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主题出版：态势、观点、问题与建议

2022-04-25郝振省宋嘉庚

编辑之友 2022年4期

郝振省宋嘉庚

【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主题出版快速发展，规模、效益和相关学术研究进入新阶段。出版机构的顶层设计对生产环节已形成有效引导，主题出版业务板块已位列出版单位工作任务之首。文章通过梳理发现，相关研究集中在主题出版的概念体系、选题策划、细分类型、融合功能、“走出去”路径等方面，同时表现出研究主题和主体可适当扩展、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建立、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亟待发力等情况。基于此，出版单位应从选题差异化、品牌焦点化、理论深度化、布局系统化四个方面下功夫，以实现主题出版更好更快发展。

【关键词】十九大主题出版出版机构融合出版出版“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4-014-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4.002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出版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主题出版作为一项重要的出版工作，已纳入我国出版系统制度性部署。主题出版对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深入广泛，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阐释权威全面，对国家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的呼应准确及时。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党和国家大事，打造出一批质量水准高、读者反馈好的主题出版精品。优秀主题出版物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在抗击疫情中知识普及效果明显。通过对重大工程和重要事件的解读和诠释，展示了中国实践，构建了中国理论，丰富了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建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打造了易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表述。

一、主题出版发展态势

主题出版的学术溯源离不开实践探索。党的十九大以来，出版管理机构、出版单位、研究机构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出版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深刻改变了我国出版业发展格局，也深度影响了主题出版学术观察视角。

1. 从主题出版物的数量规模和生产速度看，出版机构的顶层设计对生产环节已形成有效引导

根据中宣部公布的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情况，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97种，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170种。出版单位申报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数量从2017年的1 762种增长到2021年的2 232种，出版单位申报意愿显著增强。在重点选题上，高质量出版作品数量颇丰。主题出版物的生产环节正在提速，2020年中宣部明确要求当年的主题出版选题要包括“一批疫情防控、心理疏导的权威普及读物”，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2月，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书目已有593种。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2021年上半年主题出版新书销量占主题出版物总销量的76%，主题出版物的生产速度已呈领跑态势。

2. 从出版单位对主题出版的重视程度看，主题出版业务板块已居首位

回顾百年出版史，中国共产党就是靠着主题出版一路前行，在对这一概念的贯彻实施过程中，逐步从出版性质、工作安排、评优活动、外延拓展等多方面促成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出版人从事业务的基本理念和首要准则。多家出版单位已将主题出版板块列入2022年的首要工作，并在出版单位“十四五”发展规划中予以明确体现。主题出版不仅体现在规划和计划中，很多出版单位也对主题出版业务板块做出调整，如人民出版社的主题出版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的主题出版与重大项目策划部、中信出版集团的主题出版中心等。另外，在中宣部印发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中，被列入中宣部年度重点主题出版物的出版物，每种计1.5分，主题出版业务板块已成为出版单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有效渠道。

3. 从读者对主题出版物的阅读体验看，主题出版物已深刻影响读者的阅读偏好

大量优质主题出版物的面世，不仅实现了生产生活的有效精神供给，也逐渐形成一种阅读新风尚，引领读者群体的阅读偏好和阅读习惯。以青年阅读群体为例，《中国青年阅读指数报告》（2021年第5期）统计发现，青年群体的阅读范围正在向革命、历史等多个题材纵深扩展。《决战朝鲜》《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等图书的热卖，印证了青年群体的阅读偏好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主题出版物销售码洋的变化，也呈现出读者对主题出版的认可与喜爱。基于国家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相关数据，在主题出版题材引领下，2021年主题时政读物销售量激增，社科类市场份额达26.98%，为市场最大份额。主题出版与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互动效果明显，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方面的主题图书销量持续增加，《中国共产党简史》《趣说中国史》《为什么是中国》《苦难辉煌》等主题出版物的销量持续领先。

二、主题出版学术观点综述

十九大以来，中宣部公布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科技等多个板块，其主题更加贴合时代背景。学者们对主题出版的研究也更深入，十九大以来，中国知网收录的题目中包含主题出版的文献有470余篇，包括以下典型的学术观点。

1. 主题出版的概念体系不断完善，视角多元，内涵丰富

党的十九大以来，围绕主题出版这一基本概念，研究者形成了不同视角的认知，这种多元视角全面展现了主题出版的基本概念、多重属性和多元功能。在基本概念层面，周蔚华对2003年以文件形式提出主题出版工程做了翔实客观的考证。[1]崔波提出在2003年之前“中国的主题出版活动就已经存在了，它成为记录历史、积累文明成果、引导主流舆论的重要载体”。[2]张志强认为“在出版实践中，主题出版不断拓宽，现已成为一项横跨专业（学术）出版、教育出版与大众出版的出版活动”。[3]在主题出版属性方面，范军认为主题出版是“政治性和学术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意义和有意思”“内容与形式”四种特质的结合。[4]聂震宁认为应关注主题出版的时代性、科学性、专业性和创新性。[5]何成梁、王为松、张立科都认为专业性和学术性是主题出版的基本属性，导向性要以专业性、学术性为支撑。[6]对于主题出版的基本性质，刘清田提出理论型主题出版的概念，他认为“理论型主题出版的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論，重在以理论的‘深度支撑政治的‘高度”。[7]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出发，主题出版的诠释功能和核心价值根源是理论的深刻性和彻底性。唯有立足主题出版全过程，才能进一步讨论科学的理论，并让群众了解和感受真理的力量。

主题出版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已获学界公认，主题出版物输出海外，打造了文化“走出去”的可行路径，展示了文化传播功能。十九大以来，主题出版正在实现作者和编辑的深度融合、创作要素的迅速统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多重功能。从2021年出版的“中国科技之路”丛书可以看出，主题出版工作实现的是责任与市场的对接、可读与必读的一致、历史与现实的延续，主题出版已具备融合需求、传承历史、实现效益的多重功能。也正是由于上述性质与功能，“主题出版呈现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融合、外部政治生态和内部运行机制相融合、宏大命题与时代所需相融合的一体化出版格局，出版业进入了主题出版时代”。[8]

2.主题出版的学术研究集中度较高，选题与双效益直接相关

庄莹通过梳理2012年到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情况，发现入选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选题集中在国家叙事、大型主题图书项目建设、政治军事类主题图书、社会发展与建设研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史论类主题图书、周年纪念类选题七个方面。[9]吴志海以2015年至2020年国家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为研究对象，梳理近五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差异化和规律性，认为主题出版选题工作的关键点在于：依托自身资源，深挖内涵，做好中长期规划;对接通知要求，主动作为，实现效益最大化;预判变化，及时调整，跟上时代步伐。[10]而有关选题优质的主题出版物是否一定能实现双效收益的论证，也一直在持续。

在出版人的一般观念中，主题出版物发挥的社会效益均获认可，但对主题出版物的经济效益回报，始终存疑或者避而不谈。事实上，出版社依靠打造优质主题出版物获得高经济收益，应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2021年“6+6”全国主题出版学术论坛上，笔者提出：“我们所倡导的主题出版绝对是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最终取得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因为从逻辑上讲，有了精准的选题策划、严格的作者遴选、高标准的编辑流程，这样形成的文本不可能不获得好的经济效益。换句话说，获得好的经济效益一定是必然的。”

3. 主题出版细分类型逐渐显现，文学、少儿、科技主题出版备受关注

文学具有与主题出版题材融合的先天优势，何建明提出文学作品之于主题出版的选材要紧紧扣住“国家大事、党的大事、人民群众特别关切的事”，[11]从其报告文学的成功经验看，主题出版与文学融合优势显而易见。《浦东史诗》反映了浦东开发开放历程，《那山，那水》以文学笔触诠释了“两山思想”的源头和内涵，《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反映了感人的脱贫攻坚历程。文学作品的贴近性，使其更易搭建宏大主题与读者生活的桥梁，“文学类主题出版图书虽然在市场总体占有率上并不突出，但其更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阅读需求，更能通过作品引起读者的意识认同，使其成为主题出版中价值特殊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2]当前，少儿主题出版也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出版实践的典型类别。于蕊和唐靖回顾梳理“‘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成书过程，总结出“正文+人物小传+年谱+词汇园地+导读手册+音频故事+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资料库”的出版模式打造了经典的少儿主题出版绘本。[13]白冰认为，“出版那些体现国家意志、体现时代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基因，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能够传开来、传下去的少儿主题出版精品，在国家需求、读者需求和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之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和新的增长点”。[14]从科技类主题出版看，《中国科技发展70年（1949—2019）》及“‘向太空进发中国载人航天科学绘本”系列、“科技改变中国”丛书等，都从科技视角展示了国家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成就。“科技主题出版项目的策划编辑必须深刻认识到，科技主题出版要通过高品质科技成果的展现，彰显人们所处时代的突出进步。科技主题出版存在的专业合法性在于政策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良性结合。”[15]

4. 主题出版的要素融合功能获得关注，政策支持、地方特色、数字元素在主题出版领域快速集纳

中宣部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申报、数字出版精品遴选等活动已对出版单位的主题出版工作形成了有效的引导和激励，由此产生了系列关联效果。有专家观察到，主题出版的影响力已从出版系统拓展至相关部门和单位，周粟和饶涛梳理了宏观层面的主题出版扶持政策，通过分析教育部对高校出版社的专项激励，展示了教育部门对主题出版工作的支持力度，剖析了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项目，从历年组织报送图书出版计划的通知内容变化，对近年教育部社科司工作要点做了对比，展示出教育部推动高校出版社开发高品质主题出版物的强劲力度。[16]此外，地方特色资源也因主题出版得以激活。陈兴芜提出地方出版社应借力借势借智，对时效性强的重大项目进行“事前资助+事后补助”，保障精品生产，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构建特色品牌产品线等创新性思考。[17]蒋三军和包鸿梅认为地方叙事主题出版应在学理层面进行探究，寻找读者自我身份认同、挖掘读者近身信息、关注读者主题阅读的知识树，这在充实学理依据、明晰地方叙事实践方面具有建设意义。[18]随着主题出版题材的不断拓展，优质资源的不断聚集，专业出版社主动涉足主题出版领域，其在主题出版领域的探索也改变了“主题出版即政治出版”的传统思维。刘岩认为“专业出版社要善于利用自身出版优势，挖掘资源和潜力，专业特色要与大众阅读有机结合，不断挖掘优质资源，满足我们的读者更多层次的文化阅读需要”。[19]韩建民认为“专业出版社当然可以做好主题出版，只要打开思路、深入研究、充分对接，也能在主题出版方面大有作为”。[20]数字技术元素在主题出版中的应用获得认同，有研究关注主题出版数字化的探索实践，分析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和喜马拉雅共同研發的“智慧有声党建”主题出版融合项目，提出在数字化时代下主题出版与知识服务应互相赋能，在主题出版数字化实践中探索知识服务转型路径。[21]

5. 主题出版的“走出去”路径渐趋清晰

五年来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着力点、可行性和具体路径有了较大变化和提升。基于现有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主题出版 “走出去”路径逐渐清晰明确，可行性逐渐增强，措施逐渐具体。如陈策提出应注重顶层设计，加大“走出去”支持力度，分层次制定“走出去”差异化战略，丰富内容创作，提高翻译质量，采取在地化营销推广模式等。[22]靳金龙针对增强主题出版“走出去”效果，提出出版“走出去”的前提和基础是优质的内容，要把握热点，迎合需求;立足特色，打造精品;借势借力，主动作为;创新机制，提升影响。[23]苏静怡阐释了文化自信与主题出版“走出去”的逻辑关系，认为文化自信是主题出版“走出去”的理论基石，主题出版“走出去”是文化自信的表征方式。主题出版“走出去”有三种路径：主题出版的商品输出、主題出版的版权输出、设置海外编辑部。[24]李旦和韩建民提出了“走出去”的路径与“走进去”的机制，认为“走出去”的路径包括主题图书的版权输出、主题图书的国际营销渠道拓展、主题出版“走出去”数字化建设、主题出版平台“走出去”。“走进去”机制包括加强外向型主题图书的选题策划;提高翻译质量，构建本土话语体系;充分利用国际书展，多渠道海外推广;充分借鉴中国“网文出海”的成功经验，实现IP 协同“走出去”。[25]

三、主题出版研究亟待加强的几个方面

通过文献分析和访谈调研发现，主题出版的实践发展令人振奋，学术研究进展迅速、成果丰硕。主题出版研究在今后可以着力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主体和研究主题可适当扩展

十九大以来，主题出版的研究主体相对集中。在研究者个体层面，从论文发表数量看，周蔚华、韩建民、李建红、何军民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多。研究机构层面，主要的研究机构为高等院校和出版机构，其中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出版社、江西高校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发布研究成果较多。从学术视角观之，2017年11月至2022年1月，中国知网收录的题目中包含“主题出版”的文献共计471篇，其中2022年1月1篇、2021年125篇、2020年148篇、2019年116篇、2018年73篇、2017年11月至12月8篇。其中学术期刊论文393篇，学位论文10篇，媒体报道37篇。研究主题大多集中在“出版物”“出版选题”“发展路径”“少儿出版”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形式一般为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成果内容包括主题出版的概念性质、功能作用、发展趋势等，研究文献的结论相似性较高，研究方法多为案例分析和文本分析。

2. 研究热点多，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建立

对十九大以来题目中包含“主题出版”的471篇文献，基于citespace做初步文献计量分析可以发现，关键词相对集中在“出版物”（31次）、“新时代”（30次）、“选题策划”（19次）、“出版社”（17次）、“少儿出版”（12次）、“走出去”（10次），主题出版领域的研究热点较多（见表1）。

在现有研究中，少有研究能够借助一定理论工具解释主题出版从工作部署到实践创新的逻辑脉络，对主题出版物传播效果的分析，尚未形成闭环式的观察。传者视角研究较多，受众视角研究较少;对主题出版传播路径研究较多，传播效果研究较少。如以主题出版“走出去”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有10篇，但尚未有国外读者阅读反馈的相关成果。大部分研究借助新闻传播学理论解释主题出版传播路径，尚无量化或典型案例能够展示主题出版的传播效果。这表明从典型主题出版案例抽象而出的成熟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建立。

3. 主题出版融合发展模式的研究有较大空间

随着5G时代的到来，出版方式、传播媒介变得更加多样化，主题出版作为出版业的重点内容也亟待融合发展，顺应科技时代发展的浪潮。但主题出版作为我国特有的出版物类型，起步晚、发展快，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普通的数字出版产品对其借鉴性不强。国内对主题出版数字化及融合发展模式的研究还不深入，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5G技术、AR/VR等与主题出版的融合路径，但由于5G、AR、VR技术尚未完全普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仅限于建议类型，常见建议如出版社应打造全媒体技术，引入听书、AR、VR等技术，出版社应适应新兴出版形式，积极探索新载体、新路径，用新技术创新出版产品形态等。

四、主题出版发展建议

十九大以来的主题出版，在实践层面已发生显著变化，选题已从政治、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主题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已从回顾成就式的描述逐步拓展到前瞻性探索。出版单位对主题出版工作意愿明显增强，更加注重打造主题出版作者队伍和编辑策划队伍，选题规划也从短期突击转向中长期布局。

1. 关注选题差异化，实现主题出版创作的从无到有

十九大以来，很多出版社凭借优质主题出版物实现双效丰收，也有很多出版社尚未推出有影响力的出版物，未找到合适的主题出版选题。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很多出版社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选题，就对已有的经典书进行重新包装。其实，从出版社自身特色和资源出发，打造有差异化特色的选题，更有可能实现出版社主题出版的“开门红”。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辑录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富有特色的引文引言，对其语源、语义、理论价值及社会反响等进行阐释，双效收益显著。此外，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面向青年读者群体，打造了《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有高校还将此书随新生录取通知书一同发出，快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再如由中国编辑学会主持策划组编、与科学出版社等15家出版社联合推出“中国科技之路”丛书，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壮丽辉煌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关键节点和重大意义。这些科技出版社中有很多是第一次涉足主题出版领域，成功将科技题材内容与主题出版形式有机融合，形成了轰动效应。主题出版工作没有排他性，并不是某一类出版社的专属，只要能够关注国家重大主题，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都可以结合出版社资源做出主动探索。在这些探索中，差异化选题无疑是实现主题出版从无到有的关键要素。可以说，大部分主题出版工作做得较好的出版社，都是关注了选题的差异化。唯有差异化才能拓展读者的阅读空间，引领读者新的阅读偏好，形成读者新的阅读风尚。

2. 聚力品牌焦点化，实现主题出版品牌的由面到点

已经推出主题出版物的出版社，更应注重在本社主题出版物中选择一个发力点，并围绕这一焦点，持续推出不同视角的主题出版物。如长江出版社围绕“长江”题材，持续推出《河长制河长治》及“长江巨变70年丛书”等系列出版物。再如辽宁出版集团主题出版题材丰富，作为抗日战争的起始地、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抗美援朝的出征地、共和国工业基地、雷锋精神的发祥地，辽宁有着丰富的主题出版题材，已经初步形成了主题出版品牌。在打造系列品牌的同时，其始终聚焦马克思主义文献传播，以马克思主义文献传播研究出版中心为平台，聚集优质资源，打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出版产品线，推出了《从马克思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逻辑与实践图景》等系列主题出版图书，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成功入选2021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

总体而言，十九大以来，出版单位经过探索与实践，对主题出版品牌的树立、加强和传播，已经从大面积发力到小切口聚焦。可见，出版社集约化配置出版资源，精准强化品牌，是塑造主题出版品牌的有效做法。

3. 探索理论深度化，实现主题出版内容的由浅入深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6]主题出版内容由浅入深，不是写作风格的深沉，而是理论深度的掘进，是以学理性、专业性的内容更加充分地反映主流意识形态。从此视角看，很多主题出版类的“大家写小书”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高质量作者兼备理论严谨性和风格贴近性，使看似宏大的主题，显得亲切和自然。如《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大家小书·青春版》《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这种结合了浅显表述和深层理论的著作，建立了学理与真实世界的有机联系，实现了宏大主题、重要学科、关键事件与读者的情感共鸣。另外，出版单位探索理论深度化，其根本是要推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理论要回到实践中去，需要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化为改造自然、改革社会的现实力量，从而推动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7]

4. 打造布局系统化，实现主题出版收益的由远及近

所谓布局系统化，是指出版单位的主题出版工作不能临时起意，而要做到系统布局。从《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看，做强做优主题出版工作已经细化为两个专栏，包括五个板块和四项工程。对标此项规划，出版单位应做好本单位的主题出版工作规划，避免同质化竞争。在一段时间内，主题出版经常是社会效益先行、经济效益缓步实现，但从近期的主题出版实践活动看，高质量主题出版工作应具备“三高”特征——高共识理念、高标准编纂、高回报实现。所谓高共识理念，就是参与该项主题出版工作的各方力量，都对某一或某几项选题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包括选题方向、作者队伍、合作机构、未来的双效收益预期，在选题论证环节能获得高度的一致性;所谓高标准编纂，是主题出版的编辑队伍、作者队伍、文稿质量标准、对标项目或荣誉，都是高标准配置，再以“中国科技之路”丛书为例，16位院士担纲写作，15家科技出版社组织资深编辑，对标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保证全流程高质量出版;所谓高回报实现，是主题出版绝对是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最终取得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有了高共识理念和高标准编纂，高回报实现也一定是必然结果。系统化布局是实现双效收益的前提条件，也是保证双效收益同步实现的基础保障。

结语

党的十九大以来，主题出版工作贯穿党和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出版在实践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准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时代之问。“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们将陆续迎来党的二十大召开、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出版人应深刻理解“党之大计”，领悟“国之大者”，抓住主题出版的发展黄金期，乘势而为，开创主题出版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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