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怡

“中产阶级”曾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可以养育两个孩子，去高质量的公立学校;意味着拥有一栋房子，不需要多大，但是，是自己的;意味着工作日六点准时下班，和家人一起欢度周末。现在，对于很多美国中产阶级来说，这样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遥远了。

32岁的马特·巴里是美国加州一所公立高中的历史老师。每周五天，他在学校教课，课余和周末，他又做起了优步司机——为了多赚些钱，为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打好经济基础。

巴里在接单的间隙批改作业，有时他会想，如果自己没有开车，此刻应该在备课。巴里的妻子也是教师，他俩的年薪都是6.9万美元。他们二人组成的家庭原本是中产阶级的坚实一员。然而，科技热潮带动了硅谷当地的财富暴涨，物价和房价随之飙升，远远超出了长居于此的普通人的能力范围。尽管巴里有自己的房子，但经济依然紧张。等孩子出生后，他们每年仅医疗保险就要多花6000美元。而育儿费用更像一个无底洞，比如令人咋舌的日托费用。

一地鸡毛的生活

  巴里的故事并非孤例，像他这样的兼职教师很多，以至于优步推出一系列鼓励教师兼职司机的活动。

  根据《华盛顿邮报》和米勒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65%的美国人都在为需要支付的账单苦恼。造成这种焦虑的原因之一，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已经比20年前高出了30%。

  事实上，日常生活的成本在某些方面已经翻了一番。育儿是其中一项大支出。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衣食住行、教育、玩乐等花费，足以改变一名中产原本的生活方式。

  从表面上看，埃米应该是城市的精英人士了。她在硅谷的科技公司做人事工作。她和丈夫的年收入加起来有15万美元。“在美国别的任何地方，这都是很大一笔钱了。”但他们的月收入一半以上都交了房贷，儿童保育又吞掉了另外的30%。埃米也要花很长时间通勤，因为公司附近的房子，她都住不起。每天早上6点，她就开车带着孩子们出门了，7点把他们送到日托，8点30分到办公室，下午五六点接他们回家。“我每天花15分钟陪他们放松一下。”但是他们又无法离开那些大城市，因为只有在那儿才有适合他们的工作。他们也不敢轻易辞职，因为一旦离开职场，就会面临难以返回的困境。

  塔玛拉·斯潘塞是一位50多岁的航空工程师，她一度放弃工作回家养育女儿，女儿上初中后，她想要重回职场，但是自己曾经所学的技术已经过时，无法再当工程师，只能寻找其他出路，比如学习网页设计或是专业烹饪，也因此需要支付额外的学费，背上高额的教育负债。相比之下，她父母的职业寿命要长得多，两位都是教师，住在宽敞的房子里，定期去度假，过着舒适的生活，更不必发展自己的第二职业。

  在美国，对失败的定义已经开始改变，“它代表着一地鸡毛的生活，而不必是一败涂地的生活”。这些陷入困境的人们面对的不是一败涂地的生活，而是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要像滚轮里的仓鼠那样不停奔跑的人生。中产，只是他们难以为继、即将被戳破的一层泡沫。

下跌的恐惧

  在美国，没有隔代养育的习惯，所以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只能寄希望于日托。

  标准的8小时工作制已经快成神话了。美国成年人现在平均每周工作47小时，还要面临突如其来的加班。高强度的工作需求使得父母照顾孩子成了一件难事，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极限日托因此而变得必需。

  因此，即使是小孩子，也要跟着大人永不停歇的工作节奏生活。一位日托园的负责人说：“十年前，我们只做朝九晚五的日托，但现在商店都开到晚上12点，甚至24小时营业，他们需要我们。我们只能这样做。”

  而经济政策研究所对618个美国社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在其中500个社区，拥有一个4岁孩子和8岁孩子的家庭所需要的儿童保育支出已经超过了当地的房租均价。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同时也是最不平等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中产阶级都在一步步滑向阶层下沉的深渊。正如芭芭拉·艾伦瑞克在《下跌的恐惧》一书中所言，中产阶级的主要焦虑在于我们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重建我们自己的阶级地位。

  过去，中产阶级并不想追上极富人群的生活，因为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让他们觉得心安;但现在世道变了，如今，中产阶级也在花钱聘请老师帮助自己的孩子与富裕阶级的孩子竞争。比如，聘请数学老师的费用可以从每小时65-120美元，一直上升到每小时500美元，这些必然让中产阶级不堪重负。

  贝拉米是一位人类学的终身教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看着纽约上层阶级歌舞升平，听着他们谈论为了天才班测试给三四岁孩子请的导师，她咬着牙一言不发。“我们所有可支配收入都花在了孩子身上了。”贝拉米说，“这说不上悲惨，但也令人感到劳累和厌倦。我已经很努力工作了，却没法喘口气。”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