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峰 权赫律

[关键词]东北沦陷期;在“满”朝鲜人;东北作家群;离散;主题

移居到东北的朝鲜文人和中国东北作家群均在日帝殖民统治之下进行了跨地域移居。在日帝殖民统治时期，朝鲜文人移居到中国东北，而中国东北文人流散至关内。文中的“朝鲜人文学”指的是日帝时期移居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文人创作的文学，“东北作家群文学”指的是流散至关内的中国东北文人创作的文学。本文中的“朝鲜”指的是整个朝鲜半岛，“朝鲜人”指大韩帝国灭亡后朝鲜半岛分裂前的整个朝鲜民族。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国内已经不具备进行民族独立运动的土壤和条件，于是一些朝鲜的文人移居到中国东北定居生活。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不甘沦为亡国奴的东北作家流散至关内，开始了长达14年的离散生活。

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文人的代表性作家有安寿吉（1911-1977）和金昌杰（1911-1991）等人。关于中国东北流亡文学范围的界定，学界认为在日帝殖民统治时期逃往关内的东北文人和早年在关内的东北籍作家统称为东北流亡文人，东北流亡文人又被称作东北作家群。萧红（1911-1942）、萧军（1907-1988）和李辉英（1911-1991）等人作为中国东北流亡文人，他们以笔为武器，以日帝殖民统治的中国东北为对象进行了创作。在两国离散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在抵抗意识和爱国情怀，生存和死亡体验，现实的对应等主题方面体现出了相似性。纵观先行成果，尚未有对东北沦陷期朝鲜人文学与东北作家群文学的主题进行比较的研究。因此，本文采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从抵抗意识和爱国情怀、生存和死亡体验、现实的对应三方面进行主题的比较研究。

一、抵抗意识和爱国情怀

无论是在移居东北的朝鲜文人的作品中还是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具有抵抗意识和爱国情怀的主题内容。在对朝鲜及中国两国进行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对两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作家纷纷将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抵抗情况表现在作品中。

（一）对日帝统治的抵抗意识

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抵抗意识在金昌杰的《第二个故乡》中可以找到。《第二个故乡》描写了身在“满洲”的朝鲜人听到了朝鲜“3·1”运动的消息后，在京哲的带领之下，也进行了抗日示威游行活动。示威群众向日本领事馆前进，高呼万岁。日本领事馆指使当地陆军团长孟某平息事态，孟某下令向示威群众射击。在砰砰的枪声中，手举太极旗高呼万岁的群众，一个个中弹倒下。青年们，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乐于助人的教员们，温顺的商人们，不断流血倒地。当场死亡16人，受伤近30人。日寇的镇压日益严酷，即使在“满洲”也要扼杀朝鲜的义兵运动。日帝有时采取怀柔政策，有时放纵侦探，任意监视、逮捕、杀人。作品描写了抗日示威游行的过程，反映了作者对日帝统治的抵抗意识。

金昌杰的《罢课》描述了在“满洲”的一所学校里，朝鲜学生们为了反抗日本传教士的宣教，集体罢课的情况。作品表现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宗教手段的面貌。崔成姬听到日本李牧师的唯心论理论——“朝鲜人因为在太初犯了罪，所以被上帝夺走了国家”后，愤怒不己，进行了坚决反击。举行毕业考试的时候，崔成姬没有在毕业考卷上写下答案，却写下了如下的话：“我们不相信有人说‘朝鲜是由上帝旨意灭亡的，因为当初所犯的罪过，遭受了亡国奴命运的說教。因为我们是朝鲜人，因为我们有一种民族的良心，为了我们民族的神圣而必须这样做。”她把这句话写在答卷上然后退席。在圣经考试中，她一字一句写下为民族良心辩护的抵抗性文字。她凛然正气的民族义举，象征着朝鲜人民族魂中的反抗精神。抵制日本基督教学校奴化教育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没能拿到毕业证，以“我”为首的学生决定集体退学。崔成姬反对帝国主义帮凶通过宗教手段奴化朝鲜人思想，捍卫了民族尊严和感情，她是不甘屈服、勇于抵抗日帝文化侵略的斗士。

（二）抗日意识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意志

讨论抗日意识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作品时，一定离不开萧红的《生死场》。《生死场》是一部描写殖民统治下中国东北农村生活情况的作品，作品蕴含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作品中，各类人物急急忙忙地生，稀里糊涂地死，还有为了独立运动而牺牲的斗士。“雪天里，村人们永没见过的旗子飘扬起，升上天空！全村寂静下去，只有日本旗子在山岗临时军营门前，振荡的响着。村人们在想：这是什么年月？中华国改了国号了吗？”这段叙述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情绪，村子里飘起没有见过的旗子，那是日本的旗子。“中华国改了国号了吗？”的疑问，体现了村民对日本统治的质疑，暗含着对中华复兴的期盼。

老赵三立到桌子前面，他不发声，先流泪：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

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

老赵三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是亡国奴。在赵三的话语之下，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该段表达了老赵三的爱国情怀，他不会眼见着把日本旗撕碎，但当自己埋在坟里时，也要把中国旗插在坟项。在左翼批评家的话语体系中，萧红的《生死场》被看作是一部充满活力、充满仇恨的乡土文学，是对日本侵略者，尤其是对“在被掠夺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的痛恨的乡土文学;在革命叙事接管中国文学后，萧红所处的“东北作家群”被统一看作是以笔墨为武器的抗日爱国作家，《生死场》被归入反帝反封建的抗日爱国文学范畴。

综上所述，移居到东北的朝鲜文人作品和流散至关内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均体现出了一种抵抗意识和爱国情怀，对于这一主题，移居东北的朝鲜文人作品体现了对日帝的抵抗意识，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体现了抗日意识和争取民族解放的精神，后者的抵抗意识更为强烈。

二、生存和死亡体验

（一）朝鲜人迁徙东北后受难的文学书写

在移居东北的朝鲜文人的代表作家安寿吉的作品中，总能够发现描写来到东北开垦与定居生活的作品。他的作品《凌晨》叙写父亲、母亲、姐姐和“我”四口人移居“满洲”，获得了租种的土地，开始耕种土地。一家人移居第一年没有任何费用，按照“满洲”的惯例，将姐姐作为债务的担保开始租种土地。租地条件虽然比朝鲜国内好，但无论怎么努力，还是无法偿还债务。于是，父亲和母亲非法贩盐，试图解决债务问题，但由于朴致万的妨碍，租地条件越来越差，债务也越来越多。心怀恶意的朴致万一心想霸占姐姐，但是已经有心上人的姐姐坚决拒绝，最终自尽。看到这一切的母亲也精神失常了。

在作品中，为了解决生活的困苦，“我”的父母走上了贩盐之路。当时若被查出贩盐，当事人会被抓走甚至枪决。遇到稽查队来搜查，父亲因贩盐被带走了。作品采用逆序的方式，先讲述了搬迁到“满洲”M谷后的生活情形，后通过回忆讲述由朝鲜咸镜南道H邑搬来的过程。作品中有如下一段描述生活困苦情景的内容：

在我们村里比起马贼，我们更害怕陆军和巡警。

马贼听起来很可怕，可从来没有受到过他们的侵犯，倒是陆军和巡警的侵入一年就有好几次。

当时，张作霖军阀的雇佣兵陆军的生活是很不好的，衣租食租都不好，别说有零花钱了。

他们如果不在农村中到处抢劫，就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进行的是法律允许的掠夺！是的。对他们的残暴无处诉说。

作者讲述了当时生活的艰难和困苦。在难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同时，他们经常受到陆军和巡警的侵害。陆军通过抢劫维持生活，面对法律允许的掠夺，村民对他们的残暴无处诉说。比起马贼，村民更害怕陆军和巡警。金虎雄指出，作品更深层次地揭露了朝鲜移民在当时不仅没有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连求生欲望都要被剥夺的残酷现实，加深了悲剧意味。

《凌晨》是根据“我”的回忆写成的自传故事，描写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层次的定居过程。而《水稻》是讨论鹰峰屯全村或民族生存权的作品。

作品讲述了来到东北的朝鲜人开垦水田的心酸过程以及在守护水田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就是！先别说翼洙。为了那水田，我们的手脚都磨没了。那是我们用血泪拼命开垦出来的水田。让我扔下水田走人，那还不如要我命！不光是翼洙，因为水土不服吃尽苦头的有几个？死掉的大活人有几个？手脚都冻透，一到冬天就往外冒水……想起那些苦头，一口一口咬碎那水田都不解恨！现在好不容易才吃上热饭，再别说什么离开……”上述引文讲述了来到中国东北的朝鲜开拓民们为了生存开垦水田的困苦故事。为了开垦水田，先是翼洙在冲突中失去了性命，在整个开垦水田的过程中，来到东北的开拓民受尽苦难，但还是通过自己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安稳的生活。

（二）对残酷日帝的文学控诉

在萧红的《生死场》中，生命的价值变得十分脆弱。在作品中，王婆在追问女儿的死因时，他人做出了如下的回答：“老太太你怎么还不明白？不是老早就对你讲么？死了就死了吧！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哪！”这反映了日帝对独立运动者的残害与镇压。“9·18”事变前后，萧红用自己独特的女性生活经验，慢慢道出了东北农村女性的顽强与挣扎，作品以女性的生死存亡为主线，赤裸裸地展现了大自然、男权社会和日本殖民统治下女性的悲剧命运。

而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死亡发生在人民革命军的抗日战斗中，在与日本兵的交火中，大量的人民革命军伤亡。“饥饿，疲乏，燃烧着每个人！死亡随时可以发生：那闪着光的不甚遥远的敌人的袭击暂时算落在了后面了。”“松原在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滩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除了在战斗中发生死亡以外，作品还讲述了日本兵對老百姓的残害，平民百姓在日本兵的刀枪下死去。

移居东北的朝鲜文人作品主要描写了来到东北后的生存和为了生存而发生的打斗事件中的死亡。而在东北作家群的文学中，比起生存，更多体现了死亡，描写了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牺牲。

三、现实的对应

（一）对不利现实的改变意志

在金昌杰的小说《暗夜》中，明孙一家为了过上好日子，背井离乡，从朝鲜来到“满洲”。高芬一家也从朝鲜来到了“满洲”。明孙的父母知道明孙和高芬互相喜欢，明孙的父亲便去高芬家里提亲，可是却吃了个闭门羹。高芬的家人说要把高芬卖了还150块钱的债，买主有尹主事和姓南的。

明孙认为，他娶不到城里穿高跟鞋的女人，高芬也嫁不了西装革履的绅士，他们都是同样的命，乡下人配乡下人，穷光蛋配穷光蛋，这才门当户对。明孙和高芬在约定的地点见面，高芬只要有明孙在身旁就能忘记所有悲伤，特别踏实，而且还充满盼头。明孙的心也因为幸福而颤抖。明孙看到尹主事来到高芬家讨价还价，便跟着去了高芬家，掺和着高芬他爸和尹主事的谈话。债主崔老头来讨债，高芬他爸求着尹主事，以二百块钱把高芬给卖了。明孙想自己只能走最后一条路了，那就是和高芬私奔。天还未亮，明孙就拿起包袱走出了家门。高芬也拿着包袱与明孙会合。想着要离开养育自己十年的村庄，明孙突然感到伤感。因此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明孙又加快了脚步。

金虎雄指出：“小说以明孙和高芬为一方，以尹主事、崔老头为另一方，反映了双方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关系，真实地再现了朝鲜农民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揭露了社会罪恶。”明孙和高芬彼此相爱，但高芬的家人却为了还债，把高芬卖给了尹主事抵债。摆在明孙面前的现实是不能与相爱的人在一起的痛苦，为了与高芬在一起，明孙选择了私奔，想通过私奔改变现实。这体现了主人公在面对现实的困境时，不是与现实进行妥协，而是努力争取爱隋和为了爱情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在现实的表象之下，实质性的矛盾是阶级的对立。作品同时也体现了对现实阶级对立的否定和批判。

在移居东北的朝鲜文人黄健的《祭火》中，主人公金老师从朝鲜来到“满洲”。作品展现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多种情感，反映了在新京（现长春）工作、积极参与文化运动的知识青年的挫折和内心的纠葛。“我”发现了彼此嘲笑和嘲弄的朋友们，而不是分担痛苦的朋友。在朝鲜本是朋友，而移居到“满洲”后，却闹到打架的地步，真是让人寒心的事。随着生活地点的变化，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真挚的友人变成了反目成仇的敌人。他们在“满洲”对文化、生活乃至事业倾注热情，以“文化青年会”为中心聚集到一起，通过“文化青年会”结识了新的朋友，原本美好和令人称赞的事情却结局凄惨，对主人公来说，一切都像一场梦，像是某个捉摸不透的无限深邃的心灵。主人公来到大东公园，走出亭子旁边的小道，发现了哭泣的琦珠。琦珠是“我”在青年会上经K的介绍认识的，虽然仅有几面之缘，但她给“我”一种莫名的沉重感和平静感。“我”对琦珠的感觉很是特别，它是一种类似爱情又非爱情的感情，它有不同于一般的情感在其中，想要逃脱也逃脱不了，而且“我”认为琦珠和我有同感。

金虎雄指出，这部小说反映的只是一位知识青年的虚无意识。可是对于在朝鲜国内受到挫折，为了从事新的文化运动，来到被粉饰为“王道乐土”之地的一位朝鲜青年的绝望层面而言，具有相当的意义。“我将又一次去爱。去爱，却不会去救赎。我会因为在爱中拥抱一缕烛光而幸福。我要看到你内心的全部，在全部中看到你。在对你的信任中看待一切，在对你的爱中，重新去爱一切。我立志要如是做。然而，在这样的日子里，关于母亲的事情却如一阵狂风席卷而来。也就是说，我的另一段宿命开始了。”这段是作者有关爱情最直接的抒怀，表达了自己想要去爱的决心和信心。琦珠带给我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正当我立志要去爱时，母亲病重了，“我”的另一段宿命开始了。“我”无法在琦珠和母亲之间做出选择，“我”决定让琦珠离开“满洲”，回到朝鲜。这体现了“我”在面对母亲和琦珠时是如何改变现实的。“我”让琦珠回到朝鲜的决定，虽然体现了“我”努力克服现实和化解矛盾的意志，但对于现实的矛盾，“我”既没有进行持续地批判，也没有体现出顺应。我们可以从中确认的是作家努力改变现实的姿态。

（二）面对受害现实的觉醒

《生死场》描写了哈尔滨近郊附近一个村庄的故事，是由17个章节构成，每个章节独立成文。《生死场》的第1节至第10节，以感人至深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穷困潦倒的生活。他们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在饥寒交迫、病痛缠身的生活中，有些妇女生下孩子后就死了。

第11节到第17节，写的是在“9·18”事变后，日本军队一边宣传“王道”，一边进入了一个小村庄。广大农民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摆在广大农民面前的选择是忍耐还是抗争。那些受苦受难的农民参加了秘密组织，投奔了义勇军。他们表达了要将抗日进行到底的决心。

作品中的人物二里半作为旧中国的一位普通农民，是身份卑微、相当平凡的小人物。虽然跛足，他却有一个完整的家，有一个粗俗的婆娘麻面婆和一个外号叫“罗圈腿”的儿子。在萧红的《生死场》中，作品的开始部分描写了一群在封建制度之下受难的人们。人们没有反抗意识，只是一味地顺从。但在作品的后半部分，麻木的人们渐渐觉醒，从开始的被动到后来的反抗，作品的后七节描述了主人公们的抗日情绪和民族情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害之下，二里半的妻子死了。那位穷困、懦弱、冷淡的农民，在大家都认为他已经陷入麻木的时候，终于觉醒，他要为他的妻子复仇，于是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摆在二里半面前的现实是国家被侵略，妻子也被残害。作者在作品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应对现实的方案，设置了二里半离开村庄，跟随青山参加义勇军的情节，体现了群众的觉醒和主动应对现实的意志。

李辉英的《最后一课》写的是东北陷落后，一所女子中学被封闭，学校里的两名学生因撕毁日军司令部的通告而被逮捕。为保护她们，校长跟随她们到拘留所，并在拘留所内向她们讲授抗日救亡的道理，给她们上了“最后一课”。该小说还有一个副线，写的是女教师张教员不仅平时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而且还亲自参与抗日活动，组织工人罢工和农民斗争，因此被日军逮捕并判处死刑。两名女学生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张教员也在执行死刑当日被战友们救出。杨慧指出，李辉英与萧军、萧红等流亡来沪的东北作家不同，他在上海完成思想启蒙、学术训练与文学准备，并在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引领下实现文学转向，可谓是“东北作家群”中的“内部他者”。在作品的结尾，面对国家被日本殖民统治的现实，“我”决定要秘密参加地下抗日组织，去着手进行“我”的新工作。“我”通过校长和张教员的说教觉醒起来，并不顾危险，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在移居东北的朝鲜文人文学中，作品中的人物在面对不利的现实状况时通过改变自己来应对现实。而在东北作家群笔下，作品中的人物在受害的现实面前总是唤起新的希望，通过觉醒后的新希望来应对现实。

四、結语

移居东北的朝鲜人文学和流散至关内的东北作家群文学在两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作家们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离散至异域后所经历的与所体会的内容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也成为我们了解当时情况的一种方式。简单来讲，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是一种同中求异的研究。移居东北的朝鲜文人文学与中国东北作家群文学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在日帝殖民统治下离散者创作的文学。总体来说，移居东北的朝鲜人作家作品主要描写了来到东北的开拓与定居，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受难经历。东北作家群作品主要体现了抗日精神和反抗精神。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主要矛盾不同。1910年代到1940年代是朝鲜掀起移民潮的时期。日帝对朝鲜的殖民统治采取了经济掠夺的政策，来到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绝大多数是在朝鲜生活不下去的人们。他们是贫穷的弱者，移居到中国东北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衣食住的问题，所以，生存问题构成了他们的首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因此，大多数移居东北的朝鲜文人的作品反映了他们来到东北开拓和定居的受难历程。而不甘受日帝殖民统治的东北文人流散至关内后，在他们的心中，祖国的主权问题构成主要矛盾。东北作家群文学中的多部作品描写了人民革命军与日帝的反抗斗争，大多数作品都具有抗日倾向。通过对东北沦陷期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文学与东北作家群文学的比较，可以全面地了解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作家和东北作家群对日帝殖民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的不同描述，这对于丰富东北亚文化的交流和比较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