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策略选择

2022-04-22刘翔峰

开放导报 2022年2期
关键词:数字货币中国

[摘要]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中国从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主动参与者和执行者,逐渐进入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并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当前,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呈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权、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等新趋势。美元本位制带来国际金融体系储备货币的天然缺陷、美元互换体系不断扩大挑战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数字货币出现及数字化金融治理作为国际金融治理新的内容,是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面临的挑战。应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发展,提升金融治理制度能力;探索研究法定数字货币跨国治理框架;提升国内金融治理能力,增强金融竞争力;完善区域金融治理,创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重塑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规则,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为国际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关键词] 国际金融治理   中国   数字货币   金融治理制度能力

[中图分类号] F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2) 02-0071-07

[作者简介] 刘翔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公平竞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市场经济。

一、中国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角色演进

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经济金融全球化既深入发展又面临挑战,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伴随着国际金融治理核心内容由塑造国际金融秩序逐渐转向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传统金融机构职能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界,中国从国际金融治理规则的被动接受者逐渐成为规则改革的主动参与者和执行者,逐渐进入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并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

(一)2008年前,中国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这一阶段,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建立完善阶段。首先,塑造国际金融秩序。二战后美国凭借实力建立起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塑造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为主要支柱的国际金融秩序。其次,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先天存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各国货币正式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但六七十年代美元大贬值并变为汇率浮动货币,其他货币也随之变为浮动货币,美元具备了完全可兑换性。1976年《牙买加协定》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形成了以美元为主导、多种储备货币并存的货币体系,但这种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面临“特里芬困境”,美元周期性带来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或短缺,引致对全球金融不稳定潜在危机治理要求。各国作为治理主体要共同面对解决国际金融运行风险,一致性利益需求成为国家间合作协调的基础,经过利益博弈演变,治理规则体系形成,美元流动性导致的金融不稳定风险成为治理的核心内容。再次,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掌控国际金融治理秩序,控制着IMF、WB等金融机构的份额、投票权、初始资金、规则制定、议题设定等制度性内容的话语权。1976年美、德、日、英、法、意、加组成七国集团(G7),形成了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这种以发达国家利益为考量的金融治理机制,存在治理主体、治理法制碎片化和国际金融组织权责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不合理等各种弊端。最后,中国则于1980—2008年进入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起步阶段,恢复了在WB和IMF的合法席位,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一阶段中国是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二)2008年后,中国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

国际金融秩序重塑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和大国竞争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持续性低迷导致可持续包容发展目标面临阻碍,传统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成为焦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在原有金融治理体系之内寻求有序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共同提高国际金融治理效率。以此为转折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角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第一,中国开始积极参与治理规则,提供治理思想。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金融体系议题改革,并一直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则不断提升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性,加上美国和欧洲相继爆发金融危机打破了发达国家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治理神话,几类动因相互作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持续改革。这一时期,对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及规律认知的治理理念发生重要变化,世界权力部分转移,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多边主义的国际金融治理,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为核心、以防止發生重大金融危机为根本目标的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持续推进。第二,中国提出构建平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由于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监管治理权力转移,发展中国家与国际金融制度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转变。2008年也成为新一轮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起点,中国此后几乎参与了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规则改革,积极引导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全球金融治理理念。中国提出构建平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为构建公平公正和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指明了新的方向,同时绿色金融首次被列入G20议题,为世界普惠金融发展指引了方向,“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

二、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新趋势

(一)存量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存量改革是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逻辑起点和现实。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IMF提供短期资金借贷以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稳定,WB提供中长期信贷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主要围绕上述体系框架进行,由于传统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仍是压倒性的,WB现有资本约4058.98亿美元 ,IMF现有资本约1.3万亿美元 ,美国和欧洲还主导着各类多边开放性金融机构,治理改革必须务实前行。这类国际组织份额改革是在原有治理架构内实施,是一种“体系之内”而非体系之外的改革,在巩固原有金融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切实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积极推动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G20所倡议的国际金融治理方向是推动传统国际金融机构实施改革,客观上巩固了上述机构的地位,储备货币、WB、IMF等份额改革体现着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提升,关系到国际金融组织治理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因而成为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核心。

(二)增量改革,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

新型金融治理机制为满足区域和新兴国家的发展融资需要而产生。为增强世界银行等机构弥补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提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能力,发展中国家创设新型发展融资机制以平等共治和互利共赢为治理原则,有效弥补了现有体系缺陷,成为发展中国家走出现有国际发展融资困境的重大举措,逐渐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占有一席之地。目前的全球发展融资体系以世界银行和各区域银行为主导,以发展中国家新型金融机制为补充,形成了多元有重叠但不冲突的协调各层次金融開发机制的全球发展融资网络体系。与传统金融组织的大国主导治理结构、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理念等不同,发展中国家提倡平等参与、联合共治,以发展导向为治理理念,致力于消除全球发展不平衡,为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其中2011年成立的“金砖五国”、2014年的新开发银行和签订应急储备安排协定,就是发展中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应对举措。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困难提供了投融资支持,2014年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5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目标都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困境,通过全球金融政策协调来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三)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指标,表明中国正在加快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人民币国际化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由跨境结算走向国际储备资产,展现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进程,至今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第五大储备货币的人民币,推动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一是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削弱美国货币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美元意味着全球流动性,美元贬值带来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为寻求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应运而生,应用于跨境流通并成为普遍认可的国际结算、投资、计价及储备货币。二是提升储备功能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凸显货币锚定效应。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第五大国际货币。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有70多家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IMF发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清晰显示了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份额2020年12月为1.88%,全球排名第五,预示着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和支付货币方面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服务于人民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系统(CIPS)一期和二期分别于2015年和2018年上线,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民币清算系统覆盖25个国家和地区。另外,实践中的SDR发行规模占全球储备的4%,虽然还未真正发挥国际储备资产的作用, 但是SDR构成变化反映出人民币开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三是拓展人民币回流机制,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投融资需求。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强化了人民币投资功能。从国际经验来看,储备功能是在结算、计价、投资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完善有助于其计价、投资、储备功能真正发展。目前人民币回流渠道还不完善,人民币资产从境内流向境外进行投融资可通过离岸市场,但境外人民币缺乏回流渠道成为投资资产。因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境内外人民币存在利率和汇率差异,使得在岸和离岸市场容易滋生投机套利,2015年前推动了人民币以跨境贸易形式向离岸市场转移,但汇率预期变化和套利消失会使这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大为削弱。投机需求驱动人民币国际化动能已经出现瓶颈,只有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形成境外的真正市场需求才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美元本位制带来国际金融体系储备货币的天然缺陷

国际金融治理的实质是保障货币安全性和金融机构正常运营,缓解美元流动性带来的短期和长期金融风险。美元本位制导致全球金融治理存在缺陷:一是美元发行不受约束。国际货币流动性与清偿力的“特里芬难题”依然困扰国际经济秩序,美国货币政策优先考虑国内经济稳定需要,而非以全球经济稳定作为出发点,美国经济在历次危机中不仅不是最糟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反而提升,外部失衡有效改善,美元不受约束地发行才是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二是美国货币政策负面外溢缺乏约束。美元本位制使得美国在金融危机时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和发展中国家外债攀升,其退出量宽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偿债危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疫情,美国极端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发达国家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大规模财政刺激推高政府债务规模,资金进入金融市场推动资产价格高涨,金融市场虚假繁荣。长期低利率还催生了企业高杠杆和高风险偏好甚至滋生了大量“僵尸”企业。2020年5月后近一半IMF成员国表达了获得流动性支持的期望,很多低收入国家深陷外债偿付困境,反映出美元本位制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出现的功能性危机。

(二)美元互换体系不断扩大挑战传统国际货币体系

美联储扩大货币互换网络向国际金融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美联储与全球主要中央银行不断扩大的货币互换网络,将自身政策干预范围由国内拓展到全球金融市场。2010年5月“美元荒”出现,美联储又重新与欧洲中央银行、瑞士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进行货币互换。2013年10月,美联储宣布与五大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转为常备性互换安排,2020年3月美国又与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新西兰9国央行签署互换协议,临时性货币互换网络不断扩大。但是美联储在货币互换选择上排斥发展中国家,如秘鲁、土耳其、印尼和印度都曾想与美国签署货币互换而被拒绝。货币互换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双边政策工具,当国家银行系统面临来自外国市场流动性风险挑战,可为决策者提供额外的金融安全保障。美元主导的货币互换体系客观上使IMF作为多边机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指导监督和“最后贷款人”角色的效力有所降低,它与IMF一起为各国及金融市场提供缓冲,客观上也挑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数字货币出现及数字化金融治理对国际金融治理提出新挑战

数字货币已经开启了货币历史新阶段。作为货币信用形态提升的必然产物,以区块链为技术基础、降低发行运营成本、易于数据溯源监管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数字货币,其本质与传统货币一脉相承。根据数字货币是否由一国央行发行,可分为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多国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无疑为国际金融治理增加了新挑战。一是数字货币有可能从底层颠覆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由各国央行发行,私人数字货币是由私人(市场化)发行且不依赖于国家主权的数字货币。2008年以来,私营部门推出各种所谓加密货币已达1万余种,总市值超过1.3万亿美元。全球最大网络社交平台脸书(Facebook)拥有27亿用户,其发行用于跨境支付的“天秤币”(Libra)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数字货币项目,其使命是建立无国界的货币以及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这种超主权数字货币,已具备交易媒介、价值储藏等货币功能,将进入储蓄、投融资、保险等领域,其覆盖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会冲击现有金融体系。数字货币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具有去中介和去中心化特征,不同于传统货币制度建立在中介化、中心化基础之上,其可能形成新的全球性货币并重塑全球货币格局,其拥有的世界性金融基础设施类似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各国可能不得不接受这个“大而不能倒”的世界性金融基础设施存在的合理性。基于现代技术体系的Libra有可能实现货币的去国家化与去主权化,从底层颠覆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二是各国央行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的目的是维护其储备货币地位。少数国家已开始试营央行数字货币,一些国家正积极论证CBDC可行性,八国央行(BIS、加拿大银行、日本央行、瑞典银行、瑞士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基本准则与核心特征》报告也提出要推进数字货币的跨国支付。美国的数字美元项目(Digital Dollar Project)2020年5月发布的第一份白皮书旨在为创建美国央行数字货币(CBDC)提出框架,认为数字美元将支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其中重点提及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更可能应用于非美国国内用户,表明数字美元在跨境支付场景中使用的概率较大。三是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网络或许出现。目前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以代理行模式占主导,系统性能有待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受锚定美元的Libra等数字货币的竞争威胁,研究跨境支付及监管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现行跨境贸易投融资结算采用的是SWIFT支付清算体系,SWIFT和CHIPS的垄断优势得益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代理行模式和CHIPS都是中心化结算和清算机制的产物,代理行模式支持了CHIPS壟断地位, SWIFT可参与交易环节的支付指令产生、确认、发送以及清算环节的支付指令交换。SWIFT作为一个非官方专业组织在特殊情况下具有官方立场,对于伊朗、委内瑞拉等小国,SWIFT会因来自特定国家官方压力进行制裁;对于中国这种在SWIFT的业务收入比重较大的大国,在制裁中国相关机构时会慎重考虑。区块链数字货币应用为消除跨境支付系统缺陷提供可能,各国CBDC研发多处于研发测试阶段,但其对改善当下的跨境支付具有重要价值。

四、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要着眼于能力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发展,加快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研究,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参与制定国际金融治理规则,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

(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发展,提升金融治理制度能力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人民币国际化要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以培育真实需求为基础的发展原则,推动人民币周边区域化到国际化的发展路径,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结合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培育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市场需求,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投资中的重要货币选择。历史实践证明,一国货币金融地位崛起需要制度建设,就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于美元,欧元区货币制度安排之于欧元,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仍可依托IMF和WB的相应制度而拥有垄断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如国际货币制度的存量改革是改制,推动合理配置IMF和WB投票权改革,推动G20和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成为国际金融协调治理核心平台;而增量改革则是建制,通过建立金砖银行、AIIB、“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推动其为区域提供人民币发展融资,为维护发展中国家金融自主权发挥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制度建设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内涵是一致和统一的。

(二)探索研究法定数字货币跨国治理框架

1. 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

CBDC是未来货币形态,对金融、法律和监管制度提出新要求,应借机发展摆脱美元作为中间货币的国际货币兑换机制。数字人民币定位MO,不计付利息,基于数字人民币钱包进行资金转移和实现支付即结算。人民银行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BIS、IMF、WB等治理机构,研讨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及国际标准体系。如果采用本国型CBDC模式,锚定本国货币发行,央行能依法获取货币转移信息和流转信息特点,有利于维护货币主权,有针对性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制定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机制设计。推进“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模式下,有条件地吸收境外金融机构参与结算系统的运营,加强跨境支付领域机制构建,提升全球跨境支付的安全与效率。

2. 加快研究数字货币跨境治理

各国要树立包容、开放和合作的制度理念,建立支付基础设施和法律、监管制度,为实现CBDC跨境流动制定规则,实现其最大价值。达成国家和央行层面的协议,各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均需做好技术开发以适应业务操作和机构变化,平衡好传统货币和CBDC的发行、交易和回笼管理的总体规模比例以及国内外规模比例。商业银行要为境内外支行构建基于区块链的跨行交易结算通路,遵循跨境交易结算业务联动规则。

3. 建设更包容高效的全球新型跨境支付体系

如果形成CBDC这一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将打破现行高度中心化跨境支付平台的垄断性,打破美元霸权。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应立足于维护货币主权和国际货币体系安全,建立协调一致的技术标准、支付基础设施和法律监管制度,防范和化解CBDC跨境流动风险,建立更安全、高效和低成本的CBDC跨境流动体系。发展中国家要注意防止霸权国家利用数字货币干涉本国政治和货币主权,可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科技手段维护国家主权。

(三)提升国内金融治理能力,增强金融竞争力

金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金融治理是金融各类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及金融制度建设之间的相互衔接系统。金融体系稳健性取决于系统性金融机构治理,优化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助力货币政策传导,支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和科创产业发展作为目标。加强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管理,夯实金融体系平稳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系统完善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提升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发展生态,顺应金融生活化、产业互联网化趋势,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科技体制机制,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将投融资和理财服务嵌入到教育、医疗、政务等高频场景,实现“无处不在”的金融服务,打造智慧金融体系。同时,深化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形成人民币汇率全球市场化定价机制主动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加大市场决定价格力度,使人民币资产成为保值和增值的安全可靠的国际资产。重视人民币期货市场对汇率价格合理形成的作用,适时建立人民币汇率期货市场或引导境内相关主体有效利用离岸期货市场规避汇率风险。监测全球人民币流动、资产配置和价格变动,健全人民币汇率风险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进一步探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的人民币汇率全球定价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以市场化方式成为国际货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发达的金融体系,培育境外人民币市场需求,深化金融市场建设,境外人民币可投资中国的股票、债券,自由使用人民币,优化改进监管能力。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避免对于人民币的货币投机,培育真正的人民币境外市场需求基础。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展国债市场,推进债券市场的评级、清算和担保,加快培育境外人民币多元化投资主体。深化金融开放,提高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公平市场环境建设,加强跨境服务能力,优化金融机构全球网络布局。深化境内外业务联动和境外经营模式创新,提升一体化经营能力。

(四)完善区域金融治理,创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

加强东亚金融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治理话语权,強化地区金融救助机制。在东亚金融合作中发挥规则引领作用,从参与者转为规则塑造者,发展亚投行,有效弥补国际融资体系之不足。基于南南合作理念,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标准,拓展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在亚投行内部建立自身的投资评估研究中心,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带动成员国发展。强化区域内货币互换和区域内债券市场建设,深化推进金砖合作新金融机制,共同支持多边主义和公平正义,推动“金砖+”合作模式,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发挥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作用。联合制定“一带一路”跨国基础设施投融资规则,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本着“成本共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投融资国际合作机制构想,满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资金需求,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多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着力点,发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的计价、结算、融资与储备功能,丰富国际多边机构开展金融业务的资金选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满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民生项目、贸易投资等融资需求。健全项目评估和遴选机制,提高项目筛选的透明度和合规性,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针对不同性质项目分类施策,建立各有侧重的融资保障体系,切实促进区域内发展融资体系建设。

(五)重塑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规则,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

为全球货币金融构建稳定、有韧性的制度框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优化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拓展发展中国家货币互换网络,建设全球货币协调体系。贯彻落实IMF治理结构改革方案,提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话语权,打破美国的一票否决制。增强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贫作用,推动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探寻金融发展的制度性话语权配置均衡、全球国际收支均衡与各国国家利益机制之间的均衡,妥善应对贸易战、货币战,形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协商机制。发挥G20金融治理核心作用,协调金融监管合作G20是国际货币金融协调的最重要平台,中国应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发言权,引导世界关注新兴国家利益,积极参与议题设置、决策制定执行,使G20更充分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新变化,提高全球经济抗风险能力从而巩固全球经济增长基础。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新周期,推进储备货币多元化,推动降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比例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建立相互竞争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通过市场约束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开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多元路径,包括本位货币制度、汇率制度、储备货币制度、国际金融机构等,构建包括人民币跨境结算、债券市场等人民币区域回流机制,通过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夯实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根基。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数字货币一体化跨境支付体系,合理有效应对数字货币技术特征带来的风险,在市场体制中为数字货币营造安全有弹性的发展空间,未来要加强促进数字货币合作的国际协调和监管。创新金融监管模式,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以提供资金紧急救助和防止金融危机,或在金融危机期间为各国提供金融支持以缓解经济金融风险,确保全球金融秩序稳定,维护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蕴岭.张蕴岭:在大变局中把握发展趋势[J].理论导报,2019(3):19-21.

[2] 冯永琦,于欣晔.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与中国策略选择[J].东北亚论坛,2020,29(6):51-64+125.

[3] 朱伟婧.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8.

[4] 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5] 宋国友.国际金融治理的当前困境、改革取向与中国政策[J].天津社会科学,2019(3):100-105+112.

[6] 盛斌,马斌.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中国的角色[J].社会科学,2018(8):13-26.

[7] 高海红.IMF份额改革评析[J].中国金融,2019(6):91-93.

[8] 刘宏松.合法性、有效性与G20机制改革[J].国际观察,2014(3):128-141.

[9] 刘翔峰.亚投行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将成为重要支柱[J].全球化,2016(7):32-43+132.

[10] 何亚非.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1] 张礼卿.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八个问题[J].中国外汇,2021(7):6-10.

[12]程贵.人民币国际化赋能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思考[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35(6):65-72.

[13] 刘翔峰.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塑的思考[J].中国发展观察,2014(12):12-14.

[14] 徐洪才.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15] 夏乐.央行间货币互换比较[J].中国金融,2020(9):48-49.

[16] 刘竹青,张俊美,张宏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基于汇率波动风险的视角[J].亚太经济,2021(2):27-36.

[17] 柯达.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区块链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机制构建[J].国际经济法学刊,2021(3):85-100.

[18] 張中元.金融体系中的机制复合体与国际金融治理[J].当代亚太,2020(3):119-140+168.

[19] 周宇,孙立行,等.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依据、战略规划和营运中心[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20] 杨东.Libra:数字货币型跨境支付清算模式与治理[J].东方法学,2019(6):51-57.

[21] 强力,王莹莹.国际化背景下的人民币结算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5):96-108.

[22] 王朝阳,宋爽.一叶知秋:美元体系的挑战从跨境支付开始[J].国际经济评论,2020(2):36-55+5.

[23] 陈四清.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提升金融治理能力[J].中国金融,2020(1):14-16.

[24] 刘翔峰.主动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权[J].中国金融,2013(11):47-48.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Liu Xiangfeng

(Institute of Marketing, China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Participants and executors have gradually entered the cor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have become active promoters and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reforms. At present,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s showing new trend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vo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The U.S. dollar standard brings the natural defects of reserve currency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U.S. dollar swap system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currency and digit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s new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re challenges for my country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ycle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nhance its financial governance system capabilities; explore and study the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legal digital currency; improve domestic finan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enhance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improve reg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nd innovat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Reshape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reform, build a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trength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overnance; China; Digital Currency; Institutional Capacity of Financial Governance

(收稿日期:2022-02-20   责任编辑:罗建邦)

猜你喜欢

数字货币中国
区块链技术在国内外金融领域应用动态
数字货币的国际监管经验与启示
英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框架及其启示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辨析
我国警卫反恐怖斗争对策研究
浅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
肯尼·格雷特,爵士的“中国”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