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洁

摘要：晚清洋务派名臣曾国藩以安分守拙的道德主义政治观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发展演变及最终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幕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极为器重的幕僚，得到后者悉心栽培与提点。由于时代变化以及个人经历、性格的差异，李鸿章形成了不拘成法的功利主义政治观。与曾国藩“用兵在人而不在器”的观点不同，李鸿章的西洋武器观是见利则力求效法。通过介绍西洋武器的实战功效，强调西洋武器对自强的帮助，组建新式淮军取得战果，李鸿章对曾国藩晚年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之逐渐认识和接受西洋武器。曾国藩晚年西洋武器观的转变，为其实践“取夷智、制夷器、以夷制夷”的洋务思想扫除思想障碍，促进了晚清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化发展。

关键词：曾国藩;李鸿章;政治思想;洋务运动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1-0049-05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晚清时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作为洋务运动早期的领导者，曾国藩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关键地位。长期以来，学界对洋务运动及洋务派名臣展开了详尽深入的研究，不少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曾国藩对其幕僚洋务观形成之影响，进而探究此段时期内政治思想史变迁情况。但事实上，观念传递并非复刻。在重视洋务派内部政治观念传承的同时，有必要认识到曾氏与幕僚因时代、经验差异而产生的思想差异，以及二者互动而产生的双向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李鸿章西洋武器观为案例切入，探究幕僚对曾国藩洋务观的反向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现实影响。

一、曾国藩、李鸿章政治思想概述

（一）曾国藩：安分守拙的道德主义政治观

曾国藩有着长达34年跌宕起伏的宦海生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因剿灭太平军于同治年间受封一等毅勇候，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从翰林院学士到湘军统帅再到封疆大吏，曾国藩逐步进入清帝国政治权力中心，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他开始积极寻求顺应时局以图自强的外交策略，并结合经世传统、西学潮流、长期主政经验及处理洋务积累的心得，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以“诚”“礼”“仁”等道德主义儒学观念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對晚清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思想底色：程朱理学的经世学派

无论是所处时代背景还是早期求学经历，都注定曾国藩难以跳出理学经世派的框架。这位晚清经世学派的代表人物虽力主“徐图自强”，但本质上仍严守传统儒学内核。从整体上看，曾国藩将“经世之学”归纳为“礼”，认为“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学问宗旨，以礼为归”，试图在“仁”的指导下呈现、改良“礼”，进而用“礼”统摄政治思想与行政主张，透露出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和鲜明的程朱理学本色。

2.洋务观：“和戎”为本

处理洋务时，曾国藩恪守“羁縻驭夷”的原则，强调“待夷诚信，善全和局”，将“诚信”放在第一位以免招致列强更多挑衅。曾国藩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1]因此他主张遵守已签署的中外条约，即使条约本身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在中外实力对比十分悬殊时维持短期和平局面，争取更多时间徐图自强;同时也能够将洋人的要求控制在既有条约范围内，防止其过度索取。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曾国藩在外交事务中特别重视“和”，将之视为外交的指导方针、目的与手段，对洋人多隐忍而求全。

3.军事观：推“诚”、守“拙”、重“礼”

除洋务外，曾国藩的道德主义政治观在军事领域也得到充分体现。首先，湘军诞生之初就染上浓厚的理学色彩。从起源来看，湘军原本是咸丰帝令曾国藩组织训练的地方团练，目的是保境安民，但曾国藩以“诚”化人，结合师生、同乡的情感纽带，大大提升湘军凝聚力，创造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新式军队。

其次，曾国藩将理学融入军事实践活动中，由“诚”推演出一种“守拙”的方法论，“破天下至巧者以拙”，形成了独特的“守拙”战术、行军风格。在攻打太平军时，曾国藩以“守拙”之道，采取“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不断围城挖壕沟，化进攻为防守。此种战术看似呆板，却能有效断敌补给，致使太平军最终被剿灭。

最后，曾国藩一生军功卓著，但带兵打仗时“军礼”在其心中的地位却不下于战略战术。值得注意的是，“军礼”绝非局限于制度和仪式，而是与程朱理学密切相关，深入思想层面展现出“仁”的精神内核。军礼以爱民为第一要务，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但“凡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这就将军事理念与政治思想统合，治军最终目标也从一般纪律约束上升到“尊上而知理，无扰百姓”。故曾国藩极其重视军队的思想教育，认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2]，甚至常用此理教导幕僚。

（二）李鸿章：不拘成法的功利主义政治观

曾国藩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正所谓“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大批朋友、门生和幕僚在他的熏陶与提携下成长为近代名臣俊才，李鸿章便是其中最为著名者之一。

1.曾、李交往与李鸿章之早期仕途

李鸿章字少荃，道光三年（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封一等肃毅伯。曾国藩与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有“同年”之谊，皆为戊戌年（1838年）进士，故李鸿章与兄长李瀚章一同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从此建立起师生关系，“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李鸿章早年心高气傲，在太平军兴起之际一度离开曾国藩，赴安徽帮办团练，结果却不甚如意，最终重新投奔曾国藩。曾以李鸿章“久历戎行，文武兼资”，奏留襄办营务，李鸿章从此正式加入曾国藩幕府，其仕途也迎来转折点。事实上，在幕府期间，曾国藩一向对李鸿章器重有加，或令其编练马队，襄赞曾国荃军务;或留于府中主管文书，参与军机要务决策[3]。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攻势凶猛，江南局势一度陷入危急，经曾国藩保奏，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赴沪，最终独当一面、建功立业，之后仕途也较为顺遂。

从早年经历来看，曾国藩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且对后者多有栽培。李鸿章在回忆老师时也坦言“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4]可以说，李鸿章受曾国藩的影响确是极深的。

2.李鸿章的功利主义政治思想

然而，曾、李二人处事风格与性格特点本不相同，加上李鸿章在上海常与洋人接触，堪称身处洋务“第一线”，所见所闻都让李鸿章的政治思想逐渐脱离老师的框架，形成一套不拘成法的功利主义政治观。例如在处理洋务时，李鸿章部分继承了曾国藩“和戎”思想，认为“战守无具，不能不以和，允为御辱长策”，但在“外须和戎”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内要自强”。此处“自强”主要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工厂和训练新式军队，建立中国的近代工业、国防体系[5]。相比于坐镇后方的曾国藩，李鸿章对中国与西方列强在器物上的差距有更加深切的感受，故而其洋务观类似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务局等企业，为近代洋务运动做出突出贡献。李鸿章在具体外交事务中更是表现出明显的灵活性，利用国际法与列强周旋，最大限度保全国家利益——尽管其外交才能常受制于清朝衰微的国力。

二、曾、李二人西洋武器观之差异

从前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整体政治思想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注定了二人在看待、使用西洋武器时的分歧。

（一）曾国藩：用兵在人不在器

曾国藩创办湘军之初便通过种种渠道了解了西洋枪炮，甚至数次亲自观看洋炮炸炮演示，在水师炮船中也装配了一部分洋炮，但整体上曾国藩并不看好西式武器，认为“用兵在人不在器”，军队战斗力取决于士兵的士气和斗志。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示：“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梁）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咸丰）十年三月之败……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药乎？”因此，他力诫曾国荃“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经而不自觉。”[6]57可以说，湘军自组建后较长一段时间，使用的主要还是旧式火炮如鸟枪、火绳枪等，西洋武器仅限于洋炮。

有学者指出，曾国藩对西洋武器略显肤浅的看法与其道德主义政治观密不可分。前文提到，曾国藩深受经世学派熏陶，“于为人主安分守拙，于治事主平实稳健，于用兵主老成持重”[7]295，义理之学为他提供坚定的精神支撑，使之能以一介书生力挽狂澜;又赋予他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以此维系湘军特别是幕僚内部团结。但同时应当注意，义理学对“义理”和“物理”的混淆，使曾国藩在面对自然领域问题时容易转而探究伦理层面的合理性[8]。例如他在描绘劈山炮时说“喷薄而成，如珠如雨，贷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可见，无法有效区隔物理和义理，成为曾国藩面对西洋武器时的重要困扰。再者，湘军组建已久，多次与太平军交战，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战法，若突然全盘采用洋枪洋炮，恐难立见成效，甚至会打乱湘军既有组织结构。故在主客观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曾国藩并未对洋枪洋炮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一度将李鸿章学习西洋武器视为“崇信邪教”。

（二）李鸿章：见利则力求效法

李鸿章大规模接触和使用西洋武器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率淮军入沪，与太平军激烈的战况使他不得不正视西洋武器的实际功效。相比于老师，李鸿章在涉及西洋武器时表现出更多的功利主义倾向。王尔敏认为，淮军比湘军组建更晚，且在上海与西洋军队并肩作战，能够更真切地考察西洋武器的实际效用[7]295。实战中西洋枪炮的出色表现确实让李鸿章震惊不已，他向曾国藩表示：“洋枪队与夷人大炮固有明效”“攻城夺垒及船上开用，实为无敌”[9]91，98。由于太平军多使用西式武器，对淮军构成较大威胁，故李鸿章主张“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贼，亦战必胜攻必取也”[9]136。

实践经验使李鸿章确立了对西洋武器的信念，其为人又“胸襟开阔，不拘成法，功实是尚”，很快便承认了西方军事技术与训练方法的先进性，并利用在上海的便利条件留心学习相关军事知识。同治元年前后，李鸿章俨然成为洋枪专家，对各型号西洋枪炮的精细差别都了如指掌。为解决“洋枪、洋炮好者不易得”的问题，李鸿章请托代买、求助洋行与英法联军等方式购置优质洋枪。不仅如此，李鸿章还重视“制器之器”，认为“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9]278，并于曾国藩提及聘请外国工匠的想法。從书信来看，到同治元年十一月，已雇洋人小有成就，“李善兰制成开花炮两尊，连炮子解上，考之时价捎昂，其雇觅善制造军器之夷人一名，请试用之。”同治二年（1863年），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即来监工”[9]169，217。可以说，李鸿章灵活务实的西洋武器观远远走在曾国藩之前，为近代中国军事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三、李鸿章对曾国藩西洋武器观的影响

李鸿章的功利主义政治观让他能够迅速认识到西洋武器的先进性，不拘成法地加以引进学习，不仅使淮军装备、组织都远胜于清朝普通军队，还积极向同僚推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曾国藩等重要人物的西洋武器观。总体来看，这种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介绍西洋武器的实战功效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军进入上海，此年曾、李二人西洋武器观的分歧开始充分显露。李鸿章在写信汇报前线战况时屡屡强调西洋武器的实战功效，甚至质疑曾国藩对自己的告诫：“用兵在人不在器，自是至论，然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结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独未能杂营住帐房，又临敌审慎胆气多歉，此则不及中国好兵耳。”[9]186在信中李鸿章还详细描绘常胜军使用开花炮攻城的情况：“戈登在营前排列开花巨炮十余尊，对城轰打，贼始躲匿垛下，继则深藏子城、地窖中，炮力所穿，无孔不入，自午至申轰倒二十余丈，城内屋瓦皆飞击死悍贼无数。”[9]83李鸿章的这些介绍，无疑为身处后方坐镇指挥的曾国藩提供了一手信息，让他能够切实体会到西洋枪炮威力。

（二）强调西洋武器对自强的帮助

为进一步说服曾国藩积极采用西洋枪炮，李鸿章还援引日俄事例，论述西洋武器对中国自强的作用。他在信中写到：“西洋炸炮重者有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埓，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可自立。”[9]这同时也反映出李鸿章的西洋武器观是与其政治思想体系相融合的，他对西式武器的推崇部分是出于实战需求，但更关键还是服务于“内需自强”的深层目标。

（三）组建新式淮军作为示范

除详细阐述西洋武器的诸多优势和作战时取得的战果外，李鸿章在淮军中大胆采用西式装备和管理、训练模式。同治元年五月，淮军部将程学启已组建百人洋枪队，“枪炮队伍均甚整齐，纪律亦好”[7]295。随后，李鸿章向曾国藩汇报淮军洋枪队的训练与实战情况：“敝军现择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逐日操演洗刷，子路有较抬炮更远者。程学启三营中并改出洋枪队一营，每哨添劈山炮二队，临阵时一营可低两营之用。”[9]152李鸿章的努力很快有了成效，淮军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完全采用西洋武器和西式营制战法的军队，且表现出出色的实战能力，“遇贼交锋，先以劈山炮护洋枪队而行，屡获幸胜”[9]114。甚至连曾国荃都对此赞叹不已，意欲在下属军中效仿淮军组建洋枪队。

四、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回应

同治元年时，面对李鸿章对西洋武器的“极力推销”，曾国藩尚不以为然，在写给蔡应嵩信中说：“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器，每戒舍弟不必多用洋枪。而少荃到上海后，盛称洋枪之利，舍弟亦难免习俗之见。开此风气，殊非所愿。洋人号令严明，队伍齐整，实不专以火器取胜。此次金陵援贼营，而我军坚持如故，且有开花炸弹打入营中，未伤多人。我以炸弹打入贼营，贼亦甚不慌乱。此事似无必胜之道。”[6]868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将其西洋武器观与“中体西用”思想结合，认为“我军仍当以抬（枪）、鸟（枪）、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6]57

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太平军装备洋枪洋炮的数量不断增加，湘军作战不利，将领们越来越产生更换新式武器的诉求。尤其是负责围攻安庆的湘军前线总指挥曾国荃，对西洋武器盼望甚切。相比之下，李鸿章在上海组建新军，雇佣洋人分营教习训练，招募洋人由香港购置造炮器具，并力诫将士虚心忍辱以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两军的鲜明对比更加刺激了湘军更换武器的迫切欲望。

李鸿章等幕僚的劝说，以及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战况，终于让曾国藩的态度在同治二年（1863年）有所转变：“洋枪风气，开自尊处与弟营。今各营纷纷请领，不可遏制。意欲于沪中购买五六百支，以就众将之求，可否既开，万难禁遏。敬求惠协二千杆，与协银八万两并解。”[10]在李鸿章推荐下，曾国藩与容闳商议在上海建立机器厂，委派后者赴美国购买机器。容闳于同治四年（1865年）购回百余种机器，成为中国有史以来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壮举。这批机器在曾国藩的全力支持下，由李鸿章筹办，并入旗记铁厂，即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换言之，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最大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正是曾国藩意识到西洋武器先进性后，一手推动建立的。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着手改组湘军。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已有数营增设洋枪队，曾国藩六月十三日的日记中也出现了“阅护军营新学之洋枪队”等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曾国藩观看了淮军树字营操演，不禁感叹“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声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余平日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6]1183。可见其对西洋武器的态度已从排斥变得缓和，逐渐开始认可洋枪洋炮和西式军事制度。及至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谈及西洋武器时坦言：“近年各处兵勇，俱用洋枪、铜帽，精而且捷。风气一开，人人以鸟枪、门药为苦。在上者虽有大力，不能强遏人情……恐不能不全用洋枪，而各项器械亦有当用洋制者。”[6]467可见，晚年的曾国藩已完全认可了西洋武器——尽管这种认可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五、结语

受生活环境、性格和政治观念等的影响，李鸿章与曾国藩对西洋武器的态度大相径庭。相比于曾国藩“用兵在人不在器”的消极看法，李鸿章更多从功利主义角度推崇西洋武器的实用性，并积极引进、学习和仿造。曾、李二人围绕西洋武器的辩论以曾国藩落败告终，幕僚的劝说、实际行动以及中西力量的现实对比最终成功让曾国藩的西洋武器观有所改变。

曾国藩作为典型的晚清经世派文人，深受经世之学的熏陶，以坚守传统为己任。这一方面为他提供了在晚清混乱政局中力挽狂澜的强大精神支撑，一方面也令其在革新与保守间摇摆不定。事实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乏晚年回归保守者，而曾国藩晚年却对西洋武器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这种被动的思想轉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其深远意义在于，曾国藩开始清晰认识并接受西洋先进器物，为最终形成“取夷智、制夷器、以夷制夷”的洋务思想扫清障碍，也为江南制造总局的开办奠定基础。

当然，本文以曾、李西洋武器观为例讨论幕僚对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影响，只是强调曾国藩思想来源的多样性以及思想体系自身的动态变化，提供理解曾国藩政治思想的另一视角，也揭示了晚清经世派文人间的复杂关系。但必须指出，在曾国藩的一生事业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个人智慧的突出作用。在讨论幕僚对曾国藩的影响时，并不能忽视其本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恰恰是个人智慧品性、幕僚辅佐和历史机遇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方才塑造了这位卓尔不群的晚清中兴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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