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梅

内容摘要：《人生海海》在多维、重叠的历史中，解密人性内心的隐秘，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在复杂的叙事中，展现了其内在多重的叙事主题。“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让双家村成为了“我”回不去的故乡，同时，又因为偷渡国外，改换国籍的经历，让中国变成了更大意义上的故乡;“上校”这一被放逐、被误解的英雄形象的建构，将传统革命英雄的神性打破，又在日常生活中重建了现代语境下的“新英雄”;最后在战争历史、文革历史与现代生活的交错叙事中，在现代语境下，重新书写了个人历史、国家历史。

关键词：故乡 英雄 历史 多重叙事主题

回望麦家的人生与创作轨迹，他的写作资源来源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麦家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进入情报机构的工作，为《解密》《暗算》《风声》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最终开创了谍战小说的类型化创作道路。“类型化”在网络文学中是常见的创作路径，而麦家的类型化创作则游走在网络文学与纯文学的中间，既通过传统出版形式来出版小说，同时又在谍战小说的创作类型中越走越远，吸引了一批谍战小说的读者。但麦家在文学创作上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入围了茅盾文学奖提名，《暗算》为他赢取了茅盾文学奖，在中国当代纯文学最高奖项中连续获得两次认可，也应该让麦家的文学创作不仅止于“谍战小说”。而在获得较高专业评价的背后，一方面是《解密》《暗算》为麦家带来了连续走高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是后续作品口碑的逐渐走低，《刀尖》的失败对麦家来说是一个打击，也是一次反省文学创作道路的机会。2016年，麦家在央视节目《开讲啦》中，公开道歉直言《刀尖》“是我的一个伤疤，一个丑陋”，作为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麦家讲道“我想回到从前，坐船去伦敦”。“坐船去伦敦”意味着在这个快时代慢下来，重新沉淀。终于，《刀尖》之后，麦家沉寂八年，隐去类型化的谍战小说的痕迹，将纯粹的文学创作者的姿态凸显，回到童年与故乡，找寻新的写作资源，最终以一部《人生海海》走向了傳统纯文学的创作道路。正如他在访谈节目中说的，在创作《人生海海》时，他所想象的读者不是普通大众读者，而是如王安忆、王德威这样的专业作家和评论家。由此，我们将《人生海海》放在纯文学的评价体系中既是作者自身的期待，也是作品本身从创作初期就带有的性质。

《人生海海》以“我”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主人公“上校”离奇曲折的人生，解密了“上校”作为一个被放逐与误解的“英雄”内心的创伤。在叙事结构上，《人生海海》呈现出复杂的嵌套式结构，表面上是叙述者“我”在叙事，实际上嵌入了故事中其他人物为第一人称视角的讲述，这种多重声音的叙述在故事中形成了复调的叙述手法，正贴合主人公“上校”神秘又多面的形象，同时，“我”作为主要叙述者的声音始终贯穿其中，除了以“上校”为中心的主要故事线，整个叙事结构也伸展出一条副枝干，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中，书写出“我”从少年到暮年的人生经历。

一.想象的故乡

小说开头交代了故事发生地，一个被两座大山——海龙山、老虎山钳住的江南山村。江南地区多平原和丘陵，被两座大山围住的江南山村比较少见，而作者麦家的故乡，浙江富阳正是两山夹着一条富春江的地理样貌。再看故事的讲述者“我”的介绍：

我们村叫双家村，大家姓蒋，小家姓陆，大大小小五千多人，是全县排头尖的大村。

麦家原名蒋本浒，蒋姓正是他的姓，因此对这个江南山村的想象很难不与作者麦家实际的故乡联系起来。而我们将这些文本内部与外部的巧合连在一起，目的不只是为了像破译密码一样，为“双家村”寻找原型，而是要强调“双家村”在文本内部作为想象的故乡的属性。这既是文本内部“我”的故乡，也是文本外部，麦家对故乡的一种想象性建构。

麦家没有花过多笔力对双家村的风景、构造进行描述，只在开头部分借助时间的流转，集中描述了山村的四时变化。甚至在故事的后半部分，“我”离开故乡又回到故乡的情节描述中，唯一的景物描写是“我”离开家时的情景——“天已经放大亮，远的江面上，含着一个红太阳，近的江面上，波光粼粼，反射的光芒落在母亲头上，我第一次注意到，母亲的黑发里掺着不少白发……”。显然，山村的景物只是作者对故乡形象的一个速写，而要花笔墨去雕琢的，是山村中的人，以及由人建构的山村。

首先是山村人的语言，以及通过语言建构的家庭秩序和乡村文化伦理结构。村庄里的人没有正式的名字的，只有绰号，唯一一个提到名字的是故事的主人公上校，被红卫兵批斗时用的是他的名字——蒋正南。用绰号的语义能指，来指代一个人，有其吊詭的意义，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用绰号相称，是熟悉的人之间才会存在的，是村庄里独特的语言风景，另一方面，绰号的存在，是对一个人的解读与误读，有着与戏谑的浅层所指不同的深层含义。一个绰号的背后，潜藏着一个人复杂的人生与命运，最直接如“小瞎子”，他的绰号来自于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真正的瞎子，在文革期间“小瞎子”成了红卫兵，抓了上校，在逼供时，因为戳到“上校”心底暗黑的秘密，被挑断手筋脚筋，拔了舌头，一双眼睛倒是完好无损，至此，“小瞎子”这个绰号成为了最讽刺的一个标签，贴在了他的身上。

除了绰号，“我”对双家村人与人之间称谓的表达，就是如爷爷、表哥、父亲、母亲一般表示血缘关系的称呼，这样的称呼方式从叙述者“我”的叙述语言的角度来阐释，可以理解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对人物独有的称谓和记忆方式。而这种称谓与记忆方式背后，是双家村中以亲缘为核心的家庭秩序的体现。“我”对同龄的孩子以绰号相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父辈们的模仿，正因为父辈之间用绰号相称，因此“我”以及“我”的同龄人之间以绰号称乎对方。而在家庭成员之间，绰号是不被允许的，只有当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矛盾时，绰号才会出现，例如“我”的爷爷因为父亲总与“上校”称兄道弟，因此骂父亲“雌老虎”。如此，一个家庭的秩序通过彼此称呼上的不言自明，来得以确立。而“我”的父亲因为爷爷出卖上校，便不再叫爷爷“父亲”，如此通过否定血缘上的称呼来达到子辈对父辈的反抗，同时又意味着一个家庭秩序的瓦解。家庭中由辈分产生的层级制和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成为家庭秩序的核心。

其次，在家庭秩序的建构与毁灭中，女性是无言的。真正有行动能力与完整表达权利的女性角色，只有最后出场的“林阿姨”。其他女性都是在某个语词含义中的人物，如老保长的“姘头”、“我”的母亲，这样成为一种附加物而非独立的个人，以及作为参照的“我”在国外的两任妻子。母亲少有的几次被提起和出现，总是因为家中的其他人，她个人是没有主动的行动权的，提起家中孩子时，才提到母亲生了几个孩子，当我离开家时，母亲为我送行，爷爷生病时，母亲去找医生。麦家用克制甚至吝啬的语言在母亲这个人物身上，反而凸显了母亲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只是一个工具式的人物。当“我”离开家时，“我”回头看母亲，才看到母亲满头的白发。也就是说，当“我”在“双家村”，十几年的岁月里，“我”从来不曾真正注意到母亲，而当“我”离开时，“我”处在“双家村”之外的位置，才注意到母亲。而故乡的母亲，也只在“我”离开时，才说了唯一句“你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回来看我”，母亲是在“双家村”绝对的父权结构之中被遮蔽、被无视的对象。由此，家庭中由辈分产生的层级制、血缘关系、以及女性的无言构成了在特定地域之下所形成的文化伦理结构或者说地域文化中隐形的民间文化结构。①

最后当“我”孤身一人离开双家村，离开它所代表的文化伦理结构，“双家村”作为想象的故乡的意义才完全凸显。“我”离家远走海外，等了二十二年，“用回忆抵思念，用当牛做马的辛劳编织回来的梦。一切都是为了回来！”二十二年里，故乡作为“我”的精神支柱，支撑了“我”在海外的生活，这是我对故乡的第一层想象。而当“我”回到“双家村”，“我”的第一句话却是：

哪里埋着你亲人的尸骨，哪里就是你的故乡。②

“双家村”成为了“我”的故乡，而故乡成为了亲人的坟墓。故乡的亲人，只剩父亲一个，守着老宅。因此，“双家村”在作为故乡得到确认的同时，想象的故乡的第一层意义实际上被打破。支撑我二十二年的“梦中的故乡”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老宅只剩父亲一人，“上校”的家里也是年久空置的乱象败象，曾经那两只娇生惯养的猫，不在了，猫篮里盛满了黑色的老鼠屎。这种“物是人非”式的故乡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鲁迅《故乡》中，依靠年幼时的记忆构建起的想象的故乡，在听到闰土那一声“老爷”时，一切都被打碎。而《人生海海》中想象的故乡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在“今”与“昨”的对照之下物是人非的幻灭感，更在与他将故乡至于了另一个空间维度之中，即中国与马德里两个空间的参照之下。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国内与国外两个空间的对照，并非常见的中西对照，而只是一种空间的参照，目的是为了转移、扩大和重建对故乡的想象。

“我”的一半生命在马德里被重新塑造，第一任妻子教会“我”西语，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遇到了第二任妻子，依靠买卖垃圾，发家致富，加入了西班牙国籍。也就是说“我”实际上有三个不同的归属或者说身份，十六岁以前，我是“双家村”人，偷渡到马德里后成了黑户，发家之后成为了西班牙人。有意思的是，“我”在小说中加入西班牙籍之后，紧接着又说道，“但我心里从不认为自己是那边人，如果中国政策允许，我会在第一时间放弃国籍，恢复老国籍，甚至是村籍。”由此，对“双家村”和中国的向往，共同构成了“我”的故乡，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让双家村成为了“我”回不去的故乡，同时，又因为改换国籍的经历，让中国变成了更大意义上的故乡。

二.天才英雄的转向

“上校”在小说中的出场，是在时间流转四季轮回的末尾，踩着雪花走来，带着隐喻式的宿命论意味，既预示着上校悲剧的命运，也预示着，在他疯了之后，变成一个幼稚孩童的新生。小说的叙事结构是嵌套回忆式的，是“梦中梦”，既是“我”在回忆性地讲述故事，同时“上校”的故事实际上是“我”、“爷爷”、“老保长”、“林阿姨”多人的回忆，集体讲述了“上校”的故事。回忆是对现实的再造，而在回忆的缝隙中，我们才能窥见部分真相。从叙事时间来看，线性和非线性叙事交错，以“我”十六岁那一年为界限，前半部分按照线性叙事展开，同时在“我”作为固定机位的前提下，切入“爷爷”、“老保长”的讲述，后半部分则采取倒叙的方式，交错着讲述“我”的故事和“上校”离开双家村之后的故事。这样复杂的叙事结构，使主人公“上校”的面目变得更为复杂。

“上校”无疑是一个天才式的英雄人物，他拥有无师自通的高超医术，救过共产党的首长、国名党的特工，深入日本人的地盘，在建国后上过朝鲜战场，是一个从战场上归来的英雄。但他不是传统英雄叙事中的完美的形象，战争带给他的除了英雄的称号，还有内心无法愈合的创伤。“太监”是“上校”的另一个绰号，是“我”的爷爷编造的，因为“上校”在父亲尸骨未寒时与老保长的姘头通奸，所以在战场上遭到报应，变成了太监，从此太监的绰号便传了出来。在传闻中，他是在肉体上被阉割过的人，而实际上，“太监”隐喻着“上校”在心灵上受过的阉割。“上校”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军统特务，为了获取信息，接近专为日本人拉皮条的女汉奸，牺牲身体，肚皮上刺下了证明上校是“汉奸”的字眼。天才英雄成为了“失贞者”，既失去了身体上的贞洁，也在被刺下字之后，失去了对国家的“贞洁”，英雄的内心创伤也由此被解密，英雄的形象就此发生变化。

在麦家过往的写作中，高智商天才式的人物是他惯常书写形象。《解密》中的数学天才容金珍、《暗算》中“701”的传奇人物，如瞎子阿炳、黄依依等，“上校”的“天才”在他们之间，并不突出，却仍旧逃不出天才——疯子的命运。但与这些天才式的人物不同的是，“上校”的疯充满了浓重的宿命感和悲劇性。救首长、救女特务、成为特务都是命运的偶然，一步一步导致了他的创伤，后来“林阿姨”被抓国民党壮丁，两人相遇，“林阿姨”爱上他，误以为夜晚与她发生关系的是“上校”，最后因为被人挑唆，害得“上校”被开除党籍，回了“双家村”，最终在文革时期被逼疯。命运一步一步地将“上校”引入深渊，但凡这中间减少一步，“上校”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而将这些经历放在时代之中，偶然中的必然性大大增加，更增添了“上校”这个人物的悲剧性。“上校”和“太监”共同建构出一个充满宿命感、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无论是叙事方式，还是建构的形象，在现当代文学的战争与革命英雄叙事中是很少见的，从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为底色的个性主义英雄到左翼的革命阶级英雄，再到一体化时期的“高大全”式的英雄，英雄的形象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表现着不同面向的完美形象。在后革命语境中，“上校”的英雄形象反其道而行之，在叙事方式上，以一个孩童的固定视角去观察“上校”在归来之后的人生，通过其他人的回忆，挖掘他曾经的故事，既通过回忆，建构起“上校”在战争年代的英雄形象，又由“我”亲眼目睹“上校”在现实中的“逃”与“疯”来消解和解构英雄形象。但是，对英雄的解构与建构不是麦家建构“上校”这一复杂形象的全部意图，他还试图重新拾起“上校”心中最纯粹的部分，在日常生活中重建“新英雄”。

“上校”在疯了之后，永远停留在童稚的世界里，将过往烧成灰烬，甚至连肚皮上的秘密也已经忘记，见人就要给人看。却在画画时记得要将肚皮上的字改掉，改成“除奸杀鬼乃我使命”、“军令如山”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必胜”。英雄变成了一个纯粹地保有爱国之心的“孩子”。如果“上校”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纯粹的爱国之心”所显示的对国家的高度忠诚的特质会使“上校”这个人物始终无法脱离传统的悲剧性的英雄叙事。显然，麦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将“上校”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上校自然死亡，中间穿插着“我”的故事和“上校”失忆之后的生活。基于这一点，回望“上校”的个人历史，他有过许多的身份和标签，上校、特务、医生、太监、鸡奸犯、汉奸，这些语词能指共同指向同一个所指，如同个人在历史的多面镜中折射出的不同面貌。“我”寻找“上校”秘密的过程，是“上校”自我的“镜城突围”③，也是传统英雄形象转向日常生活中个人英雄的过程。“镜城突围”原是戴锦华在阐释与解读九十年代文化语境所使用的语词，在这里引入“镜城突围”这一说法想强调和说明的是，《人生海海》因其叙事结构、复杂多面的人物和交错的历史时空形成了一个文本内部的“镜城”。而“上校”因疯失忆，变成一个孩童状态则是他的“突围”，他打碎个人历史中的身份与标签，成为一个孩子，画画、养蚕，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乐趣。而“我”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用罗曼罗兰的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为“上校”突围之后的人生做了注脚：

报纸上说的，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④

至此，“上校”英雄形象在日常生活的叙事中得到重建。“上校”这一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表现出麦家在创作上具有自我意识的转型，同时也在后革命时代的语境下拓展了英雄叙事的新格局。“上校”作为英雄的跌宕命运，既是对时代的见证，也是时代的病症。

三.交错的历史

依赖于交错复杂的非线性叙述结构，《人生海海》既历时性地展现了“我”的成长与人生轨迹，同时又在共时性地将故事置于“双家村”、中国和马德里三个空间中，把国家历史置于故事背景之后，突出个人在时代中的命运。在民国、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交错叙事中，书写了“上校”的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

在《人生海海》的历史叙事中，历史不是线性的，而是错位的。在文革回忆革命，在新世纪回忆革命与文革，历史始终处于被回望和重叠的状态，而在小说叙述的历史中，作为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则呈现为日常化的奇观，被历史遗留问题和个人仇怨所改写。双家村闹“文革”的起点被放置在“红暴”与“联总”的对立之下，“红暴”是当权派，“联总”是造反派，兩派之争，输家自然要被斩草除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劫难的荒诞性被转移到派别之争，而由派别之争产生的暴力，通过“我”的旁观者视角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我”将“红暴派”和“联总派”的争斗描述为军队式的战斗，“红暴占绝对优势、取得决定性胜利”、“联总组织红卫兵敢死队”、“打响第一枪”，“把战场拓展到农村”，利用革命战争时期的语言，将文化大革命历史倒置。而战火席卷双家村的原因所表现出与抗战时期历史的同构性，进一步为改写文革历史做了铺垫。红暴干将县委宣传部教育股股长藏在校长家的猪圈，被前来搜查的红卫兵找到，双家村窝藏了重要的红暴分子，“联总”因此在双家村设立分部，双家村成为被重点清洗的对象。“窝藏红暴分子”与革命战争时期“窝藏共党”，最终都导致灾难席卷全村，文革历史与革命历史互为同构性，既消解了文革中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狂热，又强调了文革中暴力属性和战争属性，形成了文革历史与革命历史的错位与重叠。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生海海》整段对文革历史的线性描述中，“文化大革命”更多地是作为背景和氛围的存在，个人历史才是它叙事的核心情节，同时对个人历史的书写又进一步改变了历史本身作为叙事主体存在的可能，变成以人物为主体的叙事结构。“上校”作为叙事主体，“两次出逃，两次被抓”的情节组成了整个文革历史叙事中的主要叙事段落，文革历史转向个人历史也在其间悄然完成。作为“四类”分子，“上校”产生了第一次出逃，全村所有的四类分子都受到了批斗，唯独“上校”成功逃脱，于是，“上校”是否真的能躲过这次批斗成为这一段情节的叙事主题。“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漩涡，从处于那段历史的所有人，直接指向“上校”，将其拖入漩涡中心，个人在历史中被凸显。紧接着，“小瞎子”利用“上校”的两只猫抓住了“上校”，两人成为立场对立的“敌人”。当“胡司令”、“大队长”一行人离开双家村，“小瞎子”成为“联总分部”最大的头头后，由外部世界蔓延到村子的“文化大革命”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村内的斗争。“上校”的第一次出逃与擒获的叙事段落，使文革历史成为引起双家村内部人与人之间斗争与龃龉的背景和引线，第二次的出逃和擒获则几乎彻底将文革历史抹去，用个人在革命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人心深处的黑暗取而代之。第二次的“出逃与被擒”显然更惨烈和深刻，“上校”以为“小瞎子”看见了他肚皮上的刺青，割断他的脚筋手筋、割了舌头，而在逃走之前，又帮“小瞎子”缝合了伤口，以免他血流而亡。“上校”矛盾的行为既是为了将人物内心的复杂呈现出来，同时“英雄伤人”这一情节的出现，是对革命英雄形象一定程度的异化。而为了保证“英雄伤人”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小瞎子”前有使计抓“上校”，后有诬陷“上校”鸡奸犯，与“上校”形成了敌对关系，也就是说，“小瞎子”在这个叙事结构中是典型的反派形象。而“上校”伤人是有苦衷的，这个苦衷就来自于革命时期因为当特务接近日本人而留下的耻辱刺青，它造成了“上校”的内心创伤。而“我”的爷爷为了澄清“鸡奸犯”谣言举报上校，遭到全村人的抵制这一情节利用集体的价值取向为“上校”伤人赢得了最终的合法性。至此，文革历史被“上校”和“小瞎子”之间的仇怨、人性的扭曲难测和“上校”在革命时期的故事的开掘所覆盖和缝补，变成了“英雄的劫难”。“上校”的个人历史也基于此，改写了文革历史，“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性、广泛性变成了“上校”个人的英雄传奇与内心创伤的历史。

如果说关于“上校”的叙事模块书写了个人历史，那么叙述者“我”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叙事者，关于“我”的叙事模块里，则从一个侧面书写了国家历史。当“我”在双家村受到排挤不得不离开时，被安排偷渡到西班牙。在第三部的开头，六十二岁的“我”说：

我有两个时间。我必须有两个时间，因为我被切成两半：一半在马德里，一半在中国。⑤

反复强调两个时间，一方面是说明“我”的人生被切割的事实，另一方面，对时间敏锐度的强调，最终落在中国与马德里上，即两个时间造成的空间上的割裂。“我”在马德里时间里，中国变成了遥远的故乡，“我”回望故乡的视野也从双家村扩大到整个中国。“我”形容中国为崛起的中国，也因为中国的崛起，有了创业机会，开了三家公司;“我”第一次回到故乡，见到林阿姨和上校这一叙事段落的时间，在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热浪中;“小瞎子”学会了使用电脑、“矮脚虎”、“野路子”做起了生意赚到了钱、“双家村”被命名为历史文化古村。这一系列的“景观”式地描述，和对中国重要时期的直接说明，将文本时间加速，革命与文革历史真的成为了历史，在马德里时间的参照下，照见了现代中国时间里快速前进的中国历史。

“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语，意思是人生像大海一样，茫茫然无常定，在小说中则呈现为后现代语境中的多重叙事主题的变奏。故乡、英雄、历史作为《人生海海》的三个重要的叙事主题，都呈现出独特的“变奏”效果。而故乡、英雄、历史这三个主题，也是纯文学史中常见的叙事主题与叙事逻辑的依托。麦家在前半部分采用一个孩子的视角叙事，让叙述者沉到故事之中，而非置身其外，这是主题变奏的起点，而当“我”在马德里倒叙式地讲述后半段故事时，叙述者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马德里——双家村、“我”——“上校”、过去——现在三种空间、人物、时间的互相观照和变化，藏在其背后的主題也变得复杂。故乡的想象从小山村到大中国，英雄从革命英雄转型成为日常生活的英雄，历史叙事也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变为零散的个人历史，处处精心设计地转变较好地贴合了《人生海海》复杂的叙事结构。作为一个对作品有要求的作家，麦家试图在这部作品做出从形式到内容上的重大突破。小说的叙事结构内部的复调之感、倒叙的插入、以及蒙太奇式的叙事，如同设置密码一样的叙事结构，形成了叙事节奏的变调效果。故事的奇观性，也因叙事结构的精巧复杂而增强，但是叙事的复杂与叙事技巧的精妙呈现，从某种角度说，弱化了内容上的突破，这是精于叙事技巧的作家在写作中需要时时警惕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李一.赤子之心与英雄叙事——评麦家《人生海海》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愁声音[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4）：58-65.

[2]谢有顺，岑攀.英雄归来之后——评麦家的《人生海海》[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4）：50-57.

[3]韩松刚.命运的召唤，或回忆的诱惑——评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J].当代文坛，2020，（02）：145-150.

[4]戴锦华著.镜城突围 女性·电影·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5]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305、243页.

[6]（法）居伊·德波（Guy Ernest Dobord）著;王昭凤译.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注 释

①李一.赤子之心与英雄叙事——评麦家《人生海海》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愁声音[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4）：58-65.

②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页.

③戴锦华著.镜城突围 女性·电影·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④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05页.

⑤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页.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沙岗镇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