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欢欢

内容摘要：20世纪西方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知识分子对人的存在与社会出路的隐忧成为本世纪写作的焦点，扎米亚京、赫胥黎、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为西方政坛暗涌的极权主义思想倾向敲响了警钟。三人的创作均以敏锐的政治预见性，描绘出未来在极权与科技联合专制下，人作为思维主体的存在困境，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冷峻的良知。当前学界的研究多在单个文本的主題阐释上，对三个文本共有的语言异化现象缺少关注，因而本文拟从该角度切入，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探寻这些文本背后人的主体性之死，挖掘反乌托邦文学对后人类时代潜隐的科技霸权，以及人工智能的伦理关切等领域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为当前三部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语言异化 反乌托邦三部曲 思维 主体性

语言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媒介，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1]，揭示语言与人的密切关系。当语言被极权暴力操控产生非常态变化，脱离正常语言规则时，人的异化也就在其背后显现出来了。20世纪西方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知识分子对人的存在与社会出路的隐忧成为本世纪写作的焦点，展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Ив- 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的《我们》（We，1921）、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1）以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均通过多形式的语言异化建构起反乌托邦文本，引发读者对人之存在的反思。此前学界关于这三步曲的研究集中在叙事策略、比较研究、后现代研究等方面，对语言异化这一共相在文本表意中所作用未能引起重视，本文拟从该角度出发探讨语言异化背后的思维暴力，剖析极权与科技的联合统治下人的主体性消亡历程，为当前学界对该三部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我们》中表意模糊的符号语言

《我们》以第一人称的内聚焦视角，通过大一统王国工程师д-503自述与I-330、O-90、S、R-13之间多角恋爱关系以及反抗大恩主极权统治失败的事，揭示未来科技与极权统治下人的异化现象。作为“语言艺术大师”，扎米亚京敏锐的语言感知力使其捕捉到极权政治下人的自我言说困境，因而采用表意模糊的符号代码编织文本语言，通过频繁制造叙事声音断裂的语言症候，揭示专制统治下人的自觉失语现象，突出文本语言的密度和强度，无声显现出语言外壳下的人之异化现实。

小说的符号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模糊语言。在语言学中，模糊语言指的是语言的指称模糊、语义不确定性、逻辑断裂等造成的表意朦胧的语言现象。表意模糊的符号语言在文本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省略号省略叙事，一种是数字、字母符号参与叙事。省略号是文本中出现最多的标点符号，其本身作为文学作品的语言符号，具有重复省略、语意未尽、说话断断续续等表达作用。在《我们》中，省略号不仅是作为标点符号发挥常规的作用，还承载着隐性的思想修辞意义，成为文本隐性叙事的症候代码。具体表现在当叙事进程中出现无法言明的事件或是情感认知时，省略号就充当起中断叙事或转移叙事的工具，从自我叙事者、经验叙事者以及读者对文本的三重关注视线中，实现对表征爱欲情感的禁忌事件、禁忌语词的回避性转移，使叙事呈现出未完成的模糊状态，如记事六中，д-503与I-330一起去古宅，д-503看见“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方格之中有一些是放下窗帘的黑方格——在窗帘后面……那么在她的眼睑后面是什么呢？为什么今天她要打电话来？这一切都是为什么？”[2]此处的省略号起到一种跳跃性的叙事转移作用，把д-503潜在的情欲意识转移到眼前实在的I-330身上，阻断对窗帘背后大一统王国的夜生活描述，从而在文本中制造出表意破碎的症候，省略号也就成为模糊语义的一种强式代码。

数字、字母符号的模糊性语言功能主要表现在数学与字母语言精确与模糊并存的悖论张力上，数字和字母作为符号本身所指是确定性的，但在文本语境中符号的所指发生变化，所指本身的外延扩大，使数字、字母符号脱离自身原有的话语性质，成为一种隐喻镶嵌在文本中参与叙事，如用S来拟形特务的身材，用不尽根代指脑海中连绵的意识流动，用X来表达对I-330的困惑等。д-503遵从绝对理性思维，将对生活的认知建构在数学的立体三维平面上，但高度抽象的数学、字母符号不等同于具象的语言描述，符号语言的清晰表意依赖于语境，如果铺垫语境缺失就会造成表意模糊。X代表了哪些疑惑，三角形的鸟具体是什么样子仍旧是不确定的，在记事第十七中，д-503用看似精确的数学空间描述自己行走的路径：“过原点引x-x’轴，y-y’轴，z-z’轴，而由它们所构筑的世界，不久前是我生活的全部。现在我沿着x-x’轴（第59号大街）朝原点步行过去”[3]，“我有意不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而沿着直角边线走。现在我已经拐过直角上了第二道边线，也就是家里绿色大墙根的那道坡路”[4]，实则由于前期缺乏对整条街道布局的语境铺叙，д-503实录的空间行动只有模糊的概念形式，建构不出一个清晰的地理空间轮廓，д-503自认清晰的叙述声音与表意模糊的叙事实际构成了反讽。

二.《美丽新世界》中等级分明的阶级语言

《美丽新世界》以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通过野蛮人约翰、伯纳、列尼娜、亥姆霍兹在新世界的交往活动以及野蛮人约翰的绝望自杀，展现科技度发达的极权社会人去欲望的犬儒生存状态。新世界对语言进行人为的阶级划分界定各自的应用范围，以此显现语言的异化现象。社会语言系统自身的丰富性遭到大幅度删减，能激起人强烈情感的语言被有意识地回避，圣经、诗歌、文学等书籍成为禁书，语言的交际实用目的成为唯一的功能，呈现出另一种人性异化的图景。

语言学认为，“作为人类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的语言是全社会统一的、共同的，是对社会所有成员同样服务的，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怎样”[5]。在小说中语言的这种平等性被否定。新世界根据人种划分三个等级，上等人阿尔法α和贝塔β，中等人伽马γ，下等人德尔塔δ、爱普塞隆ε。语言根据人种属性，从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两方面进行阶级定性。在文字语言上，“给上等人看的《整点广播》、中等人看的是浅绿色的《γ公报》，而下等人看的是只用单音节词语的卡其色《δ镜报》”[6]。而报纸是实现文化传播、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报纸传播的文化具有公开性权威性，常常起到文化规范的作用”[7]，英语中单音节词语指的是只有一个元音字母发音的单词，如cat、bed、book等，这类单音节词语表意简单，往往构成的是成分单一、信息有限的简单句，给下等人划定只能看由单音节词语写成的报纸，是在语言书写层面强化下等人的身份意识。因而以报纸为代表的传播媒介对语言文字以及报刊类型的区别对待，象征着整个社会知识系统的等级意识。在文本书写层面，赫胥黎在句子形式上也表明了这种思想意图，三个短句中关于下等人所看报纸的短句句式最长信息最多，而现实却是下等人掌握和运用语言能力最低，句子的外在形式与实际指涉构成无声的反讽，双重强化新世界的语言等级现实。

在口头语言上异化主要表现在人物交际语言的长度上。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语言长度，以孵育室主任、穆斯塔法·蒙德、亥姆霍兹、伯纳为代表上等人，由于具备智力和情感上的优越性，尚保留有思维能力，因而在实际的语言交流中，能说出句段较多的复合句，在文本中的语言篇幅相对较长，如第三章“我归人人，人人归我”中，以蒙太奇手法交叉展现同一时段穆斯塔法·蒙德与学生、伯纳与亨利、列尼娜和范妮等人的三种对话，穆斯塔法·蒙德的语言密度以及长度明显超过其他人。以列尼娜、范妮为代表的中等人，由于在睡眠教学法中，已经通过六万二千多次的语言重复完成了自我理性语言的驱逐，格言语录成为深植于中等人潜意识的权威话语，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等人的语言风格，即单义短句所构成的简单复合句较多，语言内容直指眼前事实。而下等人德尔塔δ则被摒弃在在场对话范围之外，整个文本正面呈现德尔塔δ发声的场景只有一次，即在第四章中一身黑衣的德尔塔δ-守在电梯里四次重复：“屋顶到了！”[8]短语式的句子表明其低下的语言能力，德尔塔被视为信息传递的声音器物，在一群上等人、中等人乘坐的电梯中不存在之对话的他者，体现一种被无视的独语状态。这种在场语言的不平等是赫胥黎笔下新世界语言异化的直接体现。

三.《1984》中内涵空无的新话语言

《1984》的叙事视角与《美丽新世界》相同，也是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讲述温斯顿对“老大哥”统治的反叛，以及与朱莉娅追求爱情生活失败的历程。奥威尔通过创造内涵空无的新话把语言异化现象推向文本叙事的中心，以新话所包含的双重思想来展现出大洋国专制极权统治对人的身心戕害，从而映射战后英国以及苏联共党存在的极权政治倾向。小说对新话的介绍通过故事人物对语言的直接议论和书后附录的“新话要义”来实现。实际上，新话是一种语言游戏，通过对旧话（标准英语）去历史的重造，把人之可以言说的媒介掏空、磨灭，以此实现人的操控。

英语语言中，词的意义有多个层面，如外延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等，其中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是词汇最基本的两种意义。外延意义是人们在语言交际中所表达的最基本意义，这种意义被收录在词典里，不与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发生直接联系。内涵意义附加在外延意义上，是指词语凭借所指内容而具有的一种交际价值，是语言社会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反映。《1984》的新话语言正是从剥离词义的多维层面入手，清除词义的丰富性，导致内涵空无外延单一的语言异化现象，具体体现在删减词义和形式重组两方面。在删减词义上，新话主要通过废除不合大洋国主流价值标准的词汇，剥离留存词汇中有违正统思想的外延意义、感情意义、联想意义等词语义项，并尽量消除所有词义中可能存在的歧义，以此来实现自身的词义建构。如“‘free’（自由）一词，只保留没有物理束缚这一层外延意义，应用范围仅限于‘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这条狗身上没有虱子了）’或是‘This filed is free from weeds（这块地没有杂草）’”[9]这样的句式，“free”所含有的其他内涵意义，如政治自由（politically free）或思想自由（intellectually free）等均被排除，以达到压缩词语思想范畴的目的。经过这样大规模的词义删减，语言与社会语境完全隔绝，被去历史化，词义的多维系统被瓦解，只剩下一个内涵空无的框架。

在词语的组合形式上，新话是将旧话的词语进行打碎拼贴，以确立不同于旧话的词语形式。对旧话进行词语拼贴和词语压缩是生成新话的两种方式，如B类复合词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旧话，或是几个旧话的部分字母拼贴而成，“好思想”是“goodthink”，“不好”是“ungood”，“旧思想”是“oldthink”等，且“oldthink”由于包含了与“老大哥”相对立的思想，“oldthink”这个词要被消除。词语压缩是新话最极端的造词形式，通过将固定搭配的词组进行缩写，在保证发音便捷的基础上，消除原有词语读音引发联想的可能，大洋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决定词义，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主义者国际联合）”被缩写成“Comintern（共产国际）”，“Ministry of Truth（真理部门）”被缩写成“Miniture（真部）”等。事实上，新话在进行词语拼贴和压缩的同时，一并解构了旧话的形式和内容，彻底打碎了旧话的语言体系，使言说旧话成为不可能。由于新话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一种无意识的音节简短、表意明确的言说风格，因而词语的形式以及概念意义的精确细分是不必要的，新词可以在意识形态需要下完成自我的创造，而黨员只需要遵从语言规则，在此基础上，新话实际上一种封闭性自我生产的语言游戏。

四.极权下语言异化与主体性之死

语言与思维都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二者关系紧密。德国语言哲学家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表达思维必不可少的工具”[10]，我国语言学家高名凯也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存在于“语言—思维”这个统一体内的两个对立面，它们之间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在一起，又各不相同[11]。从历史生成论视角来看，思维和语言统一于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并作为人的实践活动要素和活动能力，内含于人自身存在之中。因而语言的异化显现出主体思维的异化，并最终指向被去存在的主体性之死。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指出，“权力是一种超社会的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和整个人类历史相联系。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力寄寓于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12]反乌托邦三部曲极中，极权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制定语言规则，如符号语言、阶级语言、新话语言，完成对人说什么以及怎么说的操控。其中针对个人爱欲情感表达制定话语禁忌是三部曲语言异化的共相：д-503以符号语言刻意中断对爱欲语词的叙述，列尼娜以课堂格言回避强烈情感的谈话，大洋国党员从不谈论政治之外的两性爱欲话题等。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以“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13]，以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范围为思维认知划界，而极权社会则通过话语禁忌为语言表达和思维认知划定双重界限。极权社会的一体化要求排除异质，个人爱欲情感的话题本身包含着主体的思维判断，潜隐着与极权社会一体化要求相悖离的可能，因而要被排除在一体化社会的公共话语之外。这种对主体言说范围的划定，是利用社会语境对主体思维能动性进行圈禁，以实现规训思维异化思维的目的。

这种思维暴力对人的主体性扼杀分表层和深层，表层是令主体不能思维，深层是使主体不会思维。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以“我思故我在”[14]强调思维之于主体存在的重要性，极权统治则通过对主体去“我言”，去“我思”，达到去“我在”，使主体成为肉体尚存而精神已死的空壳幽灵。三部曲中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尾以及边缘人物的异化命运，都显示了人的主体性之死。д-503被大一统王国的意识形态收编，默认从前灵魂有病并和大恩主一起观看I-330的处刑过程，反复强调理性必将胜利，被大一统王国的意志同化;列尼娜的主体思维能力还未觉醒就已经在睡眠中死亡，她时刻把课堂格言作为行事的准则挂在嘴边，整日陶醉于嗦吗所创造的幻境，从不会言说超越格言范围之外的事情;而温斯顿则放弃了精神抗争，以“咬朱莉亚！咬朱莉亚！别咬我”[15]以及“2+2=5”的无意识言行，主动完成对思维主体性的自我扼杀，投身到热情拥戴“老大哥”的行列中。思维的主体性之死使人成为一张任由意识形态涂抹的白纸，人之为人的特性被抹去，人性的危机也就显现出来了。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这此提出了“平庸之恶”的观点，“平庸之恶是一种个人因无主见、盲从而导致的对他人和社会的损害，其主要相对于有邪恶动机和主观故意的恶而言，是一种个人因麻木、冷漠而导致的无明显动机之恶”[16]。思维的主体性之死为这种无意识无思想的平庸之恶提供了温床，三部曲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对这种平庸之恶的忧思：《我们》中I-O强制带领孩子进行幻想摘除手术，《美丽新世界》中福斯特满怀热情解说反人道的人工孵育胚胎过程，《1984》中帕森斯家的两个孩子主动告发父亲说梦话等。极权统治制造出一批无意识的顺民，产出无思想的平庸之恶，使人之主体性陷入到自我与他者的双重驱逐中，更加剧了人的存在困境。从这个意义上，反乌托邦三部曲的荒诞性和悲剧性，正是以反向书写的形式传达出一代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永恒关切。

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是辩证统一的文学样式。反乌托邦并不是对现代性简单的否定，而是意在提醒对权威过分推崇所导致的无意识：科学变成了野蛮，理性蜕变为非理性，自由变成了桎梏，民主成了新的专制。因此，反乌托邦文学用质询的声音传达的仍旧是对人之存在的深切关怀。上述反乌托邦三部曲分别从符号语言、阶级语言、新话语言三个方面，揭示语言异化背后主体所遭受的思维暴力，以及这种思维暴力最终指向的是人之主体性消亡危机，表现作家对人类命运的人道主义关切。当前，我们已步入后人类时代，在科技与人的关系中，后人类社会已经部分地显现出三部曲所担忧中的异化现象，如潜隐在国际政坛中的新式极权主义如科技霸权、文化霸权等，以及网络语言对正常语言的扭曲、媒介传播参与形塑现代人的意识形态等。当前学界这些问题的关注表明三部曲所预言的现象对当今社会仍有积极的意义，我们既需要乌托邦的美好前景展望未来，也需要反乌托邦的冷峻钟声来提醒脚下可能出现的歧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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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