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雨晴

内容摘要：本文以《活着》的主人公的一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社会比较理论对《活着》进行浅析，旨在分析和揭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比较类型，而产生不同的阅读体会。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引起个体在阅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重视，同时希望个体选择适合的比较类型提高自我积极的感受。

关键词：社会比较理论 上行比较 下行比较 平行比较 对比效应 同化效应

《活着》以时间为轴，讲述了主人公福贵苦难的一生，对《活着》的现有研究也多是立足于福贵的命运点，本研究以社会比较理论为依据对《活着》中进行浅析。

一.主人公徐福贵的命运轴

徐福贵由地主家的少爷到最后的妻离子散，可以说是苦难的人生。他经历了家庭的由盛转衰，被国民党拉去抓壮丁，妻子家珍的去世，儿子献血离去，女儿产下外孙大出血去世，女婿又不幸离世，本以为可以和外孙相依为命，却没料到外孙却被豆子撑死，最后和一头老牛走完一生。看完之后，我说活着真好，徐福贵经历了这么多生活的转变，他仍能坚强的活着，而我生在和平的年代，为何要被无关性命的小事而自我忧郁呢？也许有人要反驳我，他所有的亲人都一一离他而去，那种得而复失，失而不得的生活，谁能一次又一次经受的住的呢？是啊，谁能保证自己能活到下一秒呢？生离死别，落叶归根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人终有一死，或长或短。那为何不让自己活得快乐，活得洒脱呢？

在閱读中，读者会把主人公的时间点作比较，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小说开篇以“我”这个游手好闲为切入点，营造一种瓜田李下，家常理短，恬静闲适的乡村生活，转而由一位老人富有岁月沧桑的歌声“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3]引出故事的主人公徐福贵。徐福贵以地主家少爷的身份映入读者眼帘，徐福贵对私塾先生的出言不逊，穿得光鲜靓丽出入风花雪月之地，以及无所顾忌的赌博，都展现了一个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形象。此时，一种比较已经悄然而生，开篇年迈经历岁月沧桑的老人和年少时的放荡不羁形成对比，暗示了主人公生活必然有波折。其次，徐福贵年轻时曾骑着一位胖胖的青楼女子在老丈人面前“致礼”，“请安”和在人民公社时无饭可吃情况下，老丈人接济福贵家形成鲜明对比，一种温情油然而生。徐福贵的奢靡生活在书中的11%戛然而止（因为赌博输光家产）。曾经目中无人的徐福贵和挑着铜钱徒步走十多里还债的转变，这是读者感受到以及是主人公苦难的开始。当福贵在大街上被国民党抓去拉大炮，与家人不辞而别，每天过着与子弹擦肩而过的生活，之前的家境没落则不值一提，给苦难的一生又增添了浓厚的一笔。当徐福贵满怀回家希望奔向南方，与妻儿相聚，本应是温馨美满的场景，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真实，母亲的去世，女儿凤霞不会说话。使读者脑海中提前构思温馨的画面增添了几分苦汁。此时，由于徐福贵之前与龙二赌博，把家产全部输给了龙二，而在土地改革时，龙二作为地主恶霸被枪毙。由龙二的结果和之前的徐福贵因为赌博导致家境败落的苦难日子相比，这一反转比较，使苦难的日子转变为一丝走运。这段日子，虽然日子苦了点，但是还算安稳，直到家珍生病，预示着不幸即将发生。有庆在运动会上的出色表现与后来因为给县长老婆鲜血，小小的身体冰冷的躺在砖头搭的床上，这一前一后、一动一静的相比，令人难过的窒息。日子还是照常过，凤霞嫁给了脑袋总是靠在肩膀上的万二喜，生活过的算是幸福美满，但是当凤霞怀孕生子时，却难产而死，有庆因为别人生孩子而死，凤霞因为自己生孩子而死，之前铺垫的算是幸福的生活，与凤霞的死，在大雪的映衬下更加的鲜明。凤霞死后没多久，家珍也去世了，随后二喜在干搬运活的时候被水泥板夹死了，留下徐福贵和苦根相依为命，但是在苦根七岁的时候发烧生病，吃豆子被撑死，结局简直就是在伤口上撒了十斤的盐。

整篇小说，可谓是悲喜交加，正是这种一悲一喜的比较，才更能突出悲，更能突出喜。整体而言，小说开篇是徐福贵作为地主少爷的奢靡生活，到后来的家庭败落相比，使人感受到生活是苦难的，下一秒不幸就会到来。当家庭败落与福贵抓去当壮丁相比，之前的不幸相比在枪火中苟延生存不值一提。当与妻儿重聚到妻儿的离世相比，发现生活的幸福总是转瞬即逝，不幸总是接踵而来。当女儿、女婿的离世和苦根的撑死作比较，会觉得所有与自身有血脉关系的家人都一一离去，自己为何要苟延残喘，混混度日呢？如果我们这样以福贵生命的点与点相比，不免感受到福贵的生活太苦难，苦难的太真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自己也会把现在和过去也就是不同时间点的比较。除了不同时间点的人与物相比，人们还会倾向于怎么比较呢？

二.从社会比较理论看命运

世界是由独立的个体一个一个组成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独立互相不联系的，在生活中，人们会不由自主的以他人作为目标，进行比较，提升自我评价，满足自我需求。心理学中有一理论——社会比较理论，讲述的就是人们如何与他们进行比较的。Festinger（1954）[1]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进行自我评价，这种需求与动机驱使着自身与他人进行比较，以他人为比较的尺度，进行自我评价。社会比较被Festinger定义为个体将自身的能力与观点与他人进行对比，从而获得自我评价的过程。研究发现，社会比较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健康状况、学业等各个方面。社会比较可以为个体提高自信心，并且成为合理自我完善的基础。可是，当比较建立了不实际的标准，这会适得其反。尽管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大多数个体都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满足自身评价和认知需求的内驱力，但个体之间的社会比较行为还是存在着差异，社会比较理论用社会比较倾向来描述个体进行社会比较行为的程度。

社会比较主要包括上行比较、下行比较和平行比较。Blanton指出不同的比较类型都可以产生两种不一样的结果，即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所谓对比效应是指个体在进行比较时，当个体预期的结果相比于比较对象产生不一致时，即好于或差于比较对象时的效应。同化效应是指个体预期和比较对象产生一致结果。Wheeler和Collirs等人提出上行比较是与比自己等级高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2]，也就是个体会选择比自己较好的对象进行比较。Festinger表明上行比较是个体向上的内驱力在起作用，追求自我进步促使个体选择向上的比较方式。比如，在一个群体中，会不自觉地以优秀的成员进行比较，并预期自己是否会达到相同的结果。上行比较中，如果预期一致，则会产生同化效应，如果不一致，一般是达不到这种效果而产生对比效应。那么下行比较就是个体倾向于和处境更差的对象进行比较，以提高自尊增强个体的价值感，当产生同化效应时，个体会进行消极的自我评价，如果产生对比效应，可以增强个体的积极评价。例如，当自己比较倒霉的心情较差的时候，个体会倾向于和比自己境遇还要糟糕的人作比较，进而提高自己的心情和对自己的评价。平行比较时与自己境况相仿的人进行比较。当自身缺乏客观的信息时，会将与自己相似的他人进行比较，平行比较是一种最有效快捷的途径，先对参照对象的比较的结果进行分析，再对自己进行评价。比如，在考试比较紧张时，会与同期考试的同学作比较，一次来缓和紧张的心情。当预期自己在行动后得到的相同结果，就会产生同化效应，能提高自我评价水平，相反，如果预期得到较差的结果，则会使个体产生自卑失落感，降低对自己的评价。

为什么人们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阅读作品时，会不由自主的进行比较呢？经典比较理论表明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时认识自我方式，其中自我评价是一种认识自我的常用方式，并且个体通常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认识自己[1]。个体倾向于选择处境、能力和想法相似的个体进行比较并进行自我评价。因为如果盲目的不加标准的选择比较对象，会使自己的评价不清晰、盲目和不准确。其次如果选择和自身差异较大的对象，则没有什么参照价值。

但是，人们进行比较除了是进行自我评价，还可以提高自尊，生活满意度，激发自己的某种情绪。根据社会比较理论的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可知，如果自身预期达不到和参照对象的结果，会使自己进行消极自我评价。并且当个体处于劣势情景下，人们会选择下行比较，选择比自己情况差的其他人群进行比较。有研究者表明当个体选择比自己差的个体比较主要是在以下情况，首先个体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主观幸福感较低或者在应激状况下，无法解决但是自身又在努力的调解想要提高自尊，提升自己的幸福感缓解受伤的心情[4]。个体进行下行比较主要分为这两种形式，首先在一种紧张、焦虑烦躁的情况下，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但又想要改善这种状况;其次是与比自己差的个体比较，是因为个体想要提升自尊心。一种是积极主动的，通过选择不如自己或者贬低他人太提升自尊，另一种是被动的，因为都处在相同的情境下，通过与他们的比较来缓解焦虑。已有研究表明，下行比较可以获得心理安慰，提高主观幸福感，缓解负面消极的情绪。并且研究者表面，不同的个体会采取不同的社会比较方式，一般高自尊的个体会倾向于选择下行比较，通过积极主动或者被动的方式来提高自尊心，但是低自尊的个体可能很少选择下行比较的方式提升自尊心，缓解焦虑。但是下行比较不管是对于高自尊的个体还是低自尊的个体来说，只要选择下行比较，都能提升自尊心，缓解负性情绪，提高幸福感。

社会比较理论的认知视角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入手，解释个体在选择与他人比较的时候，是如何提取知识、信息以及如何加工并进行自己评价判断的，即选择、比较，评价是如何发生的。研究者指出，社会比较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即选择阶段（选择比较的对象和内容）、比较阶段（对于参照对象和自身的相似和差异进行比较）、评价阶段（通过与参照对象的比较，而对自己进行评价）[5]。因为第三阶段评价阶段是根据第二阶段的比较阶段的相似和差异的方式所决定的，所以研究者表明比较阶段在社会比较信息加工中的三个阶段中最为关键。个体在比较阶段，是如何选择相似和差异的方式的呢？信息选择性通达模型认为认知资源是有限性，一般只能选择相似性和差异性中的一种，自己与参照对象间的总体相似性决定了选择哪种进行比较。首先个体会对自我和比较信息进行整体快速地评估，个体判断相似与否的依据一般是双方很小的部分，这个过程决定了是选择相似性还是差异性进行接下来的详细检验。如果在最初的这个过程检验出参照对象与自己存在相同点，个体会选择相似性，接下来选择提取相关信息以此来证明参照对象与自己是相似的;如果在最初的这个过程检验出参照对象与自己存在不同点，个体则选择差异性检验，接下来选择提取相关信息是用来证明参照对象与自己是不相似的。总体而言，人们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而情况下选择不同的比较方式，目的是为了满足自我评价，提高自尊，缓解负性情绪，提升主观幸福感，获得某种情绪。文学作品也抓住了比较所产生的微妙情绪进行构思，以此促使读者产生不同的情绪感受。

以阅读《活着》为例，不同的读者阅读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阅读之后，很受启发，主人公历经磨难，说不上安享晚年，但可以说是，命如其名，福大命大。但是其他人可能觉得，此书太过苦难，不忍触碰。根据《活着》的内容和构造，人物的结局，以及社会比较理论的不同类型和效应我们进行以下分析。小说中的人物，不管是妻子家珍，女儿凤霞，儿子有庆，女婿二喜，以他们作为比较对象（既可以说是下行比较也可以说是平行比较，下行比较是因为根据每个人的结局作为参照点，家珍一生勤勤恳恳，却亲眼目睹了子女的不幸离世，凤霞难产而死，有庆因为给县长夫人献血血被抽干而死，女婿搬运时被水泥板夹死等他们每个人的结局都很悲惨。平行比较是因为他们每个人不管结局如何都是处于同一种情境下），他们和福贵相比，每个人的不幸离世与福贵活到最后并且以老牛为伴（“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向池塘旁的老牛喊了一声，那牛就走过来，走到老人旁边低下了头……，你年纪大了，能耕这么些田也是尽心尽力了[3]”）对生活的乐观和豁达形成强烈的向上对比效应。这个时候，读者会体会到福贵这一生虽然过的苦难但是苦难中也有温情，并且福贵活到了故事结尾。

其次，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还有老全和春生。在枪声作伴，子弹如雨，像畜生一样的抢夺食物的生活，在同样的境遇下，春生和老全和徐福贵相比，二者是平行比较的对象，老全不幸被子弹射中脊背，倒在血泊中，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死在何处，而福贵当作俘虏被解放军解救，这一鲜明的比较产生了向上的对比效应，徐福贵的苦难生活也有幸运的转机。其次，春生后来做了县长，而且戏剧的是，徐福贵的儿子因为给春生的老婆输血而不幸去世相比，则产生了鲜明的向下的对比效应，徐福贵虽然在战场中存活下来，但是，却因为自己的“战友”的老婆，自己的儿子为其丧命。随着故事情节的往前推移，来到文革时期，徐福贵的地主身份早已剥落干净，没有被红卫兵拉到城里开会，但是春生却戴着纸帽子，胸前挂着牌牌被押着游街，并被人拳打脚踢，两人的此情此景，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效应。

那么换个角度，把读者自身和徐福贵作比较，不管是从生活的时代，还是生活条件以及经历，我们和徐福贵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对于我们来说，徐福贵是我们的下行比较对象，根据比较结果来看，徐福贵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也激励着个体，要为活着这件事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们也会受到他对生活的态度所激励，抱着对生活豁达的态度对待当下的生活。

总之，生活中处处有比较，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对生活的乐观和悲观就像是硬币的两面，只是我们看待的角度不一样。了解社会比较理论，不管是上行、下行还是平行比较，要了解并掌握运用不同的比较，不管是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还是对待不同的文学作品，达到激励自我的效应。文学作品也可以以此着力点，通过不同的比较可以使所要表达的情感和内容更加的丰满。

参考文献

[1]Gibbons， F. X. Bergan， M. R， Blanton， H. et al.， Comparison Level Preferences After Performance： ls Downward Comparison Theory Still Usefu？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 （4）： 865-880.

[2]邢淑芬，俞國良.（2005）.社会比较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心理科学进展（01），78-84.

[3]余华.活着[M].作家出版社，2012.

[4]Wills， T. A. （1981）. 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 in social psychology.Psychological Bulletin，90（2），245-271.

[5]Mussweiler，T.， Rüter，K.， & Epstude， K. （2004）.The man who wasn’t there.Subliminal social standards influence self-evaluation. Journal of Exp. Soc. Psychol， 40， 689-696.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心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