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承霞

在中国各大早期文化遗址的出土器物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其都出现了种类不同的玉器，这些玉器至少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象征着一种“级别”。众多学者对这些出土的玉器进行了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总结玉及玉器的功能经历了从“工具”“物器”“敬神”“药食”“齐天”“国器”“殓葬”“祥瑞物”“君子”“美好”的认知变迁。这说明玉作为华夏文明原型的重要基因，不仅表述在文学歌赋中，很早就通过器物造型实现野生的石材超越更新为人造的玉器，整个过程凝练着选材、加工、模拟、替换、圣化、生活化等一系列从物质功能到美学范畴的主题演变。早期文献中专门开启了玉的神圣化定位，《穆天子传》中记载“群玉之山”，《山海经》中则记载了“玉当作种子”“食飨玉（食玉英）”“祭祀山神”“玉使人羽化登仙”“玉超脱自然通神灵”等诸般表述。经过圣化的玉从普通的石块中游离而出生成为文化符号，并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进程中极为核心的动力机制功能。玉除了引发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象征外，也激发了造物智慧的升华，尤其是对中国瓷器“似玉”制造的联动智慧。玉与瓷不仅统一着华夏文明的观念，整合着中国“格物穷理”的理想，更是中国古代造物的灵魂。从出土玉器的文化原型隐喻开始，探寻中国瓷器“尚玉”美学及道德观念的建构，以此维度思考“从玉石到陶瓷”之间相互递进的文化传播路径，或可视为求解中华文化原型文脉及文明持续动力机制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