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非

1

她耽误了整整一上午。也许是心存侥幸，也许是胆小怕事，发现我母亲不在家，刘阿姨并没有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而是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出门，沿着考棚街独自寻找。她甚至没有停下脚步，问一问临街店铺的伙计，也没理会老樟树下喝茶聊天的街坊，紧张得像是丢了魂。之后又去了周边的街巷，还跑到资江大堤上寻了一圈，连江边废弃的渔船也不放过，但一无所获。她以为我母亲只是出门到哪里逛逛去了，到了吃饭时间就会自己回来，于是她调转肥胖的身体回家，一边准备午饭，一边等我母亲，直到发现事情不妙。

母亲是个药缸子，经常性头痛，神经衰弱，还有心脏病、高血压和胃溃疡，平时都是父亲照顾她。三年前父亲去世，我不放心，让她住到我家去，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母亲不愿意，她恐高，住不了电梯房。去年母亲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年痴呆，这种病不可逆转，会越来越严重。我更不放心了，再次去接她，但她仍不肯离开，说死也要死在老屋里。

我老婆让我随老人意愿，她想住考棚街就住考棚街吧，我们给她请个保姆。我们表面上顺遂了母亲，心里其实有着自己的考量：儿子刚升入重点高中，这三年很关键。我们要上班，母亲住过来，没人看顾，同样需要请保姆。家里一下子多出两个人，肯定影响儿子的学习。

我家住在河的南岸，和母亲隔着资江。

我先后给母亲找过四个保姆，做的时间都不长。第一个是个大嗓门，说话直吼，跟吵架一样，干活也毛手毛脚，做一顿饭厨房里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不是掉了勺子，就是摔了碗碟，吓得母亲一愣一愣的。第二个正好相反，一天不说几句话，做什么都悄无声息。有时母亲在卧室午睡，一睁眼猛地看到她在拖地，却一点声音也没有;半夜里上厕所，忽然发现她坐在客厅里，黑着灯，一个人发呆。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像是多了个幽灵，你赶紧给我换了。第三个倒是正常，做事很勤快，做的饭菜也合口味，但母亲觉得她太年轻了，后来又怀疑她偷了父亲在云南买回来的玉手镯，在屋里指桑骂槐，最后弄得小姑娘哭哭啼啼地走了。

第四个保姆就是刘阿姨了。刘阿姨是个庞然大物，我担心她太胖了，服侍不了母亲，但母亲执意留下她。可这才做了两个多月，她就把我母亲给搞丢了。

2

考棚街是桑城一条破旧的老街，早就有传言说要拆迁了，开发商将在这里盖一片江景楼盘。可过了这么些年，考棚街还是旧模样，只是更加衰败和冷清。街上老住户没多少了，稍有条件的，儿女有出息的，都陆续搬走了，如今住在這里的多是在槟榔厂打工的外地人和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我回到考棚街，刘阿姨耷拉着脑袋，不敢抬眼看我。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委屈地说，早上去南门口菜市场，来回只有个把钟头，回到家就找不到人了。她咧了咧嘴，忽然抽泣起来，身上赘肉涌动。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一直以为，母亲还没有糊涂到必须将她关在家里的地步，我也没有吩咐过保姆出去一定要锁门。现在想来，这是个疏忽。

我抽了一阵烟，不耐烦地说，好了，别哭了，你在家里待着，我再出去找一找，也许要报警。

时间是下午两点，考棚街的午睡时刻，烈日当空，知了在嘶鸣。我走在阒无一人的街道上，脚步匆匆，茫然四顾。走过街头那棵百年老樟树，我来到康爹的便利店，他正坐在门口一个人喝酒。

来来来，陪你康爹喝杯酒。他用筷头指了指旁边的一把椅子。平时我回考棚街，路过便利店时，他总让我陪他喝酒。我喝不了多少酒，主要是陪他聊聊天。

我说，康爹，你看到我妈了吗？他说，没有，我都好几天没看到她了。我说，她不见了，保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她。他说，难怪，上午我看到你家保姆在考棚街跑来跑去，她那么胖，气喘吁吁的，满头大汗。我说，是啊，她也不知道问问人，光顾着自己找。他说，平时没有保姆陪，你妈可是轻易不出门的。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现在她经常犯糊涂，我担心她这一出去，就不知道怎么回家了。

康爹不作声了，仰头喝了一杯酒，然后一阵叹息，人老了就是可怕，幸亏你妈还有你。不像我啊，哪一天真死在家里，就是发臭了，让老鼠啃掉了，也没人知道！

康爹总喜欢说这样伤感的话，常常让人猝不及防，一点铺垫也没有。他老伴前几年死了，儿子死得更早，都快三十年了。母亲是最早获悉他儿子死讯的人，当年她在考棚街邮电所当话务员，接到一封从贵州发来的电报，康爹的儿子因公殉职。他儿子那年才二十四岁，刚大学毕业，在地质队工作，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坠落悬崖。

我说，康爹，今天不能陪你了，我要去一趟派出所。康爹这才回过神来，对对对，有困难找警察。放下酒杯，扶着椅子站起来，他又说，我去喊几个老街坊，帮你一起找。

派出所在南门口，考棚街在它的辖区内。是一座两层旧楼，带着小院。刚进门，我就看到走廊上铐着一个人，年轻模样，脸色苍白，一双金鱼眼呆滞地望着窗外。离他不远，两个中年人在抽烟，窃窃私语，表情凝重地瞅着那个被铐的人。往里走，我看到了值班室的牌子，然后轻轻敲了敲门。门是敞开着的，敲门只是出于郑重其事和礼貌。里面的人说，进来。我疾步走了过去。值班的是个面带稚气的警察，姓潘。他问，什么事？我说，我来报警，我母亲失踪了。我递给他一包烟，他谢绝了。怎么回事？他打开登记本做笔录，还不时通过电脑查看我母亲的身份信息。我向潘警官描述了母亲的年龄及相貌特征，失踪的细枝末节也都说到了。

潘警官说，她是从考棚街走丢的？我说，是呀，我们家住人和巷。他挠了挠头说，这个有点难，考棚街是棚户区，那破地方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小偷就喜欢往那里面跑，进去了就无影无踪。我说，估计她也不在考棚街了，考棚街的角角落落我们都找遍了，现在还有老街坊在帮着找。他说，会不会上谁家串门去了？我说，我妈平时不喜欢串门，没痴呆时，她连邻居家都不去。

潘警官说，好吧，你先留个电话，我向所长汇报，看能不能通过天网监控平台，查到你母亲的踪迹。

3

离开派出所，我稍稍松了一口气。开始我以为警察不会受理，因为母亲走失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看来我是多虑了，潘警官说他们有警必接，并没有立案的时间规定。真是谢天谢地。

我站在太阳下，望着四处的街道和建筑，想着要不要回考棚街看看康爹那边什么情况，或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正迟疑着，一辆摩托车“突突突”冒着黑烟，停在我跟前。骑车的掀开头盔露出笑脸，是张大伟，考棚街的街坊，住月塘巷的刘家大屋。

他说，哥，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妈走丢了，我到派出所来报警。他连忙抬腿下车。我掏出刚才被潘警官谢绝了的那包烟，递给他一根，自己也点上了一根。张大伟说，听说你妈老年痴呆了？我说，是啊，越来越糊涂。他吐着烟，很是感慨地说，要是你爸在，肯定不会出这样的事，保姆哪有你爸上心？

他说得没错，父亲在世时，对母亲百依百顺，就像她的仆人。母亲神经衰弱，晚上不能听到一丁点声音，否则就瞪着眼睛呆坐到天亮。有一年春天，考棚街跑来一群野猫，半夜三更在屋顶上嚎春，叫声瘆人。每到晚上，父亲就拿着竹竿上屋顶，驱赶那些发情的猫，风雨无阻。还有一次，母亲说她老是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父亲把手搭在耳朵边，凝神屏气听了一阵，什么也没听到。我同样没听到什么。父亲以为是幻听，长期失眠的人容易出现这毛病。母亲说，白天黑夜都在响，声音是从石井巷那边传来的。

我们家到石井巷，中间隔着魏家巷和明星池巷，平时红白喜事，放鞭炮都听不到。父亲一脸苦笑，也不跟她争辩，悄悄往石井巷去。真不是母亲幻听，有人将房子租给了一个贩鱼的，他们给鱼箱装了一个供氧泵，声音正是那供氧泵发出来的。父亲帮贩鱼的另租了一处房子，在花灯街，离南门口菜市场近不少，房租贵了八十元。父亲掏钱给贩鱼的补了差价。

父亲对母亲的好，考棚街人看在眼里。他们说，哪见过这么用情的男人，他是前世欠了她的债。也有人说男人不该这样惯着女人。

说心里话，我一直以为母亲会走在父亲前面。父亲身体硬朗，壮实得像条牛，六十大几的人了，走路脚底生风，胳膊上还隆着一块块肌肉。谁知道先走的是我爸。

张大伟说，你妈会不会去九鹤山看你爸了？

我心里一亮。九鹤山是桑城的一处公墓，父亲就葬在那里。父亲刚去世那会，母亲夜里经常梦到他。每次她都给我打电话，让我陪她去看父亲。去一次她哭一次，一边哭，一边给父亲点香烛、烧钱纸，嘴里念念有词，老头子啊，你在那边饿了冷了，缺钱花了，只管托梦给我，我跟儿子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帖帖。

我对张大偉说，麻烦你载我去九鹤山。

张大伟以前在床单厂上班，下岗后跑单摩。他父亲动过手术，切掉了半边胃，骨瘦如柴，差不多是个废人。家里还有个老奶奶，早年也在考棚街邮电所工作，和我母亲一样是话务员，后来去了煤店，一直到退休。他奶奶到底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清楚，反正老得不像样了，十多年前就瘫痪在床，一直不肯死。

九鹤山在桑城东郊，出了东门外，过三台塔，沿资江大堤走六七里地，就可以看到这座临江的山峰了。山上一排排墓碑，坐北朝南，与山下的资江遥遥相对。通往墓地的路，山陡，树密，风大。母亲不在这里。父亲的墓碑前，还摆放着我上次来供奉的苹果，早已蔫了。

4

两人默默下山，张大伟忽然从路边的一个墓碑前，拾起了一枝花。一枝白菊花。我大吃一惊，他这是干什么，公墓里的花，怎么可以随便拿？见我在一旁发愣，他晃了晃手上的花说，哥，你知道我奶奶为什么不肯死吗？她说她要等我小姑回来。

张大伟的小姑叫张惠兰，是个疯子。不清楚她到底是怎么疯的，反正在我没出生之前她就疯了。在我的记忆里，张惠兰长得很漂亮，圆脸庞，大眼睛，一口糯白细牙，白得耀眼。她不像其他疯子蓬头垢面，衣服虽然破旧，但干干净净。只是行为乖张，时而哭闹，时而傻笑;不哭不笑时，她就低着头自顾自地在考棚街游荡，嘴里整天念念叨叨，谁也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张惠兰喜欢在发髻边别着一朵白菊花。开始大家还在感叹，别看她是个疯子，还这么爱美。慢慢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她每天一大早就匆匆赶往九鹤山，回来时头上便戴上了一朵新鲜的花。

要死啊，这个疯子，她怎么能戴死人的花呢？

怎么得了，这个疯子，她会把晦气带到考棚街来的！

考棚街人忽然变得惴惴不安，纷纷用世上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那些好心的人，平时看到她都叠叠叹气，经常给她食物和水，现在见到她就像见了瘟神，远远地绕道而行。恐慌情绪在考棚街蔓延，孩子们也受到了影响，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开始不停追逐疯子，扯她头上的花。每每这时，疯子便“哗哗”大叫，朝孩子们“噗噗”地吐口水。孩子们则拿碎石、砖头回击，疯子经常被砸得鼻青脸肿。

我也往她身上扔过石头，当时才七八岁。记得有一天，我背着书包回家，刚进院子，就看到母亲坐在天井里发呆，一脸铁青。我低着头往家里走，母亲忽然“噌”地站起来，操起扫把，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母亲心善，是个温性子，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你怎么可以欺侮一个疯子啊！打完我，她又号啕大哭。

我最后一次看到张惠兰，是在上初一的时候。有一天，一辆大篷车开进了考棚街，是个外地来的马戏团。他们在老樟树下搭起帐篷，架着大喇叭，音乐放得震天响。考棚街人蜂拥而至。小狗钻火圈、山羊走钢丝、猴子做算术……节目一个接一个，我们大呼小叫，乐不可支。最后一个出场的是魔术师，他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神气十足。舞台上摆着一个大木箱，上面盖着一块黑绒布。魔术师说，这个节目需要一个助手，有人愿意上来吗？我们高声问，是大变活人吗？魔术师笑了，予以肯定，正是大变活人。

正在这时，有人抢先一步，站到了舞台中央。大家一看，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天啊，是张惠兰！灯光下，疯子张惠兰头上别着一朵白菊花，满面羞涩，楚楚动人。片刻鸦雀无声之后，忽然爆发一阵疯狂大笑。我们伸长脖子等待这个魔术失败，等待魔术师当众出丑。魔术师始终保持微笑，似乎胸有成竹，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牵着张惠兰，绅士一样把她送进了大木箱。

当木箱再次打开时，人不见了，只剩一朵白菊花。

张惠兰就这样消失了，再也没人见过她。

5

在公墓前的江堤上，我和张大伟站着抽了一阵烟。资江缓缓流淌，波光粼粼如烟火明明灭灭。我们聊到了让张惠兰消失的魔术师与马戏团，那件考棚街历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事情，至今没有答案。关于张惠兰的去向，考棚街人有过种种猜测。一种说法是，那个马戏团其实就是专门拐卖人口的犯罪团伙，凡是马戏团去过的地方，就有妇女离奇失踪。他们流窜作案，以魔术作幌子，诱骗妇女进入木箱，然后塞进特制的夹层，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带走。另一种说法是，魔术师来到考棚街，很快就迷恋上了张惠兰的美貌;疯子到了这样的年纪，也想男人啊，于是和魔术师私奔了。

张大伟说，哥，有件事我觉得挺奇怪的。我说，什么事？他说，前几天我在王胖子店里吃米粉，他忽然问我，考棚街以前是不是有人失踪了？我说有啊，我家小姑好多年前就不见了。王胖子告诉我，他见过一个河南人，他在为他女人找家。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半个月前，王胖子米粉店走进来一个人，拄着拐杖，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那人走到每一位顾客前，小心地在桌上放上几颗板栗，很谦卑地说，尝尝吧，请你们尝一尝我的板栗。他说着一口难懂的外地话。王胖子以为是上门推销的游贩，催他离开。那人说，免费送给你们吃，是我家乡河南的特产，我们叫它“确栗”，个头大，皮子薄，很好吃的。王胖子说，你到底想干什么？那人说，我想让你们帮帮我。王胖子说，帮你什么？那人说，我一路走来，想为我女人找到家。

王胖子说，你女人不知道家在哪里？那人说，她哪知道呢，她是个疯子。十五年前，我在村头看到了她，當时她正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我把她领回家了。王胖子看了看他一条空荡荡的裤腿，说，那你怎么找到考棚街来了？那人说，听口音，她应该是你们南方人，所以过了长江我就开始找，我知道很难找，但是大海捞针我也要找！

王胖子被这个重情重义的男人感动了，热心地对顾客们说，我在这里开店不久，有谁知道吗，考棚街以前是不是有过疯女人？是不是后来又失踪了？大家正哧溜哧溜吃米粉，听到这话纷纷摇头。他们大多是考棚街的外来户，还有些是慕名远道而来的食客，一个老街坊都没有。

我对张大伟说，那疯女人会不会就是你小姑？他说，哪有这么凑巧的事。那人说他是十五年前看到疯女人的，而我小姑离开考棚街都二十七年了。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小姑是个疯子，也许被河南人好心收留之前，她已经在外流浪多年了。他说，你说得没错，所以我还真去找过那河南人。我说，找到没有？他摇了摇头，接着一阵嗟叹，这件事我还不敢跟我奶奶说，一说她肯定受刺激，她都老得只剩下一口气了。

我一时接不上话，连忙递给他一根烟。他把烟叼在嘴上，说，上午我看手机，发现河南人寻亲的事还上了新闻，好多人为他点赞。

6

离开九鹤山，我们没有从东门外直接下堤，而是沿着资江继续往上游走，这样寻找的范围会更大一些。母亲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摩托车走走停停，很快来到闸门巷渡口，从码头往下，就是考棚街的最南闾。母亲曾经工作的考棚街邮电所，就在码头旁的堤坡下。邮电所早成了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垣残壁，只有一个锈迹斑斑的绿色邮筒，还兀立在街边，格外瞩目。

小时候，我经常到这里玩，遇上母亲值夜班，我就睡在总机房里。邮电所很小，才四个人，一个营业员，一个邮递员，两个话务员。除了母亲，还有一个话务员姓董，我叫她董阿姨。那时人们打电话，不能直接拨打和接听，必须首先将电话打到邮电所的总机房，然后由话务员通过磁石交换机人工转接。话务员值班时，号牌不停跌落，铃声响成一片，看上去闹哄哄的。但母亲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应答、连线、振铃、呼叫……嘴巴说个不停，双手交叉挥动，就像在指挥一台演出。

话务员除了转接电话，还要接收和发送电报。母亲记忆力出奇的好，一本《标准电码本》，她几乎倒背如流。每次电报一来，她提笔就能将数码译成汉字，或将汉字译成数码。她说她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看到一个汉字，脑子里就会嗞嗞地冒出对应的数码。

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发电报，除非家里发生了紧急事。更多的还是不好的消息，比如谁重病了，到了弥留之际，需要在外的儿女回家见上最后一面;谁过世了，停灵在家，等着远方的亲人赶回来吊唁。也有把发电报当作寻常事的，康爹他老伴就是一个。当年她儿子大学毕业去了贵州，她像是丢了魂，一天到晚想儿子。儿子是家中独苗。写信，她不识字;打电话，儿子工作在荒山野岭。于是她想到发电报，不仅快捷，而且郑重其辞。五一回吗。十一回吗。元旦回吗。春节回吗。她倒是知道电报费钱要简洁。康爹骂她神经病，钱都用在发电报上，家里只能喝西北风了。但他儿子从没往家里发过电报，他们唯一收到的电报是儿子的死讯。

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张大伟他奶奶曾在邮电所当过话务员。那天我正陪康爹喝酒，忽然看到一辆救护车急驰而过，康爹叹着气说，怕莫是张奶奶又上医院去了。我笑着说，不用担心，过不了几天，她又会好好的回到考棚街。他说，这老婆子，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活了多久。我说，她是活得够久的了，我还没出生，她就从煤店退休了。康爹摇摇头说，其实她当初并不在煤店工作，以前她跟你妈一样，也是考棚街邮电所的话务员。我一下愣住了，说，怎么没听我妈说过呢？他说，那个年月的事，又不是什么高兴的事，谁愿意去说它？

7

康爹说，张奶奶旧时上过学堂，能识字，后来进了邮电局。她在考棚街邮电所工作十多年，年年是先进，直到那一年，邮电局实行军管。军管后，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陆续从邮电局被清理出去。家在农村的，回乡务农;家在城镇的，另行安置。她外公过去开袜厂，是资本家，自然在清理之列。她被安置在煤店做蜂窝煤。

事情一波三折。若干年后，那些被清理出去的人，忽然接到通知，让他们重回邮电局，恢复原有工作。没有说明理由，就像当初他们被清理出去一样。张奶奶接到了通知，喜不自禁，但一转念，便有了另外的打算。她快五十岁了，马上就到了退休年龄，儿子下放在农村，大女儿是个哑巴，因病留城，在农机厂上班，只有小女儿高中毕业，工作还没着落。张奶奶揣着通知，拎着一只老母鸡，去找邮电局的领导。她说她可以不回来，但她想让小女儿顶她的职，到邮电所上班。领导说，当初被清理出去的是你，又不是你女儿，这事不好办。张奶奶倔，天天去缠领导，领导去哪她去哪，领导上厕所，她就掏出一把碎米，守在厕所门口耐心地喂鸡。领导被缠得没办法了，只好跟她说，你打个报告来，我向上头汇报一下。领导很廉洁，没有收她的老母鸡。

报告递上去的第二天，张奶奶就领着女儿去了考棚街邮电所。进门是营业间，所长兼营业员老蔡和邮递员小鲁都在，我母亲正闲着，站在总机房隔窗跟他们聊天。看到张奶奶，大家吃惊不小，她可是好多年没来这里了，平时碰上邮电所的人，她总是脸一垮扭头就走。这时却举着笑脸，大大大方，她说，我女儿马上要来邮电所上班了，我带她来先熟悉一下环境。

接着来到总机房，张奶奶四下打量，感慨万千，说，还是过去的老样子，一点也没有变。小董呢，值夜班啵？母亲说，是呢，我们一周一轮班。张奶奶说，我听人家说，小董闹着要调到市局去，年轻人求进步，这是好事情，现在惠兰一来，正好可以接她的手。

我母亲不知怎么接腔，便把目光转向一旁的张惠兰，惠兰真是越长越漂亮。张惠兰一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张奶奶说，惠兰来了，你可得好好带带她。母亲说，你是老话务员，还用我带？张奶奶说，我离开这么多年了，业务上的事早忘得一干二净。惠兰就认你做姐姐吧，你们以后就是好姐妹。

从那以后，张惠兰天天来总机房，跟着我母亲值班。张惠兰脑瓜子机灵，转接电话，收发电报，学什么会什么。但记电码没那么容易，我母亲就把她那本《标准电码本》借给她，让她好好背。电码是1837年由美国人塞缪尔·摩尔斯发明的，又称“摩尔斯码”。这种电码是“无理码”，四个数码一组，一组代表一个汉字，没有规律可循，要记下来全靠死记硬背。电码里的十个阿拉伯数字，其中0念“洞”，1念“幺”， 7念“拐”，9念“勾”。

张惠兰很快背得滚瓜烂熟。為了记电码，有时遇到什么事，张惠兰不用嘴说，而是用电码在纸条上跟我母亲交流。在大街上见到了什么人，看到了什么稀奇事，买了什么新衣服，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自己上学时喜欢过谁，什么时候来例假这样私密的事，她也用电码告诉我母亲。

后来就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那天晚上，我母亲跟张惠兰约好，去人民电影院看电影，是新影片《小花》。白天张惠兰还好好的，跟着我母亲在总机房值班，下班后，她说要回家洗个澡，让母亲在邮电所等她一会。可左等右等，母亲没有等到她。

第二天上白班，也没有见到她人影。

直到傍晚时分，才有人在南门口菜市场发现了她，当时她披头散发，衣服泥污带着血渍，蹲在烂菜堆里瑟瑟发抖。领回家，她在床上足足躺了三个月，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等到她再次出门时，就成了一个疯子。

8

张惠兰疯后，母亲忽然变得心事重重。康爹对我说，你妈是个性格懦弱的人，心思细腻，又特别敏感。那些日子，张惠兰总是姐姐长姐姐短地跟在她身边，嘴巴甜，人乖巧，她是真心喜欢上她了。后来顶职的事上头也破例批下来了，不料张惠兰却出了事，你妈更是为她感到惋惜和难过。

关于张惠兰发疯的原因，考棚街众说纷纭。有人说她其实早就有毛病了，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张惠兰比谁都用功，头悬梁锥刺股，但还是没考上，从此变得神神叨叨，而张家人缄口不言。有人说，她到邮电局上班的事，在考棚街不胫而走，众人皆知，在大街上遇到同学，都嚷嚷着让她请客，她也真请了。可她妈天天去找领导，却没有接到一个正式的通知，之后再遇到同学，大家呵呵一笑，一哄而散，张惠兰受了刺激，一下子就疯了。

也有人暗地里揣测，说这件事或许与我母亲有关，两个女孩子天天腻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久处生隙、姐妹成仇，比如争风吃醋、相互嫉妒。母亲那时二十多岁，涉世未深，听了外面的风言风语，感到莫名的压力，自此上班下班沿着墙角走，连头也不敢抬。

好在不久母亲就结婚了，父亲是她高中同学。母亲参加工作时，父亲在部队当兵，几年后退伍，在林业站工作。结婚后，父亲对她体贴有加，什么都依着她、让着她，包容和接纳她性格中的软弱、焦虑、多疑和谨慎。

母亲说值夜班一个人害怕，父亲就每天晚上过去陪她。床是单人床，父亲从林业站拿来木材和工具，将它改成双人床，还换上了结实的铺板。后来陪母亲睡觉的是我。我们家的窗台上，至今还挂着一面镜子，面朝着小院天井。每到年三十，母亲便小心地将它摘下来，试擦灰尘和调整方位。父亲不解，挂这东西干什么？母亲神神秘秘地说，镜子可以辟邪呢。

9

我们接着去了考棚街周边的卫生院和诊所，没找到什么线索，然后加大油门，径直去了位于五一东路的市人民医院。这是桑城最大的医院。门诊、急救科、重症监护室、住院部，我们挨个找了一圈，同样没看到我母亲。这时天已经黑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提议先找个地方吃饭。

我们选了个清静的餐馆。点了几个菜，要了几瓶啤酒。我惦记着母亲，胃口不是很好。我对张大伟说，听说你奶奶过去也在邮电所工作。张大伟说，是呢，我爸说她傻，当年硬要让小姑去顶职，结果小姑出了事，到头来自己还是在煤店退的休，如果回到邮电所退，她退休金肯定要高不少。

两人正说着，我忽然发现邻桌一个老妇人，扭头不住瞅向我们。她头发花白，面容瘦削，背驼得很厉害。我觉得有点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是谁。她缓步走了过来，我定睛一看，是董阿姨。她都老得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我赶紧扶她坐下来。我说，董阿姨，你怎么在这里？她说，老头子在住院，想吃馄饨，我到这里来买馄饨。我说，伯伯怎么样？董阿姨说，他心脏不好，装了起搏器，老要住院。我说，我记得他当年在派出所当民警，还带我们到资江里游过泳。她说，现在别说游泳了，走路都困难。你妈还好吗？我说，她老年痴呆了，今天早上一个人出门，不知去了哪里，大伟一直在陪我找。董阿姨叹了口气，这不是小事情，就怕出意外。侧身又对张大伟说，刚才听你在说你奶奶，她命苦，遭了不少罪。你小姑一直没有消息？

张大伟咕噜咕噜喝掉半瓶啤酒，忽然问道，你认识我小姑，你知道她是怎么疯了的吗？董阿姨一怔，这事我真说不清楚，我知道的，也是考棚街上人人都知道的。张大伟说，那天晚上，肯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董阿姨思忖了一阵，像是在努力回忆着什么，她说，后来我倒是听老头子说过一件事。

什么事？我和张大伟不约而同地问。

董阿姨说，那天晚上，老头子在值班，接到报警，有人在电影院闹事，他骑着自行车赶了过去。报警的是电影院守门人乔红鼻。乔红鼻告诉他，当时电影院人山人海，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买站票的观众。一个买站票的姑娘，将瓜子壳吐到了前排的两个姑娘身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电影散场时，买站票的姑娘领着三四个小青年，堵在电影院出口。乔红鼻担心出事，赶紧报了警。两个姑娘是往考棚街方向跑的，老头子骑着车追出好几条街，兜兜转转，还是没找到人。

我忙问，那两个姑娘是谁？

董阿姨说，我听说那天晚上你妈准备跟张惠兰一起去看电影，担心是她们。后来我问过你妈，你妈说张惠兰爽约了，她不想一个人去，就直接回家了。

三个人呆呆坐着，都不吱声。

张大伟打破沉默，他说，小姑失踪时，我年纪还小，我都不记得她的模样了。董阿姨说，你小姑长得可好看了，又懂礼貌，老远见人就打招呼。张大伟说，后来听我爸说，她整天絮絮叨叨，不知道在说什么。董阿姨听了这话，眼睛一眨一眨，她说，有一次，我在你小姑身边听了一阵，发现她念叨的是数字，再仔细一听，里面好像还有“洞”呀，“幺”呀，“拐”呀这样的字眼，这才明白她念的是电码。停了一会儿，她看我一眼，接着说，我没有你妈记性好，不翻《标准电码本》，我一个字也译不出来，于是我拿笔把它记下来了。

张大伟问，她说的是什么？我也跟着问了一遍。

董阿姨想了想说，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一句话：别信她的，她没来例假，来例假的是我。

10

离开餐馆，我让张大伟先回家，一个人沿着五一东路，漫无目的地走着。华灯初上，夜色氤氲，四处霓虹灯闪烁。走过街心广场，走过五马坊教堂，前面就是当年的人民电影院了。影院早已夷为平地，用彩条布围着，架起了高高的塔吊，看样子将要新建一个什么楼盘。

我站在马路对面，望着黑沉沉一片废墟，脑子里还在回想董阿姨说的话。为什么她刻意说起当年发生在电影院里的那件事，是不是她怀疑我母亲在说谎？母亲说她没去看电影，除了她自己这么说，有没有人可以证明？她说张惠兰嘴里念叨的是电码，那么，那句“别信她的，她没来例假，来例假的是我”又是什么意思？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思绪很乱，慢慢将她的话一点点拼缀起来，忽觉一阵寒意。

那两个姑娘会不会真是我母亲和张惠兰，后来她们被那伙人追上了，母亲以来了例假得以逃脱，而真来了例假的张惠兰却遭到不测……问题是，为什么张惠兰疯了还不停地念叨这句话，难道母亲除了为自保谎称来了例假外，还说了什么，干了什么，结果使张惠兰陷入了困境？

回到考棚街，已是晚上十一点。家里的灯还亮着，刘阿姨没有睡。我把自己扔在沙发上，摊手摊脚的，仰面望着天花板。刘阿姨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看我脸色不对，赶紧在餐桌边坐下，凳子因不堪其重，发出吱呀的声音。

茶几上摆着母亲日常服用的药品，茶几下也塞得满满当当。我不知道母亲这辈子吃过多少药，可不可装满一汽车。但是，我记得父亲在世时曾对我抱怨过，每次邮电局组织体检，母亲虽然有些指标偏高偏低了，但也不是那么严重，可她总是不停地央求医生开药，开各种各样的药。

父亲还说，你妈的身体并没有这么糟，她是有心病！

母亲有什么心病？！

我点燃一根烟，大口吸着。透过四散的烟雾，我忽然看见药盒旁放着两颗板栗，油光锃亮。我连忙问刘阿姨，这板栗哪来的？她说，那天在考棚街上人家给的。我说，谁给的，什么时候？她说，怕莫半个月了，那天我带你妈去散步，遇到一个外地来的跛子，他让我们尝尝他的板栗。我说，他还说了什么？刘阿姨说，好像是寻亲的，说他女人是个疯子，不知道家在哪里。你妈平时不爱说话，那天却说了不少，问疯女人多大年纪，长什么样，现在在哪里，嘴里是不是喜欢念念叨叨。那人说是呢，她整天说个不停，跟地上的蚂蚁也能说上大半天。你妈又问，她有没有说“洞”呀，“幺”呀，“拐”呀什么的？那人摇了摇头，说听不懂她的南方话。你妈真是菩萨心肠啊，听了那疯女人的事，难过得不行，直掉眼泪。

11

我躺在沙发上，彻夜未眠，脑子里翻来覆去尽是母亲的身影。自从老年痴呆了，母亲经常忘事，晚饭后保姆刚给她洗過澡，上床睡觉时，她又在柜子里找衣服，说她要洗澡，她都半个月没洗澡了。星期天，我带儿子来考棚街看她，她拉着儿子的手说，你奶奶还好吗？儿子说，我奶奶不就是您吗，您好着呢！母亲咧咧嘴笑道，呵呵，我是你奶奶啊，我真成了傻子。

虽然记忆力越来越差，但过去的事她居然还记得不少。有时坐在天井里，她会忽然说起她读书的中学，她说操场边的那棵桂花树，好高呢，我们教室在二楼，树枝都伸到窗台上来了，到了花开的时候，整个校园都飘着桂花的香味。我和母亲读的是同一所中学，教室也在二楼，我也记得那棵桂花树。有时她嘴里还会冷不丁地蹦出几个名字，有老蔡，有小鲁，有董阿姨……都是她的老同事，她跟他们失去联系已经好多年了。

我跟医生说起这情况，医生说，这不奇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常常记不住眼前的事，反倒对几十年前的事印象深刻。

那么，母亲还记得张惠兰吗？

一想到这些，我脑子里就一片混沌。我不知道母亲与张惠兰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真有什么秘密。可是，我宁愿一无所知。

天刚亮，潘警官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在监控里找到了我母亲，她昨天去了火车站，一直待到晚上七点，现在正坐在去河南驻马店的火车上。

驻马店？！我的心一阵猛颤。我想起了河南人的那些板栗，他说他们叫“确栗”，后来我在手机上查了，那是河南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产地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

潘警官说他已经跟驻马店警方取得了联系，火车今天中午到站，他们会照看好我母亲。他让我马上过去，跟他一起去驻马店接人。

我一分钟也没有耽误，给母亲找了几件换洗衣服，又到康爹的便利店买了些吃的，火速赶到派出所。潘警官在打电话，开介绍信，办相关手续。为我母亲的事他忙了一宿。我几次想过去打探更进一步的细节，被他挥手打断，示意我稍安勿躁。

我只好坐在走廓上，拿着手机频频看时间，这时，我忽然看到手机屏幕上弹出了一条推送新闻，看标题好像与河南人寻亲的事有关。我愣住了，连忙点开一看，还真是，新闻上这样说，在警方和当地志愿者的不懈努力下，痴情的河南人终于为疯女人找到了家，她是湘西人，离家出走十八年了。

我一连看了好几遍，确凿无疑，疯女人不是张惠兰。那么，母亲为什么去驻马店？是因为老年痴呆了，稀里糊涂地上了那趟火车，还是她认定那个驻马店的疯女人就是张惠兰。

她这是要去找她吗？！

我仿佛被一种虚幻感和疲惫感所击倒，一头坠入深不可测的黑洞，幽暗、隐秘、无助……风在耳边呼啸。我止不住眼泪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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