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晨

如今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和实务性操作已经趋近成型，但社工服务和政府导向的社会治理依然面临着资金困难的问题。为此，基于国企的社会责任，将其纳入到整个社会治理的体系中不乏是创新举措。对国企而言，它们不乏资金，却又需要有社会责任，政府可以引导这笔资金购买更多的社工服务，以此达到对民生工程和社会福利的完善化。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民政部在2012年曾通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以满足人民群众服务需求、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为根本出发点，以建立健全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为着力点，以培养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扶持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基础，深入推进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为进一步完善现代社会服务体系、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因此，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对于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现代社会服务体系和强化社会治理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而今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已趋近成型，比如《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水平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办规〔2020〕1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意见》（桐民〔2020〕196号）》类如此种还有很多。事实上，我们可从这些文件中发现，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多半集中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建设、戒毒、失独等领域。

除了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之外，近些年来，政府的职能也在转换，从过去的全控主义到如今的多元共治，从过去的主导者变为如今的服务者。这正如张书豪所说的那样：“过往的政府以一种一把全抓的方式掌握了社会福利政策的倡导、制定、输送及修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乃至于都市化、工业化的文明冲击，政府开始意识到自身不该既当导演、编剧、又当演员，并发现原来有更适合出演这些角色的相关主体，于是开始招贤纳士。”所以，伴随着政府思路和职能，乃至角色的转变，其激活了民间力量，又节约治理成本。同时也实现了“术业有专攻”，增加了社会对政府的满意度。

但并不是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就没有问题。比如“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中存在法治赤字现象严重、购买缺乏界定、承担公共服务社会组织资质规范空白、合同监管制度不健全、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与立法冲突”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备，政府与NGO在购买与承担服务项目过程中尚处在相互适应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所以，如何引入更多资金以支持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并对弱势群体进行帮助就成为了难题。在本文看来，将国企纳入购买与治理的维度中或许是一个出路。下面我们将依次阐述国企的社会责任及其购买社工服务的路径。

二、国企的社会责任阐释

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理念最早于1899年由西方学者提出，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有了进一步的界定：“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且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于“企业-社会”的层面而言，企业具有一定的回馈社会的责任。“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于社会，企业的发展是国家政策和社会认可的结果，回馈社会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家应该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一手抓转型发展，一手抓回报社会。”所以，他们可采取捐赠、帮扶等方式来完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责任实践。对国企的社会责任而言，他们有三个责任：“经济责任，国有企业是经济组织，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必须承担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或国家控股，关乎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必须承担政治责任。”同时，国企的社会责任主要指向于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国企需要带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解决国有企业内部工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做企业民主管理的模范”问题，何谓企业带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呢？对于国企而言，如何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毕竟，在本文看来，弱势群体是被制造出来的，且他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不公，尤其是在资源配置上。所以国企需在该方面加强努力以确保其责任的精准实践。同时，国企还需要合理地、尽可能地利用资源（包括资金）来回报社会，通过对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来帮助社会发展，反过来国企又可以通过此种社会回馈以树立企业形象。

第二，于“政府-社会-企业”的层面而言，“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从社会角度来看，要重视发挥社会对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作用;从企业角度来看，要发挥企业在落实社会责任中的主体作用。且当今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已经不仅仅利润赚取，纳税和解决就业的功能，人们希望他们能有效地承担起关注环境、扶助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员工权益和消费者利益等一系列的社会责任。”这就意味着国企帮助弱势群体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有着自身无法推卸的角色责任。比如，他们可以拿一部分资金来帮助社区实现信息化建设，或捐助一部分资金来购买社工服务，协助政府加强社区治理。

三、国企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路径

国企购买社工服务的路径可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可以参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方法;第二，国有企业出资，和政府合作购买社工服务，或者直接让政府代购，从而实现“政府-社会-企业”框架内的社工服务实践。

就第一种购买方式而言，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流程大致上如下：政府要选定一个服务项目，而后向社会公布，进而进行资质的认定和招标，待中标后，政府对相关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进行过程监督，而后进行评估与结算。同时，国企也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按照上述流程购买社工服务，这其中当然也可购买一些与企业内部员工福利相关的社工服务（尤其是对“弱势职工”）。更为具体说，当国企为社会或企业内部的弱势群体购买社工服务时可以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为自己的员工购买社工服务时，国企购买的是社工服务机构的产品，而不是人力，这种产品的服务是专业性，所以国企首先要了解社工服务的内涵、宗旨、方法是什么，才能更好地购买不同类型的社工服务;第二，国企可以将购买服务的事项进行外包，以此来实现“钱”和“服务”更为专业化地对接，从而让专业化的机构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为优质的社工服务，且这里面需要一定监督。就第二种购买模式而言，国企因为有一定的政治底蕴，和政府本身并不存在身份上不融的问题，所以国企可委托政府来购买社工服务，流程和逻辑也可以按照一般购买的流程进行，政府可以对其进行适当补贴。值得强调的是，对政府而言可采取“包产到户”“精准扶贫”的方式对国企行要求，比如：不同的国企对不同的社区（多个）或不同社区的弱势群体进行帮助，以购买社工服务的形式或提供资金帮助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以防止国企不履行社会责任。

四、结论

正如学界所说，要让国企的经济属性不断地拓展到社会属性当中去，且在国家经济支持层面不容褪色。如此，这就需要国企转型，既要发展经济，贡献税收，支持国家建设，又要在社会责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所以，国企购买社工服务是“双赢”结局。对政府而言，政府在其中的角色是引导者和监督者，政府可以出台一定的措施和标准，尤其是在政策方面来支持国企和社工服务的融合，鼓励和补贴国企来购买社工服务，同时制定相应的社工服务的标准，从而达到规范化和透明化。对社工而言，“要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配备社工专门人才，完善社工岗位设置，多渠道吸纳社工人才，提高专业化的社工服务水平”。这就意味着，社工要加强自己的建设，从而能够在“政府引导和监管+国企购买社工服务”的框架下，提供更为专业的产品。且这样的产品必须是在消费者、成本、便利和沟通的四重维度上进行综合性考量，否则就无法在服务效果的层面上进行自我提高。总之，当钱、政策和专业化服务相遇在一起的時候，社区治理会有一个别样的局面。同时，其对弱势群体进行了更好服务，从而降低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社会工作深度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1KY0238）]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