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娲形象的流变及其内涵意蕴

2022-04-27张庆霞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2年4期

张庆霞

内容摘要：女娲是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神话人物，关于她的神话故事和形象的研究经久不衰，但欲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不能脱离远古初民所处的特殊的文化语境，这对还原其形象的流变及所深蕴的文化隐义有重要且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女娲形象流变内涵意蕴生殖崇拜图腾崇拜

女娲，是中国神话史上一位显赫的创世女神，在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中，没有任何一位女神的地位可以与女娲相提并论，其故事和形象不仅见于诸多传世典籍，出土文物中亦多有发现，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并呈现出研究成果多元化的倾向，且争议不断，笔者试着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女娲形象流变及其内涵意蕴作一综合的、愚认为具有合理内核的梳理，以期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从音韵学考证，《汉书·古今人表》“女娲氏”条，颜师古注称：“娲音，古蛙反，又音瓜。”[1]《集韵》也称：“娲音，作姑华切，音瓜。”[2]《说文解字》释曰：“娲……从女，咼声。古蛙切。”[3]可见，“女娲”之“娲”或由音译而来，其本义或与蛙、蛙鸣之声相关。众所周知，女娲是我国神话系统中的创世女神，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释娲时曰：“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4]女娲初名即“娲”，以“女”为偏旁，意示史前时期母系社会的存在，“娲”字之前的“女”字，用以表性别。女娲造人的神话流传甚久、甚广，作为我们华夏民族的创世女神，她会与蛙有关联吗？如有，又会是怎样的文化密码呢？

“蛙”的古字“鼃”，《广雅》释为“始也”[5]。蛙鼓腹之特征，与大腹便便的孕妇形象相似，而婴儿脱离母体后呱呱而叫，又音义同“呱”、“哇”（哇鸣之声）。原始社会时期，由于人口的死亡率极高，人口的寿命和存活率非常低，短促的生命使增加生育成为人类扩大自身再生产的唯一途径，即想要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繁衍新生命就成了唯一的希望，人们热切盼望多产多育，多产、大腹的动物，便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崇拜，生殖崇拜由此產生，生殖崇拜也因此成了人类最初的共同信仰。所谓生，就是传承、延续，所谓殖，就是繁衍、增殖，生殖崇拜就是追求种族的传承、延续，在传承、延续中实现生命的繁衍、增殖，以期种族长盛不衰、生生不息。而蛙在大自然里是典型的多产动物，与人类多产多育的愿望，特别是与孕妇大腹便便的形象颇为相似，这种相似便会产生图腾的观念。

图腾即“totem”，是印第安语的译音，源于美洲印第安奥吉布瓦人的方言，意为“它的宗族”。远古时代，尚处于蒙昧野蛮状态的人类祖先，每个氏族都相信自己与宇宙自然界的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关系，认为此物在冥冥之中保护着本氏族的安全，主宰着人类的繁衍、兴旺乃至衰亡，因而崇拜它、信仰它，把它看作该氏族的祖先或保护神，并且尊奉此物为本氏族的象征或标记，并经常举行崇拜仪式，这就是图腾。民族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称之为图腾信仰。“图腾观念消失后，人们也就不再举行图腾仪式，图腾圣物也就失去意义，只作为文物而保留。”[6]从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生产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角度来看，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原始采集活动决定了妇女的主角身份而原始生殖崇拜确立了母亲的崇高地位，进而通过女神崇拜体现出来。女娲作为华夏部族的始祖神，与蛙便这样产生了关联，是这些观念的反映。

当然，仅凭以上叙述还不足以让人信服。令人振奋的是，考古发现为我们的推断作了有力的佐证，考古工作者在女娲产生的核心区——以大地湾为核心的古成纪地区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期的蛙纹彩陶，这些彩陶距今约五、六千年，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决定了在当时的社会位阶中女性有着天然优势，在文化上的反映也多是以女性为主角，女性作为创世神或者英雄人物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这也是我国古代神话中女神文化的由来。而这些出土的陶器上不仅大量绘有蛙纹以及变异蛙纹，就是陶器形状亦是多为中空圆体形状，与蛙的鼓腹相类，这表明在原始思维中，人们对蛙类有着“相同的情绪体验”[7]，说明此地曾长期存有一个将蛙视为图腾的族群。有的学者指出，“原始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陶器纹饰并不仅仅属于装饰艺术，是民族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民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8]这种跨越数千年的图像书写，不仅与女娲神话的文本相关，更成为后世女娲人首蛇身形象的滥觞。

但有的学者提出女娲原初形象或许来自鲵鱼。杨利慧认为：“由目前种种情况来看，上古神话信仰中，人类的始祖母女娲，其原初形象，大约来自鲵鱼。”[9]1958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出土了一件仰韶中期的彩陶瓶，上面绘有鲵鱼纹，这种被称作鲵鱼纹的彩陶，在甘肃省武山县也有出土。《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10]表露出上古先民认为鱼与蛇之间能够相互转化，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女娲原初形象的变化中或许存在由鱼向蛇转变的阶段。

鱼类，多籽，其生殖方式大部分是卵生，少数是卵胎生、胎生。结合女娲被赋予的生殖内涵及始祖神意义，上古先民将女娲与具有“多子”含义的鱼类相关联倒也不足为奇，但我认为，可以将之归并到上文提到的蛙图腾崇拜中，鲵鱼图像应该跟蛙类相关联，蛙类的幼体是蝌蚪，甘谷等地出土的彩陶瓶上的“鲵鱼纹”恰好与蝌蚪成长阶段的形象相符，从中也可看出先民对自然事物的细腻观察。

关于女娲形象的文字记载，迄今所知，最早的应是《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11]女娲有着特殊的形体，是谁将她造成这样？但屈原在长诗中并没有说明女娲是怎样特殊的形体，东汉王逸注释《天问》此句时说：“《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12]其子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写道：“伏羲麟身，女娲蛇躯。”[13]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说：“女娲，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14]《山海经》中记载了为数不少的人面蛇身神，《山海经·北山一经》载：“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鸡、彘瘗，吉玉用一珪，瘗而不糈。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15]《山海经·北次二经》载：“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鸡、彘瘗;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16]……“其神皆人面蛇身”一语屡有提及，但言及女娲时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17]有十位神人，名叫女娲之肠，这些神人是女娲的肠子变幻而成的，他们居住在栗广的原野上，在道路的旁边。《山海经》未直言女娲之形象。东晋郭璞注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18]

从迄今所知的文献典籍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至迟战国后期，人类始祖神女娲异形的提法已然出现，而“人首蛇身”是汉代以来女娲的标准形象。不仅文献典籍多有记录，后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出土的大量的汉代壁画、画像石、帛书等考古资料中更是屡见不鲜。且和同样是“人首蛇身”的伏羲常成对出现，其形象大多是二人腰部以下是蛇躯，且多双尾相交。而这实际上是上古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集中体现。

蛇，俗称“长虫”，系属爬行纲，蛇亚目，长条形。有鳞无肢，种类众多，是在中生代白垩纪爬行动物时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真正的陆生脊椎动物。在人类的早期文化中，无论是神话、古俗，还是壁画、岩画、石刻、墓碑以及骨器、青铜祭器等等，均留下了深深的蛇文化的印痕。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中亚、西亚、北非、西欧、北美、中东……，扑朔迷离的蛇文化，一度曾弥漫全球。作为人类童年时期重要的图腾信仰，蛇崇拜拥有着莫大的普适性。

蛇的形貌并不优美，甚至会招人厌恶，人们看见蛇常会惧其凶戾，避而远之。蛇无足而行，爬行的速度却快得惊人，一旦发怒，不仅会伤害人畜，还能毒死甚至吞食凶猛的野兽。人们认为蛇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具有强大而神秘的杀伤力，因而对它产生了极大的恐惧，进而对它加以崇拜，即希望通过崇拜蛇，而获得像蛇一样的超能力。上古时代的初民有这样一种认知，对神秘的敌对力量进行安抚和祭祀，可以化异己力量为自己拥有的能量。

同时，蛇有蜕皮的习性，人们认为蛇通过不断蜕皮就能不断获得新生以至于达到永生，所以对蛇的生命力产生崇拜，而生命力崇拜很容易转换为生育力崇拜。而蛇又确实是多产动物，拥有旺盛的生育力，繁殖能力强盛，在春暖花开时节，人们在山野常常能见到正在寻偶或正在交尾的蛇，见到数枚蛇卵同时繁殖新生命的令人震撼的现象，这些非常直观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对蛇生育能力的崇拜。因此，交尾蛇就被人们当作人类自己兴旺发达的标志，自然而然地将它作为生殖的图腾象征。蛇就这样被远古时期世界各地多部族视作图腾、视作自己部族、种族、族群的祖先或保护神。

而我国的始祖神、创世神女娲在战国后期、汉代以后大多数情况下以人首蛇身形象示人，并常与伏羲双尾相交，应是女娲神话在长久流播过程中，人们对我国上古先民原始思维的文字和图像记錄。这不仅仅包含了个体潜意识的根源，还离不开特定历史阶段的集体无意识，而这构成了民族心理的原型，也是古代图腾崇拜的形象反映。女娲“人首蛇身”形象所折射出的内涵意义，不仅是生命的开始，更是生命的延续。当今天的人们理解了远古的祖先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体会到他们的神话思维和灵感思维之后，对人蛇杂糅之像也就不再感到那么丑陋怪异、匪夷所思了。

我们还发现，出土文物中，有的伏羲、女娲画像图，虽也为人首蛇身，但却多出后爪，如河南安阳麒麟岗出土的两例东汉早中期的石墓画像、江苏睢宁县双沟出土的一方画像石、陕北神木大保当出土的东汉石墓门柱上的伏羲、女娲画像、山东费县城北乡潘家疃出土的一对画像石、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一方东汉晚期的画像砖等等，皆非我们前文所述的简单的人首蛇身，而是在人首蛇身基础上，又多出后爪。

针对神话这一人类文学的早期形式，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希尔在他著名的论著《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1944）中曾这样说道：“神话并非静止不变的要素，我们必须努力从其内在生命力、运动性、多面性的角度去把握它，即始终要坚持一个动力学的原则去研究它。”卡希尔所说的动力学原则其实就是指神话及神话人物在流传过程中会遵循一种自在的、不断衍变的动态机制，大多数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形态及神话人物，与其说是‘人类的童年记忆’，毋宁说是不同时代意识体验下的产物。”[19]

人首蛇身，有后爪。有的还有翼，如山东邹城峄山镇出土的一对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四川内江县关升店出土的崖墓石棺左侧板上的画像石等等，这些与战国后期之后极为流行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画像有些许差异的图像又在传达什么信息？这同样不应该被忽视。我认为，这是蛇图腾在向龙图腾转化的一个形成阶段。关于龙图腾的起源，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曾说：“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也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民族，大蛇才接受了兽类的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龙与蛇实在可分而又不可分。”[20]

而出土文物中人首蛇身并有足或有翼的女娲画像图应是蛇图腾被龙图腾逐渐取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的隐义显现。

学界还有关于女娲是“人头鸟身”、“人身蜴尾”等等不一而足的各种争议和声音，但由于文献典籍记录不多，相关出土文物亦寥寥无几，故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神话史上先于诸神又高于诸神的始祖神——女娲，对于她形象的流变及其不同形象所深蕴的文化内涵的思考始终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至今不衰，但是只有不剥离神话所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和当时远古先民的认识基础，我们才能揭开它神秘面纱的一角，窥见它所深具的文化隐义，并且透过这些经久流传的充满魅力的神话故事，穿越时空与远古先民对话，进一步了解我们古老璀璨而又充满无限魅力的东方文明和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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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度.集韵[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17.

[4]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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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J].考古学报，1962，（6）.

[9]杨利慧.女娲溯源：女娲信仰地的再推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3.

[10]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251.

[11]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32—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