奸伏诛、左文襄公晚年意气等等，还有许多宫闱秘事。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事，作者也会择其实者加以记录，在小说的写作凡例中，他交代道：“笔记据平日见闻，随意抒写，亦间有阅新闻纸，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核实者录之，以资谈助。今于新闻纸得轶闻二条、述异四条、幽怪二条，为删其芜冗，存其简要，各附于本类之后。” [11]2从小说所书写的内容来看，到了晚清，作家们似乎不再回避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他們写鸦片，也写中西战争，还涉及许多西方的先进发明创造，可惜的是，俞樾、薛福成、徐达培等人能够看到因为政权的无力、鸦片的侵蚀为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却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旗帜鲜明地表达禁烟或者不满政府的心情。可以说，与清初的小说家们相比，清代晚期的学人，在同样关心本土社会现状、关注不同社会群体面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立场的基础上，反而缺少了对事件进行多向度、富哲理性的洞察。这一变化看似简单，实则透露出清政府逐渐走向灭亡过程中部分学人内心的无奈。

三、地理博物：神秘感的减少与“博而且信”的强化

中国自古即有博物风尚，“古代中国的博物之学是古人体察万物、摹想世界，对自然、人类和社会认识的知识汇集，是传统中国知识系统构架的基底性要素之一” [12]。从小说的概念的起源来看，地理博物本是志怪的传统题材类型之一。《汉志》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这一提法长期以来为学者征引，是志怪小说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材料。仔细考察“稗官”一词所指，可以发现其职能与志怪的地理博物内容直接相连。

据文献载，“稗官”和“都官”相对应。在周官系统中，应该具有“说”的职能。查《周礼》 [13]673，“地官”的土训、诵训和“夏官”的训方氏符合此条件。他们所说的内容，包括“地慝”“方慝”“地事”“地俗”及“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正是刘向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更具体而言，即“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上古以来传闻言说之事”“山镇、泽薮、川浸及畜谷所宜之属”，而帝王听了小说家的诵说，可以知旧事古迹，避妖魔鬼怪。“稗官”需要经常伴驾随行出巡，随时随地在皇帝身边待“说”，也号“黄衣使者”。到了汉代，其具体的承担者有了一点变化。根据汉志的著录中明确交代作者身份的《心术》《未央术》《虞初周说》，此官还包括“待诏臣”和“方士侍郎”，因此小说作品中既有文学之士的赋法又包含大量的方术内容，例如小说带有近“俳优”的娱乐性以及喜广征博引，具有多识山川地理草木鸟兽之名的博物特征。总体而言，“作为小说家的‘稗官’与作为赋家的文学之士，同以待招、侍郎之职活跃于帝王周围，上有所惑，则问于‘稗官’，上有所感，则使文学之士‘赋之’” [14]18，职责已经比较分明。此时的“小说”虽与六朝以下作为文体的小说并不等同，然而在题材上，却与周官的“稗官”之属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尤能代表的是地理博物类内容。

早期地理博物志类小说的创作，发端自汉，盛行于魏晋六朝。诚如李剑国先生所言，魏晋以降，虽然地理博物书剧增 ① ，并且其中大都含有“四远八荒、殊俗异闻、神仙鬼怪之属”，本身就充满志怪化的倾向，然志怪小说中的地理博物观念却“已趋平实，大多数作者志在进行比较实在的记述，并不醉心于恍言惚语，即便杂以神异，亦系点缀性质” [4]256。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此期志怪写地理博物题材，毕竟去古不远，仍保存着祖宗遗传的形态，即鲁迅先生提到的：“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 [15]3到中晚唐的时候，地理博物的风气已经逐渐衰微，当时的博物志作品中所记载的内容大多是南方并包括南海、西南、西域地区的风俗物产，“以志物为中心，广涉地理环境、历史传说、社会生产诸方面” [12]。从各种博物之作的内容可以发现，它们涉及人类、自然、社会的种种面相，从“多识鸟兽草木虫鱼”及天地山川城郭的名物，到生活、技艺的种类，再由此构建出人伦大序的社会图景，人类、自然、社会各居其位，形成了人间社会运转的一种稳固的秩序。每当涉及到对于某种未见、未明事物（或者说异闻奇物）的记录时，作者总是在这套秩序里叙述。

清人的志怪依然包含一些传统的地理博物的内容，却又因为政治的集权、知识的提升、科技的发展、足迹的扩大，使得这一时期的博物内容较之以往，产生了新的特点。如果说博物类志怪小说发展至唐代，呈现出的主要内容是“对异物的关注愈发占据中心地位，而山川道里等地理因素渐有减少，且其神话色彩日少，趋于核实存真” [16]159-185，那么清人志怪则走向了更为生活化、世俗化的层面，并不再致力于构建一个想象的自然世界，他们主要表现出对所闻所见物品的考证求索和对殊俗土风的充分记录两方面特点，而且由于学者在见识上较前代有所扩大，他们大都认为山海间自有许多当时人所不知的事物，他们写“异”往往是为了证明“不异”。其博物精神的体现是和考据盛行的学风相融合的，并由此发展为撰修图经、地志的热情。

近年来，学者倾向于将《山海经》看作志怪小说的源头之一，考虑到的是志怪博物且杂的特点。到张华的《博物志》更是直接以博物命名，此后诸代志怪小说均延续了这一创作传统。唐代的博物类志怪小说在此基础上，又展现了扩张时期整个社会对异文化的认识和接受。当华夏文化圈在逐渐扩大之际，本土士人在与外界接触中，不断体认到文化之异的可能性。这种体认，在志怪小说中时有展现，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是“留存和展现了中晚唐时华夏士人在与急剧扩大的外界的接触中，在异文化环境中（包括物质与精神），对我群—他群的划分和对自身文化价值再认识所衍生与积淀的结果” [17]19。尽管在这种不断体认中，华夏士人感受到的恰恰是“同”。经过数百年的动乱之后而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唐代在各个方面都力图显示出并蓄兼收的时代精神，然而，“并蓄兼收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大一统的极致” [18]351。

地理博物题材的志怪小说源远流长，先民发现自己未曾见过的事物时，往往经历一个由一开始新奇到试图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些事物记录下来，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是明代李时珍所说的，“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有时，名称或变，岂可以一隅之见，而遽讥多闻哉。” [19]5到了清代，社会疆域扩大，人们能接触的事物不断增加，海运的开通也使得许多独具特色的物品流入中国，尤其是一些西洋物件如钟表等，而鸦片进入中国之后，由于吸烟、禁烟引起的种种怪事，也都进入了小说作者的视野。在志怪小说中，我们常常能发现这些在当时人眼中被视为奇事异物的存在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志怪中的地理博物内容，在强化前代即有的“博而且信”原则基础上，走向了核实的极端。人们所述异愈多，则表明自己的见闻愈广，同时对这些见闻的信而真的要求愈高，表现在志怪中，就是要达到悉可考验、能敷其实的效果，这就造成许多不可徵验之事极有可能被作者放弃记载。而这种态度产生的实际结果，与“志怪”的追求反而有所矛盾：原本足以称异之物，在作家的释名后变成“不异”或“非异”。例如纪昀到达新疆后见到世传“红柳娃”，这一物怪“形似小儿，喜戴红柳”，原本很让人好奇，但作者又亲眼所见，又援引《山海经》《列子》所记靖人、龙伯国之事，打消了读者的进一步追寻的念头。同卷的“塞外雪莲”则是运用了一系列药理知识加以阐释，使人不觉有异。乾隆年间的诸多志怪，都是采用这种方式讲述地理博物的内容。《秋灯丛话》卷六“海族异类” [20]71，记作者濒海而居，曾见过海中巨鱼、巨蟹、巨虾三种巨型族类，由于村人、舵师、舟子对于海内的熟悉，通过他们三人之口，道出了避免危险及制服它们的奥秘，使得所遇变得平常。又如“东珠”条，康熙间有人持一皮球状物出售，大如鹅卵，由于旁人皆不识，所以经年无人问津。后一西方商人，花三十金将其买走，并揭开了此珠来历，是用于航行途中防止蛟龙破坏商船所用。如此交代之后，读者在阅读开始所感受到的巨型海族的陌生感、奇异感甚至恐惧感都基本被打消了。又如李调元的《尾蔗丛谈》中“断肠草” [21]11一则，作者首先詳细描述了断肠草的根、茎、叶、花、色、子，以及这种植物的生存状态、环境要求，紧接着就讲述了曾经有人因为不了解它的毒性，却被花的美丽所吸引而不幸丧命的事，给读者造成一种惊惧之感。而其后又提到一种鸟，名为断肠鸟，喜嗜断肠草之花籽，若饲之，会活得很久。作者在此开始引述《本草纲目》的记载加以说明，以亲身所验证本草所载有误。他通过对《博物志》《南方草木状》《酉阳杂俎》等的缕述，并利用自己在四川一带为官的亲身经历，结合当地人的俗传，对有关断肠草的知识进行梳理，是一种典型的博物书写。

四、“志”怪无怪：从存异到释异

志怪小说具有神秘主义的特点，在早期的材料如《山海经》、汉代的神仙说，尤其是方士小说中至为突出，这一点在《汉志》的小说家的著录中表现显著。有学者已指出，“古代的神秘世界，在汉代被继承着，而且，到了魏晋时代仍被继承着，六朝的志怪书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22]3在人相信自然的事物现象中有超自然的神灵之力的时代，他们认为天神、地祇、人鬼等等各类神灵对人类有诅咒的效用，其中，巫觋作为人类和自然精灵之间的媒介，具有感应双方的功能和特殊魅力。而方士，就是巫觋的继承者。到了六朝，《搜神记》中也有大量神秘故事，神仙道士群像是其中志怪故事的一个主要记录对象。神仙故事中传达的是人类关于生与死的考虑，在尚未对生死有客观认识的时代，如何与死抗争是人们普遍的愿望，却又由于难以实现而使人产生无尽的焦虑。在这种困境中，道家炼丹术给人带来巨大希望，同时佛教的传入也及时为人们在延续生命的期待中加大了砝码，小说中各类充满神奇效果的佛道灵验故事是这种延续的有力证明。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佛教的加入，使得中国人的生死观，在儒教的功利性（儒教多言生而少言死）、道教的技术化之外，形成了更加无常论的态度。普通民众喜欢将死后的世界与现世并置，作为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来对待。

在不安和动荡的时代，人们在周围的现象中时常发现恐惧的预兆，并加以戒备。汉代尤重谶纬和五行，例如那些将五行思想和怪异现象相对应的故事。往后看，越是动乱不安的年代，此类故事越是盛行，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就引述了很多佛道在东晋盛行的例子，例如何充、殷仲堪、王羲之、王导等，且云：“当时士大夫好尚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卷十八）这一状况到清代发展到顶点。

然而，同样在讲述神秘的故事，由汉至清，志怪小说中的神秘主义特点却逐渐消磨褪尽，表现出志怪不怪的风格。这既是由于志怪作者在记录、写作小说时的不同志向，也同时因时代发展，人们对世界认识逐步清晰，知识性和理性汇聚，自然导致的“无怪”倾向。

早期志怪小说在“志”的目的上，有非常强烈的保存奇异的追求。基于信其必有的前提，作家们会反复表明自己“明神道之不诬”的存续异事之功，正如郭璞所说的“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 [23]7，这不仅是对异事的盲目崇信，也是赋予落笔为文深刻的写作价值，更是展现作家本人知识多、见闻广的一种方式。在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认同中，记录人所不知，就成了扩充人之所知的重要途径。这一志怪目的，在汉魏时代，是受到志怪作家一致认可的。葛洪在《神仙传自序》中指出由于“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得一” [23]14，所以为文，然而即使此传深妙奇异，却依然“不可尽载”，自己所作，只能“存大体”而已。至如伪托郭宪的六朝人自证“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 [23]23，则充分显示出他的自信了。

自唐开始，志怪的作家虽还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书写着怪异，在对待异事的态度上，却不再持前人那样坚定的信任了。唐人李翱在其《卓异记序》中虽然仍强调“日下盛事，超绝殊常，挥夕而照今……人莫知之，至有误为传说者……神仙鬼怪，未得谛言非有”，表明怪异之实有其事，但随后又补充说道：“无害于教化，故贻自广” [23]58。从传播知识到教化人心，志怪之用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为后来的作家们接受。到了洪迈写作《夷坚志》的时代，他已经明确告诉读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 [23]65作家不再对异事的虚实负有责任。这种转向，也为清代的志怪创作特点埋下伏笔。

清人尚好语怪，然而他们对鬼物予以深切的关心，目的在于“释疑”和“释异”，这一点则与前人大不相同，那种“方术玄想和史传笔墨相错综” [2]的叙事方式已不复可见，主要是受清代的学术风气影响而成。清代学者尚考据，重实证，而清代的志怪小说作者又大多都是学者，他们只能从上而下的去“看待”怪异故事，始终不能在故事世界中和鬼怪同喜乐、共哀愁。早期志怪如《搜神记》《幽明录》《博物志》等故事中饱含着关于市井民众的丰富的生活气息、朴素的人生理想、真挚的理想感情，这种“庶民的理想”，包括了对于农耕顺利的愿望、娶妻（神女婚、异类婚）生子的愿望、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愿望、稳定的生活环境的愿望、艳遇的期待，这些内容，传达了庶民的素朴思考方法、兴味和愿望，通过与神秘的自然相结合带来种种或灵验、或不应的结果，在清代的志怪小说里则荡然无存。

有学者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指出：“佛教渗透以前六朝时代志怪小说中的鬼，在被想象具有某种亲切性的同时，虽说也已经被认为带有恐惧性，但是，那种恐惧性的中心，可以说是对于不可思议的事物、不明其原因之物的恐惧。这在佛教浸透以后唐代志怪小说中，则作为彼岸的、应当禁忌的恶魔式的存在而被固定化、定型化，成为趣味性很少的东西。进而这些一旦成了帮助佛教传播的佛教说话，则极其不可思议的怪异的事实，就被认为是佛教的法力或报应;鬼超越现实性的作为就完全被佛僧所取代，鬼完全只成了地狱中卒子那样的形象，怪的意味变得非常淡薄了。” [22]21然而清代的志怪作家，并不依据佛道写故事。一方面，他们更加强调小说的教化之功，以此作为选文、作文的标准和依据，例如纪昀认为《睽车志》“灼然可知其妄……然小说家言，自古如是……取其勉人为善之大旨可矣”;《夷坚支志》“遗闻琐事，多足为劝戒，非尽无益于人心者”，唯有此才得以入《四库全书》，他本人同样是在这样的宗旨下创作出《阅微草堂笔记》。另一方面，考据的心理追求，始终影响着清代的志怪创作。《唐阙史》能存于四库，即是由于其“足以资考证，不尽小说荒怪之谈”的作用。然而各种考辨和说明的文字大量出现在小说叙事中，势不可免带来阅读体验上的无味与索然。在前文所提及的故事中，读者已经见识到考据癖对小说叙事的极大伤害，严肃的说教和刻板的求证，使得汉魏间志怪小说中瑰丽俶傥之言不再重现，志怪的神秘吸引力也渐渐消失殆尽了。

此外，西方科技力量的传入，与志怪本身追求的学术性相结合，也是导致晚清之后，志怪无怪倾向加剧的重要原因。吕思勉在《古史辨》中提出，随着古代中原文化的提高，不允许神怪的传说存在，反之，在南方文化低下的人们中间，中国本来的传说却被保存着。可见，人的认识程度，和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水平密不可分，随着“格物求知”的追求中越来越多科学知识地加入，清人解释世界的方式和程度也随之加深。

总体来说，博学于文，多学而识，好古多闻是清代文人的普遍特征。然而清代考据之学中体现出的理性精神，虽在典籍的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贡献良多，却在琐碎的考辨中丧失了传统士人的文化精神。即使在志怪中仍体现出对知识与学问的追求，但满目皆鬼世，人间已无清明之象，其甚者，以人假作鬼，书中之鬼怪，再无可怪之象。只有少数人意识到，他们力求务实的“朴学”，实际上“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24]359。在当时，清人只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聪明知慧”通过各种文本表现出来的，而志怪小说，为他们的这种自我展示提供了适当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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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appearance of Mystery：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Miscellanies，Geographical Natural History and Supernatural Beings in Qing Dynasty

WU Hui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43，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miscellaneous events and geographical museums are the traditional themes of Mystery Novel. By investig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kinds of themes in the Mystery Novel of the Qing dynasty，we can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mysticism in the Mystery Novel from full existence to gradual disappearance.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in the face of the same strange subject matter，the mysticism character in the Mystery Novel gradually fades away，showing a disenchanted style. This is not only due to the different ambitions of the authors in recording and writing novels，but also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advanc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has become more clear，and the improvement of knowledge and reason，naturally leading to the “no blame” tendency.

Key words： Mysticism;Historical Affairs;Geographically;the Mystery Novel are not Strange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