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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机构出任展会主办单位的合法性效应研究

2022-04-27何会文付千娱

旅游学刊 2022年4期
关键词:合法性

何会文 付千娱

[摘    要]为了克服新进入障碍,邀请权威机构出任主办单位成为新创展会的惯用策略。然而,这一策略是否真的有效,尤其是在展会度过了初创期之后是否依然有效,学术界并没有给出过正面的回应。文章从合法性视角出发,聚焦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地方性行业协会这4类经常出现于展会主办单位名单的权威机构,探讨它们在展会初创期和展会成长期两个阶段的合法性效应,形成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对2008—2018年期间在上海市举办的562个展会进行生存分析,检验理论假设。研究结果显示:(1)在展会初创期,通过邀请中央政府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地方性行业协会出任主办单位来提升展会的合法性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展会生存率,加速培育展会独立生存能力;(2)在展会成长期,除了邀请全国性行业协会出任主办单位依然对展会的快速扩张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邀请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部门和地方性行业协会等其他3类权威机构出任主办单位对展会成长的贡献已经不再显著;(3)邀请地方政府部门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在初创期对展会生存的贡献不显著,在成长期对展会扩张具有负面影响;(4)通过与外部组织建立联系而形成的外生合法性,在展会初创期效果显著,而在展会成长期的效果却大大减弱。该研究在理论方面拓展了对合法性效应及其时效性的认识,提出了外生合法性仅在事业初期效果较为显著的论断,在实践方面对展会组织者合理选择与动态调整展会主办单位名单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展会;合法性;生存分析;权威机构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2)06-0067-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4.012

引言

如同涉“世”不深的新产品或新企业那样,新创展会也会面临来自社会各方的质疑与不信任,面临较为严重的合法性缺陷。首先,它没有显赫的历史业绩来佐证。展会的举办届数和存续时间,对外代表着信誉和信赖[1],因为参会者倾向于“老一点儿”的展会更可信一些[2];对内意味着经验与效率,因为多年的举办经历让组织者做事更有经验,办事更有效率[1]。其次,它没有著名参展企业带来的光环效应。大企业参展是为了做品牌[3],它们通常只光顾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品牌性展会。再次,它没有知名项目经理和管理团队的加成。会展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高级会展管理人才较为紧缺[4],因此,一个新创展会很难招揽到知名的项目经理,更不易构建一支制度健全、管理规范、配合默契的团队。

合法性是新企业克服新进入缺陷、获得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新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5]。合法性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规范、价值观、信念等构建的系统内,组织的行为和表现是否符合一般性的社会期望和认知[6]。合法性不仅影响到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组织,而且影响到利益相关者如何理解组织的活动和战略,它对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影响到新创组织的生存率[7]。站在展会组织者的视角,展会合法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规制合法性,即展会本身及展会组织行为需要遵守政府的相關政策与法规,以及行业协会等所制定的行为准则;(2)规范合法性,即必须遵守现有制度内的社会规范与核心价值观,以及现有行业内的行为标准与规范;(3)认知合法性,即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普遍认可。

合法性既可内生,即基于组织的内在特征、行为与表现而获得;也可外生,即通过与外部组织或个人建立联系而获得。内生合法性的生成需要长时间的积淀,难以一蹴而就,故新创展会的组织者经常采用外生的方式来迅速提升展会的合法性水平。故此,邀请政府、协会等有影响力的组织和机构来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成为展会组织者的惯用策略。然而,这种策略是否真的有效?是否长期有效?学术界尚未开展过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

1 相关文献综述

1.1 展览会的生存与发展

展览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主要来自相关学科的“拼凑”。当今的展览研究,一半以上从参展商视角来进行,1/3左右从观众视角开展,而站在组织者视角、围绕着展会生存与发展等问题所开展的研究相当有限[8]。Geigenmuller和Bettis-Outland指出,身处展览业的服务组织,必须差别化自己的品牌,才能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9]。Kirchgeorg等学者指出,每个成功的展会都必须有清晰明确的定位[10]。Kim研究发现,为了降低成本、风险分担、学习和进入国外市场,展览公司之间需要成立战略联盟[11]。Tafesse认为,展会组织者的市场资源状况对展会效果有影响,最显著的资源有3类:声誉资源、顾客关系资源和物理资源[1]。McCabe指出,会展行业人才流动性极强,掌握技术诀窍的关键员工会显著影响会展组织的专业水准[12]。Bathelt和Zeng专门对中国的展览经济进行了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对展览会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而中央政府的影响和作用却在逐渐减弱[13]。

1.2 生存分析: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不断延伸

生存分析是对个体或组织的生存规律及其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的统计方法,分析的对象可以是有生命的,如人或动物,也可以是无生命的,如机器、桥梁,还可以是组织或非正式组织,如企业、家庭、兴趣小组等。它最早被应用于生物和医学领域,后拓展到工商管理领域,近些年被多位旅游与会展学者采用。比如Gémar等学者对旅馆业务进行生存分析,发现主要风险因素包括旅馆的地点、规模、管理水平、开业时机等[14];Falk对滑雪场进行生存分析,发现主要风险因素包括滑雪场自身的高度落差、规模和造雪设备,以及当地的竞争激烈程度[15];He等对影响展会生存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与检验,发现展会历史、初始规模、协会联系、产业关联和公共交通是显著影响展会生存的5个因素,且进一步指出,展会历史对展会生存的影响随着展会举办届数的增加而递减[16]。

1.3 合法性研究:从强调其价值到重视其应用情境

早期的合法性研究,侧重于强化合法性的价值与贡献。合法性是一种能够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和帮助组织获得其他资源的战略资源[5]。合法性既是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也是竞争优势的来源[17]。作为企业生存与成长的保障[18],获得合法性有助于中小企业绩效的提升[19]。高管团队的合法性水平,作为资本市场信号可以影响上市股价[20]。

近期的合法性研究,在继续肯定合法性的正面影响的同时,开始关注它的应用情境。Guo等研究发现,过高的组织合法性与企业追求差异化战略的逻辑冲突,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的创新能力[21]。Zhao认为,合法化战略虽然可以通过一致性机制来帮助企业缓解外部环境压力,但却可能削弱企业的独特性[22]。郭海等认为,政治合法性虽然能帮助企业实现市场扩张,但削弱了企业的产品创新[18]。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合法性发挥着重要影响[23]。中国企业在最初进入国际市场时,频繁在东道国遭遇合法性危机[24]。

2 假设推演

在中国情境下,政府和行业协会对展会组织工作有很大的影响[13]。本文在合法性视角下对新创展会的生存与成长进行探讨,并顺应合法性的研究趋势,对不同来源(4类权威机构: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地方性行业协会)、不同时间阶段(初创期和成长期)的合法性效应进行对比分析。

2.1 邀请权威组织出任主办单位在展会初创期的合法性效应

规制合法性来自对有关政策法规与规章制度的遵守,来自政府、行业协会等权威组织的评价与肯定。规制合法性的缺失,会导致企业难以注册,产品不被社会认可,以及难以获得融资等问题[25]。

展览作为一场数万人参与的大型群体性活动,一次数千家企业齐聚的行业盛会,一个传播科学技术与先进文化的舞台,需要在内容、程序与表现方面遵守政府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因此,受到各级政府的严格管控。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在我国境内举办境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加强管理的通知》,对境内展览会审批管理的全过程作了具体规定。2007年,国务院颁布《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对展览会的安全管理作出了严格规定。为了促进与规范展览业的发展,不少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各类会展政策,如《哈尔滨市会展业管理办法》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会展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由此可见,在政府管制较为严格的环境中,规制合法性的获取对展会生存至关重要。同时,中国的制度环境尚存在不健全之处:(1)不同制度要素相互冲突,表现在明文的法规、红头文件以及主管部门的要求有时存在不一致;(2)制度不稳定,表现为制度一直处于变革的过程中,一些详细论证之后推出的产业政策可能因新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被修改;(3)制度相对滞后,表现为制度的修订赶不上客观情况的变化;(4)制度存在空白,表现为新的情况出现后缺乏相应的制度对其进行规范[26]。面对这样一种严格但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展会组织者如能在展会创办伊始就邀请到某个政府部门来出任主办单位,一方面可以为展会的合法、合规性进行背书,给顾客与合作者以信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屏蔽掉那些来自其他政府部门的不合理管制,将精力投入正常的经营与管理。

行业协会在各类市场主体之间,以及市场主体和政策制定者之间扮演着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展会组织者可以恰当地开发利用这些市场和政治纽带,来提高观众数量,并通过行业协会的影响力来邀请到高质量的参展商和观众[27]。因此,展会组织者总是设法从相关协会和政府那里得到证书、证明和背书,其中也包括将这些组织纳入自己的主办单位名单[28]。在展会发展初期,参展商和观众大都来自当地或周边地区,这既是从交通、住宿等成本方面考虑,也是从营销需要出发。地方性行业协会由当地的相关企业组成,由它们来出任主办单位能够有效吸引本地企业参展和观展。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邀请权威组织出任主办单位能够显著提升新创展会在初创期的表现

H1a:在初创期邀请中央政府部门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能够显著提升展会的生存率与加速其生存能力的培育

H1b:在初创期邀请地方政府部门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能够显著提升展会的生存率与加速其生存能力的培育

H1c:在初创期邀请全国性行业协会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能够显著提升展会的生存率与加速其生存能力的培育

H1d:在初创期邀请地方性行业协会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能够显著提升展会的生存率与加速其生存能力的培育

2.2 邀请权威组织出任主办单位在展会成长期的合法性效应

展会进入成长期后,政治合法性的影响开始模糊。一方面,高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政府支持企业现行的做法,有助于提高企业市场扩张的效率,如简化相关审批环节和认证过程。拥有高政治合法性的企业更容易从政府那里获得市场扩张所需的资源,如税收、贷款、行业准入等方面的优惠[18]。受到政府的鼓励,高政治合法性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市场导向战略,将资源投入市场扩张活動中[18]。另一方面,随着展会影响力的提升与经济效益的显现,政府的“掠夺之手”开始出手。所谓掠夺之手,是指政府官员或者政治家倾向于从自己所控制的公司那里榨取资源,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29]。同时,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背上政治包袱,如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往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和社会责任,降低市场竞争,并抑制企业创新[30],故拥有政治资源的企业在战略上往往会更加保守[31]。

处于成长期的展会,首要任务是市场扩张,主要举措是市场区域由本地向外地拓展。市场合法性能够为企业市场扩张行为提供丰富且高效的资源,同时,高市场合法性的企业也更有意愿和能力将资源投入市场扩张活动[18]。作为同行和上下游伙伴眼中的“标杆”,拥有高市场合法性的企业对现有市场能够有更准确的把握,面对制度空洞和环境不确定性,这种标杆企业更可能获得市场上的独占性消息,从而迅速高效地占领市场,实现市场扩张[19]。由全国性行业协会出任主办单位的展会,在外地参展商、观众等顾客看来,展会的市场合法性更高,成长前景光明,故更愿意持续地参展和观展。由全国性行业协会出任主办单位,也能够给会展场馆、主场搭建、旅馆酒店等供应商以信心,从而在市场扩张过程中得到它们的鼎力支持。以场馆租赁为例,虽然我国在场馆数量和规模方面均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但要想在“黄金时间段”租到规模、设施、地理位置均适宜的场馆并不容易,尤其要多年持续地在同一时间段租到某一场馆,则更需得到场馆方面的诚心合作。当展会进入成长期后,地方性协会虽然可以继续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如动员当地企业参展、协调各方的关系等,但其“地方性标签”不利于向外地拓展,“地方保护主义理念”会驱使它做出一些有损外地企业的行为。譬如在设计展会主题时,强调以促进本地产品销售为主,而不是以将展会提升为国际化交流平台为目标。又如当展位供不应求时,出面为本地企业索要展位或增加展台面积,抑制外地企业的参展比例与热情。

综上所述,在展会进入成长期后,地方性组织和机构的作用弊大于利,它们已经成为展会进一步拓展其市场范围和影响力的掣肘,而中央政府和全国性行业组织的作用是利大于弊。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在展会成长期,邀请影响力较强的权威组织出任主办单位依然能够显著提升展会在成长期的表现

H2a:在展会成长期,中央政府部门出任展会主办单位对展会快速成长与扩张的影响大于地方政府部门

H2b:在展會成长期,全国性行业协会出任展会主办单位对展会快速成长与扩张的影响大于地方性行业协会

2.3 外生合法性在展会发展过程中的时效性

合法性反映了组织利益相关者对组织及其行为的认知和评价[32]。合法性的生成机制可以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所谓内生,是基于组织的内在特征、行为与表现而生成。譬如互动导向有助于提高新企业的顾客认知度、认可度和满意度,因而可能正向影响新企业合法性水平[33]。顾客授权对于新企业获取合法性和成长可能非常重要[34]。新企业魅力型领导可能有助于改进新企业合法性水平[35]。高管团队的声誉与组织合法性正相关,并且组织合法性在企业高管团队的声誉与组织未来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6]。

所谓外生,是指通过与外部组织或个人建立联系而生成的合法性。譬如聘用外部独立董事成为IPO(首次公开募股,intial public offering)企业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信号[37]。拥有政治连带企业的“政治光环”有助于它在公众面前营造形象[38]。企业往往将官员视察报道、官员合影或题字等政治关系构建活动作为重要事件,认为它们反映了企业的资源动用水平与抗风险能力,向外传递了政府对本企业的重视与“背书支持”[39]。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认证已经普遍在供应商、销售商以及顾客等主要利益相关者中得到认可,并成为一种合法性象征,主动获得并战略性运用ISO认证可以帮助企业克服合法性约束[19]。

在展会初创期,由于既无历史业绩和顾客评价拿来宣传,也无明星团队、科学流程、规范制度等拿来佐证,故通过与外部权威机构建立连带关系来提升展会的合法性水平,既是合理的,也是被迫的。但进入展会成长期,假若一个经过了几年历练的展会依然靠外援来证明自己,而不是靠过硬内功来彰显自己的优势,就未免有些苍白无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通过邀请权威组织出任主办单位的策略,在展会初创期显著有效,而在展会进入成长期后的影响明显减弱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生存分析是将事件的结果(终点事件)和出现这一结果所经历的时间结合起来分析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本文把“具备生存能力”作为展会在初创期的结果事件,把“成为成熟展会”当作展会在成长期的结果事件,既要检验合法性对结果事件的影响,又要检验合法性对达成结果所经历时间长短的影响。同时,所收集的数据具有典型的生存数据特征:一是几乎不符合任何形式的分布,故很难通过其他数据分析方法所要求的正态性、无偏性等检验;二是存在大量不完整但有价值的数据,即删失数据。因此,生存分析法较为适用。

3.1 数据收集与整理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心,会展业十分发达,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统计,2019年,上海市共举办展会545个,在数量方面遥遥领先与北京(292个)和广州(260个),位列三大展会城市之首1。故能够满足定量分析对样本数量的需要。同时,上海市政府和地方性协会在管理与支持会展经济发展方面做得也比较好,从而控制了政府不作为、地方协会影响力不够等干扰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收集在上海举办的展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搜集与整理过程如下。

(1)信息搜索。本文以E展网(http://www.eshow365.com)为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通过爬虫抓取2008—2018年间在上海举办展会的名称、主办单位、展览面积、举办场馆、举办届数、所属行业、举办时间等信息。同时,辅以百度搜索引擎、展会自办网站等其他信息来源作为补充,最终整理共6096场展会信息。

(2)数据整理。将同一个展会的历届信息按时间顺序排列,由此获得每个展会的生存数据。

(3)数据清洗。根据研究需要对部分展会信息进行了剔除:一是缺失主办单位等关键信息的展会;二是“一次性”展会,因为本文是针对展会发展过程进行的纵向研究;三是在本文的观察期(2008—2018年)之前就已经成熟(展览面积达到5万平方米以上)的展会;四是举办周期不是一年一届的展会,如两年一届、一年两届的展会。最终,获得有效展会样本562个,共4704场。其中,404个展会进入成长期,而158个展会在初创期夭折。

3.2 因变量与赋值

针对展会的生存分析设有两个因变量,一个是终点事件,即研究者所关心的特定结局是否发生;另一个是在结局事件发生之前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即观察时间。

《上海国际展览会项目评估细则》规定,申报“上海国际品牌展览会”的项目必须“租用场馆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而申报“上海国际优秀展览会”的项目需要“租用场馆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参考此标准,并参照李坤望和蒋为用“3年判断标准”来判断出口贸易关系状态是否为“持续存在”的做法[40],以及国际展览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Fairs,UFI)“申请认可时展会最少定期举办过三届”的认证条件,本文将第一个结局事件定义为“展会具备生存能力”,用Surv来表示,判断标准是“展会连续3年举办,且展览面积达到或超过1万平方米”,若展会达到判断标准,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将第二个结局事件定义为“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用变量Mature来表示,判断的标准是“展览面积达到或超过5万平方米”,同样地,若展会达到第二个结局事件的判断标准,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在第一个结局事件发生之前所经历的时间跨度,是展会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而努力的时间,本文称为展会的初创期,用Time 1表示。严格来讲,Time 1的计算,应从展会的首届时间算起,但由于本研究的观察期是自2008年开始,故对创办于2008年之前的展会,本文计算Time 1的起点是2008年。如此处理会导致创办于2008年之前展会的运营经验被忽视,可能导致估计错误。为了弱化这一影响,在数据分析时加入“举办届数”作为控制变量。

在第二个结局事件发生之前所经历的时间跨度,是展会在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后,开始快速扩张和提升影响力,力求成长为成熟展会的时间,本文称为展会的成长期,用Time 2来表示。Time 2的计算起点,是展会进入成长期的首个年份,即展会达到“展会连续3年举办,且展览面积达到或超过1万平方米”的那个年份。

如表1所示,本研究的观察期自2008年初开始,到2018年底结束。展会A的首届时间是2008年,它经过3年的努力,在2011年达到了“连续3年举办,且展览面积达到或超过1万平方米”的标准,故它的[Surv=1],[Time1=3]。在此基础上,它又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在2016年达到了“展览面积达到或超过5万平方米”的成熟展会,故它的[Mature=][1],[Time 2=5]。展会B的首届时间也是2008年,但它经过11年的努力也未能触发第一个结局事件,所以,它的[Surv=0],[Time1=11]。由于展会B未能跨越初创期而进入成长期,也未触发第二个结局事件,故其Mature和Time 2皆为空值。展会C的首届时间是2009年,它经过5年的努力,在2014年触发第一个结局事件,故它的[Surv=1],[Time1=]5。自2014年开始,展会C到观察期的最后一年(2018)也没有出现结局事件,故[Mature=0,][Time 2=5。]对于展会D,虽然只有两年的数据,但能明确地知道它在奔向“连续3年举办,且展览面积达到或超过1万平方米”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经历了两年,且未能实现目标,所以,它的[Surv=0],而[Time 1=2。]

3.3 自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共设有4个自变量,来检验邀请权威组织出任主办单位对展会在初创期的生存能力与成长期的扩张能力的影响。Central Government(CP)用来衡量中央政府部门是否出现在主办单位名单之中,当存在至少1个中央政府部门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Local Government(LP)用来衡量地方政府部门是否出现在主办单位名单之中,当存在至少1个地方政府部门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National Association(NA)用来衡量全国性行业协会是否出现在主办单位名單之中,当存在至少1个全国性行业协会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Local Association(LA)用来衡量地方性行业协会是否出现在主办单位名单之中,当至少存在1个地方性协会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4 控制变量

之前的研究发现,展会组织者的举办经验[1]、所属行业的景气程度[16],以及举办场馆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28],均会影响到展会的生存与发展。为减少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研究选取展会的举办届数、所属行业、举办场馆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举办届数为数值变量,为展会自创办以来所举办的次数;所属行业为分类变量,根据E展网的分类标准分为工业品、原材料、消费品和综合类4类;举办场馆也为分类变量,根据举办的场地分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上海世博展览馆、上海世贸商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展览中心和其他场馆,共9类。

4 数据分析

4.1 权威机构出任主办单位在展会初创期的影响

(1)存活率比较。如表2第二行所示,中央政府部门出现在主办方单位名单中的展会[(CP=1)]共有50个,其中的39个成功度过了初创期,具备了独立生存能力,这一比例达到了78%。表3的第三行显示,中央政府部门未出现在主办方单位名单中的展会共有512个[(CP=0)],367个成功度过了初创期,存活比例达到了71.68%。进一步的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二者之间在存活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f=4.525,][p=0.034)]。由此可见,邀请中央政府部门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确实能显著提高展会在初创期的存活率。同理,在展会的初创期,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地方性行业协会出现在主办方的名单中,也能有效提高展会的存活率,且影响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唯一的例外是,地方政府部门出现在主办单位的名单之中,对于展会独立生存能力的帮助并不显著。

(2)进程比较。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机构出任主办单位能否加速展会的培育速度,即相较于该机构没有出任主办单位的展会,展会是否可以用较短的时间来培育起独立生存能力,本研究进一步做 Kaplan-Meier分析。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在初创期邀请中央政府部门(Chi-square=5.712,p-value= 0.017<0.05)和全国性行业协会(Chi-square=8.710,p-value=0.003<0.01)出任主办单位,能够显著地加速展会生存能力的培育,而邀请地方政府部门(Chi- square=0.249,p-value=0.618>0.05)和地方性行业协会(Chi-square=0.190,p-value=0.275>0.05)出任主办单位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不显著。

图1直观地反映中央政府部门出任主办单位对展会培育速度的影响。纵轴是展会的累积生存率,横轴是展会的存续时间,图中的虚线曲线是没有中央政府部门出任主办单位时的展会生存曲线,实线加粗曲线是有中央政府部门出任主办单位时的生存曲线。经过比较两条曲线可以看出,虚线基本上都在实线的上方,说明在经历同样的发展年份后,没有中央政府部门参与的展会中,有更多的展会依然在初创期挣扎;而有中央政府出任主办单位的展会,从初创期跃迁到成长期的用时较短。同理可知,全国性行业协会出任主办单位能够显著缩短展会培育独立生存能力的时间,即更早地进入成长期。

(3)遗漏变量控制。为了缓解遗漏变量的干扰,本文选取展会的举办届数、所属行业、举办场馆等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与CP和NA做Cox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模型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该模型在预测展会的生存风险方面有效,其中CP的显著性系数为0.096,说明它在排除控制变量的干扰后,依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CP的风险比率Exp(B)为1.327,表明在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时,当一个展会成功邀请到中央政府部门出任主办单位后,它成功跨过初创期这道门槛的概率变为未邀请前的1.327倍。同理,模型2也同样有效,NA在排除控制变量的干扰后,依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Sig.=0.088)。NA的风险比率Exp(B)为1.196,表明在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时,当一个展会邀请到全国性行业协会出任主办单位后,它成功跨入成长期的概率变为原来的1.196倍。

4.2 权威机构出任主办单位在展会成长期的影响

(1)成熟率比较。在成长期,当中央政府部门出现在主办方名单中时,可以大幅提高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的概率,从21.33%提高到30.23%,且达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f=5.385)];同样,全国性行业协会出现在主办单位名单中,也可以将此比例由18.23%提高到25.94%,且达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f=14.3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展会的成长期,地方性政府的参与反而起到了负面的效果,即由地方性政府出任主办单位的展会在成长为成熟展会的比例(15.69%)方面却显著低于那些没有地方性政府参与的展会(23.23%)。而地方性协会出任主办单位的效果并不显著。

(2)进程比较。Kaplan-Meier分析的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在成长期,邀请4类单位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均不能显著地影响展会的成长速度。鉴于针对全国性协会出任主办单位的Log-rank检验 p-value较小,本研究对其进一步做了Breslow   (Chi-square=3.563,p-value=0.059)和Tarone-Ware(Chi-square=2.923,p-value=0.087)检验,发现二者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可以推断,在展会的成长阶段,由全国性协会出任主办单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展会的成长。

4.3 权威机构合法性效应的时效性检验

在处于初创期的562个展会中,有395个展会的主办单位名单中至少存在1个权威机构[(CP+LP+][NA+LA≥1),]其中的305个成功度过了初创期,具备了独立生存能力,这一比例达到了77.2%;而167个没有权威机构出任主办单位的展会中,有101個成功度过了初创期,这一比例也达到了60.5%。尽管如此,进一步的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二者之间在结局事件达成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f=46.834,p=][0.000)]。而反观处于成长期的404个展会中,有权威机构[(CP+LP+][NA+LA≥1),]出任主办单位的309个展会中,有70个成功走向了成熟,这一比例达到了22.7%;而95个没有权威机构出任主办单位的展会中,有20个成功度过了初创期,这一比例也达到了21.1%。进一步的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二者之间在结局事件达成率方面并无显著差异([f=0.442,][p=0.507])。由此可见,在初创期邀请权威机构出任展会主办单位,能够显著提高展会成功度过初创期的概率,而在成长期继续邀请或保留权威机构作为展会主办单位,却对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的贡献并不显著。

在发展进程方面,Kaplan-Meier分析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在初创期邀请权威机构出任主办单位(Chi-square=8.635,p-value=0.003<0.05)能够加速展会独立生存能力的培育,而在成长期邀请权威机构出任主办单位(Chi-square=0.010,p-value=0.922> 0.05)并不能显著地加速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

5 结论与启示

合法性既是组织生存的基础,也是组织成长的动力,还是组织应对巨大变局时的保障。本文首次将合法性视角引入展会领域,探讨邀请权威机构出任展会主办单位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与时效性,并基于2008—2018年期间在上海举办展会的纵向展览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取得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邀请权威机构出任主办单位能够显著提升展会在初创期的表现,与H1的预期相一致。其中,在初创期邀请中央政府部门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不仅能够把展会生存率由71.68%提升至78.00%,而且能够显著加速其生存能力的培育(Chi-square=5.712,p-value=0.017<0.05),H1a得证。同理,在初创期邀请全国性行业协会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不仅能够把展会生存率由65.22%提升至80.23%,而且能够显著加速其生存能力的培育(Chi-square=8.710,p-value=0.003<0.01),H1c得证。邀请地方性协会出任主办单位,虽然能够把展会生存率由69.79%提升到80.80%,但并不能加速展会度过初创期的进程,H1d得到了部分支持。而邀请地方政府部门出任主办单位,却既不能提高展会的存活率,也不能加速其生存能力的培养,H1b未得到支持。至于H1b未得到验证的原因,本文归因于以下两点。

一是上海在市场化进程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市场调节机制健全,地方政府对市场行为的直接干预较少。《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显示,从2010年开始测算以来,上海的市场化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比全国平均市场化指数水平高出40%以上[41]。在展览行业,上海也处于领先地位,在2002年成立了会展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从事行业管理的助手以及媒介政府与市场的桥梁。

二是在本研究的观察期内,上海市颁布了《上海市关于开展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的实施意见》,这导致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果断退出了某些会展项目的主办单位名单。此举对市场主导型展会影响不大,但对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影响严重,有的甚至被直接停办。

(2)在展会成长期,邀请中央政府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等影响力较强的权威组织出任主办单位,依然能够显著提升展会在成长期的表现,与H2的预期相一致。其中,当中央政府部门出现在主办方名单中时,可将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的概率由21.33%提高到30.23%;然而,由地方性政府出任主办单位的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的比例(15.69%)却显著低于那些没有地方性政府参与的展会(23.23%)。同样,当全国性行业协会出现在主办单位名单中,可将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的概率由18.23%提高到25.94%;而地方性协会出任主办单位的效果,对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的概率并无显著影响。由此,H2a和H2b得证。

(3)通过对初创期和成长期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初创期邀请4类权威机构中的1家或多家机构出任展会主办单位,能够显著提高展会成功度过初创期的概率(由60.5%提高到77.2%),而在成长期继续邀请或保留权威机构作为展会主办单位,却对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的贡献并不显著,H3得证。而实践现状却是反其道而行之,76.5%的成长期展会在主办单位名单中依然保有至少1个权威机构,这一比例高于初创期展会的70.3%。这说明实践界并没有意识到,在进入成长期后,外生合法性的效应已经大大减弱。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拓展了对合法性效应及其时效性的认识,提出了外生合法性仅在事业初期效果较为显著的论断。其次,首次在展会组织情境下探讨合法性效应,并围绕政府、协会等权威组织的合法性效应取得一些具体的结论。最后,本文收集与整理了上海近11年的展会数据,并针对其数据特点率先在会展研究领域运用了生存分析法。基于E展网的統计数据发现,2018年,在新增264个展会的情况下,展会总量却从2017年的2413个跌落到2237个,净减少176个。由此可以计算得出,2018年共有约440个展会退出了历史舞台,占到了全部展会的20%。如此之高的“退市”率,说明中国的大量展会面临生存危机和成长不力的难题。生存分析最早被运用于生物和医学领域,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工商管理领域,如企业寿命分析、产品寿命分析、顾客流失分析、酒店寿命分析、滑雪场寿命分析等,但在展览领域的运用却相当稀少。

本文的管理启示也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靠与外部组织建立联系而生成的外生合法性,只能在事业初创期时借用一时,而能够为企业带来持久效应的合法性,只能靠自身的行为与表现来内生。内生合法性的建构方向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对标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不断规范自身言行;二是通过大力宣传和取得UFI展览项目认证等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其次,对于展会组织者而言,在展会处于初创期时,要力邀权威机构出任展会的主办单位,因为确实有助于展会顺利越过“新进入门槛”;而对于已经进入成长期的展会,则无需再在这方面耗费太多资源和精力。最后,对于政府、协会等权威部门而言,可以战略性地支持少量新创展会,因为这样确实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但待这些展会进入成长期后,除了一些关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等的重要展会外,不要再锦上添花,而是有序退出,将展会放归市场。

6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尚存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首先,在选择结局事件的判断标准时,片面地依据了展会规模,即用“展会连续3年举办,且展览面积达到或超过1万平方米”作为“展会具备生存能力”的判断标准,用“展览面积达到或超过5万平方米”作为“展会成长为成熟展会”的标准。然而,对一个展会的评估还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指标,如展商数量、展品质量、观众数量、观众参观时长等。另外,由于行业性质、产业规模或项目定位等原因,同等规模的展会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水平与阶段。比如,同样是3万~5万平方米的展会,对某些细小市场而言可能已经足够大和足够成熟,而对某些产业规模庞大、展品占地面积大的行业而言,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其次,某些展会本身就是政府主导型展会,即政府的角色是包揽和统筹一切,而不仅仅是个“挂名”主办。这些展会虽然占总样本的比例不高,但由于未能识别和剔除,故会放大政府部门出任主办单位的合法性效应。再次,展会组织者的规模、经验、品牌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展会的生存与发展,而本文在选择控制变量时,未能予以考虑。最后,本文以上海为研究对象,而上海作为正在迈向国际经济中心的特大城市,其政府管理水平、市场化程度和行业协会的区域影响非其他一些中小城市所能比。因此,在将本文的研究结论类推至其他城市时,要尤其注意。

围绕着展会领域的合法性研究,未来还有以下领域值得深入研究。首先,基于合法性的形成机制,可以分为内生合法性和外生合法性,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后者。后续的研究,可以加强对前者以及两种合法性之间交互效应的探讨。其次,合法性概念的核心成分是评价,合法性的根源存在于受众群体眼中。展会的受众有多种,而本研究仅聚焦于两类对展会而言相当重要的受众群体——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除此之外,尚有社会公众、社区居民、参展企业、展会观众、会展场馆、主场搭建、广告公司、酒店等众多的受众群体。再次,合法性虽然来自受众的主观性评价,但可以通过改变评价者的主观判断来提升组织的合法性水平,而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受众的评价。学者们研究发现,评价者的有效性信念会影响评价者的合法性判断,而恰当运用修辞策略、可靠性策略等可以影响,甚至操纵评价者的判断[42]。最后,本文试图用一种动态演进的视角来阐释合法性对展会发展过程的影响,但仅仅是聚焦于展会的初创期和成长期进行了探讨,尚未触及展会的成熟期和衰退期,以及信任危机、代际传承、跨国并购等特殊时期的合法性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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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cy Effect of Authority Organization’s Appearance on the Sponsor

List of an Exhibition: Take Shanghai for an Example

HE Huiwen, FU Qianyu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Due to intense competition,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a high failure rate of new exhibitions. Exhibition organizers resort to various tools and means to increase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exhibition.

It’s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lack of legitimacy is a major factor of new business failure. Therefore, to enhance the legitimacy of an exhibition, organizers often invite author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be listed as sponsors of the exhibition. Although it is now a popular strategy, its effectiveness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tested.

Based on a secondary dataset collected from one of the industry’s leading digital repositories (http://www.eshow365.com/), we conduct survival analysis upon 562 exhibitions held in Shanghai from 2008 to 2018.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1) In the initiation stage, the appear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national associations on the sponsor lis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exhibition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xhibitions, while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associations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rvival rate of the exhibition. (2) In the growth stage, all the authorities 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exhibiti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which still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hibition. (3) The inclu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 list of sponsors does not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at the initiation stage but has a negative impact in the growth stage. (4) The exogenous legitimacy, which is formed by establishing contact with external organization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nitiation stage of the exhibition development, but its influence is greatly weakened during the growth stage.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this paper are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 theory, this study expa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idity of the legitimacy effect and reveals that exogenous legitimacy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ly in the early stage of an exhibition. In practic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exhibition organizers and authority organizations. Exhibition organizers are advised to invite authority organizations to act as sponsors when the exhibition is during the initiation stage, for this does help exhibitions to overcome the “new entry threshold”. But when an exhibition is already during the growth stage, it is no longer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invite authority organizations as the sponsor. The findings also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to decide whether, when and how to support and foster a strong exhibition brand.

Keywords: exhibition; legitimacy; survival analysis; authority organization

[責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郑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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