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海宾，刘思博，蒋奇伸，白海花，尹燕亭, Bolormaa DAMDINSUREN，侯向阳*

(1. 山西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农业农村部饲草高效生产模式重点实验室/生态草牧业研究中心， 山西 太谷 030801； 2.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3.蒙古国畜牧科学院， 乌兰巴托 999097-1514)

内蒙古草原面积54.48万km2，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对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完整[1]、固碳[2]、生态系统安全稳定[3]以及地区和谐稳定等方面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由于长期以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类不合理利用[4-5]，草原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严重下降，草原退化日益严重，草畜矛盾日益突出[6-8]，草原退化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我国政府从21世纪初开始先后启动实施了一系列工程和政策措施，试图遏制草原退化的态势，改善草原生态状况，如退牧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但始终没有解决天然草原总体退化的大趋势。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并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此后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34亿资金在全国主要草原牧区实施，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政府在草原管理领域投入力度最大的一项政策，也体现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的强大决心，这项政策的运行也将草原管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热潮，而“载畜率”始终是研究草原超载过牧的首要切入点。然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牧民减畜行为的调控表现出明显失灵现象，生态补偿政策红利更多的体现在牧户补贴性收入增加方面[9-10]，而政策设计的牧户家畜数量减少的目标远没有实现。《2016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11]显示，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的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3.5%；全国268个牧区半牧区县(旗、市)天然草原的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7%；其中，牧区县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8.2%，半牧区县平均牲畜超载率为13.2%。此外，侯向阳等[12]在进行大量实地牧户调研和野外试验的基础上提出“心理载畜率”概念，认为牧户在基于自有资源禀赋和对畜牧业生产历史的综合自我认知基础上，来判定自家草场实际可以承载的牲畜头数，并指出心理载畜率切实指导着牧户的生产实践，导致减畜困难。

近年来内蒙古草原牧区气候趋于暖旱化[13-14]，在此背景下牧民的生产方式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以适应气候对畜牧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长期的干旱导致天然草原生产力低下，牧草供应不足，购买和储存牧草成为大多数牧民家庭采取的主要适应性策略[15-17]，即以储草舍饲替代自然放牧，舍饲已不再是牧区冬季才有的生产实践行为，而舍饲期间家畜并未对天然草原产生放牧干扰。现有关于载畜率主题的研究很少结合牧民外购干草对天然草原放牧压力的缓解效用，从而某种程度上得到偏误的研究结论，也无法给予草原管理实践可靠的参照。长期以来，草原管理政策规定的载畜率与牧户家庭实际的载畜率之间存在矛盾，这也是天然草原载畜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亟需探索行之有效的突破口。基于此，本文从核减牧民外购干草的视角出发，分析核减外购干草效用后的实际载畜率，更加精准地把握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标准下牧民超载状况，旨在进一步探清草原牧区超载过牧的深层次机制及可行的减畜路径，同时也为草原管理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我国北疆内蒙古草原，地处97°12′～126°04′ E，37°34′～53°23′ N，海拔多在1 000 m以上，且具有面积广袤、草地资源空间异质性明显、生态脆弱性强以及长期以放牧利用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独特生态地理特点[18]。内蒙古草原类型丰富，从东到西依次分布有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和草原化荒漠。本研究依据团队前期研究经验选择数据代表性较好的草甸草原区(陈巴尔虎旗和新巴尔虎左旗)、典型草原区(锡林浩特和东乌珠穆沁旗)以及荒漠草原区(苏尼特左旗和苏尼特右旗)作为研究区域[19]。

草甸草原区年降雨量350～500 mm，≥10℃的积温在1 800～2 000℃之间，植被覆盖度高，生物多样性相对保存完整；牧草种类组成丰富，以多年生丛生禾草和根茎禾草占优势，主要植物有贝加尔针茅(Stipabaicalensis)、大针茅(Stipagrandis)、羊草(Leymuschinensis)。典型草原区年降雨量在250～450 mm之间，≥10℃的积温在2 100～3 200℃之间，且降雨多集中在夏季，春季比较干旱，建群种以旱生丛生禾草为主，主要植物有大针茅、克氏针茅(Stipakrylovii)、羊草。荒漠草原区年降雨量在200 mm以下，≥10℃的积温在2 200～3 000℃之间，植被组成以多年生旱生小禾草为主，主要植物有小针茅(Stipaklemenzii)、短花针茅(Stipabreviflora)，且紧挨浑善达克沙地，气候干燥，沙尘暴频发，该区牧民生计脆弱性加剧。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定内蒙古东部的温性草甸草原、中东部的温性典型草原和温性荒漠草原作为研究区域，于2018年开展牧户调研，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研究样本。在各草原类型区选择2个旗县，在每个旗县选取3个苏木(乡镇)，每个苏木(乡镇)选取2～3个嘎查(村)，从每个嘎查(村)选取10～15户牧户，并运用参与式农(牧)户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进行入户调查，并结合对村级领导、牧业合作社负责人等关键人物进行深入座谈的方式进行信息收集。在问卷录入、生成数据库后，课题组对数据进行了逻辑检查和区间检查。经过整理，剔除缺失、有误和极端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50份，其中温性草甸草原125份，温性典型草原137份，温性荒漠草原188份。牧户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a. 牧户家庭人口统计特征；b. 牧户可利用草场面积信息；c. 牲畜数量信息；d. 牧户年内外购干草信息及支出状况；e. 牧户家庭年度总支出数据。

如表1所示，三种草原类型区调研区域牧户户均草原面积分别为草甸草原365.93 hm2、典型草原419.08 hm2、荒漠草原664.16 hm2，依次呈增加趋势。三种草原类型区牧户户均家畜数量(羊)分别为215.34只、319.47只、188.03只。典型草原区牧户户均家庭年度总支出最大，为22.19万元，然后依次是荒漠草原区牧户和草甸草原区牧户，户均分别支出17.25万元和16.68万元。

表1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如表2所示，不同草原类型区牧户家庭年内外购干草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有所不同。区域内草甸草原区、典型草原区以及荒漠草原区牧民家庭年内外购干草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2.30%，38.55%和43.24%。县域内苏尼特左旗牧民家庭外购干草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最大，为46.40%(表3)。区域视角下牧户外购干草支出比重与区域的干旱程度呈现正向相关，即区域越干旱，牧户外购干草补饲的力度越大。综合来看，牧民家庭外购干草支出在其家庭总支出中占比较大，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表2 区域下牧户家庭干草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

表3 县域下牧户家庭干草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

1.3 研究方法

1.3.1牧户家庭草场载畜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SR=n/s

(1)

式中，SR表示载畜率，n为牧户家庭冬季实际牲畜存栏数量，并按标准羊单位换算[20-21]，s为牧户家庭可利用草场面积，即为牧户承包的草场面积与流转的面积总和。

1.3.2超载率计算方法：

OR=(n-λ)/λ

(2)

式中，OR表示放牧超载率，λ为牧户草场冬季理论载畜量。

1.3.3基于草料购买的载畜量核减计算方法：

N=M/(1.8 kg×m×365 d)

(3)

式中，N表示核减掉的牲畜数量，M为牧户家庭草料购买支出，m为2017年干草市场平均价格，一个母畜羊单位按照1.8 kg青干草·d-1核算[22]，一年按365 d计算。此外，计算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需要注意的是，在草甸草原区陈巴尔虎旗和新巴尔虎左旗虽然有部分牧户拥有自己的打草场，但所打的青草基本上用于饲喂自家的牲畜，并没有出售，所以在本文研究中没有计算基于这两个旗县的由于出售自家干草的载畜率的核加。

1.3.4样本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

X=X-Xmin/Xmax-Xmin

(4)

式中，Xmax表示变量的最大值，Xmin表示变量的最小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草场载畜率及分布特征分析

外购干草的补充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然草原的放牧压力，是牧民草场载畜率计算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所以在载畜率的计算中必须基于牧户家庭年际外购干草支出来核减羊单位。如表4所示，2017年草甸草原区、典型草原区、荒漠草原区的干草市场价格分别为500元·t-1，1 100元·t-1，1 200 元·t-1，根据公式(3)，2017年在草甸草原区牧户外购干草每支出328.5元即可核减一个羊单位，在典型草原区每支出722.7元可核减一个羊单位，荒漠草原区每支出788.4元则可核减一个羊单位。

表4 不同草原区域干草市场价格

如图1所示，核减前表示不考虑外购干草效用下的载畜率值，核减后为基于牧户外购干草计算的载畜率值。草甸草原区、典型草原区以及荒漠草原区核减前后的载畜率值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且载畜率值均表现出在核减后降低的趋势。其中，草甸草原区载畜率值在核减后降低了35.09%，典型草原区降低了23.23%，荒漠草原区则降低了31.82%。草甸草原区域天然草原生产力比其他两种草原类型区高，对放牧的承载能力也较高，结合补饲干草进行畜牧业生产对天然草原放牧压力的缓解效用更加明显，所以典型草原区和荒漠草原区在本身草原生产力并不高的现实下要进一步缓解放牧压力，必须加大干草的购买和补饲力度。进一步分析来看，草甸草原区陈巴尔虎旗载畜率值在核减后降低了46.34%，新巴尔虎左旗该值降低了23.58%；在典型草原区锡林浩特市载畜率值在核减后降低了34.02%，东乌珠穆沁旗该值降低了18%；在荒漠草原区苏尼特左旗载畜率值在核减后降低了33.33%，苏尼特右旗该值降低了29.17%。值得关注的是，在陈巴尔虎旗样本牧户外购干草补饲对天然草原放牧压力缓解的贡献力最大，锡林浩特市次之，然后依次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新巴尔虎左旗。相比而言，东乌珠穆沁旗样本牧户外购干草补饲对天然草原放牧压力的缓解效用是最低的。

图1 牧户样本2017年载畜率核减前后对比

此外，在核减前，三种草原类型区的草场载畜率从东到西分布呈现依次降低的趋势，即草甸草原区(1.14羊单位·hm-2)>典型草原区(0.99羊单位·hm-2)>荒漠草原区(0.44羊单位·hm-2)；核减后典型草原区载畜率值(0.76羊单位·hm-2)略微高于草甸草原区(0.74羊单位·hm-2)，荒漠草原区该值仍为最低(0.30羊单位·hm-2)。

具体分析可得，在草甸草原区，陈巴尔虎旗的样本牧户载畜率在核减前为1.23羊单位·hm-2，高于新巴尔虎左旗的1.06羊单位·hm-2，但是由于陈巴尔虎旗牧户外购干草的力度较大，支出多，使得核减后的载畜率值低于新巴尔虎左旗；在典型草原区，锡林浩特市的样本牧户载畜率在核减前为0.97羊单位·hm-2，低于东乌珠穆沁旗的1.00羊单位·hm-2，同样由于锡林浩特市样本牧户外购干草的力度较大，使得在核减后的载畜率值仍然低于东乌珠穆沁旗；在荒漠草原区，苏尼特左旗样本牧户的载畜率值在核减前后均低于苏尼特右旗。

2.2 是否超载以及超载程度分析

根据区域及县域内牧户核减外购干草效用后的实际草场载畜率值，分析在第二轮草原补奖政策标准下牧户的超载情况。表5为各旗县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畜平衡标准，由于在草原牧区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差异很大，所以草畜平衡标准是相当地方化的数据，本研究采用了各旗县调研区域苏木嘎查该标准的平均值来测算。

表5 第二轮草原补奖政策冷季草畜平衡标准

综合来看，以各区域草畜平衡标准最高的旗县为例，区域视角下草甸草原区牧户实际载畜率为0.74 羊单位·hm-2，未表现出超载；典型草原区牧户实际载畜率为0.76 羊单位·hm-2，表现为超载，且超载率为13.43%；荒漠草原区牧户实际载畜率为0.30羊单位·hm-2，也存在超载，超载率为50.00%。区域内牧户的超载程度表现为荒漠草原区>典型草原区，草甸草原区牧户未呈现出超载现象。县域视角下，典型草原区和荒漠草原区各调研旗县样本牧户的载畜率均表现为超载，草甸草原区新巴尔虎左旗样本牧户的载畜率表现为超载，而仅有陈巴尔虎旗表现为不超载。进一步分析，典型草原区锡林浩特市超载率为20.75%，东乌珠穆沁旗超载率为22.39%；荒漠草原区苏尼特左旗超载率为64.71%，苏尼特右旗超载率为70.00%；典型草原区陈巴尔虎左旗的超载率为8.00%。综上，区域内荒漠草原区的超载率最高，典型草原区次之，而草甸草原区样本牧户未超载。县域内，各调研旗县样本牧户的超载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东乌珠穆沁旗>锡林浩特市>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左旗牧户未超载。

2.3 牧户心理载畜率分析

“心理载畜率”是指牧民在基于对自有草原资源禀赋和畜牧业生产实践历史的综合自我认知基础上，来判定自家草场实际可以承载的牲畜头数，心理载畜率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牧民超载的意愿，牧民心理载畜率的存在也是长期以来天然草原载畜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23-24]。本研究在利用牧民外购干草核减载畜率的基础上对核减后的真实载畜率和牧民心理载畜率进行比较研究，试图进一步厘清牧民心理载畜率超出实际载畜率的幅度，衡量当前草原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牧民心理载畜率和草畜平衡标准的差距，对未来草原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切实参考。本研究在调研问卷中设置问题：“您认为就现有可利用的草原面积，在草畜平衡标准限制的前提下，你愿意饲养多少牲畜？”来获得牧户的心理期望值。将各类牲畜按照标准羊单位换算，并依据牧户干草购买力度核减计算获得样本牧户的心理载畜率值，结果见图2。

图2 牧户样本实际载畜率与心理载畜率核减后数值对比

图2为研究区域样本牧户的实际载畜率值与心理载畜率值对比。如图2a所示，在三种草原类型区，样本牧户的心理载畜率值均高于其实际载畜率值。在草甸草原区，样本牧户的MSR比ASR每hm2高出了0.07个羊单位，典型草原区样本牧户的MSR比ASR每hm2高出了0.1个羊单位，在荒漠草原区该值为每hm20.36个羊单位，可见荒漠草原区样本牧户心理载畜率对实际载畜率的超出率最高，为54.55%。这可能是因为，虽然荒漠草原区草原生产力较弱，植被覆盖度低，但牧户户均承包的草场面积比其他两种草原类型区都大，所以其在一定程度上更倾向于增加牲畜数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各草原类型区样本牧户对地区草畜平衡标准的满意程度。

进一步分析来看，研究区域除锡林浩特市外的其他五个旗县，样本牧户的心理载畜率值均高于其实际载畜率值。锡林浩特市样本牧户的MSR值低于ASR值，主要是因为在锡林浩特市有部分受访牧户属于白音锡勒牧场，该牧场规模较大，体系完善，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畜牧业生产基地[25]，在畜牧业生产技术、畜产品加工、家庭牧场旅游业等方面均能给予场内牧户相对专业的帮助。部分牧户在该牧场全职工作，并表示由于近年养畜收益日益降低，自家牲畜存栏数量也将逐步减少。具体来看，在草甸草原区陈巴尔虎旗，样本牧户的MSR值比ASR值每hm2高出0.37个羊单位，新巴尔虎左旗MSR值比ASR值每hm2高出0.47个羊单位；在典型草原区锡林浩特市，样本牧户的MSR值比ASR值每hm2低了0.22个羊单位，东乌珠穆沁旗MSR值比ASR值每hm2高出0.44个羊单位；在荒漠草原区苏尼特左旗，样本牧户的MSR值比ASR值每hm2低了0.27个羊单位，苏尼特左旗MSR值比ASR值每hm2高出0.29个羊单位。

综合研究区域的六个旗县，苏尼特左旗样本牧户的MSR值比ASR值超出率最高，为49.09%，苏尼特右旗次之，为46.03%，东乌珠穆沁旗MSR值比ASR值超出率最低，为34.92%。综合来看，牧户实际载畜率值尚高于草畜平衡标准值，已处于超载状态，而牧户心理载畜率还高于实际载畜率，可见天然草原减畜任务仍然艰巨。进一步分析，牧户的心理载畜率也反映其超载意愿，牧户的心理载畜率越高，在畜牧业生产实践中往往也更倾向于增加牲畜数量，即牧户的超载意愿也越强烈。

3 讨论

不同草原区域及旗县牧户在利用外购干草核减后草场载畜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区域内草甸草原区样本牧户的载畜率在核减后下降幅度最大，表明在草甸草原区牧民外购干草补饲对天然草原放牧压力的缓解效用最大。草甸草原区位于内蒙古东部，降雨量较高，植被组成丰富，产草量也较其他两种草原类型高，所以该区牧户结合外购干草补饲能更加有效的缓解天然草原的生态压力。荒漠草原区外购干草核减载畜率的效用较典型草原区高，主要是因为荒漠草原草原生产力低下，该区牧户为维持甚至扩大畜牧业生产的规模，其外购干草的力度也比其他两种草原类型区大，所以核减掉的家畜数量也典型草原区多。与此同时，缓解了荒漠草原的放牧压力，给草原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有利于该区草原的可持续性利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县域内新巴尔虎左旗未超载，表明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县域之间的差别，结合牧户在年度畜牧业生产过程中外购干草对天然草原放牧压力的缓解效用，因地制宜制定相应的草畜平衡标准，更加合理的指导牧户畜牧业的生产，促进牧户生计的改善。

长期以来的干旱[26-28]和过度放牧[4-5]导致草原退化严重、生产力低下，天然草原产草量不再能充足地供给牲畜，在生计需求的压力下牧户开始另辟蹊径，从草产量大的牧区或者半农半牧区及农区外购饲草施行舍饲，这是以畜牧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牧民为应对干旱以及天然草原供给不足等生计风险的主要策略，也是牧民基于现实状况在传统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被动进行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典型的适应性生计策略[29]。在内蒙古草原牧区的实地调研发现，牲畜在舍饲圈养期间不在天然草原采食，即在此期间没有对天然草原的生态状况造成干扰。内蒙古自治区2021年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也指出，在种养结合的半农半牧区，可以根据人工供应饲草情况适当提高牲畜饲养量。根据本研究在内蒙古牧区的实地调研，牧民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外购干草补饲的生产行为已相当普遍。综合来看，根据标准羊单位换算的家畜在天然草原的平均日采食量，以及在舍饲期间干草供应量来核减计算载畜率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日益发展和居民对肉类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已不能仅仅依赖天然草原的供给来支撑畜牧业的生产[30]。青干草是内蒙古草原牧区畜牧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来源，这些生产资料在生态状况良好的天然草原或人工栽培草地区域向生产力低下的草原牧区的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草原管理以启示。应积极开展牧草新品种培育，加大天然草原修复力度，大力发展人工栽培草地；对经营草种生产、干草收获加工的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增加对牧民草料购买的补贴，尤其是干旱年份及休牧期。这或将为破解天然草原超载过牧难题提供实际可行的参考。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三种草原类型区在核减牧户外购干草效用后的载畜率值均表现出不同程度降低。依据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标准，区域内草甸草原区样本牧户核减干草效用后的载畜率值未表现出超载，县域内陈巴尔虎旗样本牧户未超载。区域视角下典型草原区样本牧户的心理载畜率最高，为0.86羊单位·hm-2，县域内新巴尔虎左旗样本牧户的心理载畜率最高，为1.28羊单位·hm-2，在今后的草原管理实践中应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