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

马来西亚是个多族群的国家，语言种类繁杂，大致可分为本土语言和外来语言，前者有马来语和伊班语（Iban）和卡达山语（Kadazan）等原住民语言；后者有英语、汉语和泰米尔语。在众多的语言中，马来语是该国主体民族马来人的民族语，使用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截至2018年末为3240万）的70%。

说到马来语，一定要提印尼语，这是因为二者同根同源，名异实同，可以互通，在国际上常被学者合称为“马来—印尼语”。从语言谱系来看，马来语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又称“南岛语系”）；从使用人口和使用地域的角度来看，马来—印尼语毫无疑问可以跻身世界十大语言之列。如果按照国别区分的话，马来—印尼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被称作马来语，在印尼称为印尼语。至于究竟“马来”在前还是“印尼”在前，则要根据不同标准来判定：如果讲到这种语言的来源，因为它是在古代马来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马来”在前可以反映这一特点；如果是以使用人口和地理面积为衡量依据，则“印尼”在前比较合适。

接着再说马来语的地位。早在1967年，马来西亚国会就已在《国语法案》中确立其为国语和唯一的官方用语。然而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作为国语的马来语虽有政府和法律的保驾护航，但交际功能渐趋萎缩，实际地位缓慢下降。换言之，马来语的象征地位和文化价值虽然未变，但在社会生活中正沦为低阶语言，处境尴尬。

马来语的现状可从图书出版领域这个窗口获得大致了解。以吉隆坡市中心规模最大、书种最齐全的纪伊国屋书局（KINOKUNIYA，日资企业，地址在双子塔Suria KLCC Mall）为例，英文书籍在空间分配上明显占主导地位，且品种丰富、来源多样；中文书籍次之，但所占空间也相当可观，书源多是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出版物；马来文书籍的陈列柜则位于书店内不起眼的角落，空间狭小，种类亦不丰富，多集中在宗教、文学、翻译作品及教辅读物。

在电视节目中，年轻人常常脱口而出几句流利的英语短句。在电影院，美国好莱坞大片往往只打上马来语字幕，对白不加同声翻译就直接上映。在商贸和教育领域内英语的使用则更为普遍。

造成马来语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该国历史密切相关。马来西亚原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前，英语是其官方语言。独立后的前十年直到国会颁布相关法令之前，英语仍被用作官方语文。受長达上百年殖民统治的影响，英语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这片土地，对马来语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另外，马来语采用拉丁化字母作为书写方式客观上也为英语单词的进入提供了便利，甚至可以说马来语字母就是西方文化借殖民历史留下的印记。事实上，不熟悉马来语的人初看之下常常会误以为是自己不认识的英文，何况有些词的拼写与英文完全相同，只是发音不同、含义不同，如：“air”在英语中是“空气”，在马来语中表示“水”；“main”英语义为“主要的”，在马来语中义为“玩”。

众所周知，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种语言是纯粹单一和自给自足的，都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外来语言的某些成分。全球化浪潮下，大批新鲜事物涌入马来西亚，在没有合适的马来语词汇来进行描述和表达时，使用外来语本无可厚非，语言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流融合中不断发展进步的。然而事实上，马来语近年来受英语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时候马来语明明有本土词汇可使用，但人们却偏喜欢用英语词，这在新闻出版物中比比皆是。如用Hospital（医院）代替RumahSakit；用Hotel（宾馆）代替RumahTumpangan；用Famili（家庭）代替Keluarga；用Ros（玫瑰）代替Mawar；用Restoran（旧拼写法Restauran）或Kantin（饭店、餐厅）代替KedaiMakanan（Kedai Kopi）；用TV（电视机）代替PetiGambar；用Radio（收音机）代替PetiSuara；用Stoking（袜子）代替Sarung Kaki；用Farmasi（药店）代替KedaiUbat；用 Flat（公寓）代替RumahPangsa；用Zoo（动物园）代替Taman binatang；用Polis（警察）代替Mata-Mata等。

一直以来，马来西亚上自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在日常交际中混用马来语和英语的情况司空见惯。这种现象越来越引起该国有识之士的忧虑。有学者指出，马来语词汇英语化的趋势正在蚕食马来民族文化之根。

当前，马来西亚社会日益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语言态度。一方面，精英阶层偏向于使用英语以增强他们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政治压力推动马来语的使用更加普遍。语言正在成为马来西亚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使用马来语的民众处于社会底层，而使用英语的上层人士则居于社会顶端。马来西亚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来西亚的民族语言和原殖民者的语言——马来语和英语的比拼。马国政府一直倡导使用和推广国语，并试图赋予其和英语同等价值，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缺乏一以贯之的坚定立场和明确导向，所以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纵观世界，类似的情况不只发生在马来西亚。事实上，为了维护和提高 （主体）民族语的地位，在多语言、多民族国家中，国语和外来语的竞争并不少见，如东非大国坦桑尼亚的国语斯瓦西里语和原宗主国语言英语的博弈；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的国语哈萨克语和原隶属国苏联的语言俄语的较量。这些国家都通过立法确定了“国语”，但奇怪的是，在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一个普遍现象是结果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即政府越推崇和保护，“国语”地位越堪忧。即使是民族和语言都较为单一的海湾小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近年来也由于经济的迅猛崛起，外籍人口大量涌入，官方语言阿拉伯语明显式微，变得徒有虚名，其地位和作用或被英语所取代。

如何协调民族语言和国际语言的关系，如何平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非英语国家）如何面对英语的冲击和挑战，这无疑是世界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