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聪榕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客家民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跨越地域的民系文化,而梅州地区是客家文化遗产最集中的聚集地,有“世界客都”的美称。当代客家陶艺文化尤以大埔陶瓷为首,大埔县自宋代开始产瓷,素有“白玉城”、“南国瓷乡”等美称。客家梅州地区制瓷历史源远流长,如梅州市辖区内陆续出土了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这些墓葬品中有鸡首壶、四耳罐、碗等青釉。在宋元梅州地区大埔陶瓷兴起以前,隋唐时代梅州最著名的瓷窑便是畲江的水车窑口。而梅州制瓷业经过晋至隋近三百年的发展,所制瓷器质量也比早期瓷器在工艺上方面有较大进步。但在对客家陶艺的溯源中,最古老且鼎盛的客家陶艺是源于梅县的唐代水车窑址。自20世纪70年代后水车窑瓷器的存在被证实,东南亚国家的考古打捞中也陆续发现证明了外销的水车窑瓷器,这一曾经盛行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客家陶艺正逐渐被重新揭开它被遗忘的历史。

1 水车窑遗址出土与研究的兴起

根据考古学家的调查,水车窑产瓷始于南北朝晚期,兴盛于唐朝中期但到宋代时逐渐废弃。关于客家手工艺在宋元以前实物极少且相关资料更是几乎没有,因此对梅州客家先民的手工艺考古直到水车窑址的发现才有所突破。20世纪70年代初,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县畲江镇水车窑遗址附近首次出土了相关瓷器,因此水车窑也被称为“梅州窑”。之后在梅州的基础建设过程中尤其是修建广梅汕铁路时数次发掘出唐代墓葬,这些相关的考古发现开始引起了一些文博专家的注意[1]。

1979年,来自广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初步将这些出土瓷器鉴定为唐代的瓷器产物,但并未进一步将其认定为唐代梅州客家地区的自产瓷器。直到1980年前后,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对泰国国家博物馆送来的一批唐瓷片进行鉴定并初步认定这批瓷器与广东省博物馆在梅州所获唐代瓷器产地相同。1982年,冯先铭率考古团队勘探梅州古窑址后确认了这是一种独特的青瓷。这种梅州唐青瓷随着冯先铭的发现而已最初出土这一瓷器的水车窑窑址为正式定名——这就是“水车窑”瓷器正式定义的出现[2]。

梅州水车窑遗址位于梅江边连接潮州和广州出海口,其命名的具体地址为梅州市梅县区水车镇。水车窑窑址附近有一条名为瓦坑的溪流富含大量优质瓷土。优质的地理条件和瓷土资源,以及山区的森林木业都为水车窑陶瓷的生产与外销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这也是梅州水车窑瓷器得以崛起的原因。除梅州水车镇水车窑以外,梅州与水车窑瓷器相关的窑址还有梅县南口镇、五华县华城镇等数个坑口窑址。其中以五华县华城镇龙颈坑窑遗址时间最迟,其窑产瓷器受潮州笔架山风格的影响较大。五华水车窑瓷器设计形制多见于南宋时期,由此才可推断水车窑窑址的主要制瓷年代为南宋,而元朝废弃或被继承潮州瓷器的大埔窑取代[3]。

梅州在经由梅江的水陆交通贸易繁荣促进了当地陶瓷生产的发展。从目前的考古调查看,梅县水车窑的陶瓷生产规模并不大,但其产品质量好在同期岭南属上佳。因此水车窑瓷器在内销的同时也得以销往东南亚和海上丝绸之路。

图1 水车窑相关展示图片资料(摄于梅州客家陶瓷艺术博物馆)

自20世纪80年代初水车窑瓷器的面世为世人所知后,水车窑与其他梅州古墓的相关出土文物极大丰富了客家艺术的馆藏与水车窑瓷器的研究。至2009年,梅县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与水车窑相关的出土文物极大丰富研究对梅州客家历史文化的文物研究。2009年10月,梅县博物馆举办了《梅州民间国宝成果展览暨客乡青瓷学术研讨会》,展览进一步扩大了对水车窑历史的宣传。这众多资料的丰富也为研究梅州客家人的历史文化、客侨与外贸乃至岭南陶艺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4]。

2 水车窑瓷器特点分析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工艺始于汉朝,但汉朝瓷器因为制瓷工艺原始导致质地脆弱,直到唐代随着釉料和冶炼的发展中国才算正式踏入了瓷器工艺时代。从已出土的唐朝文物来看在当时陶器仍然非常盛行,如世人耳熟能详的“唐三彩”陶器,可见即便唐代已经进入了瓷器时代但制瓷工艺在唐代也算是较为先进的工艺。因此,位于粤北地区远离中原的梅州能在唐朝就已掌握和普及当时先进的制瓷工艺,这无疑是对客家文化与中原文明联系紧密的铁证。1980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与梅县区博物馆共同组织勘探了梅州水车镇古窑址出土了大量青釉瓷器文物,仅是当时出土的文物瓷器就有壶、罐、碗、碟、灶、研槽等种类。后根据几十年来已有资料和实物收集调查,水车窑烧制的主要瓷器种类有碗、碟、杯(盏)、壶、鼎、盂、军持、罐、炉、灯、灶、砚等等。这些器物囊括了民间生活所需要的祭、明、实用器这三大类,足以满足唐朝时当地居民的从日常生活到丧葬祭祀等种种方面的需求——可以说在唐朝时期客家人制瓷产业就已经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水车窑所产众多瓷器中,生产量最大的是日用品。在众多日用品中由水车窑所产碗瓷堪称唐代“碗王”——碗口尺寸高达34 cm的,此类与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的瓷器也只有是专为远销海外而定制,而目前全球各国大型博物院中均未发现有同一时期堪比唐代水车窑瓷碗的青瓷大碗。对于这些日用品瓷器的品质,广东文博专家曾广亿在《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中指出:“这类碗均满釉,至今仅见于梅县窑和潮州窑烧制,这两窑烧制的青釉器均极为精美。”因唐朝时中国各地陶艺皆以素面为主,以瓷器洁净如玉为最高艺术追求目标极少刻意雕刻纹路装饰,梅县水车窑制瓷风格亦不例外。包括水车窑在内许多广东出土的唐瓷都吻合光滑如玉这一“类玉”的艺术风格,且目前尚未发现有出土刻纹饰的文物[5]。在工艺方面,据文献《广东梅县市唐宋窑址》记载专家在勘探梅州晚唐时期墓穴时发现其中陪葬的水车窑瓷器胎骨坚实,施满釉层厚且均匀,这比唐代早、中期常见的简单施半釉而釉层不均带有泪痕纹饰的陶艺有着明显进步,甚至出现了一些后来宋代才流行的圈足。谢映明先生对水车窑瓷器得出的调查结论是,水车窑瓷器胎质坚硬但在细密性方面有所欠缺,这一现象具体表现为以手指轻敲瓷器时得到回音不够清脆;在观感上,水车窑瓷器的胎色以青、深灰或灰白色为主,有着青翠欲滴的釉色和追求温滑如玉的釉质[6]。

图2 水车窑青瓷双系罐(摄于梅州市建梅艺术博物馆)

水车窑瓷器通过釉质可分为玻璃釉和半透明釉两种,有厚、薄釉之分,其中釉厚的水车窑瓷器有着冰晶一般晶莹剔透的光感。瓷器釉面也分为开片纹和不开片纹两种,开片纹纹路的出现本是青瓷烧制中冷却时胎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是造成釉面开片的某种偶然性质“瑕疵”,但这一巧合为古代工匠与艺术家所发现和挖掘——于是在艺术思想的指导下,开片纹由“瑕疵”转变为“美”,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瓷器艺术装饰风格。许多水车窑瓷器在器形、釉色方面明显与潮州产瓷器相近[7]。据众多已出土瓷器表明,水车窑瓷器主要以玻璃釉工艺为主,外观大多为呈青色玻璃质釉,釉色清亮晶莹、青中闪黄,温润似玉。这其中品质上佳瓷器会有如琉璃、玛瑙般极高的艺术观赏效果;而品质欠佳青瓷常为半透明釉,无开片纹或仅有浅裂纹。在釉色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水车窑瓷器有湖水绿、豆绿、黄绿、艾色乃至褐色紫衣釉品种等多种质地效果[8]。

3 海上丝绸之路的水车窑瓷器考察

1982年,泰国国家博物馆在那空是贪玛叻省的古代遗址中出土了中国古代陶瓷标本700余件,正是这些标本中的部分瓷片经转交冯先铭先生鉴定后证实了梅州水车窑址的存在。这一结果不仅是证实了客家水车窑陶艺的存在,更是证明了在当时工艺成熟的客家水车窑瓷器已作为外销瓷器正式销往南洋,成为了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部分以及梅州客侨下南洋史的开端之一[9]。水车窑的所在地梅县位于粤东内陆山区,古代山路崎岖的交通条件既是能客家人能够安稳避难远离战乱的庇护所,也是限制客家人繁衍壮大的桎梏。对于陆路难行这一情况,以梅江水网交通为主便是梅州向外交流的主要形式。梅州地区从古至今都存在着一条重要的对外水网通道,即珠江—惠州龙川县,龙川县—梅州(梅江)—潮州(韩江)路线,这也是梅州地区与潮汕在历史与文化上联系十分密切的缘故。因此,梅州在唐代生产的外销产品水车窑瓷器,无疑是通过这一水网通道由梅江一带向岭南流域乃至海外输出销售。梅县水车窑产品可沿着这一通道向东往韩江出潮州港,或向西往东江出广州港。韩江的终点州港几乎成为粤东地区唯一的对外重要贸易港,这很可能便是梅县水车窑窑址多建于梅江流域一带的原因。当梅县水车窑瓷器在海外被确认以后,学者们乃至民间主要观点都顺理成章认为是韩江通道的潮州出海口是客家水车窑瓷器销往海外以及客家人下南洋的主要通道。作为证据之一,在韩江的潮州出海口河道上,当地曾出水过水车窑的标本或“搭沙器”。但到目前为止,沿梅江-韩江通道的潮汕地区,仍然缺乏客家人在唐朝时唯有以潮州出海口为主的铁证。对此,嘉应学院的刘向明教授认为客家水车窑瓷器的外销主要途径很可能也有经由东江至广州港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1998年,水车窑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又有了一个突破性发现:德国打捞公司在打捞印尼海域触黑色礁石沉没而被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的唐代宝历年间商船时发现了其搭载的水车窑瓷器。从“黑石号”船身木料产自非洲且船体结构是以穿孔椰壳纤维进行缝合等特征判断,这应该是一艘产自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商船。基于这一判断,可以推断“黑石号”不太可能是一艘在中国与南洋之间传统往来的商船,而更有可能是一艘真正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商品运往中东阿拉伯、近东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乃至欧洲世界的商船,这一推论也与海上丝绸之路主导者在宋朝以前是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商人的史料记载吻合。在“黑石号”启航港口的具体位置判断问题是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们。从出航条件与沉船陶瓷两方面分析,学术界存在着“黑石号”始发港为广州或扬州的争议。但“黑石号”不仅有粤东独有的水车窑瓷器,更是将大量南方瓷器以及多达数百件粤瓷于广东产瓷罐容器中。因此,不管“黑石号”沉船的启航港口是广州港还是扬州港,“黑石号”曾停靠广州港是客观条件下必然的选择。“黑石号”乃至广大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梅州客家水车窑瓷器很有可能是在广州港被洋商预订及定制后,从梅江经由韩江或珠江送抵广州港,被广州港当地商人和洋商装载上船成为外销中国瓷器并顺势进入了海上丝绸之路。“黑石号”的身份和其搭载的水车窑瓷器无疑证实了客家水车窑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紧密联系,比之以往在东南亚国家遗址出土的青瓷在论证上得以有巨大飞跃——从销往亚洲南洋地区的传统贸易往来,到证实了作为中国瓷器代表之一远销中东乃至欧洲的观点飞跃。由此,甚至可以推断客家民系下南洋成为海外侨民乃至加入海上丝绸之路与欧洲文明接触的时间很可能可以追溯到唐朝。

综上所述,陶瓷作为出土文物以艺术的语言记录着先民的历史,陶艺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水车窑的发现,梅州得以第一次真正对世界展示当地古老的客家陶艺。水车窑的工艺风格有着同时期浓厚的中原文化烙印,却也开始萌发了粤北客家地方独有的艺术风格,可以认为是中原文化中一支独特的分支。客家先民的迁徙史是一本充满了颠沛流离苦难的迁徙史,明清以前是客家人在南方山区落脚形成早期民系文化的时期,但关于这段时期的文化和手工艺等方面的史料和文物都十分稀缺,难以客观反映早期的客家文化,水车窑址的发现无疑是找到了古代客家文化与陶艺的重要证据和资料。所以水车窑址代表的不仅仅是客家陶艺文化的源头,更是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早期密切联系的铁证,这对研究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分析早期客家陶艺风格的形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