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梦莹

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关注着外部环境的发展动态，并在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关系处理经验和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际挑战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具有认识清醒、态度积极、目标明确、定位清晰等特点，并具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立场、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坚定的政治自信以及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关系处理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际挑战;历程;经验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2）09-0021-04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从孤立走向联系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人类社会不断加深联系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在不断的相互竞争、依赖与合作中加深联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关注着外部环境的发展动态，并在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关系处理经验和主张。在中国取得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和不断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如何总结中共百年以来对国际挑战的历程与经验，是十分重要且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对于认识、理解以及把握中国未来的动态与静态的自我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挑战的总体认识

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国际关系一般是指以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后以国家主权、国界领土、民族国家等为主要共识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标志为开端的[1]，而致力于为中华民族求独立谋发展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现代国际关系开端的两百多年后。彼时的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国家之间互动的国际惯例、国际规则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深受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整体影响。因此，对来自外部环境挑战的认识和判断，是不可避免也是必须面对的。

与“国际挑战”一词有较大关联性的表述有“全球挑战”“国际风险”“世界问题”等。这些表述意思相近，都表达了“来自外部的”“不利于本国的”“危机风险”等相关含义。因此可以说，国际挑战源自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对本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国际挑战从内容范畴上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别：国际格局下的国际挑战有超级大国间的争霸、争夺势力范围、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原则下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社会思想观念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传统安全观引发的安全困境和利益分歧;依据时代条件出现的冷战思维下的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和领土争端;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各类全球性问题;国家发展道路下的传统大国崛起与欠发展导致的和平问题[2]。

对国际挑战的准确认识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关键依据。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判断国际形势和制定对外战略尤为重要。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使得来自国际的挑战也随之发生变化。1648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历程经历了诸多变化，如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体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流，如世界格局呈现由单极到两极并继续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新科技革命、不同体制国家的建立与影响、第三世界力量的逐渐凸显，以及由此引发的如国际格局变动，国家之间的利益在不断重叠与分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的对外政策呈现出各有侧重的灵活调整，做到了因势利导，综合判断。

对国际挑战的认识是实现本国发展的前提。一国的发展主要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教育、人力资源等综合国力的发展。要实现本国的发展就必须与他国打交道。当今世界情况复杂，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因素也十分复杂，有国家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物理距离、文化差异、科技经济水平、历史遗留问题乃至无法预料的黑天鹅事件或灰犀牛事件等[3]，纷繁复杂的因素相互交织，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挑战的认识不能只采取单一的经济思维或政治思维，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对外策略。国际挑战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远有近，并始终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

对国际挑战的认识是处理内政的必要途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建立在对本国国情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了在对外关系上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不同时期体现具有时代性的特色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意识到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對各种阶级的态度和阶级力量的比较与剖判;土地革命时期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挖掘来自人民的有益经验;抗战时期对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深思;改革开放后对如何进一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以及新时代调整解决国家主要矛盾的长短期规划等。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外部环境的冷静分析和正确预测，世情、国情、党情相互变化，相互融合，相互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挑战总体认识的基本历程与特点

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最大依据。认清国情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养成对国情深入了解和判断的政治习惯和政治性格。而对世情的了解与认识，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前提。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代会”）每隔五年一次，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组织讨论和决定重大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上形成的大会报告凝聚了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精华，是往后若干年的统一理论纲领和行动旗帜，更是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国际挑战问题上总体认识的重要依据。其中，中共一大到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聚焦在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两件事上。中共八大至中共十二大，主要任务是进行党内党外建设，以巩固执政根基。从中共十三大开始，“挑战”一词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挑战”一词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出现的次数具体汇总如下：十三大报告为1次，十四大报告为1次，十五大报告为2次，十六大报告为2次，十七大报告为4次，十八大报告为5次，十九大报告为7次。

观察历次党代会报告文本，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从“挑战”一词出现的频率看，呈增加趋势。自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始，“挑战”一词的出现频率是逐步递增的，这不仅是对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的直观认识，更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逐步深化认识的重要思想成果，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研判的重要文本证据;从包含“挑战”一词的相关具体表述的语气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国际挑战时，冠之以“紧迫”“严峻”“重大”“前所未有”“风云变幻”“空前激烈”等形容词，并以“好时机”“大好机遇”“积极的姿态”“前景十分光明”“充满希望”等词，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清醒的;从包含“挑战”一词战略性行动指导表述措辞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国际挑战的威胁时，看到了“市场竞争”“很不安宁的世界”“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外部客观事实，铿锵有力地给出了“加快发展”“扩大互利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等行动指导原则，定位清晰，目标明确，蓝图宏伟。

三、中国共产党应对国际挑战的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挑战的判断和认识源自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点。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思想是中国身处国际社会应对国际挑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观点深刻剖析了国际社会处于普遍交往的客观历史状态，指出了把握世界普遍交往时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图景，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必将承担起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应对来自外界的挑战。革命时期基于区别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以建立起世界范围内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走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应对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不断探索一条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方案;改革开放时期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正确结论，提出“实现四化，永不称霸”[5]的维护世界和平主张的基本国策，走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基于“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保持战略定力，谋求自身发展。

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把握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局战略与局部政策相统一的应对策略。虽然总体战略在长期战略有效的重要作用下得到维持，但由于科技、人才、经济的流动性大，再加上国际社会的民粹主义、历史遗留问题、民族主义等此起彼伏，在整体政策大方向不变的基础上，局部政策实际上是在不断调整变化的;二是灵活处理机遇与挑战的辩证关系。这一点在历届党代会以及国内国际各类场合中都不断被强调，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是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外来挑战时的基本认识，同时也是“天上不会掉馅饼”“无功不受禄”“事出必有因”等传统文化思维的现代诠释，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认识;三是在世界中了解中国方位，从中国立场把握世界。清末“闭关锁国”的严重后果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不能忘记的，警钟长鸣，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从深化改革开放到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不断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不断提高对外来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能力。

（二）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坚定的政治自信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应对各类大大小小的国际挑战，时刻保持警惕性，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能力和建设质量，形成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经验做法。

按照国家生存——国家发展的基本逻辑，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力量尚处弱势阶段时勇挑民族独立解放大任，在一战结束后“凡尔赛—华盛顿”世界体系形成与二战将发未发的动荡期，在具有浓厚强权意味的国际体系的大环境中，同时面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直接挑战，国际局势十分严峻。中国共产党选择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结成的革命统一战线，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策略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一定国内政治力量但面临帝国主义和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国内反动势力的共同挑战下，果断从“反蒋抗日”转向“联蒋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强大力量的支持下取得国家政权，但国家一穷二白，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面对国际形势以意识形态划分界限極为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灵活务实，不断调整与强国大国的关系，并最终逐渐形成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倡导和平共处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取得巨大的经济奇迹但国家综合国力亟待整体提高时，依然保持稳定发展。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变化，中国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独立自主”“不结盟”再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一系列升级调整;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国际挑战内容更加纷繁复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三）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

这是当下国内外学者十分热衷的研究课题。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重塑了欧洲秩序，以国际法为基本规范，以协商为主要方式，形成了西方经验下的全球治理方案。随后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建立了以军事协助和镇压革命等主要手段的大国关系，并成为相互间关系的基督教治理信条。1934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则通过减少武器数量和裁军等方式追求和平，而实际上是大国强国单方面的意愿，最终只达到观念上而非实际的微弱震慑。1945年联合国诞生，再次接过和平的火炬，把保护人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促进可持续发展、维护国际法、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行动使命，并不断发挥着作用。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到各地的浪潮下，全球性问题、地区性问题不断涌现，世界各国尤其是来自大国强国的全球治理模式也经受着严峻考验。在各式各样的全球治理方案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各国在思想上要有以守护全人类的利益为己任的道德觉悟，更要有对人类未来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的信心。因此，在道义上，需要人类社会中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政党为主要行动者的主体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义务感。

在应对各类国际挑战尤其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挑战时，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为世界更好认识和了解中国创造条件的重要任务，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主张，不仅提升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参考方案。

四、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国际挑战正在并将长期威胁人类，中国共产党以安定中国为己任，以贡献世界为姿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合理化解各种国际风险，沉着应对各类国际挑战，在通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1] 肖月，朱立群. 简明国际关系史[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6.

[2] 韩前伟.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国际和平问题的总体认识与主张[J]. 广西社会科学，2020（05）：31-40.

[3] 王剑峰. “黑天鹅”事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危机[J]. 新疆社会科学，2019（01）：70-78+147.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66.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112.

（荐稿人：王彦铃，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陈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