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唯佳

1949年底，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面对时局，国民党政权营垒内的各种力量纷纷重新选择出路，弃暗投明。此时，号称“云南王”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决定起义。

三大特务系统都有特务被擒

  12月9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常委委员、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从成都飞抵昆明，督促卢汉等滇军将领“整军备战”，妄图与共产党顽抗到底。张群的到来，为卢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起义机会。

张群一下飞机，卢汉的亲信将领便“陪同”他“住进”了卢汉新建的公馆中，将其软禁，切断了张群与昆明外界的联系。随后，卢汉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召集在昆明的国民党政权各方大员，于当日晚9时前来“开会”，计划以“商讨复国基地建设大计”为由，将他们一网打尽。与此同时，卢汉密令其嫡系部队，暗中控制了昆明市区各要害部门、交通枢纽和昆明郊外的巫家坝飞机场，并扣留了33架自成都取道昆明飞往台湾的运输机。

晚9时左右，应邀赴会的国民党驻昆大员纷纷到来。他们知道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来了。这些蒋介石的嫡系可以怠慢“云南王”卢汉，但却得罪不起蒋介石的红人张群。然而，开会的时间已过，张群没有出现，连卢汉也不见踪影。满腹狐疑的大员们发现情况异常，这些毫无思想准备的将军、政要和特务头子们，目瞪口呆，手足失措，乖乖地被缴械。次日上午，卢汉在省政府办公处光复楼宣布了云南起义的消息。

卢汉起义，打乱了蒋介石将残存军事力量由四川逐次撤向云南的计划。起义还扣押了一批国民党三大特务系统的高级特务，其中包括：“国防部保密局”（军统）西南区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和云南站站长沈醉，共5名少将级军统大特务;“内政部调查局”（中统）云南调查处处长孙秉礼、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川滇黔铁路调查处处长刁寄萍、副处长隆曙明等;“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等，共20余人。

沈醉最先有立功表现

  对这些高级特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亲自调集精兵强将，展开了突击审讯工作。

  在国民党军统系统的大特务中，沈醉年轻干练，能力极强，20多岁就当上了少将。就在卢汉宣布起义的当天，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不仅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而且手书军统密令，让云南境内所属特务停止抵抗。此外，他还提供重要情报，使得卢汉一举扣押了当日途经昆明飞往台湾的军统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郭旭、成希超。

在审讯过程中，沈醉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痛哭流涕，以沉痛的心情回忆了自己贫寒的家境和慈祥的母亲，并悔恨自己违背了母亲“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的教诲。身为湖南湘潭人的沈醉，记忆力好，讲问题干脆，不但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主动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军统潜伏在云南、贵州地区的特务人员。

  昆明市军管会根据他提供的线索，一举捕获了军统贵州行动站站长汪剑英、云南行动站站长王汉文等大小特务40余人，及时阻止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在云南、贵州两省的重大破坏活动。

  关于蒋介石的“应变计划”，沈醉交代，军统局在云南境内以昆明为中心，布置了两个潜伏组，在滇西南的保山、滇东北的昭通，还建立了两个潜伏组。根据沈醉的交代，云南省军管会掌握了蒋介石为实现“应变计划”在云南境内设立的8个潜伏特务组的情况，经全力抓捕，这8个特务潜伏组的40余人被捕获，仅少数逃往境外。

  除了交代情况与坦白罪行外，沈醉还向解放军方面审讯人员提供了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的情况，使得审讯工作进展顺利。

在被扣押的军统特务中，徐远举、周养浩职务最高，掌握机密情况自然也是最多的，所以，他们的恐惧心理特别重，交代问题时，吞吞吐吐，避重就轻，思想包袱很沉重。在审讯徐远举时，他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一会儿要求批准他去西昌，参加解放西藏的工作，戴罪立功;一会儿又请求到东南沿海，准备协助解放军攻打台湾，立功赎罪。周养浩则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拉出去参加公审、上绞刑架的架势，一问三不知，企图抗拒到底。

  针对这两个大特务的情况，审讯人员根据掌握的内部情况，采取攻心政策。审讯人员对他们采取内松外紧的管理方式。在监禁院落外面，警戒森严，滴水不漏;而在院内和住所内，对他们的要求则比较宽松。看守所为他们两人各安排一间房子，免去他们戴刑具之苦，还让他们在院内自由行走;在生活上也尽量优待，除搞好伙食外，还允许他們自己开小灶，改善伙食。

  由于政策攻心与生活优待双管齐下，这两个国民党军统系统在西南地区的最高头目终于开口，交代了军统西南区的组织网络，还交代了“军统局西南地区应变计划”。

大特务们心理防线纷纷崩溃

  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中统是另外一个老牌特务组织。此次云南起义所扣押的中统特务中，有查宗藩、孙秉礼和刁寄萍等老资格的大特务。其中，查宗藩因没有实权，现实情况掌握不多，于是，审讯的重点就集中在孙秉礼与刁寄萍两个掌握实际权力的特务头子身上。被捕时，孙秉礼为“内政部调查局”云南调查处处长、刁寄萍为川滇黔铁路调查处处长。

面对着两个“老油条”的软抵抗，审讯人员恩威并施，晓以大义，促使其开口交代情况。针对孙秉礼的耍赖态度，审讯人员向他出示了其部下特务所交代的问题口供，解放军审讯人员的诚恳与严厉，对孙秉礼产生了极大震撼。对于刁寄萍，审讯人员则利用他比较注重亲情的特点，让其老婆领着10岁的女儿，带着他爱吃的红烧肉前来探监。在监狱的办公室，审讯人员当面向刁寄萍全家交代政策。由于审讯人员的辛勤努力工作，这两个中统大特务终于开口交代问题。

两人供认，在蒋介石政权迁往台湾后，中统系统也安排了自己的“应变计划”。与军统的“应变计划”不同，中统系统的计划重点是在保持与境外建立联系方面。

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是蒋介石政权的另一个特务组织，但在组织机构上它又独立于军统之外，主要掌管军事情报，并直接为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服务。

在这次云南起义中被俘的主要骨干特务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和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他俩不仅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系统掌握全局的官员，而且还是统领西南地区全部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沈蕴存是“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的亲信，手里掌握着二厅的绝大部分核心机密。此人曾在英美等国受过专业情报训练，不但思想反动，而且反侦讯能力极强，一度给审讯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解放军审讯人员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先从他们被俘的部下入手，掌握了大量基础情报。然后，再步步紧逼，趁热打铁，对这两个顽固分子进行突破。在大量事实面前，沈蕴存与温天和的心理防线崩溃，供认了大量情报。

  完成突击审讯任务后，这一批特务战俘被送往重庆，后经过正式宣判，分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北京功德林、秦城等处监狱，继续进行审理和教育改造。这些大特务们绝大部分表现较好，最后都走上了自新的道路。其中，除徐远举在改造期间因病亡故外，其他人都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特赦。

（摘自《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