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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丽小说《客房服务员》中的人性内涵

2022-04-27张梦瑶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2年4期
关键词:劳动

张梦瑶

内容摘要:作家冯丽丽的长篇小说《客房服务员》用原生态般的再现方式,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情节和琐碎繁缛的劳动境况的描述中,刻画出了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劳动者的形象。本文就小说的多重社会内涵及人生和人性内蘊展开讨论,挖掘这部小说在文学艺术价值之外,兼具的社会学层面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客房服务员》 冯丽丽 劳动 人的境况 人的局限

从根本上说,文学作品要展示人的生命状态、表现人的生存意愿,而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场景活动的描述中来揭示人的生命存在境况、展现人的生存愿景。正是在此意义上,女作家冯丽丽以当代底层劳动妇女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客房服务员》,用原生态般的再现方式,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情节和琐碎繁缛的劳动境况的描述中,刻画出了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劳动者的形象,涵摄了多方面的社会及人生和人性内蕴,从而使这部小说在文学艺术价值之外,还兼具了社会学层面的认识价值。

一.劳动者的劳动境况与“人”的主题

《客房服务员》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场所是2012年京郊的一个私营四星级宾馆,主人公是一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青年女性体力劳动者——客房服务员,对客房服务员们的劳动活动和劳动境遇的描述,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始终,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叙事。这样,劳动者的劳动活动和他们的劳动境遇就成了这部作品向读者刻意表现的内容,而正是在这一表现向度上,作品便有了深刻的社会人生内涵,涉入了文学艺术中“人”这个永恒的主题。

《客房服务员》中女工们劳动活动,具有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形式的性质特征:劳动者受雇于企业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赚取工资,而企业主则把劳动者当成资本获利的运营工具,对其劳动行为及过程进行程序化、标准化、数量化的控制和管理。在这种劳动境况中,劳动者失去了人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在劳动中也就不能享有人的尊严被平等地对待,不能享有人的权利而获得天然的或应有的劳动福利、生活待遇。对于劳动者这样的劳动境况,小说用大量的细节做了多方面的描述:资本方随意强制女工们加班,随意增加劳动合同规定之外的劳务;为降低酒店运营成本而随意添加整理客房外的劳务,延长女工工作时间,缩减女工的劳动保护物用品;职工的饭食粗糙低劣,女工的洗浴室狭小简陋;企业主无理惩罚女工克扣工资,客房部主管肆意斥责、谩骂、惩治女工以及任由自己的喜怒决定女工的去留……作品中对客房服务员这些工作境况的描写,很自然地让读者联想到那个时期在遍布中国的建筑工地、服装厂、制鞋厂、电子产品加工厂等私企里打工的那些劳工们——那数以亿计的男男女女、年长年幼的农民工们:他们的工作强度、他们的工资报酬、他们的饮食和居住、他们享有的劳动安全保护措施和他们的劳动付出所能获得的法律保护程度,不也如同《客房服务员》中的这群中青年女工吗?《客房服务员》中女工们的劳动境遇,也是那个年代进入资本市场所有底层劳工的基本劳动境况的展现。那么,作品在这里也就昭示了它表现社会生活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凸显出了它具有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对现实人生的人性关切。

获取物质性生存资源的劳动生产活动,是人类首要的基本的生存活动。在人保持主体性存在身份的状态下,劳动生产活动与人的生命本体是合一的,人在劳动行为活动中是自主自由的,它不仅可以使人获得必需的物质性生活资源,也可以使生命自身的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张扬,从而使人获得精神性满足;同时,劳动者的劳动生产活动与劳动环境及劳动成果构成的统一性关联,也使人在劳动中建构起了生命存在的根基和家园——这样的劳动形态是《客房服务员》中女工们所缺失的,但我们可以在前现代社会看到。

例如在下面这首表现远古时代先民采摘活动的诗歌中,劳动者同样是一群中青年妇女,她们结伴到田野里采摘一种叫“芣苢”的野菜供家人食用: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诗经·周南·芣苢》

在这样的采摘场景中,我们看到这群古代妇女始终处在自主自由的劳动过程中,她们紧张忙碌但又是兴奋快乐地采集着芣苢、收获着芣苢。在她们自由地奔向原野、兴奋地走近大片大片茂盛的芣苢、快乐地采摘和喜悦地收取等种种情景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里的田野和田野上生长的芣苢以及她们的采摘活动,都和她们的生命主体融合成一起,构成了她们生命的源泉和生存的根基。

南宋诗人杨万里写过一首《插秧歌》,描绘的是农耕经济中以家庭为组织单元的劳动场景: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这是一家人在自己的水田里趁雨天抢插秧苗的情景,农人抢干农活的劳作肯定不会比《客房服务员》中整理客房轻松;雨中插秧,比起《客房服务员》中女工的室内劳动也更辛苦。但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自主地经营属于自己的农作物,劳动的过程和环节由他们自己组织和设定,劳动果实也将直接归属于他们所有;一家人在劳动中的分工合作,既包含有体能和技能方面的考量,也融进了亲伦之情的关切;尽管他们的家庭身份及在劳动中所起的作用、付出的劳动量是有差别的,但他们是处于人格平等的劳动关系中,劳动的成果也将由他们平等地共享。在这种劳动形态中,劳动者就不仅仅是在通过体力的付出获得生活的物质资料,他们在劳动活动中还把劳动场地、劳动对象、劳动群体、劳动成果同构成和自我生命密切相关谐和统一的整体——由此,劳动者从中获得的还有劳动创造的愉悦、人间情感的寄托、当下人生的信念、未来生活的希冀……等等这些构成个体生命的根基和家园的精神性价值要素。也正是因为这样,《插秧歌》这首诗中,诗人是以欣赏的态度,极力客观形象地描述劳动场景,从中表达出了诗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赞美。

尽管现代社会凭借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营模式,创造出了人类在自然经济和农耕经济生产条件下所无法想象的巨大的物质资源,丰富了人们的物品享用,但像《客房服务员》中女工们所处的劳动境遇,绝不是一个公正、平等、法治、人道的社会文明所提供给社会底层劳动者们的。如果说《客房服务員》充满着对我们这个时代底层劳动者们的同情和关切,那更可以说,作品还包含着对一种公正、平等、法治、人道的社会文明的呼唤。

二.人物的刻画与“人”的主题

据作家冯丽丽关于创作这部小说缘由的自述,她有过一段进入一个私营企业打工的经历——做宾馆客房服务员——亲历了一种打工妹的生活并接触了一群中青年打工姐妹。打工妹们所从事的体力劳动、劳动境遇连同她们的生活状态,是冯丽丽之前在生活中所不曾知晓的(尽管她自己的姐姐和妹妹也早早地被生活投进了打工者的行列),这一次从未有的生活体验强烈地萦绕在她心底,于是,她决定把自己所亲历的打工生活写出来,也算自己为所有打工妹们做了一件事儿。

这样说来,作者是本着写实的原则创作《客房服务员》的,要在作品中真实地再现打工妹们的人生境遇、生命状态,把她们一个个鲜活的影像保留在作品中。也许是作家刻意要原生态般地再现真实的打工生活,小说采用了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在时间的延展中每天都在进行的客房劳务,就成了故事展开的主要情节;而每一天中围绕着客房劳务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则成了这群客房服务员们向读者展现各自性情、品格、才能的生活舞台。于是,在事无巨细的描写、记述中,客房部主管杨姐,领班小沈,客房服务员齐建华、吕月红、刘全敬、张丽、李霞、小柳以及故事的叙述者同时又是打工妹的冯丽丽,她们各自带着鲜明的性格和形象来到了读者面前。

二十三岁的山东姑娘小柳,是这群打工妹中最年轻漂亮的一个,她虽然已经有了两岁的儿子,但性情依旧如一个青春年少的姑娘那般单纯率真,日子过得轻松快乐,对身边的人事,从未有过戒备和算计。她对自己做宾馆服务员的工作,开始时是能力上缺少自信,后来是频繁加班加点的劳累让她不堪忍受,多次想退却和逃避,但最终在同伴们的鼓励、关心帮助中坚持下来了。小柳性格中最可爱之处是她的聪明伶俐和同情他人之心。小说中周经理极为挑剔地查房的那些情节中,有一处写到当小柳看准了周经理一定要检查客房的哪些部位后,就趁她检查别人分管的客房时,悄悄溜回自己负责的客房补救,结果成功地得了个最高分——这个细节把小柳的聪明伶俐写的活灵活现,太生动了。后来小柳又在周经理查房时用同样的方法帮了冯丽丽——她的聪明伶俐中又多了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同情心是人的一种美德,小柳最为深切地打动了读者的,就是她的同情心。

同样让读者感到可爱的是来自张家口山村的打工妹张丽。作为一个在大山里长大而投身到陌生都市谋生的青年女性,张丽凸显出的性情品格,与她过去在封闭的山区生活经历和远离家乡、孤助无依的当下处境都密切相关。一方面,她在所行之地,处处留心、事事留意;接人待物时,她谨言慎行。而另一方面,她朴实淳厚,工作吃苦耐劳,生活中与人为善。和张丽年龄相仿的李霞,人长的漂亮,也爱美,但她待人冷漠傲慢,处事任性霸气,是个心中只有自我、只为自己活着的人。

客房部领班小沈是个年近三十的漂亮少妇,她原本来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乡村,和吕月红、齐建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过几十里路。但多年都市的打工生活,小沈身上已经褪尽农家儿女的痕迹。她有多年客房工作的经历,不仅熟悉客房的服务和管理工作,而且在工作中组织能力、协调方方面面人际关系的能力都很强。从能力上说,小沈完全可以胜任客房部主管的职务。但人算不如天算,宾馆方偏偏从外面聘请了有做客房主管经历的杨姐来任职,这让小沈很受伤。如果新来的主管杨姐像小沈一样心思缜密、善用心机、处事灵活,小沈可能也就接受现状、安于自己领班的职位了。可杨姐却是个自命不凡、虚荣、唯我独尊、工作方法僵硬死板和处事情绪化、偏执好斗而又内心脆弱、缺少自信的人,小沈发现她的性格弱点后,就有了赶走杨姐自己取而代之的想法和行动。

小沈的人格属于工具理性发达、价值理性缺失的类型,她不露声色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在杨姐和员工之间制造矛盾冲突,以便搞乱客房部:背着杨姐怂恿鼓动员工们罢工、辞职,又去杨姐那里密告说员工们正在制造事端,阴谋赶走她;在杨姐那里构陷工作勤勉的冯丽丽、刘全敬偷懒怠工,使冯丽丽受到杨姐的刻薄斥责和严厉惩罚,又鼓动冯丽丽找杨姐论理;为了促使杨姐解雇齐建华,就构陷自己的这个同乡姐妹是赶走杨姐阴谋的组织者……当小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一次又一次伤害这些孤弱无依的打工妹时,不禁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那个精干漂亮却心狠手辣、善于借刀杀人的王熙凤。

杨姐虽然最终没被小沈挤走,也调整了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些失误,但她着实不是让人喜欢的一个中年女性:个性虚荣、自命不凡、工作僵硬死板、处事情绪化、偏执好斗等。作品中,对杨姐这种有些病态的人格形象有多方面的细节描绘,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有些令人讨厌但并不属于品行恶劣,甚至还让人可怜同情的女性形象。杨姐的这种性格,应该是她出身底层社会、失败的婚姻对她的伤害以及她一直在孤立无援中自我奋争的这些生活经历造就的。

《客房服务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底层打工女性群像。无论作家刻画人物的创作初衷是什么样的,一旦她在作品中自然真实地再现了主人公们的生活形象,那么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有了关于人生的认识价值,就有了关于人的生存在伦理道德上的评判和取舍,《客房服务员》在这一层面上也表达着“人”的主题,以及作者对人性的认识和思考。

三.世俗人生中“人”的局限性

《客房服务员》中所有出场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生命状态或生存境界,都处在世俗人生这一层面上。世俗的人生,是由人的自然生物性和社会习俗、生存环境、社会文化等共同作用下塑造的生命状态或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内心情感、价值准则、人际关系、生活情趣、生活追求,都受限于人的自然本能和所身处的生存环境及社会文化。《客房服务员》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处中国社会的底层劳动者,他们是一群在农村长大又没有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中青年人,年龄最大的杨姐是“60后”,其他人或是“70后”,或是“80后”“90后”。想一想他们成长的年代和生存环境,我们就能理解他们在工作之余或劳动空闲时,除了看看流行的电视剧,几乎没有文化生活。去服装市场买到价格便宜又时尚漂亮的衣服,或秀一秀自己孩子的照片、晾一晾家里的住室,或谈论一下找了份兼职的工作,又多挣了份工钱,就是她们的快乐和情趣。

小说中的刘全敬是宾馆的前台保洁兼客房服务员,她十五岁就从保定乡村来北京打工,干过好多工作。只有用吃苦耐劳、坚韧朴实这些词语描述刘全敬,才可以更靠近她的形象。和李霞、小沈相比,刘全敬没有天生好看的容貌,甚至长得有些丑陋,但她自强自立、淳朴善良的美好品格,却分外地让人亲近、敬重。这不禁让人想起康德说过的那句话:一个人的出身、地位、声望、财富和功业,都不足以使人获得尊严,只有具备美好的品德,才能让人敬重敬畏。

从根本上说,文学作品要展示人的生命状态、表现人的生存意愿,而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最基本的特征是在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场景活动的描述中来揭示人的存在境况。作品中所有出场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在世俗社会,内心情感、价值取向、生活情趣等都受限于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作者冯丽丽在作品中有意遮掩自己的主观情感,在貌似不动声色地描述中,大有意味甚至有趣地展示了一个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更深层次地展示了世俗人性的幽暗。她那种摄像机记录般的文字,让那些日常生活未曾注意的细节产生了更丰富的意味:一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客房服务员的劳动生活和境遇,她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和需求,在社会人生内涵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

《客房服务员》写的是一群世俗生活中常人,写了他们的常人心、常人情。常人的心普遍说来是有局限性的:善恶俱存,明暗交织。这大概是藏在作品背后的作者,最想表达的。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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