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珍

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宽敞的大院子里，无院门，无围墙，一排L型的房子里，住着三家人：堂姑家，大伯家，我们家。堂姑是招赘在家，有三个儿子，加上我、我妹妹，还有大伯最小的儿子，六个小孩，年岁相差不大，常常玩在一起。

我们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捉迷藏。特别是夏夜里，当大人们劳累一天，都坐在院坝里乘凉，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家常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便嬉闹着，穿梭在大人们的竹椅或躺椅之间。间或会引来大人们的一两声呵斥：燕儿毛些，就不能安安生生地坐会儿么？

那时候没有电视，各家都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们最爱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每每听到：“嗒嘀嗒，嗒嘀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院子里的我们无论玩得多起劲，都会一哄而散，飞奔回各自的屋里，安安静静地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而大人们最爱听的，是一档每晚八点半开始的新闻节目，名字就叫“八点半”。

八点半，晚饭吃得早的堂姑家，已有人在院子里乘凉了。堂姑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幺爷爷，约莫七八十岁，脸上刻尽沧桑，嘴角挂满深沉，不苟言笑，是院里乃至村里都受人尊敬的长者。他惬意地躺在躺椅里，摇着蒲扇，身边放着半导体。因为耳背，音量放到极大，于是一个硬邦邦的声音，便在全院回响：同志们，八点半开始广播！

随着八点半的开播，从各家屋里又会冲出一两个小孩子，提着小板凳的，端着小饭碗的，个个争先恐后，齐齐地聚到大伯家的花围边。

大伯喜种花，房前屋后，都被他种满了有名或无名的花草。像我们俗称的指甲花、红苕花、鹅儿花、胭脂花、鸡冠花、木槿花、七盘花、长春红等等。指甲花是我和妹妹的最愛，常被我们摘来涂染指甲;胭脂花，小朵小朵的，形似喇叭，被我们串成圈挂在耳上当作耳环，戴在颈上当作项链，不时还摇头晃脑地甩甩，要多臭美有多臭美。

鹅儿花的命运最惨，不仅花会被院里的孩子们摘掉，因为花枝高，常常被拦腰扳断，踩在地下凌乱一片。为此，大伯常常心疼地站在花前喝骂，虽没指名点姓，但孩子们都清楚骂的是自己，还暗里偷笑，因为大伯骂的“猴儿们”里，也包含着我的堂兄。然骂归骂，花照样是留不住的，一到晚上就只剩一个空空的花枝，或面目全非的凌乱。不过此花也甚贱，随种随生，而且串生极快，往往头年只有一拢，第二年便是蓬勃几簇了。一拢鹅儿花里，往往生长着两种不同的颜色：叶有青紫两色，形似芭蕉叶，但比芭蕉叶小，常被我们拿来当扇子或帽子;花是红黄两色，青叶的开黄花，紫叶的开红花，花瓣极大，几片合抱，状如漏斗，花萼长若吸管。只要抽出漏斗里两片形如关刀的花蕊，拔掉吸管口的花蒂，我们就能吸到花蕊里甘美如饴的花露了。花露极少，只有一到两滴，以清晨摘下的最为鲜美和饱满。往往一朵吸不过瘾，直到把枝头摘空了都还意犹未尽。白天大人们都出工去了，所以我们这些孩子总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从容地站在花下，一边一朵一朵地吸着花露，一边用那小小的“关刀”斗架玩，这就难免把地下弄得一片狼藉了。

最是稀奇的，是一种不知名的花，花呈淡淡的米黄色。此花早不开，晚不开，只在每晚八点半的时候准时依次而开，所以大人小孩就都叫它“八点半”了。而每晚端着饭碗或板凳，好奇地守在花前等待花开，一边听花开的声音，一边闻花的清香，就成了我们童年时光最准点、最精彩的现场直播。更让我们这些孩子兴奋不已的，是此花极害羞，只要拿手一碰，花瓣就会闭上，而且很快地就谢了。所以八点半开花的时候，大伯若没事，就会守着我们，不准我们拿手去碰，只为它能开得更长久艳丽一些。然而就算这样，它的盛开也只有一时，第二天一早便全都蔫蔫的了。

大伯不仅种花，还在院中央种了一棵枣树。这枣树，比我们六个孩子加起来的年龄都大。我们记事的时候，那枣树已是极高极大，枝繁叶茂，因此爬到树上躲猫猫、偷枣吃，也成了我们童年的一大乐事。每到枣熟时节，尽管平时被我们这些孩子偷吃了些，树上仍旧挂满了红红亮亮、硕大而甜美的枣，大人们拿着长竹竿往树上一压，便有如雨般的枣掉落下来。我们则一拥而上，把地上的枣一个一个或一捧一捧地往衣襟里装，不时又往嘴里塞一两颗。衣襟满了，就往阶沿边上放着的一个箩筐里倒，倒得满满的一大箩筐。待树上的枣落完，地上的枣捡完，就是分枣的时候了。由大伯主持，按各家人口的多少，一分三份，父母们拿着各家的箢箕或筲箕，装着分来的枣，喜滋滋地领着自家的孩子，回屋吃枣了。

当我们渐渐地长大，一道围墙把院落一隔为二，堂姑家一半，我们和大伯家一半。再后来，我们和大伯家又分成一前一后的两半，大伯家在前，我们家在后。大伯家的新院落里，依旧种着那些花花草草，花香依旧，童年却已不再。

当年的六个孩子都已成家生子，只是孩子们的孩子们，再也没有如我们一般的童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