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静　高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精准管理研究》（20&ZD113）。

作者简介：周静（1992—），女，江西上饶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服务、城镇化;高颖（1977—），女，天津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城镇化。DOI：  10.13253/j.cnki.ddjjgl.2022.03.009国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测度及其对民生福祉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周静，高颖（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较为突出的非均衡性问题，为进一步深化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章在梳理国内学界对基本公共服务概念范畴界定的基础上，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测度进行了概括，并归纳了目前其对民生福祉影响的主要研究领域。经过系统回顾，发现当前学界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范畴界定尚存争议;供给的相关测度包括政府提供和公众参与两种视角。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提高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改变观念等机制影响民生福祉。文章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测度可进一步结合宏微观视角做进一步改进;伴随着微观数据的可得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民生福祉的影響路径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定量测度;民生福祉;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 D6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2）03-0067-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保护人的最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正式制度，是将经济增长成果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当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现象较为突出，这不利于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需要，亦阻碍了经济增长成果有效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

自2006年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正式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以来，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关注到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量化测度方法及其对民生福祉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等，目前的观点和结论仍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对国内近年来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为进一步优化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供参考和启示。

二、基本公共服务概念范畴界定

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与范畴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测度的基础。国务院于2012年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在此基础上，学界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概念内涵的讨论主要从需求主体、供给主体和价值理念三个视角展开：①公众需求角度。刘尚希等 [2]提出了判定“基本”公共服务的两条原则，一是需求的低层次，也就是与保障公民生存、发展和追求幸福等基本人权直接关联的;二是消费的同质性，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对所有人来说是无差异的。此外，对于需求主体而言，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是最广泛的主体、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而不是某一个案[3]。②政府供给角度。有学者指出对“基本”的理解应受到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政府基本财力状况的限定[4]。这不仅强调了基本公共服务的经济属性，亦突出了其时空属性。因此，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是依据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进行动态调整的[5]。③价值理念角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不少学者指出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应以人为核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社会共享、公平正义与公共公益性[6-7]。韩小威和尹栾玉[4]进一步认为，为了公共价值的需要，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内容不受物品性质的限制，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物品都可根据需要而纳入。

在界定基本公共服务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考虑不同研究主体的需求层次和数据的可得性，实证研究中有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范围选取存在较大差异。相较而言，区域层面的测度研究涵盖范围较广，范围选取侧重系统性和完备性原则。在普遍纳入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劳动就业和公共文化的基础上，不同学者还考虑了公共安全[8]、环境保护[9]、科学技术[9]、信息通讯[10]、基础设施[11]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城乡层面的研究中，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选取较窄，主要考虑我国城乡现实差距较为突出的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三方面[12]。针对流动人口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中，钱雪亚等[13]从代表性和关键性原则出发，排除了面向残疾人、农村等特定对象的领域，并考虑农民工群体切身需求的关联性，选取了公共教育、劳动就业、住房保障、社会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和文化体育 7个基本公共服务的代表性领域。还有研究认为，与流动人口个人直接相关、且明显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和文化三方面[14]。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测度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测度是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民生福祉的关键。近年的研究主要从供给主体的宏观视角和公众参与的微观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行测算。

（一）政府提供视角的宏观测度

围绕供给主体宏观视角的定量测度属于传统政府绩效范畴。相关文献主要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两方面进行测算。

针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水平，有学者选取货币价值类投入指标直接衡量，并认为这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内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努力程度[15]。然而，有研究发现，在一个管理不善、或存在腐败寻租的环境下，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一定带来基本公共服务产出相应的增加[16]。因此，财政支出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水平，而真正带来效用的是公共产品或服务形式的产出类指标[17]，有必要从多维度选取多个产出指标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基本公共服务主体输入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具体基本公共服务过程的一个综合性描述与评价，并据此同时选取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构建综合指数[18-19]。在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中，除了考察整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外，不少学者还从基本公共服务的单一维度分别进行探讨。

无论是整体还是单一维度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于涉及多个指标的综合指数测度，学者们几乎都采用综合评价法。其中，各个指标的权重设定的合理性以及准确性对测度结果的可靠程度影响较大，因为权重代表了指标之间重要性的差异。在既有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采用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种方法。一些学者使用等权重的主观赋权法，并认为该方法可以避免权重设置不当而造成的估计偏误[20]。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为了避免主观赋权法带来的随意性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客观赋权法。其中主成分分析法对样本量的要求较大，但考虑到了综合评价指标的相互独立性;而熵值法不受样本量的限制，同时还可以尽可能地保留数据原始信息，减少多指标之间信息的重叠[21]。指数的合成方法上，既有研究使用较多的是加权算数平均法和线性组合法。此外，在专门针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算的文章中，还有学者将熵权法与TOPSIS分析法相结合用以评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22-23]。其中，TOPSIS法（即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是一种广泛运用于多指标、有限个评价对象并进行比较排序的分析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基于评价对象与其理想化目标的相对优劣程度[24]。与传统TOPSIS法相比，熵权TOPSIS法可以有效避免当评价的环境或自身条件发生变化而造成最优解和最劣解的变化时评价结果的不具有一致性。纵观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使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研究较少。然而，该方法能避免主观赋权带来随意性的同时，还能够精确地反映有限个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并且对样本量无严格要求等优点十分适用于影响效应研究。据此，学者们今后在实证研究中可尝试使用该测度方法。

经济学中的效率属于生产力范畴，用于比较既定成本下收益的多与少。鉴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收益可能无法使用货币进行有效度量，陈昌盛和蔡跃洲提出了基于多投入与多产出下的广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理念[25]。既有文献中，诸多学者大多采用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下简称为DEA）进行测度。由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等于1978年提出的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对相同类型的决策单位（DMU）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一种系统分析法[26]。传统DEA模型通常指DEA-CCR和DEA-BCC模型。朱先等 [27]、唐天伟等 [28]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采用传统的DEA-CCR分别测度了广州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和省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技术效率。不少学者认为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不适合当前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王伟 [29]、单菲菲等 [30]、尹鹏等 [11]、胡洪曙等 [31]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假定，采用以投入为导向的DEA-BCC模型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将综合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由于传统的BCC和CCR模型存在一定局限性，当前已有不少学者使用改进的DEA模型，例如三阶段DEA、Bootstrap-DEA、DEA-Malmquist、超效率DEA等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测度。邓宗兵等 [32]利用三阶段DEA剔除了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的影响评估省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以反映政府内部管理水平，并通过对比发现传统DEA高估了供给效率。考虑到小样本带来的偏差问题，易莹莹 [33]使用Bootstrap-DEA考察了2005年和2010年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鉴于传统DEA无法区分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效率的优劣，乔路明等 [34]选用超效率DEA方法解决这一缺陷。为了考察不同时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及其动态变化规律，江朦朦和张静 [35]、张婵娟和尚虎平 [36]等学者针对面板数据选用了DEA-Malmquist进行测度。此外，刘玮琳和夏英 [37]还将三阶段和Malmquist结合，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同时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了动态分析。

在对民生福祉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中，几乎很少有学者考察并测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然而，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水平的约束下，高投入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不易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今后研究者可选用上述测度方法，丰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对民生福祉的影响作用研究。

（二）公众参与视角的微观测度

基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公众作为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末端使用者，基本公共服務供给的绩效评估不应忽视公众的参与[38]。当前国内公众参与视角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算。虽然公众主观评价会受到个体因素等的影响，但不少学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价是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评价，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公共服务的客观实际水平[39-40]。既有实证研究中，用于满意度测算的微观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民生调查”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GSS）”。前者按基本公共服务类别分别询问主观满意程度;后者除了询问9个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问题，还从资源的充足程度、分布的均衡程度、获取的便利程度和普惠性程度4个维度询问个体满意度情况。

此外，还有学者从微观个体可及性视角考察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可及性”这一概念最早由芝加哥大学的Andersen于1968年提出，并被模糊地界定为“服务的使用”[41]。2012 年 7 月，“可及”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文件中。“十二五”规划提出“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亦强调了可及的“服务使用”角度。相应地，国内已有实证研究通常利用社会调查数据中相关基本公共服务“是否获得/使用”这一问题进行测度。然而，有关“可及性”概念及其操作化的讨论仍在继续，不少学者基于“匹配”视角从地理可及、时间可及、经济可及等维度进行拓展[42-45]。

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民生福祉的影响

从宏观层面看，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均存在供给不均的现象并对房价、城乡收入等相关经济福祉产生影响，不少研究探讨了这种影响的方向、强度以及公共服务资本化、人力资本等的作用路径。

（一）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房价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住房价格不仅关系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基于蒂伯特框架下的公共服务资本化理论，国内诸多学者就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展开了不同视角的实证研究，主要从医疗、教育、生态环境和道路交通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利用省、市级面板數据的实证研究中，邓慧慧等 [46]发现教育、医疗、交通和环保等公共服务都与住房价格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指出，教育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最大[47-48];此外，从空间区域视角来看，不同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49]。另一方面，亦有学者并未发现教育、 医疗和就业方面的服务支出与房价的显著正向关系[50];高雅等 [51]仅发现医疗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并认为教育公共服务没有带来城市间房价水平的显著差异。利用城市内部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同样得出了不完全一致的结论。一项利用南京市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交通、生态、医疗和教育四类基本公共服务对房价的影响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其中教育的影响最大[52];而基于北京市的研究则发现仅教育和交通存在公共服务资本化现象[53]。此外，还有学者发现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住房价格的影响亦存在空间差异性，并从空间功能、住房供给约束和居民需求强度角度阐释空间异质性形成机制[54-55]。

（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共同富裕的关键，很多学者关注到城市偏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并分别围绕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三方面展开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是政府行使再分配职能最直接的手段，不少研究验证了其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56-59]。王珺红等进一步发现，随着初次分配状况的改善，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有所减弱[60]。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了城市偏向的教育、医疗卫生的供给支出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61-63]。姜晓萍和肖育才分不同时间阶段和区域视角的研究指出，近年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扩大效应，并且经济越落后地区这种投入的扩大效应越显著[64]。除了直接效应的检验外，还有学者验证了公共服务资本化以及人力资本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传导机制。李燕玲和刘远风通过分别检验城市财政支出资本化到房地产价格以及农村财政支农支出资本化到土地流转价格发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拥有更强融资能力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机制[65]。基于跨期模型，吕炜发现缩小城乡初中教育经费的差距可以有效地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66]。肖育才和钟大能通过区分不同收入来源的研究发现，教育和医疗卫生会影响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城乡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67]。

随着微观调查数据的不断丰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微观个体行为和感受等的影响也引发了学者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幸福感、非绝对贫困、市民化和生育等方面的影响。

（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幸福感

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当前的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多数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幸福感存在促进作用。利用“中国民生指数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等微观数据，一些从基本公共服务个体主观满意度视角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某一类别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均显著提升了个体的幸福感[68-69]。其中，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最为显著[70]。还有学者利用微观数据的优势，验证了公平感[70]、安全感[71]、阶层认同[72]的中介效应和收入[70]等个体特征的异质效应。

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幸福感没有促进作用，甚至存在负向关系。赵洁和杨政怡分别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足性、便利性、普惠性、均衡性满意度四个维度展开讨论，发现教育、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的均衡性维度的影响均不显著，只有医疗卫生的便利性、教育的公共性、住房保障的充足性和便利性显著地影响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73]。结合宏微观数据的研究中，姚艳燕等发现教育公共支出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虽然呈现正向关系，但统计上并不显著[74]。伍如昕发现医疗卫生服务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并认为是由于医疗资源稀缺导致[75]。还有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可获得性通过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价格负担从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抑制作用[76]。不难看出，由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测度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已有研究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果产生了不同的结论。

在针对生活满意度、获得感等类似概念的研究中，徐龙顺等发现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的供给主观满意度有促进作用。[77]还有研究发现，教育和医疗支出仅对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有显著正向作用，而住房保障无论是对低收入群体还是高收入群体均无显著的正向作用[78]。

（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非绝对贫困

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顺利收官，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由绝对贫困的消除转为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的缓解，这也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总的来看，目前多数研究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和社会保障可及性视角进行实证分析，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减贫效果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一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显著缓解了非绝对贫困。许源源和徐圳 [79]、杨秀勇和曹现强 [80]基于整体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对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而且其相对贫困的减贫效果亦十分显著。郝晓薇等区分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发现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均对农村多维贫困起到显著减贫作用，相比较而言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减贫效果更大[81]。刘一伟进一步发现，社会保障投入对个体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存在城乡差异[82]。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保险可及性视角研究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和城乡医疗保险均显著降低了农村老人非绝对贫困的发生比率[83-84]。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对缓解非绝对贫困的作用并不显著。有研究指出，对农村居民以及中部地区居民来说，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及性对主观贫困没有减缓作用，并认为这与我国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中部塌陷”有关[85]。还有学者发现，由于覆盖缺口和待遇水平较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没有显著影响[86];居民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对城市老年人贫困影响微弱且最低生活保障没有降低农村老年人的贫困，反而使其贫困增加[87]。由上可见，基本公共服务对非绝对贫困的减贫效果主要取决于研究样本和基本公共服务类别的选取。

（五）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市民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成为国家重要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88]。基本公共服务则是实现市民化的重要途径之一[89]。

有关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影响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56年，西方学者蒂伯特将公共服务加入人口迁移模型中，并提出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居民倾向于定居在公共服务与税收份额最匹配的地区，即“用脚投票”机制。近年来，一些学者结合国内微观调查数据对其进行验证，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利于市民化。夏怡然和陆铭分别从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产出进行考察，发现其均有利于流动人口流入[17]。李尧亦发现教育公共服务的增加能够吸引流动人口定居[90]。从整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出或可及性视角，学者们同样发现其对流动人口定居[91]、流入地选址及完整迁移[14]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诸多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个体特征和群体特征的异质性效应，发现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长、住房、收入、就业身份等特征的群体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敏感度不同，进而表现出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市民化之间的作用关系也有所不同[92-93]。中介机制方面，仅少数研究有所涉及，张开志等 [94]发现主观社会融入感在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人口迁移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尽管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了“用脚投票”理论，但也有学者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市民化并没有显著关系甚至存在负相关。杨刚强发现对于非家庭迁移来说，住房和环境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95]。他认为这是由于非家庭迁移的劳动力转移更多地是从短期考虑，相比较而言充分就业更加重要。林李月等 [96]通过区分不同城市规模，发现对于对中小城市而言，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并不明显，并认为这是由于中小城市流动人口作为雇主、自营劳动者比例较高且缺乏保障意识导致。何炜 [15]基于人力资本净现值模型指出，基本公共服务的价值因人而异，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会造成对基本公共服务效用增加值的折现差异，进而影响其流动决策。与理论分析吻合，实证结果显示整体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并没有显著增加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流入概率。此外，针对基础教育供给制度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刘立光和王金营[97]发现基础教育服务的供给对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存在弱化作用。可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市民化影响之所以存在不同的结论主要取决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以及研究对象的特点。

（六）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生育

伴随着我国步入少子老龄化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的配套政策，通常通过影响生育成本、生育观念等影响生育。

社会保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具有最直接的再分配效应。在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下，诸多学者认为生育子女不仅仅是一种单向利他的消费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双向利他的投资行为。因此，社会保障对生育的影响可能存在补贴效应（促进作用）或挤出效应（抑制作用）两种。国内已有实证研究利用不同样本数据得出了不同结论，以挤出效应（抑制作用）居多。刘一伟[98]、黄少安[99]分别使用2012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北上广三地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养老保险降低了生育意愿。康传坤和孙根紧利用 2013 年 CGSS 数据进一步发现，养老保险仅对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100]。针对医疗保险，王天宇和彭晓博利用2000—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新农合”使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降低了3至10个百分点[101]。然而，黄秀女和徐鹏 [102]采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4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补贴强度较高的新农合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以补贴效应为主，补贴强度较低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则以挤出效应为主;并且个体收入、代际特征还存在异质性作用，即新农合对低收入、新生代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补贴效应更强。除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影响作用外，陈秀红 [103]还发现参与失业保险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有住房公积金会提升妻子二孩生育意愿，但会降低丈夫生育意愿;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案会大大提升夫妻双方二孩生育意愿。

除了社会保障之外，梁城城和王鹏发现九类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和二胎意愿均有促进作用[104]。此外，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可通过影响幸福感进而对二胎生育意愿产生促进作用。魏炜的研究发现了教育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105]。与之相对，一项基于宏观视角下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发现，教育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成本收益和文化认知两种机制，其中文化认知机制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因而对居民生育二孩的意愿存在直接负向影响[106]。综上不难发现，国内有关基本公共服务对生育的影响效应仍存在争议社会保障之外、以及整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生育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将宏微观数据相结合的实证研究亦有待丰富。

五、简要评述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影响民生福祉的关键要素，而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现象较为突出，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体现之一，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梳理近年来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到当前学界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范畴界定尚存争議。供给的相关测度包括政府提供和公众参与两种视角。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于民生福祉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一方面通过再分配的直接作用和“输血”的间接作用促进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民生福祉，另一方面也会因资源供给不足等而抑制民生福祉的增进。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或拓展。

第一，影响效应研究中可尝试结合政府提供视角和公众参与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在“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支撑下，公众参与视角的主观评价不可或缺，是终端使用者的感知反馈。同时兼顾客观产出和主观评价来测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弥补单一视角下各自的不足。鉴于主观评价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那么在实证研究中应尽可能选择大样本主观评价数据以尽可能减小测度误差。

第二，更多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在科技创新等领域，有学者开始尝试探讨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作用，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107]。在有限的投入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动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民生福祉之间的实证研究将为健全和建设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深入挖掘和探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与路径。虽然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可以通过收入成本、观念等途径影响微观个体行为和感知，但具体路径的经验研究仍较为缺乏。比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通过改变收入或成本以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整体以及不同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幸福感、非绝对贫困、市民化、生育等的影响路径是否一致？如果存在不同的路径，那么具体有哪些差异、哪些是更有效的？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而数据的不断丰富也便利了相关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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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

Zhou Jing， Gao Yi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basic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China is prominently unbalanced. In order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by firstly categorizing the definition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and sums up the main research fields of its impact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After a systematic review，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definition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ainly adopts both the macro measur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and the micro measur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ffects people’s well-being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increasing income， reducing living costs and changing people’s perception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measure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supply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micro data， there is still much to do as to how the supply of basic pubic services can impac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Key words：basic public services supply; measurement; livelihood; impact

（責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