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博颖

摘要：在关于国际组织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大多站在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角度，两种流派的观点虽然有着显著的差别，但都强调物质或外在因素的作用，而将各国因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缘环境所产生的差异性放在关注的次要位置。将建构主义的“身份”概念引入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可以很好地弥补上述不足。国际组织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的各个行为体谋求合作的愿望，可以被看作一种集体身份或认同，这种身份或认同是在国际组织与其成员的互动中建构的，但共同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个性的消失。从“身份”概念出发对国际组织进行的解析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国际组织;身份;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1-0030-03

一、国际组织身份认知的必要性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组织是一种被动的机制。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服务于强国的利益，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组织是为了满足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某些功能需求。在这种理性主义观点下，虽然国际组织可能有助于保持现存的权力平衡（新现实主义）或降低交易成本（新自由制度主义），但它却并没有自己的生命力。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将分析重点放在国际组织的创建和导致其创建的国家间互动上。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际组织在理性主义的世界中是一个尚未被充分探索的领域。

国际组织在战后的突出地位催生了新的国际法，进而使得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和自主性行为受到关注，国际组织章程宣布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本组织在其每一成员国的领土上享有为行使其职能和实现其宗旨所必需的法律行为能力。”同样，国际法院在“为联合国执行任务而受伤的赔偿案”中做出裁定，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主体，能够拥有国际权利和义务。”基于这一法律能力，国际组织有权就一国违反其对该组织的义务所造成的损害起诉该国，无论该国是否是该组织的成员。此外，现代国际法认可了国际组织的专业身份，凸显了其独特的职权。例如，国际法院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就国家使用核武器是否违反国际法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理由是该问题不属于世卫组织的职权范围。

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并不能与其创建国的独立人格之间画上等号，国际组织不同的体制安排决定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和自治制度。尽管联合国拥有自己的法律人格，但它也无法违背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在涉及安全等核心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自主决定。此外，即使国际组织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将部分自主权转让给国际组织的主权国家也很可能希望收回这种转让。但不可忽视的是，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性特征。根据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一方面，国际组织会建立特定的规则和规范，并致力于这些规则和规范的推广;另一方面，国际组织还会构建世界，如世界银行对“发展”含义的界定，冷战后联合国对“安全”含义的重新界定。在发展过程中，国际组织还会不断调整其目标和行为。

由此可见，国际组织并不仅仅是帮助国家实现各种功能需求的“工具”。作为一个自主的实体，对国际组织进行身份的认知很有必要。

二、建构主义的“身份”概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始进行“社会学转向”。亚历山大·温特（以下简称温特）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系统阐述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此确定了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界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三足鼎力之势。“身份认同”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正如著名学者秦亚卿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建构主义是身份政治的理论。

温特认为，身份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团体身份（corporate identity）和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团体身份是非社会性的，是构成行为体个体性的内在性质。对于个人来说，团体身份是身体和意识的体验;对于组织来说，团体身份是个体、物质资源和个人可以在其中扮演“我们”的角色的共同信念[1]。在建构主义的身份体系中，团体身份是一种物质基础，是其他身份的起点。

社會身份是行为体从第三方的角度对自身赋予的一种定义，同一行为体往往会展现出多个不同的社会身份。在国际社会中，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是行为体所具有的两种最为重要的社会身份。温特认为，角色身份“存在于和他人的关系中”，这种身份标定的是一种位置上的关系，不同角色身份之间的差别在于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不同。而结构与行为体之间的建构是双向的，也就是说，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是由其角色身份决定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又会使得角色身份发生转化，进而导致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变化。温特对集体身份的定义是“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在阐述集体身份时，温特引入了类属身份的概念，类属身份即用身份来标记一种社会类别，同一类别的行为体具有相同的特征。温特认为，集体身份是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一种独特结合。

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之间有着鲜明的差别。角色身份的关注点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行为体之间的微观互动与行为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相应的意义。社会身份关注的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问题，关注点主要是集体之间的互动。

总的来说，身份是行为体独特性的体现，包含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的内容。从静态角度来说，身份是行为体所具有的一种区别性的形象;从动态的角度看，是行为体自身在与其他行为体对比时赋予自身的一种含义。有时“identity”一词也被翻译为“认同”，体现的就是这层动态含义。建构主义把身份视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不仅认为身份会使行为体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还可以使行为体了解自身的利益，从而使行为体的行动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就国际组织而言，“建构主义”提供了一个组织建设的社会框架，它强调共享规范如何在国际组织中出现，如何被内化，并最终改变组织内部成员国的行为。理性主义认为只有权力和利益等外部物质因素才能决定国家行为，而建构主义则指出，文化和价值观等内生观念方面的因素也可以指导国家行为，无论有没有物质基础，这种内生的社会动力都会将成员国家凝聚在一起。在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国际组织的本体自主性源于其由共享文化和话语体系共同组成的社会规范。一方面，这种社会规范为国际组织各成员国提供了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成员国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从而趋向于一种行为的一直性格;另一方面，随着这些规范管理的互动激增，个体身份也逐渐向“我们”这一集体身份的概念转化。

三、国际组织身份的形成——历史和环境因素的作用

借鉴认同理论的观点，孩子对家庭的认同感，实际是一种对于家族延续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认同。家庭层面的历史遗产推及孩子身上，成了作为人类个体身份形成基础的第一个因素。对于某一家企业而言，其创始人往往会对之后的企业形象和发展路径产生持久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对于国际组织来说也是如此。国际组织的创建历史对于它们的身份产生最初的影响。作为一种内化的过去，带有创始国的理念和特征的组织创建历史，就像人类的DNA一样，作为一种“遗传和继承”，定义了组织的独特性，也为每个国际组织标记了独特的路径依赖。一个国际组织的历史（通常以章程的形式呈现），通常被视为整个组织及其成员活动的一整套规则。但往往根据遗传的基本特征来研究一个国际组织身份的形成又似乎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机构变革都是由其过程特征所决定的。

在建构主义身份理论框架下，对个人而言，个体身份的形成基于对所处环境和个人特点的感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与社会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和联系。借鉴埃里克森的人格形成理论，从人类心理发展的动态考虑，人一生中会经历各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薄弱点、身份危机和可能性。个人在每个阶段都变成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能力，并日益形成更广泛的互动能力。身份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像是一种成人礼，是个体在经历角色冲突之后最终在社会上找到合适性的结果。但身份的建立并不总是顺利和成功的。在某些情况下，成年个体亦无法形成自己的身份。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身份混淆”。身份危机的成功解决对个人的耐性、信心以及承担责任、克服困难保持关系的能力都有着持久的影响。

与封闭系统不同，人和国际组织都是开放的系统。在封闭系统中，来自环境的输入永远不会改变内部元素，开放系统是可以通过对环境的适应而实现自我维持的。对国际组织而言，环境为国际组织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源，包括硬件（物理基础设施）、软件（技术）和人力资源，以及无形资产，比如声誉、地位。这一事实确定了环境在国际组织身份形成中的特殊重要性。国际组织会努力实现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为此，它们会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独特特征，以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

四、国际组织的身份危机

鉴于国际组织的历史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其活动的范围和效力，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分歧可能导致国际组织出现身份危机。与个人身份形成的过程类似，环境是组织身份形成的一个关键参数。国际组织也经历着来自环境方面的压力，变化的环境会对组织的行为和表现产生重要影响，组织和环境之间这种不断挑战和回应过程可以被视为国际组织的身份危机。

国际组织被迫将其机构进行多样化发展，成为多种角色，最终整合成一个内部统一的身份。一个国际组织处理从周围环境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并针对面临的外部挑战制定相应的措施。因此，如果将身份危机视为一个规范过程，那么国际组织结构的变化是技术性或构成性的，因为所有这些变化都会改变和修改该组织的目标和宗旨。组织目标是国际组织身份危机主题，是一种能够战胜敌人的抵抗并获得外界支持的“意识形态武器”。最初，这种目标是国际组织的创始国提供的，并在其宪章中予以体现。当组织决定某项行动是否可以接受时，组织目标提供了必要的解释指导。但当一个国际组织通过动态发展实现其身份时，它最初的目标和目的一定也进行了调整。换句话说，组织目标必须是可调整的，组织才能生存。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任务蔓延”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此外，组织的活动目标应有助于组织的生存，因为身份本身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定的。

在国际组织无法巩固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它也无法遏制身份危机。可能有两个原因导致此结果：首先，挑战来自环境的变化，一个国际组织如果在新的形势下仍按照之前的身份特征行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无效的、自我毁灭的行为”。其次，当一个国际组织形成多种身份，但最终不坚持其中任何一种身份时，那么组织的身份就会出现“扩散”，对组织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威胁到它的发展与生存。

对于国际组织而言，身份形成的“变革”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种变革会调整设立时的最初目标，也会对组织内部成员国的行为做出规范。当一个国际组织决定某项行动是否可以接受时，组织目标在这个时候就提供了必要的解释和指导。以世界银行的“任务蔓延”现象为例，由最初的为成员国谋求“经济福祉”，演化为了處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如妇女权利、环境、教育和健康等。这种“变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国际组织与环境进行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不断调整或修改最初的目标来应对环境挑战，进而达到必要的制度成熟，努力克服身份“危机”的过程。

五、结语

身份政治的意义在于改变对差异的传统认知，引发对国际组织对外身份唯一性和其内部行为体多样性的思考。国际组织不仅仅是主权国家的工具，它作为一个自主实体，不断与其周围环境互动，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演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把身份作为研究国际组织的一个维度，分析国际组织作为一种集体身份的维系和组织成员之间个体身份的关系，对于分析国际组织的演变发展，使国际组织正常运作，切实发挥好效能，规避可能出现的身份“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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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传荣.国际组织研究中的身份维度[J].国际观察，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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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HO S.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dentity Crisis[J/OL].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Business，2014（3）[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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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orks.bepress.com/sungjoon_cho/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