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党中央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既是应对国际环境重大挑战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多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加剧，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逐步形成，疫情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本土化和区域化，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变。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的压力。这些重大挑战要求我们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制度型開放为引领，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形成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要素禀赋相匹配的开放新格局，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高水平开放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制度供给。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型开放，可打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藩篱，建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高水平开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要素配置。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高水平开放能够充分组合全球技术创新要素，高质量利用外资，汇集全球人才，吸收跨国公司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先进管理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保障。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一方面，要充分依托国内大市场和产业链优势形成内循环为主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通过高水平开放形成畅通的外循环系统。只有打通内外循环的堵点，才能畅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延伸全球产业链，稳定供应链，强化创新链，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

——高水平开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活改革动力。实践证明，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由之路。高水平开放将充分吸收借鉴国际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分享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新模式，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并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