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翠云

内容摘要：爱尔兰当代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南方》讲述了主人公凯瑟琳离家出走追求艺术成就的故事。论文聚焦主人公的出走原因，探讨其在婚姻关系中面临的艺术创作困境、被剥夺的自主权以及被压抑的欲望，从而揭示爱尔兰女性的多重生存困境。

关键词：科尔姆·托宾 《南方》 女性 困境

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1955-）是一位近来年备受瞩目的爱尔兰当代作家，他对爱尔兰当代社会、出走者的生活、个体身份等问题的细腻书写而受到广泛关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方》（The South）发表于1990年，一经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不仅宣告了一种新的爱尔兰小说的出现，同时也确立了托宾作为严肃小说家的身份。正如爱尔兰历史学家罗伊·福斯特（Roy Foster）在《南方》的再版序言中所说：“从随后一系列开创性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托宾的处女作如何确立了主导其全部作品的特征和主题。”小说的题名“南方”，既指相对于北爱尔兰而言的爱尔兰共和国，亦指欧洲南部的西班牙——主人公的流亡之地，托宾在题名中已经透露了地理位置、历史以及宗教因素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这部小说将背景置于20世纪50至80年代的爱尔兰与西班牙，通过女性逃离家庭、追求艺术成就的故事，探讨了爱尔兰的殖民历史、宗教冲突和道德观念等问题。小说主人公凯瑟琳有着多重身份：她是一名生活在爱尔兰小镇的家庭主妇;从历史和宗教角度来看，她既是英国殖民者的后裔，也是一名生活在天主教爱尔兰的新教徒;同时，她还是一名被家庭生活束缚而缺乏创造力的画家。多重身份令凯瑟琳在艺术创作、社区生活和婚姻生活中面临种种困境，并最终促成凯瑟琳的离家出走。

在展现凯瑟琳的艺术创作困境时，托宾以绘画将凯瑟琳的生活环境与爱尔兰殖民历史联系起来，展现艺术创作、风景与历史三者的关系，以此呈现凯瑟琳所面临的艺术创作困境。在描绘凯瑟琳的作画场景时，托宾展现了凯瑟琳与风景之间无法实现的关系：

凯瑟琳坐在那注视着雷雨中的蓝色光线洒落在河上，以及房子与河流之间的田野上。她注视着沉闷的天空，感受着窗外湿润的空气，她知道无论她多么强烈地注视这一风景，研究它，思考它的色彩，她永远不能正确地描绘它。[2]37

这段描写中的“河流”与“房子”都有着特定的含义。凯瑟琳生活在恩尼斯科西这座爱尔兰南方小镇，这里正是托宾的故乡。画面中的“河流”是指穿城而过的斯莱尼河，斯莱尼河谷的风景是恩尼斯科西殖民历史的见证;凯瑟琳居住的“房子”矗立在斯莱尼河两岸的豪华住宅之一，这些房子从前是英国新教地主的住宅。这类房子在爱尔兰被统称为“大房子”（the Big House），《爱尔兰研究术语集锦》对“大房子”的定义为：“历史和文学概念上的爱尔兰豪宅及其周围地产，通常由信奉新教的优势阶层的成员居住。”[1]凯瑟琳与风景之间无法实现的关系，一方面与她的儿时经历直接相关，她家中的旧宅曾遭当地天主教徒的暴力焚烧;另一方面源于凯瑟琳斯莱尼河谷风景所承载的历史的缺乏认识。个体经验与对历史的模糊共同指向爱尔兰几百年来此起彼伏的宗派冲突。

早在16至17世纪期间，英国的新教地主陆续占领了斯莱尼河两岸的土地与农场，爱尔兰天主教农民失去了可以耕种的土地，被迫退居到远离河岸的沼泽或丘陵地带。他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新教地主是统治阶层，天主教农民则处于前者的压迫之下。虽然所处阶层和生存状态不同，但他们都生活在紧张、恐惧的氛围之中。由于剥夺了当地人的土地和农场，新教地主生活在当地仿佛置身于敌人的包围之中，终日惶恐不安;天主教农民则因英国不断发起的镇压行动与各种酷刑而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伴随恐惧而来的是两个宗教社群之间的紧张、隔阂状态。新教徒的后代们继承了斯莱尼河两岸的肥沃农场和豪华宅邸，天主教徒的后代则仅剩父辈们的居所。直到20世纪初，爱尔兰开始实行土地改革，才使得一部分天主教農民得以成为土地的主人。爱尔兰独立战争（1919-1921年）期间，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暴力冲突再起。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教与天主教两个社群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处于隔绝状态。这种恐惧与隔阂横亘在凯瑟琳与斯莱尼河谷风景之间。她深知自己无法通过注视和绘画的表现形式来描绘它，她专注于思考光线、色彩、纹理、线条等表现形式和绘画技巧，却回避了对历史的探查与思考，这造成了她对风景所承载的历史意义的不理解。

母亲身份与职责是凯瑟琳面临艺术创作困境的另一个原因。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的爱尔兰，女性作为艺术家这一设定本身就意味着困境。在爱尔兰传统家庭中，母亲是家庭内部的中心人物和承担者，她们负责聊天、安排家庭活动、接待客人以及主持每天的祈祷活动等。为确保母亲家庭职责的履行，自1937年《爱尔兰宪法》颁布以来便规定：“国家应努力确保母亲不因经济需要被迫从事劳动，而忽视其在家庭中的职责”（《爱尔兰宪法》（1937年，2015年修订）第41条第2款）。将母亲的职责限定在家庭内部，有效地剥夺了女性发展自我的自由。封闭的生活环境和家庭职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凯瑟琳对风景的艺术表达。

通过一场即将开庭的官司，托宾呈现了凯瑟琳在社区和家庭内部面临的双重困境，不仅揭示了宗派暴力冲突的后果，而且暴露了凯瑟琳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这场官司的起因是邻居家的牛群常年越界闯入凯瑟琳家的农场，于是，凯瑟琳的丈夫汤姆将这位邻居上诉到当地法院。通过邻里之间的土地侵权纠纷，托宾将土地问题、越界问题以及潜藏的宗教矛盾一同体现在叙事中。

邻居是当地的天主教农民，她四次出现在凯瑟琳的面前，但她们之间仅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第一次，这位邻居出现在凯瑟琳正在描绘的风景中，邻居的形象模糊、无法辨识，这暗示了凯瑟琳与邻居的疏离。第二次，邻居出现在凯瑟琳家门前时，恳请她撤回起诉;邻居的突然造访令凯瑟琳感到愤怒，这不仅打破了凯瑟琳私人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同时也将她置于她无法决策的事务之中，即土地管理事务。尽管邻居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在这里造成任何伤害”[2]40，新教与天主教两个社群之间的隔阂状态依然令凯瑟琳感到不安，凯瑟琳可以躲开了邻居的后两次拜访。小说中借凯瑟琳母亲之口，以“一只爱尔兰大母牛包围着你”[2]50形容凯瑟琳被邻居侵扰的处境，将邻居的多次拜访与农场被牛群闯入的事实并置，揭示了凯瑟琳私人世界与家庭财产遭受的双重闯入。对邻居拜访的反应与回避，是因为作为家庭主妇的凯瑟琳无权直接参与家庭之外的事务。于是，她寄望于对丈夫汤姆进行劝说。

凯瑟琳与汤姆进行了四次交谈，凯瑟琳的劝说经历了由商量、要求到威胁的过程，这也是凯瑟琳与汤姆走向分离的过程。整个过程中，汤姆一意孤行，展现了自己“独裁”般的力量，而且丝毫没有感受到分离的预兆;凯瑟琳试图通过语气上的不断加强来展现自己的力量和态度，但她得到是汤姆冷漠、敷衍的回应。汤姆的一意孤行将殖民者后代的凯瑟琳变成了婚姻中的“被殖民者”。

第一次交谈，凯瑟琳以邻居家境的穷苦与艰难来劝说汤姆，她寄望于汤姆的同情心和社区情感。但是汤姆不为所动，这让凯瑟琳意识到自己对汤姆的声音产生了突如其来的厌恶。凯瑟琳表明态度时，人称的转换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不能那样做”转变为“我不想继续这个官司”，汤姆则“我们会继续”作为回复。凯瑟琳的态度是基于同情和社区情感，汤姆则基于维护家庭利益与尊严，他将邻居的越界行为视为一种“欺凌”。凯瑟琳将“我们”变为“我”来强调了自己的意愿，她放弃了对汤姆社区情感的寄望而转向夫妻情感，希望汤姆能出于对自己情感和意愿的顾及而接纳劝告。汤姆则以“我们将继续”作为回答，将家庭利益置于凯瑟琳的个人意愿之上。于是，是否继续官司的问题转变为“不顾我的意愿”[2]42问题，邻里冲突转变为夫妻冲突，这也是凯瑟琳与家庭分离的开始。

第二次的交谈，凯瑟琳首先以保持良好邻居关系为理由要求撤回起诉，汤姆以房子曾经被袭的事实来否定凯瑟琳所谓的良好邻居关系。凯瑟琳对邻居所怀有的情感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熟悉，正如那位邻居对凯瑟琳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与你的父亲很熟悉”[2]40，凯瑟琳向汤姆介绍邻居时说“我认识她，起初我没认出她来，但我很多年前见过她”[2]41。这种联系与熟悉让凯瑟琳对邻居的苦难怀有同情，她不愿拒绝邻居的恳求，也不愿与邻居产生冲突。但对汤姆而言，凯瑟琳所谓“良好邻居关系”是对欺凌的容忍以及面对欺凌时的软弱，甚至可能是“他们烧毁你房子的原因”[2]42，汤姆通过对过去的追究来否定凯瑟琳与邻居之间的联系，把邻居置于凯瑟琳的对立面。在追究过去时，凯瑟琳与汤姆面临一个共同问题——房子被袭击的这段过去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为什么发生？闹事者是谁？这些都无从得知。面对这种模糊和不确定，凯瑟琳说“闹事者来自镇上”[2]42，她指向的是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人;汤姆则认为，这种模糊和不确定意味着闹事者“可能是任何人”[2]43，他指向的是所有人，准确地说是指向镇上所有天主教农民。由此可见，汤姆与邻居没有情感上的联系，正如他所说“没有一些邻居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2]43。面对汤姆的冷漠与固执己见，凯瑟琳间接表明自己对房子的所有权以向汤姆施加压力：

“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他也会停止此事的。”

“这是你的土地，这是你想说的吗？我无权做决定，这是你想说的吗？”

“你不了解这个地方。”她说。

“你和你父亲显然也不了解这个地方。除了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邻居侵占这片土地之外，我不认为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2]43

凯瑟琳以父亲之名来表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这一曲折的方式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凯瑟琳在家庭内部处于弱势地位，她需要借助父亲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以对抗汤姆的固执己见;其二，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凯瑟琳对自己怀有信心，但她不愿以如此直接的方式伤害汤姆的男性尊严。汤姆激烈的反问显示出一种地位受到威胁后的敏感与愤怒，他否定凯瑟琳及其父亲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并强调家庭利益受损这一客观事实。最后，汤姆以“这里由我经营，需要做的决定由我来做”[2]43禁止了凯瑟琳的干涉。尽管凯瑟琳是土地的拥有者，但是，家庭主妇的身份剥夺了她对土地的管理权。

在凯瑟琳出走之后，托宾继续追溯了凯瑟琳与土地的问题。几年后，當凯瑟琳因经济困难回到爱尔兰打算出售自己名下的那部分土地时，汤姆告诉她：“你没有这个权利。这个农场属于我，两个农场都属于我，而理查德将会得到这两个。你什么都不能卖。”[2]104这时，凯瑟琳才惊觉自己的一无所有。

“汤姆，听我说。我嫁给了你，而且那时我拥有了一幢大房子和三百英亩地。那时候它用的是我母亲的名字，但它是我的。你现在告诉我我一无所有，你会让我一无所有吗？”她试图改变自己的语气，让自己说得更加平静和坚定。

“我们的东西是理查德的，是留给他的，不是我们可以卖的，不管我们的行为有多糟糕。”[2]105

根据爱尔兰当时实行的《财产法修正案》（1860年）①，凯瑟琳没有权利出售父亲遗留给她的房产和土地，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儿子理查德。正如琳恩·提曼（Lynne Tillman）所说：“她来自地主阶级，但作为女人她是被剥夺财产者”[3]。

最后两次的谈话都极为简短，凯瑟琳不再对汤姆进行劝说。第三次谈话时，凯瑟琳仅仅追问汤姆是否撤回起诉，汤姆没有改变主意;那天晚上，凯瑟琳拒绝与汤姆同房，这也意味着凯瑟琳与汤姆身体上的分离。第四次谈话时，凯瑟琳直接向汤姆发出了威胁“如果你继续官司，我就出走”[2]45，汤姆头也不抬地说：“不要威胁我”[2]45。凯瑟琳的威胁对汤姆没有任何作用，或者说，在爱尔兰当时的社会中，女性的声音在家庭中是没有力量的;女性离开家庭面临着一种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这也是汤姆对凯瑟琳的出走威胁不以为意的所在。

在这四次交谈中，凯瑟琳对邻居的包容与汤姆对邻居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这显示了凯瑟琳与汤姆在思想上的区别。汤姆不愿同这位邻居说话，“不与天主教徒混在一起”[2]155;凯瑟琳没有像汤姆这般简单地拒绝邻居，她与邻居有过交谈，并对邻居艰难的生活状态以及因官司产生的惊慌怀有同情。作为一名曾在镇上遭遇天主教徒不明袭击的新教徒来说，凯瑟琳的行为与思想没有因为宗教冲突而产生粗暴简单的敌意，正如她通过绘画尝试了解恩尼斯科西一样，她对邻居的同情也体现了她对历史中复杂问题的反思。宗教冲突的过去让她与邻居交往时更加谨慎和不安，但在面对冲突的模糊性时，这种模糊性恰恰为她提供了反思过去、反思历史的契机。凯瑟琳的反思削弱了她作为殖民者后裔这一历史身份。劝说失败呈现凯瑟琳在婚姻关系中缺乏掌控力和权力的状态，同时又展现了她的个人气势与自信。在四次交谈之中，凯瑟琳重新认识了汤姆这位共同生活者，并开始反思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主观感受。

托宾以凯瑟琳在性生活中的主观感受，以及对身体的重新审视，表现了凯瑟琳在婚姻生活中的压抑状态。小说以日记或回忆的方式呈现凯瑟琳在性生活中的主观感受，汤姆在叙述中则是完全沉默的、被叙述的。凯瑟琳回忆起与汤姆刚结婚的时候，日记写到：“汤姆不敢让我看到他的裸体”[2]14，汤姆对自己身体的小心看护显明了他保守的性观念;而当性事完成之时，汤姆以一种近乎哀嚎的方式哭泣，仿佛是犯错之后的忏悔。在凯瑟琳的另一次回忆中，这一点表现的更为明显。在性活动过程中，凯瑟琳觉察到汤姆身上的忧虑、疲惫与痛苦，而“在那之后的几天里，当她在卧室里的时候，他就避开，晚上他躺在床的另一边;他似乎害怕她。”[2]238汤姆在性生活中表现出的拘谨、内疚、恐惧以及悔恨，是爱尔兰传统文化中禁欲主义的写照。汤姆的拘谨令凯瑟琳的欲望受到侵蚀与压抑。此外，通过描述凯瑟琳对身体的注视，托宾更加清晰地表现了凯瑟琳在婚姻中的压抑：

当浴缸装满水时，凯瑟琳走进冰冷的浴室，脱下衣服，仔细地审视镜中的自己，那面镜子是他们在大火后从老房子里救出来的。她看着自己的胸部、肚子和脖子。她看不出自己已经三十二岁了;仿佛结婚后她就被冻住了，她那白皙的皮肤和身体的曲线仿佛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她的丈夫，一定也会对着鏡子看自己，他一定想过自己看起来老了多少，在这所房子里他多么像一个陌生人，而且他一定会想知道她为什么嫁给他。[2]46

“冻住”一词显示出凯瑟琳身体被压抑但依然保有活力的状态，就像她在镜中看不出自己年龄的变化;被冻住的身体需要融解，“等待”一词显示了她的身体欲望。在这段关于凯瑟琳的叙述中，托宾突然转向汤姆对自己身体的注视的描写，连续使用三个“一定有”（must have），表明这不是对真实发生过的动作的描写，而且是对过去的肯定推测。此处虽然使用第三人称视角，但是对汤姆行动的推测更像是凯瑟琳的推测。因此，凯瑟琳在注视自己的身体时也在注视汤姆的身体，而使用推测语气有效地避免凯瑟琳对汤姆的直接注视，托宾在文本上巧妙地保护着汤姆对身体的小心看护。凯瑟琳与汤姆之间的关系，显明了爱尔兰传统观念中对性欲的压抑。从参与家庭事务上的受挫到性生活中的压抑，凯瑟琳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精神与身体所受到的双重困境。于是，她回到顶楼的房间计划出走。

凯瑟琳在艺术创作、邻里关系以及婚姻关系中面临着多重困境，这些困境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涉及到女性艺术家与家庭主妇身份的冲突、爱尔兰宗教冲突的复杂历史以及爱尔兰在身体与性方面的拘谨文化。邻里冲突是导致凯瑟琳出走的直接原因，而当邻里冲突进入家庭内部之后，它被转化为夫妻冲突，并成为凯瑟琳最终出走的决定性因素。凯瑟琳认识到自己在婚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封闭、压抑的生活状态。她的艺术创作的困境，她无权对邻里冲突做出干涉，她被压抑的欲望，都指向她的婚姻。家庭主妇的身份以及汤姆的一意孤行，使得凯瑟琳在婚姻中成为“被殖民者”。凯瑟琳的出走，是对她所发出的威胁的执行，同时也是她探索艺术、逃离家庭与婚姻和反思历史的契机。

注 释

① 参见Law of Property Amendment Act（1860）. 第38章第3条“保护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等免受未登记判决影响”。参见法律条文：“对于尚未作出或根据现行有效的若干法令今后不得作出或附加的判决，以及在前文所述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在位的第四年和第五年法案之后通过的判决，为了使土地、房产、可继承遗产等对购买方、抵押权人或债券人具有约束力，在他们对其祖先、遗嘱人或无遗嘱遗产的管理中，任何判决不得优先于继承人、执行人或管理人。”

参考文献

[1]Goodby， John. Irish Studies：The Essential Glossary[K]， London： Arnold， 2003：31. （译文出自：陈丽. 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20世纪爱尔兰大房子小说[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1.）

[2]Tóibín， Colm. The South[M]. London： Picador Classic， 2015.

[3]Tillman， Lynne and Toínbín， Colm. Lynne Tillman and Colm Toínbín in Conversation[J]， BOMB， 1992; Winter（38）：22-23.

[4]McWilliams， Ellen. Women and Exile in Contemporary Irish Fiction[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56-183.

[5]Carregal-Romero， José. Sexuality and （Self）Censorship in Colm Tóibín’s The Sou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Published Text and the Drafts[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17; 58（4）： 377-386.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