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奖学金制度研究

2022-04-23李迎范杰

今古文创 2022年15期

李迎　范杰

【摘要】民国时期，在学生求学热情与高昂教育费用的矛盾下，政府积极引导社会仁人志士投身教育、以个人名义捐设奖学金。在众多热心教育人士的不同意志的驱使下，私人捐助奖学金成为一种风尚，保障着学生的学业。但由于其评定方式及要求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其制度还有待改进。但总的来看，以个人名义所设的奖学金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民国时期;奖学金;个人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5-004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5.014

民国时期，学校收费制度普遍存在着，学生上学期间的膳食等生活费用也较高，这给贫寒学生就学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政府为解决学生就学的经济的问题，广泛地实施着助学金、贷金、奖学金、公费免费等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就学资助措施。奖学金制度不同于由政府公办的贷金、免费生、公费生制度，民国时期奖学金的设立与颁发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各界热心教育人士的影响，以个人名义设立奖学金的情况广泛存在着。因此，本文拟对民国时期，以个人名义所设奖学金制度做一初步的探究，也为当代奖学金制度的发展提供部分经验。

一、民国时期奖学金制度设立的教育背景

（一）求学的热情与学费制存在的矛盾

辛亥革命后，民主思想广为传播，政治的民主化推动着教育的民主化。中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富家子弟中，广大平民子弟也开始追求、接受教育，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成为社会一大风尚。但是，民国时期学校收费制度普遍存在着，1912年教育部颁发《学校征收学费规程》明确规定着学生缴费入学的制度，“中学校、甲种实业学校、高等专门学校、大学征收学费，每学期一次，于入学前缴清”[1]。除师范院校免费外，公私立大学都收取不同程度的学费，私立大学学费也往往高于公立大学。“1917年至1928年，北京大学的学费大约是60元，1926年，清华大学的学费为20元，膳食费40元。”[2]由于受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支持，公立大学教育费用还不算太高。但仅仅是这样还依旧有很多人缴纳不上学费，1934年孙育才就为当时的学费而感叹上海地区“竟有许多学生，连几元的学费都缴不出”[3]。而私立大学的学费更是令人难以承受，燕京大学是一所私立的教会大学，学费高昂，“燕大学费的高贵，是尽人皆知的。到这里读书的学生，都是中产以上的子女”[4]。战后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复员后的私立金陵大学学费增加，使许多同学辍学“金大在蓉学杂费至多未超过万元，刻增至二十四万，殊出于同学意料之外。故截至二十五日，抵校同学仅二百余，未及全数五分之一”[5]。高昂的学费使许多清寒子弟望尘莫及，成为阻碍他们接受中高等教育的路障，部分学生甚至是家长因不堪高昂学费的重压陷入绝境而选择自杀。据《教育杂志》记载，1931年某成衣店主严金清为给儿子筹集80元学费，四处奔波未果后服鸦片自杀。1948年《燕京新闻》报道上海一学生蒋金衍因承担不起学费而吞服药物自杀。即便是小有经营的成衣店依旧难以承受高昂的学费，更不要说那些清寒子弟之家了。类似为高昂学费自杀的例子数不胜数，当时的社会上还流传着的谚语“校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就表现了当时教育费用的高昂，一切教育活动以金钱为支撑。学费以及其他就学所需费用总额给学生们带来不小的压力，1931年有人统计“像现在中国那样的贵族教育，只有少数人有享受的权利。例如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用款平均数为四百五十元左右，大者几至七八百元，若非富庶之家，曷克胜此？”[6]高昂的学费和就学期间的膳食等生活费用，给渴望求学的清寒子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阻碍着他们接受中高等教育，抗战爆发后更是穷途末路，衣食不周，难以进入校园继续学习。

（二）政府重视教育，推动私人捐助奖学金

民国时期，政府重视十分重视教育。在不同时期都积极出台发展教育的法令，甚至在抗战期间也绝不中断教育，制定“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战时教育方针，继续发展教育以培养抗战人才和为战后重建作准备。各级政府、教育部一面制定贷金制、公费制、免费制等制度资助学生就学，同时颁布各种法令促进设立各种奖学金作为学费、膳食费的补充。1931年颁布的《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设置奖学金案》标志着民国时期奖学金制度在政府的引导下正式确立起来。由此，各省市、学校、社会各界、私人等也开始捐助设立奖学金。以个人名义捐设奖学金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着，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个人捐助奖学金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激励机制。如，1934年《教育部公报》公布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补充办法》规定为捐资不同额度的人授予不同等级奖状，甚至题给匾额以示褒奖。而在四川省可以用捐款人的名字来命名奖学金“捐款人所捐基金其息金足付1名奖学金额时，即以该捐款人指定之名称命名该奖学金，并指定愿奖助之学校或科系”[7]，这一做法后来也被广泛地推行使用，激发了更多的社会人士捐助奖学金，大多人捐助奖学金时也都以个人名义来命名奖学金，使民国时期私人捐助奖学金、设立个人名义奖学金之风盛行。

（三）仁人志士社会责任感的觉醒，热心教育

一大批社会仁人志士的社会责任意识觉醒，开始积极投身于教育事業的发展。一批近代教育学家，为促进教育的发展、保障学生的学业而出谋献策。如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部长期间改革教育制度，推行贷金制度，救济来自战区的学生。舒新城、周谷城等积极支持教育免费、学校免费，认为只有废除学校相关的教育费用，解决广大学生的经济难题，才能促进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不仅是教育界，实业界人士也纷纷投身于近代教育，开办学校、资助培养人才。中国近代“船王”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大办乡村教育运动，创办兼善中学，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中国近代“棉纱大王”穆藕初，经营得利后他出资将二十多人送出国留学，以为国内培养人才。教育界、实业界等社会各界人士都热心教育事业，出资出力发展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

正是由于清寒学生的求学热情与高昂求学费用的矛盾存在，在政府的引导与激励下，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于教育事业，出资捐助清寒学子的学业，广泛地设立起以个人名义资助学生的奖学金。

二、以个人名义设立奖学金的类别

（一）由政府主持的奖学金

民国时期，以个人名义所设奖学金种类繁多，由私人捐赠的奖学金较多，而由政府主持的以个人名义所设奖学金主要有三个。1940年，教育部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清寒优秀学生中正奖学金”，初定名额为400名。1941年，教育部又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清寒优秀学生林主席奖学金”，同样初定名额为400名。1942年两大奖学金合并称为“林主席中正奖学金”。1940年，书画家张书旂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抗战殉国，特办书画展募集资金捐作“张自忠将军奖学金”，奖学金后由教育部接收管理。这三大奖学金都是以个人名义所设立，但由政府、教育部主管且都为纪念功勋领袖，所以带有一定的政治性。

（二）为纪念某人而设立的奖学金

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资助教育都被当作一项慈善事业，多做多益;民国时期又有规定：捐助奖学金额达到一定标准时可以以捐助人名义命名。因此，民国时期，出于纪念某人的目的而捐助奖学金的这种情况广泛存在，成为以个人名义所设奖学金的一大来源。

许多人在其家属去世后，有的遵照家属的遗志捐助奖学金、有的捐助奖学金以纪念其家属。如“膺白奖学金”是黄膺白的家属在他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而设立的奖学金;“朱母奖学金”是工程师朱其清为纪念他的母亲逝世三周年而特别设立的;医师牛惠生的夫人为了纪念他，而特设了骨科奖学金;“范静生纪念奖学金”是其家属为了纪念他而特别设于北京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类似为纪念家属而特设的奖学金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除纪念家属外，为纪念某人的优秀品行、表彰其事迹、传承其伟大精神的奖学金也有很多，他们往往是受到某人精神的影响，而决心设立以这个人为名义的奖学金。如，“穆藕初奖学金”是由当初受穆藕初资助出国留学归来的方显廷、罗家伦等人发起创设，纪念和传承穆藕初热心教育的精神;“稼成奖学金”是铁路工务处长王寿祺（字稼成）的同事为了纪念他在岗二十年敬职敬业的工作精神而设立的;金陵大学为了庆祝校长陈裕光就任校长十周年，而设立了“景唐纪念奖学金”（陈裕光字景唐），为纪念农学院的创始人而设立的裴义理奖学金。这些以个人名义所设的奖学金都是为纪念某人的优秀品质，表彰传颂其优秀事迹，做一纪念。

（三）校友捐赠而设立的奖学金

出于对母校的感激之情，毕业学子往往在进入社会取得一定成就后，为母校捐赠奖学金，以促进母校的发展。《燕大双周刊》曾记载，广州的校友为母校捐款427万元法币，作为奖学基金，设立“司徒奖学金”;1947年，《金陵大学校刊》也曾记载上海校友捐赠奖学金的信息;1946年，《之江校刊》记载陈作新为纪念其母亲捐赠母校50万元国币，设立“陈周氏奖学金”、校友潘祖永设立“潘次风先生纪念奖学金”。

总的来说，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奖学金还是为纪念他人、感恩母校所设的个人名义奖学金，都是出于一颗热心教育的心，积极助力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减轻了广大清寒学子的就学压力。

三、奖学金的评定及要求

（一）一般奖学金的评定方式

一般以个人名义所设的奖学金评定标准主要有两种，一是选取家境确实困难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清寒学生，二是选择成绩优异的学生，但往往在奖学金的评定过程中看重两者兼具或者成绩优异更重于考量家境。如，申请张自忠将军奖学金，要求“品行端正、体格健全，肄业成绩特优”[8]，明显对学业成绩的要求大于对学生清寒家境的考察，偏向于发给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而由孔祥熙所设的“庸之奖学金”则更注重学生的品行，要求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品学特优，不缺一课之学生”[9]，特别强调学生的上课情况，绝不能漏缺任何一堂课。

除直接通过学生平时成绩、肄业成绩评定奖学金外，部分奖学金通过特设考试或者论文写作等方式评定奖学金。雷氏奖学金和膺白奖学金就是通过考试的方式，按照考试成绩排名择优评定学生奖学金。1935年曾公布雷氏奖学金考试的获奖名单“雷氏奖学金考试，经于十月内举行，考得奖学金者，均为本局所设西童学校之学生，其姓名如左”[10]。同时，论文写作也是奖学金的一种评选方式。朱母奖学金章程就明确规定了“对于任何一项工程学术之研究，著成论文，有特殊成绩与兴趣者”[11]，要求奖学金评选者須写作学术性论文，才能参与奖学金评选。

总的来看，奖学金的评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最终的评议标准仍能够落脚于学生的品行成绩，即品学兼优的清寒学生。

（二）部分奖学金的要求限定

一般奖学金评定时要求学生品学兼优，但是部分奖学金受捐赠人、发起人的影响，还存在着其他的要求限定。张自忠将军奖学金对所受奖学金学生的专业有要求，要求“肄习电机工程，或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化学工程，化学，或其他与国防有关科系者”[8];范静生奖学金也规定了奖学金的评选范围应是算学和物理两系的学生，这是对评选学生专业的限制。在私立金陵大学，许多以个人名义捐设的奖学金还同时有对学生户籍的限定，如徐文涛奖学金指定湖北籍的文学院学生，孔庸之奖学金指定川籍农学院学生。[12]

四、以个人名义所设奖学金制度评析

民国时期的奖学金制度作为贷、公、免资助制度的一大补充，以个人名义捐设的奖学金其范围虽只覆盖了小部分学生，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优秀清寒学生的就学机会，减轻了他们的经济压力，促进了近代教育的民主化进程。以个人名义捐设奖学金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教育发展，引起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减轻政府和教育部的经费压力，促进教育的民主化;另一方面，评选品学兼优的学生，能够促使学生刻苦学习，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若品行不端违反校纪校规甚至会追回其已发奖学金，据张自忠将军奖学金办法规定“乙、品行不良或违反学校纪律者……有乙项之情事者，除停发奖学金外，并追缴其已领之奖学金”[8]。这些以个人名义所设的奖学金往往是为纪念具有某种优秀品质的人物，因此，在评选的过程中还能够发挥潜在的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但这些以个人名义捐设的奖学金的分配很不均衡，评定范围往往集中在工科、理科、国防等具有实用性的学科而忽视文史哲类，这不利于教育的长远均衡发展。同时评定倾向于学生的学业成绩，成绩平庸的清寒学子往往被忽视，得不到经济上的支持。除由政府所管理的中正獎学金、林主席奖学金、张自忠将军奖学金外，其他私人捐设的奖学金名额较少，资金来源也不稳定，只能保障少部分学生的学业。奖学金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管理混乱，评选不够规范化。而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原定的奖学金额不足以支撑学生的学业，资助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以个人名义捐设的奖学金作为其他学生资助制度的补充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既保证了学生的受教育权、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公平发展，使受教育阶层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中;培养了大批人才，为近现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虽然各奖学金都设有奖学金委员会或直接委托各类学校的奖学金委员会管理奖学金，但以个人名义捐设的奖学金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制度，需要由统一的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才能使个人捐设的奖学金有序地设立与评定，真正保障学生的学业。但作为一项奖学金制度，民国时期以个人名义捐设奖学金具有开创性、示范性作用，为当代的奖学金制度、私人捐设奖学金提供发展与改革的思路。当今社会，依旧存在部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采取多种方式促进教育公平势在必行，规范化设立不同类型的奖学金，合理分配教育经费，才能促进现代教育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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