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楠

内容摘要：本文简要介绍竟陵八友的经历和称谓的由来，分析南朝时交游风盛行的原因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影响，重点介绍竟陵八友创作的文学作品创作的由来及成就，从另一侧面反映时代风气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也体现了汉魏以来的士人精神嬗变及文学观念的演进，进一步体现诗言志的特征。

关键词：竟陵八友 咏物诗 赋

竟陵八友是南齐永明年间出现的一个文人集团，指南齐时从游竟陵王萧子良（齐武帝第二子）门下的八个人，即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八人。他们赋诗唱和，提出“声律论”学说，倡导永明体诗，对齐梁文学及此后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交往经历和称谓由来

这八人被合称为“竟陵八友”，首先是由于他们之间的交往经历。据考察，“八友”中部分人如沈约与范云，范云、王融和萧衍，范云与任昉等都曾在西邸共事，而谢朓、陆佳二人也与萧子良存在联系的可能，属于有机会从游西邸者。[1]尽管他们不完全是因为这类交游活动才开始认识，但是同样的经历扩展了他们的交集，势必能或多或少地增加他们之间的情谊。在此之前，沈约、谢朓、王融就有过同侍文惠太子的经历，彼此之间已经有颇多来往，三者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有相似的追求，相互间已有不少酬唱应和之作。除此之外，沈约与范云、范云与萧衍在永明年间都已相识，沈约、范云、任昉三人甚至在刘宋时期就已经交厚，后来随着这八人的交往日益增多，便被后人合称为“竟陵八友”。

依据现存文献考证，“竟陵八友”的说法始见于唐代姚思廉所撰《梁书》卷一《武帝纪》，上面记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竟陵八友”由此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2]其实，同时期在萧子良门下的远不止这八人，但是这八人是成就相对较高者，后人将他们挑选出来合称“竟陵八友”，实际上就是对他们取得的成就的一种肯定。这与孔子门下的“七十二贤人”是一个道理，传闻孔子弟子三千，而提出“七十二贤”这一概念就是对这些人的一种肯定。至于为什么选择“八”这个数字，也是有讲究的，受到汉族传统的风俗习惯概念的影响，往往认为偶数吉利，其中的“八”更是代表“吉利的很多”这样吉祥的含义。“八友”符合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审美观念[3]。

不过，八人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直亲密，特别是萧衍在齐武帝末年发动政变篡位，成为梁武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意提及“八友”之事，对他们的态度也比较冷淡。曾经萧衍赏识谢朓的诗歌，有“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之论，然而却没有史料记载谢朓对萧衍的创作的态度，当时二人的关系还有待考证。而当萧衍篡齐建梁时，谢朓已卒，谢家衰微，萧衍便反悔不再愿意将女儿嫁给谢朓的儿子谢谟，其冷酷无情可见一斑。就是对于立下汗马功劳的沈约，也常常是出言驳斥，从最后沈约惊惧而死的结局也可以窥见一二。

而且，这八人虽然被合称为“八友”，实际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多志趣上的分歧，有些人之间其实没有“深交”。在信仰方面，受到南朝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上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都崇信释氏，八人对于佛教均有一定涉及，但是实际上仍然存在着较大区别。受到家族影响，王融、陆倕和萧琛确实信佛，而沈约、谢朓、范云、任昉信奉更多的反而是道教，萧衍则是主张“三教合一”，在不同的阶段还不断变化。文学创作上，沈约、谢朓、王融是以诗歌见长，任昉、陆倕则以骈体文称美，而萧琛、范云、萧衍三人在文章上的成就没有那么突出，反而在军事和为官方面更加出色。因而“竟陵八友”的形成，免不了后人依据他们的交游经历和作品特色相似而进行的附会成分。

二.交游的原因和影响

南朝时“交游之风”盛行，“竟陵八友”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交往的对象既有一些高门子弟，也有相对低微的中下层士族，相同点就是都拥有一定的文史学才能。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统治者拥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南朝“崇文”的倾向非常严重，甚至于武将都需要吟诗作赋、附庸风雅。因此，有这方面才能的人往往备受推崇，大家都愿意和他们交往，一同谈论诗词歌赋，以表现自己的“文雅”。一些有文学才能的寒门子弟则正好凭借这样的机会提升自己的地位，双方之间都有利可图。文学的外壳下面，最本质的还是地位权势等物质利益的推动。

自魏晋以来，门阀制度逐渐形成，士庶之间泾渭分明，有着天壤之别。到了南朝，门阀制度也依然存在，高门士族享受的权利是中下层阶级可望不可即的。庶族要跻身于士族行列，中下层士族欲跻身世家大族，都并非易事，所以寒门子弟往往采用交游的方式来结识权贵，通过奉承他们来提高自我及家族的影响力。对于高门士族而言，相比于魏晋时期，权势已经开始衰微，中下层的士族甚至庶族影响力逐渐扩大，高门士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只能扩大交往的范围，接纳这些地位较低的门户。甚至于皇族都参与到了交游活动中来。皇室的加入，更加彰显了南朝交游活动的功利性。除了统治者文学素养较高，希望招纳一些偏好文学的士人之外，更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笼络各个阶级的良好机会，对于皇权的巩固和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高门士族想要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中下层士人想要提升，都需要仰仗皇权的力量，因此这三者通过“交游”这一活动各取所需，巩固自己的权势，所以交游在当时才如此兴盛。

然而，这种以“利”“势”为驱动力的交往，势必会带来负面影响，对人来讲是德行有亏，对社会而言就是风气不正。“竟陵八友”中，除了上文讲到的萧衍称帝后凉薄的行为，出身一等高门的陈郡谢氏之谢朓，为保全自身选择告发岳父王敬泽，致使其妻刀斧相见，也是何其不堪[4]。士人的责任和家国意识在这一时期变得淡薄，往往只注重私欲，贪图富贵，一味对权贵阿谀奉承，丝毫不顾忌自己的名节，甚至到了兄弟阋墙、家宅不宁的地步，社会风气日益败坏。

三.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成就

1.诗歌

“竟陵八友”的詩歌清丽，注重音律和对偶，与魏晋时期古朴典雅的特色大有不同。同时他们的诗歌受到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世俗的成分，可谓是雅俗交织。魏晋时期崇尚“雅言”，将它作为一种士大夫的规范，到了梁代，已经完全被俗语代替了。“竟陵八友”处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承担了诗歌语言由雅到俗的过渡作用，总体而言有一种娱乐化的倾向。

除了语言，这一时期诗歌的主题也变得狭窄了起来。这自然是与上文提到的士人“功利化”的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诗人本身已经丧失了“天下为公”的家国意识，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使命担当，写诗时这一类的题材自然而然地就被逐渐取代了，转变成了自我对于权势富贵的追求，由“大我”趋向于“小我”，格局变得窄小。

“竟陵八友”创作的诗歌题材种类丰富，有山水诗、咏物诗、艳情诗、赠答诗等等，下文将逐一分析他们的特色。

（1）山水诗

魏晋以前没有专门描绘山水的诗歌，东晋才正式出现，直到谢灵运这一题材才开始被大量地创作，到了“竟陵八友”的时期，他们创作的山水诗与之前相比又有很大的变化。由于山水诗的创作要求，诗人们常常纵情于山水之间，使得“情”逐渐取代了“理”。徜徉于天地山水之间，常能引发诗人对自我经历的联想，在诗歌创作中抒发自己的情怀。之前的山水诗虽然也有对自我感情的寄予，但是往往与景色相疏离。“竟陵八友”实现了山水诗中的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这种写作手法，仿佛将情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显得更加的真实自然。在意象和主旨方面，这一时期的选择偏向于“生活化”，虽然小巧精致，但是缺乏宏大意象带来的磅礴开阔之感，气势弱化非常明显。在表达情绪方面，也没有太过于激烈的感情冲突，即使流露出感伤抑郁，也都比较平和。这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局势动荡，常有变故，谢朓、王融、沈约、范云等人都曾经卷入政变之中，士权逐步依附于皇权，士人们也丧失了自我的风骨，流露出对皇权的畏惧和取悦的心态，这些都反映在了诗歌的创作上。寄情山水本来是为了放松身心，抒发豪情壮志，然而山水对于他们而言只能短暂地忘却，在内心深处，他们既渴望荣华富贵，又希望能够摆脱俗世的羁绊，这就是这时期山水诗的复杂之处。

（2）咏物诗

咏物诗历史悠久，最早在《诗经》时就有出现，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种“借物言志”的题材，通过描绘赞颂笔下的事物，实际上是与自我类比，表现自己的志向。与山水诗相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咏物诗，选择的意象都是小巧柔弱、生活化的，抒发的志趣和情感也就相对平淡，缺乏豪迈之气。在题材方面倒是有所拓展，将人工器物也包含在内，可惜这类题材往往无法写出深刻的立意，因而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咏物诗成就不高，主要是因为立意不够深刻。诗歌的寄寓往往不是谄媚奉承，就是流于娱乐。尽管有的诗语言不俗，技巧的运用纯熟，构思的角度也很巧妙，但是却缺乏深邃的内涵，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3）艳情诗

艳情诗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发展，到萧梁后期达到鼎盛，而“竟陵八友”处在它的上升时期。“艳情诗”其实是由咏物诗逐渐发展而来的，一开始诗人们将女性与物体相联系，借由他们的相似之处来刻画女性。受到颓唐奢靡的社会风气的影响，逐渐由描摹女性、寄托情感转变为“赏玩”、“消费”，追求感官刺激和情欲等俗味、艳情的风格，“物化”女性。这种扭曲的艺术形式，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怠惰和空虚，面对动荡的时局，士人们半是被迫半是自愿地享受这种耽于酒色的颓废生活，因而艳情诗大量产生。除此之外，在更深层次上，这些屈从、依附于男人的女性，实际上也是当时士人本身依附皇权的写照，他们在描写这些女性的同时，殊不知也暗含了对自我的哀叹。

（4）赠答诗

赠答诗在“八友”诗歌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也是当时交游活动兴盛的一个侧面写照。“八友”对这一诗体的把握还算不错，因为描绘的都是朋友之间的真情实感，所以诗中情感的流露自然又真切动人。在情感的表达方面，有担忧，有劝勉，有惜别，也有鼓励，描绘的内容也是多姿多彩。不过，还是免不了生活化、细碎化的趋势，与上文的山水诗、咏物诗一样，在此就不多加赘述了。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朋友之间的唱和，为了依附皇权，一些曲意逢迎的应和之作也少不了。因为创作时间的缺乏，同时也很少带有真挚的感情，作品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题材逐渐偏向于世俗化，虽有创新之处，但是缺乏心怀天下的“大我”气势，拘泥于方寸之地，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引发的士人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赋

从西晋开始，赋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南朝齐梁的时候，赋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不但超过了应用文章，甚至领先于诗。与诗歌一样，这一时期赋的社会性功能也在逐渐减弱，而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同时，赋也是一种求仕的手段，文才是获得官位晋升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促使了赋的大量创作。

“竟陵八友”被划为一个文人集团，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拥有相似的创作风格，这一特点在赋上有很明显的体现。除了共同从政的经历，他们或多或少都与曾经信奉过佛教，这在作品上有所反映。

除了这些，“竟陵八友”的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诗化”倾向。[5]简而言之，就是赋的创作逐渐浸染了一些诗歌的色彩。结构上，原本拥有宏大篇幅的赋体格不断的缩小，甚至诞生了赋史上最精炼的作品。篇幅的缩小意味着语言的简练，一些大段的铺陈排比自然都被舍弃了，只留下了句式和虚词这类赋的基本特征。尽管作品因为内容的原因不是非常成功，但是在客观上推动了赋向着精炼化的方向发展。从内容上来讲，“八友”的赋注重婉约意境的描绘，通过意境的营造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使得赋的抒情性得到增强。汉赋大多是说理性的文章，长篇大论则显得文章气势磅礴。而到了南朝时期，赋也可以被用来抒发自己的个人感情。这种细腻的情感就偏向于使用短小的篇幅和秀丽的文辞。“竟陵八友”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之举，是他们对于赋的一大贡献。

3.书法

诗赋的创作必然能够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成就，“竟陵八友”在书法上也有他们的创新和贡献，那就是对于“杂体”的推广。“八友”中，不少人都有着不错的书法功底，沈约、陆倕擅长草书，谢朓擅长草隶，而王融承王氏一门书学家传，自然也不在话下。这也为他们推出“杂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唐代封演《封氏见闻记》载：“南齐萧子良撰《古文之书五十二种》，鹄头、蚊脚、悬针、垂露，龙爪、仙人、芝英、倒薤、蛇书、虫书、偃波、飞白之属，皆状其体势而为之名，虽义涉浮浅，亦书家之前流也。”[6]这一段就很好地反映了“杂体”书法的特征。“杂体”融合贯通了各具风格的各类笔法，对文字进行花饰，使文字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图片化的效果，类似于今天民间艺人的“花字”。这一新奇的笔法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热潮，虽然不足以成为主流的文字种类，但其中蕴含的艺术价值也不容忽视。

目前竟陵八友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他们是“永明体”诗的主要创作者，推动了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弯，他们的赋和散文也体现出因循中的新变，值得我们探究。

参考文献

[1]谭洁，闫玮.竟陵“八友”名号考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2（3）：94-98.DOI：10.3969/j.issn.1000 -6378.2007.03.019.

[2]姚思廉.梁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3.

[3]钟翠红.竟陵八友研究[D].江苏：南京师范大学，2010.DOI：10.7666/d.y1728448.

[4]钟翠红.南朝士人交游及其深层文化思考——以竟陵八友为中心[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1）：63-67.DOI：10.16297/j.nuaass.2015010 13.

[5]劉威韵.“竟陵八友”赋研究[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15.DOI：10.7666/d.Y2846163.

[6]黄惇.南齐萧子良、竟陵八友及新潮“杂体”书[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5）：1-3.DOI：10.3969/j.is sn.1008-9675.2008.05.001.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