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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与元稹(专栏·诗与诗人)

2022-04-27彭玉平

作品 2022年4期
关键词:元稹白居易诗歌

彭玉平

1

如果你翻开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和元稹的诗集,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别的诗人之间关系再好,互赠的诗歌数量一般也就个位数,多一点的两位数,白居易与元稹互赠的诗歌却到了三位数,几乎都占了各自诗集的半壁江山。

白居易《祭微之文》说他们生前交往了三十年,“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两人合起来唱和的诗歌近四位数了。所以如果在白居易的诗集中找他写给元稹的诗歌,光诗歌的目录应该就可以写个两三页。所以这个“找”字确实应该打引号,因为你翻开白居易的诗集,稍微翻翻就能看到,其实是用不着找的。元稹集中酬赠白居易的数量也是一串一串。一个寄赠,一个酬唱,来来回回,白居易说“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答微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三十年相交的岁月,其实也是一直用诗歌陪伴的旅程。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曾这样形容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

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

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

(《与元九书》)

意思就是白居易把诗歌当作是两人情感最重要的纽带:顺心的时候用诗歌劝诫对方不要骄傲,遇到困难的时候用诗歌互相鼓气,形单影只的时候用诗歌去慰问寂寞,彼此欢聚的时候用诗歌去表现快乐。换句话说,无论人生有怎样的起伏变化,对方与诗歌都永远是最忠诚的陪伴。

2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但他其实出生于河南新郑。我们平常说惯了“李杜”,也就是李白与杜甫,但如果要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另一个人就要说到白居易了。最近几年,每到冬天,网上就有人调侃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浅白如话的诗句,就出自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元稹的名气比白居易要小一点,但在中唐这个特殊时期,其实是与白居易齐名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五首》之四),这传播众口的诗句就出自元稹之手。

这两人可是当时的两个大名人,其中随便一个人就能吹皱一池春水,何况两个人同时驰骋在当时的诗坛上!他们一联手,掀起的诗坛波浪该有多大,大家完全可以充分展开想象。他们早年在秘书省共事,就开互相唱和之风,在长安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关注。元和、长庆年间,他们基本上都在异地任职,于是那种一写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诗歌,很快便在南北流行传诵开来,年轻人更是纷纷来模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总共有15年,元稹与白居易也因此在诗坛上被并称为“元白”。这种并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元稹与白居易在当时是作为一个“诗歌共同体”而被大家接受和赞誉的。除了诗歌唱和,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共同倡导者,元稹与白居易的诗歌观念也非常相似,譬如:诗歌应该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评,应该多方位地反映社会生活,应该有昂扬的人文精神,应该关注时代,关注身边的一事一物。“文章合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这都是他们共同的文学主张。

3

那么我要问了,中唐这个时期有那么多的诗人,为什么元、白两人能成为世所公认的“诗歌共同体”呢?我认为诗歌不仅是他们抒发情感的载体,其实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换句话来说,他们首先是“生活共同体”,然后才能形成这种“诗歌共同体”。

说他们是“生活共同体”是不是符合事实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故事。

元和四年(809)三月上旬,31岁的元稹被派去梓州(今四川三台)审理案件。大概元稹走后不到半个月,白居易与弟弟及其朋友一起到长安城南的曲江、慈恩寺等去游玩。他们畅快地玩了一天,晚上回到朋友家喝酒吟诗,大家都很兴奋。就在大家兴致很高的时候,白居易突然心事上来,走到一个角落,一个人坐了下来,一边叹息一边放下酒杯说:“元稹走了快半个月了,应该到梁州了吧?”梁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这是元稹去梓州的必经之路。说完提起笔就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题壁诗”。诗是这样写的: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这诗写什么呢?前两句写他们曾经有过的惬意的生活。以前他们苦闷彷徨的时候,一起在春天出游,然后喝得大醉。大醉以后还不罢休,还要拼酒,但没有计杯数的酒筹怎么办呢?就随手折下花枝来计算。一场出游,一顿美酒,把平时积聚的烦闷也就喝得烟消云散了。这是多么让人眷恋的日子啊。现在虽然也是春天,也在出游,也在喝酒,但元稹不在,感觉便大不相同了,在我白居易的心里,谁也不能替代你元稹的地位。这两句其实不是简单地回忆一段往事,而是回忆一种以往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

元稹为什么没有同游同醉呢?后面两句写道:我突然想起好朋友元稹因为公务出差了。因为思念心切,所以接下来白居易马上计算了一下出差的时间和里程,从长安出发,想来今天应该到达梁州了。你看,从这两句来看,元稹出差的每一天,都在白居易的念想之中。

白居易的这一心算准不准呢?我先把结果告诉大家:白居易算得非常准确。看来白居易的算术应该是不错的。我这样说,是有证据的。大概在题完这诗后十多天,有个从梁州来的使者带来了元稹的一封信,信后附了一首诗歌,题目叫《梁州梦》,题目下面,元稹还写了一段小序,也就是说明性的文字。这小序说什么呢?元稹说他到了梁州,当晚做了个梦。梦到的居然是自己与白居易等人在曲江游玩,游完曲江又去了慈恩寺,在里面大大小小的院子里游完。正在游玩兴头上的时候,驿站备的驿车到了门口,说天亮了,要启程了,梦也因此被惊醒了。醒来后,元稹非常惆怅,写了一首《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这首诗前两句写梦中的情景,说我梦到与你——也就是白居易一起在曲江游玩,然后又去了慈恩寺,把寺里大大小小的院子都转了个遍。你看这梦里的情景与白居易当天在长安的情景是一模一样的,真是神奇。要知道,白居易不可能把当日的游玩线路告诉元稹的,元稹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在微信的朋友圈看到对方的行踪,他完全靠梦境的奇妙,把梦境与现实直接连在了一起,而且在时间上完全契合。

后两句就写梦醒了。这梦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亭吏”吵醒的,亭吏就是指驿站的小吏。元稹正在梦里畅游的时候,被外面负责安排马车的小吏的声音吵醒了。醒了以后,元稹才从梦中恢复过来,原来我已不在长安,已经到了梁州了。

白居易算到元稹应该正好到梁州,元稹也恰恰到了梁州。刚才夸了白居易的算术好,现在要夸元稹会做梦。但这背后,是他们对对方的牵挂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在生活中,他们其实也是难以分开的,即使空间有了距离,心里仍是时刻在一起的。所以才能一个游玩时思念对方在哪里,一个在梦里也能梦见与对方同游,而且梦境与现实丝毫不差,完全契合。

这样的“巧合”不仅让元稹与白居易两人很惊讶,连当时一起与白居易游玩的白居易弟弟白行简也震惊,觉得太神奇了。白行简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叫《三梦记》,他说神奇的梦大概有三类:一种是这个人梦中的事情在那个人身上发生了;一种是这个人做的事被那个人梦到了;还有一种就是两个人的梦居然互相有关系。元稹梦白居易这个情况属于第二种,所以在《三梦记》中,第二梦就是写的这个事情。

不习惯生活中的分离,才会有这样深情的诗歌。

白居易深深地知道,他与元稹两人的友情不是为了一起互相提携去为个人名利去做官,而是因为他们“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赠元稹》),两个人所思所想完全是一致的,才会醒着、梦着的时候,都是以一种“生活共同体”的方式生存着。

这样的交情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4

我们接着要问了,白居易与元稹之间这么投缘,除了与他们性格、心性完全一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这么一问,还真问出了一个大问题了。这与中唐政治的复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简单来说,元稹与白居易两人是政治上的患难之交。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是“政治共同体”,元稹和白居易之所以在结为朋友后一生相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立场非常一致。早年他们在准备制科考试时,关起门来,连续几个月,考察历史,并且“揣摩当代之事”(白居易《策林序》),撰写了很多策文,就集中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政治主张,他们在重视农业、要求停止战争,推崇务实的政治作风方面,意见是非常一致的。

是不是患难之交,要看关键时期。我觉得元稹和白居易完全经受了关键时期的考验。 “敷水驿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元和五年(810)三月发生的“敷水驿事件”,就典型地体现了白居易与元稹的同患难之情。

白居易考中制科以后去当周至县尉去了,一直到元和三年(808)才回到京城担任左拾遗。但白居易进京,元稹却已经在河南尉上任职多年了。好在元和四年(809),元稹也有机会回京了,担任什么职务呢?监察御史。但监察御史这个职位要经常出差在外,你看这元稹二月到职,三月至六月在外查办事件,六月一回来,就又被派去洛阳,等到次年三月再次召回京城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敷水驿事件”。

這事情说起来,很不斯文。元稹在从洛阳回朝途中,经过华阴县的敷水驿。这个驿站建筑比较简单,只有一个正厅,没有其他厢房。那元稹当然就只能在正厅里休息了。但元稹睡下不久,就被惊醒了。来的人是谁呢?宦官刘士元等一帮人。宦官这个群体在唐代享受特权惯了,他们来到敷水驿,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正厅应该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了。结果看到元稹不仅没让出正厅,连站着迎接的意思也没有,一怒之下刘士元就带着几个太监要打元稹。元稹看对方人多势众,也没有办法,只好赶紧跑,可怜鞋子没来得及穿上,穿着袜子就跑到正厅后面去了。而这个刘士元居然紧追不放,一直追到厅房后面,挥起马鞭把元稹的脸打伤了,后来更让左右的人拿弓箭过来,威吓元稹。

这件事谁是谁非,原来是比较清楚的。论资格,元稹是监察御史,住正厅符合条件,宦官当然也有资格住正厅。既然都有资格,剩下的当然是谁先谁后的问题。元稹先到,这个事实很清楚。但这世界上就是有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叫“恶人先告状”。这刘士元等人仗着宦官势力大,把状告到了唐宪宗那里,而这个唐宪宗也不知怎么就糊涂起来,认为居然是元稹的过错,说他年纪小但架子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把他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后来就发酵到朝廷中去了。是非既然清楚,也总有会支持正义的人,当时朝中不少人都为元稹感到不平,白居易当然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第一个为元稹喊冤。他连着三次上书皇帝,认为这样不分曲直处分元稹是“三不可”:第一是元稹为官正直,为朝廷兢兢业业,这才是他得罪宦官的原因所在,如果这样偏袒宦官,肯定要挫伤大家效力朝廷的积极性。第二是此事是非曲直非常清楚,刘士元对元稹施暴,错误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颠倒是非,朝官寒心,宦官嚣张。第三是元稹因查出地方腐败而得罪许多地方官员,这是背景所在,他其实被公报私仇了。白居易在最后说,我也不是说元稹一点错误没有,但处罚明显过重,或者在京城换个闲职也可以,为何处罚那么重呢?(白居易《论元稹第三状》)

按照白居易多年为官的经历,他当然知道这样不顾一切地为元稹出头,会承受怎样的后果。但他已经没空去考虑自己了,这种友情真当得起“患难之交”四个字的。你说元稹出个差,白居易都要心里估算着行程,何况元稹遭受这样的不白之冤,他当然要奋起为友人辩护。从这个事情来看,一方面唐代的政治状况确实有些黑暗,另一方面更强化了他们之间坚如金石的深厚友情。白居易的上书虽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行动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

5

政治上的患难之交是公开的,但私下里,元稹和白居易还是可以透露最隐秘感情的朋友,可以用无所不谈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失败或者错过的爱情还愿意对对方说的话,关系到了这一步,已经好到像一个人了。好像也可以用“隐情共同体”来形容他们。

证据当然是有的。我们从《西厢记》说起。

中国人不知道《西厢记》的大概不多,因为这是写爱情的名著,里面的张生、崔莺莺、红娘的形象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但这部元杂剧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最早的源头在哪里呢?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最早的源头正是元稹当年写的一篇小说,一开始叫《传奇》,后来因为里面的主人公是崔莺莺,后人就把小说的名字直接改成《莺莺传》。元稹写这篇小说的时间应该在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元稹与白居易一起,都在秘书省任校书郎。

《莺莺传》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偕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恰遇兵乱,崔氏富有,担心被劫,一时惊慌失措,没了主张,幸好张生与蒲州将领杜确有交谊,在杜确的帮助下,击退了敌人,崔氏因此而幸免于难。为报答张生救命之恩,崔氏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一见之下,惊为天人,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两次去长安应试,都没考上,思前想后,遂抛弃了莺莺,后男婚女嫁。在小说的最后,还表扬张生不迷惑女色,他的选择是对的。

这个故事虽然是小说,现在基本上认为这篇《莺莺传》应该就是元稹写的自己早年的爱情故事。但小说是公开的,元稹还可以躲在小说的背后。

在写完这篇小说六年之后,也就是元和五年(810),在江陵士曹参军任上,元稹又写了七十韵的《梦游春》诗歌,追忆自己少年时经历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这时候的元稹已有婚姻,他当然不想让别人知道,以免影响到现在的家庭,但他还是觉得有一个人要知道,因为他们一直是无所不谈的好朋友。这个人是谁呢?白居易。

问题是元稹从江陵把这诗寄给白居易的时候,还写了一段文字,大意是说:我这诗歌里的故事,不能让不了解我的人知道,也不能让了解我的人不知道。你白居易可是深刻地了解我的人,我怎么敢不让你知道呢?你看这元稹,语言虽然有点俏皮,但面对白居易的这种坦诚却是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的。白居易接到元稹的诗歌,当然也就知道七七八八了,马上回了一首更长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回寄给元稹。

其实元稹还有《莺莺诗》《春晓》《赠双文》,应该都是为崔莺莺而写的追忆诗歌,大体都是回忆“二十年前晓寺情”(《春晓》),“频动横波娇不语,等闲教见小儿郎”(《莺莺诗》),看来莺莺确实是主动的一方。而且莺莺与元稹初见时的装束也极具诱惑性,“晓月行看堕,春酥见欲销”(《赠双文》),头发歪斜,低胸打扮,难怪青春的元稹见了难以自持,失了东西。

一般来说,一段没有成功的爱情,可能更多的是深藏在心中,即使写点诗词追忆一下,也应该类似于自言自语或心灵独白的文字。但可以分享隐私的朋友,一定是非同一般的朋友。白居易与元稹就是这种非同一般的朋友。

6

上面从生活、政治、隐情三个方面来解说了元稹与白居易之间肝胆相照的关系。但我最想说的,其实还不是这三层关系,因为朋友之间能够做到这种境界的,我们还是可以举出不少。

那元稹与白居易真正让我们感动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白居易与元稹其实首先是“生命共同体”。我这话是不是说得太重呢?重不重我等会下结论。

开成五年(840)秋天的一个早晨,白居易起来后一声不吭,坐在门前发呆。家人不知何故,也不敢上来打扰,只是站在远处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原本呆坐一边的白居易居然痛哭起来,而且越哭越厉害,哭得泣不成声。家人赶紧送上毛巾。白居易刚刚擦干眼泪,马上又泪流满面。家人在旁边手足无措地呆了很久,白居易才慢慢地停下了哭声。

家人问:“您到底是因为什么,一早起来就痛哭?”

白居易看着眼前的萧萧落叶,缓缓地说:“我昨晚梦到元稹了。我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梦中我又回到了我最快乐的时光。”

家人一下子就明白白居易为何如此伤感了,因为“微之”这两个字在元稹死后,一直就是白居易口头经常提起的词。家人也只能安慰地说:“微之先生已去世八九年,您过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白居易点了点头,算是回复了。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含着眼泪挥笔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

(《梦微之》)

不知道大家看完了这首诗歌,心里有怎样的感觉。白居易是含着泪写,我也是含着泪看,因为这里面一字一句渗透的感情太悲凉,太沉重了。

这首诗题目叫《梦微之》,真正写梦的只有第一句“夜来携手梦同游”。在元稹与白居易曾经共同相处的时光,他们这种携手同游是经常性的,在长安是这样,在洛阳是这样,在杭州也是这样。他们一起登高临远,欣赏自然山水;一起杯盏言欢,忘情在诗词唱和之中。但八年前元稹的突然去世,把这一切美好的过往也带走了。剩下孤独的白居易一个人,只能在回忆中暗淡地生活着。也许是思念太甚,以至于梦中居然又重新回到了当年的快乐时间。可以想象,梦中的白居易该有多高兴。

但梦毕竟是梦,梦醒了以后,白居易才意识到,以往的一切都已经随风而逝了。他能拥有的除了记忆,便是冷清的季节和寂寞的自己。所以越想越伤心,眼泪便再也止不住了。“晨起盈巾泪莫收”一句写得真是让人一掬同情之泪,眼泪浸透了手巾,可眼中的泪水还是根本止不住。

接下来四句,都是一句写自己,一句写元稹。白居易说我也快七十了,身体也是一病再病,恐怕能支撑的日子也不多了。但我最亲爱的朋友坟头的草也已经枯黄了八年了。坟中的元稹已经差不多化为泥土了,我虽然还苟且偷生在人间,但也是满头白发飘飘,衰老不堪了。

这四句,白居易客观地把自己与元稹一生一死对应着写,我们已经感怀到白居易生的悲哀了,好像很沉静,其实沉静下面是奔流不息的绵绵悲情。

最后两句,白居易的情感彻底爆发了,他不再客观,也不再冷静地对比了,他好像觉得元稹就在他的面前,所以情不自禁地要把元稹去世后的情况告诉他。

他说:“微之啊,你深深宠爱的女儿阿伟和女婿韩郎都已经先后追随你而去了,你在那昏暗的九泉下面有没有看到他们呢?如果看到,你应该会少一点孤单了吧?”

你看白居易完全把元稹当作在另一个世界依然活着,所以他忍不住要跟他对话,要倾诉。

现存白居易在元稹生前写给元稹的信,经常“微之微之”连着写,有时没隔开几行,就是一组“微之微之”。“微之”是元稹的字,这种连着写,像不像一声一声的呼唤?

当年元稹在梁州梦见与白居易在曲江在慈恩寺畅游,而今白居易也梦见与元稹携手同游。但元稹当年的梦是可能实现的,而白居易现在的梦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但无论可能还是不可能,白居易与元稹的感情都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了。

元稹是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在武昌得了急病,不到一天去世了,享年53岁。元稹得了什么病这么凶险呢?史书上没说清楚,白居易也只是猜测应该与他服食一些民间流行的丹药有关。“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白居易《思旧》)。元稹年轻时候饮酒无度,把身体喝虚弱了,后来被贬到江陵的时候,又长期生病,所以开始服用丹药。这可能直接导致他身体最后的崩溃。

当年十月,元稹的灵柩归葬咸阳,中途经过洛阳,白居易写了一篇非常深情的《祭微之文》,里面怎么说呢?白居易说,今天我们以这种方式相别,但我们还会见面的。因为虽然你已经去了天国,但我会跟着来的,你就好像身体,我就好像你的影子,哪里有身体走了,影子还在的呢?你就好像是皮,我就好像是毛,没有了皮,毛哪里还能生存呢?其实这是把两个人的生命视为一个生命整体

我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周华健唱的那首《朋友》,里面有这么几句:“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我以前听这首歌,感受并不强烈,但今天写到这里,我才恍然感到:这好像是专门为白居易与元稹两人而写的歌。

元稹活着的时候,白居易说:“当时丛畔唯思我,今日栏前只忆君。”(《山石榴寄元九》)而今元稹去世了,他们的友情依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虽然各人都有各人的朋友,但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朋友关系永远是独特而无法替代的。

有些情感是融化在生命中的,我觉得白居易与元稹就是这样把彼此生命融入对方的一个共同体。

责编: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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