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也有这么一位科学家——高士其，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时候，他留学美国发奋钻研细菌学，决心学好本领来拯救祖国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用500多万字的科普和文学作品，在中国科学史和文学史上谱写了一曲身残志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光辉乐章。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去世，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为了纪念高士其对人类科学进步作出的贡献，1999年12月13日，一颗由中国人发现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高士其星”。

努力研究细菌学

  高士其， 1905年11月1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25年，他以全优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而后赴美深造，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化学专业。正当他准备在化学领域继续攀登时，姐姐不幸死于流行性疾病。他痛定思痛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把祖国人民从疾病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毅然决定转向细菌学这一冷门专业。1927年，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第二年又被芝加哥大学聘为细菌学系试验助理。1929年，高士其开始研究脑炎病毒。一天，他在实验室不小心弄破装有病毒的瓶子，无情的甲型脑炎病毒钻进了高士其体内，最终导致其得了脑炎，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医生和学校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但他考虑到为祖国人民服务的本领还未学到，依然带病坚持学习。1930年，他在经常性的眼球失控、脖颈僵直、手足颤抖等常人不能忍受的疼痛中，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

  1930年夏天，高士其乘坐轮船回国。归国后，他受聘于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查科主任。但是，科学家正直善良的秉性与腐败罪恶的民国社会格格不入，他断然辞职，居住在上海的阁楼里，贫病交迫、度日维艰。他还要进行细菌学的研究吗？没有条件，没有助手，没有实验室。然而，他要战斗。他想把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细菌知识，告诉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科学，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吗？就这样，他用颤抖而快要失控的手紧握着笔，在旧中国这块荒芜的土地上开垦起来。193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科普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之后，他在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建议下，开始把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融合在一起，用浅显易懂的拟人手法写出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作品。

  从1935年到1937年，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作品——《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细菌与人》以及长篇连载《菌儿自传》。他的作品在广大的知识阶层和学生中间广为流传，他的文章既是科学小品，也是战斗檄文。在《我们的抗敌英雄》这篇科学小品中，他写道：“白血球，这就是我们可敬慕的英雄。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站到最前线。”他的作品越出了科学的藩篱，成为了政治的投枪。

你是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

  1937年8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高士其拖着半瘫痪的身子，热情满怀、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经过3个多月的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他终于到了延安。

  高士其刚到延安，毛泽东就来到他住的窑洞里看望他，亲切地勉励他：“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周恩来也来到窑洞里探望他，勉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加紧学习，努力工作。陈云在和他交谈后，欣慰地说，你是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

  高士其铭记着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的话，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他说：“生活中如果只充满一个病字，精神便会空虚和烦恼;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崇高的理想，鼓舞他同疾病作不懈的斗争。1939年1月，高士其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当时生活异常艰苦，缺乏医疗条件。他忍受着病痛，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热心团结和教育周围的爱国青年，启发和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他在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写下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他写道：“我虽然不能起来，我虽然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上，但是哟，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

  后来，高士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接近于全身瘫痪。毛泽东提议他去香港治病，高士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延安。在香港治病期间，高士其依然割舍不下他的科普创作，拖着病体继续写作。这一时期，高士其写下了《天地进行曲》等詩篇，发表了大量声讨反动派罪行的战斗檄文，成为将科学与诗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科学诗创始人。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1949年，高士其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这使他那颗火热的心更加激动。在开国大典的那天，他坐着轮椅到天安门前参加观礼。他说：“我的病和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他请求党组织：“不要把我当成病号看待，我还能为祖国出力，给我分配工作越快越好！”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要求，安排他担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有了工作后，高士其病残的躯体里更是奔腾着一股生命的激流，除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坚持搞创作。他要为新中国而写作、为社会主义而写作。

高士其创作非常认真，每一篇文章都要从一稿开始一直改到七八稿甚至十几稿。送到编辑部后，他还会让秘书打电话，要求记录或修改几句话。有时早晨醒来人还在床上，他就笑眯眯地告诉家人：“我已经想好一篇文章。”然后迫不及待地洗漱、吃饭，到办公室把它写出来，他笑称文章是“梦中所得”。

  高士其是个多产的作家，从1949年到1964年，他共发表了800多篇文章和诗歌，出版了近20本科普书籍。1954年，高士其的科学诗集《我们的土壤妈妈》获得全国儿童文学一等奖。发奖大会那天，当他坐着轮椅来到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宋庆龄代表评奖委员会亲自给高士其授奖。获奖后，知道高士其的人越来越多，他更是收到许多青少年的来信，他们中不少人正是在高士其精神力量的鼓舞引导下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北京二十三中的女孩子们读了他的作品，曾经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绣了九个大字：“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士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在这个非常时期，他没有静止观望，在几度病重、几次半夜里被急送医院的情况下，他都挺了过来。他不断向全国人大、国务院和有关政府部门写了十几封建议书，要求恢复受摧残的科普事业和科协工作。他不停地写作，写作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火不熄灭，他的写作也不能停止。“不发表，我也写。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毒菌消灭。”就这样，《杀菌的战术》诞生了，尽管没有出版的机会。

  1976年10月，北京的天空分外明朗，乌云散了，阳光洒遍长安街。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杀菌的战术》的胜利。《杀菌的战术》终于出版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他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科普的春天来到了！”他到晚年仍积极为科学普及做“垒砖铺瓦”的工作，并寄希望于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身上，祝愿他们“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写作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全国人民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科学热潮。高士其繁忙的工作也开始了。各种约稿纷至而来，高士其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紧张的工作使他全身原本僵硬的肌肉更加僵硬，喉部的肌肉也呈现出了一种僵化的状态，食管与气管盖子的开合相互失调，吃饭时气管的盖子往往会打开，大量的饭菜没有进入食管而是通过气管进入了肺部，造成了严重的吸入性肺炎，为此他大病了一场，经过医院3个多月的抢救和治疗才转危为安。

  面对苦难和折磨，高士其却活得十分乐观。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懂，自己说得也十分费劲，他就笑称自己的话是“高语”。他写的字别人看不清，自己看了也发笑，他就戏称自己的字是“天书”。有一天早上，高士其从床上醒来时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病好了，可以走路了，可以自如地活动了。我做了许多我愿意做的事情，可是早上醒来却发现自己还是这个样子！”说完又呵呵地笑了起来。

  高士其的病一直在发展着，但他的工作节奏也在有增无减地加快。他主要的病症是全身肌肉越来越僵化，造成气管与食管盖子开合功能失调，从而影响正常进食。高士其非常清楚自己病情发展的最后结果。早在1950年代中期，他就曾对秘书说道：“如果哪一天我吃不下饭了，那就是我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一天正在一点点地逼近。

  高士其非常珍惜他的工作权利和有限的生命，当需要挂点滴治疗时，他总是要求挂在左手，尽管左手的静脉扎得已经不能再扎，但他也不愿意伸出右手。他说：“右手是要工作的，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他左手打着点滴，右手还在颤抖着写字。高士其的这种精神，不仅感动了医生和护士，也感动了病友們。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倪志福目睹了此情此景，忍不住走进病房劝他注意休息。高士其用笔在纸上写道：“写作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1985年1月7日，北京医院进行南楼拆毁的定向爆破，大量尘埃通过门窗涌进房间，造成高士其严重的吸入性肺炎，此后十天十夜高烧不退，只好用冰毯进行表面肢体降温;接着，胃肠道大出血、癫痫性抽搐……整整3个月，高士其都处于昏迷状态。1988年12月16日夜，高士其陷入病危状态，经两天两夜的抢救无效后，于12月19日凌晨与世长辞。

  2005年11月1日，是高士其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追忆高士其》的文章，文章写道：“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惊人的毅力而震撼;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高超的笔法所打动。他的作品立意深远而文辞浅显，小学生都可以读懂，大量拟人化的比喻、口语化的叙述，开科普创作之一代新风，《菌儿自传》《我们的土壤妈妈》等名篇佳作，成为世界科普文库中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