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耕

翻看老照片，看到这张自己（左2）与甘祖昌（中）合影，想起从1973年到1977年，每年一次，连续5次采访甘祖昌将军，目的就是一个，解开将军当年为什么要回乡当农民的“谜团”。

当时，我由北京《解放军报》派驻福州军区记者，负责闽赣两省部队的采访报道。防区地域很有特点，一是福建前线的对台斗争，二是江西老区的光荣传统。1972年冬天我参加了驻闽南部队的野营拉练，过了春节，江西省军区约我去采风，我立即想到中学课本上《将军当农民》的甘祖昌，便提议去井冈山看看，重点是访问甘祖昌将军。

雄伟的井冈山使我了解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历史。下山到莲花县，便听到“莲花一支枪”的故事。这一切，甘祖昌是亲身经历过的。他1926年就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暴动，1927年入党，是井冈山斗争的红军老战士。

走完五六里乡间小路来到沿背村时，一幢土砖砌墙的二层老屋引我来到甘祖昌将军的家。还没进门，甘将军便迎出来握手问好。他中高个子，花白短发，紫红脸膛，黑布老棉衣的下摆系一条白布腰带，腰带上斜插一根竹管烟斗，他面带笑容地说“你好你好”。他的讲话含糊不清，好像鼻腔中堵塞了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头上3次负伤的后遗症。1928年在湖南攸县的战斗中被白匪军砍了一斧头，1934年长征途中敌人射来的一发子弹一半进了脑门，后来发炎化脓，从额头烂到口腔，牙床里侧烂了一个洞。1951年因公翻车头部第三次受伤，鼻梁骨摔断，脑震荡造成了严重的头疼病，额头上还留下两道伤疤。

我敬仰地称呼他“甘将军”。他说：“不当将军了，我现在是农民，就叫我老甘吧。”我不能这样叫。就按照当地人的习惯，喊他“甘部长”，他当过新疆军区的后勤部长。甘部长的夫人龚全珍在当地任小学老师，看得出是一位知识妇女，但打扮装束已是当地农妇的模样了。他们的子女都在上中学小学，热热闹闹的一个大家庭。

因为这里是距县城几十公里的山村，没有客栈和饭店，甘部长说：“就住我家里吧。”

这幢土砖楼屋有十几个房间。一楼是客厅、厨房和放农具的杂屋，二楼是房间和储藏室。窗户大多蒙的是塑料薄膜，我住二楼朝南的房间，杉木床铺，挂着一顶又硬又黑的麻布蚊帐。土布缝制的棉被又厚又重，褥子下铺着厚厚的稻草，睡在上面，闻得到干草的清香。房子里没有厕所，只在墙角放一只粪桶。

甘部长天刚亮就踩着露珠去田间看禾苗了。早餐是稀饭加红薯，中午吃米饭。除了蔬菜，甘部长特地杀了一只鸭子招待我，可是我没有口福享用火红的辣椒炒鸭子。我怕辣。

我去拜访甘祖昌的目的，首先是崇敬他的品德和精神。重要的任务是了解一下他回乡当农民后的事迹以及大家对他的评价。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甘祖昌一边说“好嘛好嘛”，一边向储藏室走去。他提来两只化肥袋子，然后搬来两条木凳，搁上一个竹编的大晒匾放在上面，提起两只布袋朝下一倒，倒出来成千上万封从全国各地寄给他的信。“你先看看。”他说。

我惊讶了一下，立刻如获至宝似地坐下来了。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也有部队的同志。来信的时间1960年前后最多。可能是《将军当农民》的报道发表不久，全国掀起了向甘祖昌将军学习的热潮。我一封一封地认真读着，有的还未拆开，信中字迹各异，但表达的内容大体一样，大多是表示敬意，决心学习老红军的革命精神。也有不少人在信中提出一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线索。提问的要点是：你经过长征，当了将军，为什么还要回农村？为什么还想当农民？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甘祖昌将军不可能一一回信，作为记者，我应该满足读者的愿望。所以，我当时就决定，以这个问题为线索，深入采访将军当农民背后的故事。

甘祖昌脾气很倔，基本上要听他的安排。他不会坐下来和你耐心细致地长谈，我只好跟着他到田间地头，村前村后去看庄稼、水坝和油茶树，顺便问一句两句。我要他多讲讲过去的故事，他说：好、好。来到村后的虎形山，他说：我的一个战友叫劉春林，他在给部队送弹药时，被白匪军打死在这里。

回忆往事，甘祖昌给我讲了他的苦难家史。他小时家里8口人，租地主11亩地，一年忙到头，全家吃不饱，四弟送了人，小弟弟饿死。他8岁给地主干活，被打了两个耳光。讲到农会打土豪时，他兴奋地指着山下大片农田说：“那时我当土地委员，给穷人分田分地。”储藏室的墙角，还珍藏着土地革命时他用过的一支梭标。

我费力地听着他从鼻腔中发出的含糊不清的每一句话。几十年前的事他仍然记得。

有一年我去拜访正是夏天，甘祖昌从自留地里挖来红薯和萝卜请我吃，还用红薯藤炒了一个菜，绿叶红椒，色香俱佳。他说：“自己种的菜好吃。”晚饭后我们在沿背河的拦水坝上洗澡。当地人说：这是甘将军用自己的钱修的，不但能浇地，还能发电。

也是这一次，我去了甘祖昌的大儿子甘锦荣家。他有三四个小孩。他的家也在村子里，住的是几间老旧平屋。我去时他们正在吃中饭，客堂中间放一张杉木板方桌，桌上只有一盆剁碎了的生红辣椒。一人一碗冷饭，两三个孩子趴在桌上，用筷子夹着红辣椒往嘴里塞。那一年锦荣47岁了，黑瘦的中等个子，他用无奈的眼神告诉我生活的艰辛。他本来是在新疆八一钢铁厂当工人，父亲要回乡当农民，便要求儿子一起回老家。面对这一大碗红辣椒，我鼻子发酸，眼里含着泪水，这一幕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也找村里干部和老农交谈，让他们谈谈心中的甘祖昌。他们说甘将军还是农民本色，回乡的第3天早晨，甘祖昌背着粪筐，带着小孩村前村后拾粪积肥了。他还在虎形山上带头开荒山地，有人劝他红土上不长庄稼，他说这块土地上有烈士的鲜血和遗愿。我长征路过云南贵州，那里的红土上玉米红薯长得很好。那一年全村开了20多亩荒地，第2年就收获了不少粮食。以前沿背村大多是冷水田产量不高，甘祖昌带领社员施农家肥改良土壤，还开沟排水，使600多亩冷水田改造成高产田，产量翻了一番。全公社有几千亩山坡上的望天田，干旱缺水，甘祖昌和公社刘书记跋山涉水看地形，带领几百个社员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劳动，造了浆山水库、建了40多里长的水渠，第2年全社粮食自给有余。为了出行方便，甘祖昌还带领大家修桥铺路，建了大小桥梁12座。

为了修水库建电站买化肥，甘祖昌自己种菜种烟，节衣缩食，把有限的工资大部分用在了集体生产上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57年他回乡后至1974年的17年间甘祖昌每月工资300多元，他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公共事业。对于甘祖昌无私奉献的行动许多人不理解，特别是他严格要求子女，艰苦勤俭的家风引起过一次次的矛盾。当然迫于他的威严，谁都不敢顶嘴。那是个收入微薄物质缺乏的年代，人们生活大都困难。我吃住在他家，对于甘祖昌严格教育子女的事，我是耳闻目睹的。

大女儿平荣在地区卫校读书时听说要招女兵了，她连忙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给征兵办打个招呼。甘祖昌回信批评了女儿，他说：走后门的事我不干，再说你眼睛近视，不符合条件。后来听说平荣当了兵去部队了，甘祖昌气得要写信到部队叫平荣退伍。老伴龚全珍说：平荣当兵是经过体检条件合格的。甘祖昌不听，他说平荣有近视眼我不知道吗？就在这时，平荣从部队来信了，她说打靶成绩达到优秀，上级准备派她去参加全军射击表演。看完信，甘祖昌才说：“好嘛，好嘛。”

他的三女儿公荣，甘祖昌最喜欢她，但对她要求也很严格，公荣想买新衣服，甘祖昌说我的一条羊毛裤穿十多年了还在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要再给她加一年，穿10年。见女儿一定要买新衣服，他找出一块被面对妻子说：这块布给公荣做件衣服吧。

1974年公荣初中毕业，班主任来家访，讲公荣学习成绩好，学校已经推荐她上高中了。甘祖昌说：谢谢老师的好意，现在只有三分之一的初中生能升高中，我们把名额让给别人吧。老师说：公荣品学兼优，不升学太可惜了。

这个时候我正在他家里采访，身为母亲和教师的龚全珍多么希望女儿去读高中，她见丈夫甘祖昌的態度，急得把我拉到一旁说：“你劝劝老甘，就让公荣上高中去吧。”谁知我一开口，甘祖昌一口回绝：“不去！”

老师走了之后，他和女儿说：我当年8岁就打短工了，你现在已经18岁了，你是我的两倍数了，已经不小了，你是干部子女要带头发扬艰苦作风，建设文明农村。过了几天，江西722军工厂来人，叫他女儿报考中专校，甘祖昌也不同意。我就在旁边，我把他们的对话原原本本记在采访本上，甘祖昌说：“还是要加强农业，不要去报考了，现在农村普及初中都有困难。”来人说：“让她去吧，我给县教育局的人说了。”甘祖昌说：“农村里的人争来争去都是要出去当工人当解放军，还是叫她种田。”来人说：“孩子愿意去上学呀。”他说：“不是愿不愿意去的问题。一句话，不去。”来人说：“我们技工学校和复员军人要找300人，你就让她去好了，考不考得上还是个问题。”甘祖昌还是一句话：“不去，在家种田。”我对甘祖昌讲：“你看她这么愿意去，就让她去吧，文化多一点，多读书总是好的。”甘祖昌说：“人家都想去的地方我们就不去，人家不想去的地方，我们就要去。”

这是1974年9月16日的下午。甘祖昌的大孙女冬莲要出嫁了，男方是拖拉机手刘梅良。甘祖昌对他的孙女讲，你嫁过去后要好好劳动，要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甘祖昌给她送的嫁妆有一把锄头，一把镰刀，还有木盆水桶，敲锣打鼓把孙女送走。甘祖昌讲，我们生产劳动要站在别人的前面，对待旧风俗我们要站在最后面。

二女儿出嫁时，甘祖昌只买了30元的一个衣柜，20元的一张书桌，还买了一些糖果，放了几个鞭炮，总共花了100多元。

甘祖昌教育孩子的目的，就是要像他这样，热爱农业，扎根农村，当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当时回乡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将军来当农民，不大可能。也有人说，因为农村空气好，他是来休养享福的。但是他以实际行动，改变了人们的偏见。为了回乡当农民，他向组织提交了3次报告。

他第一次写报告是1954年7月4日，他当时是这样写的：“我1951年摔伤后，患有脑震荡后遗症，党培养我几十年，而我不能继续为党工作，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我的脑子不好了，但是手脚还是好的。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我还想做我的老职业到农村当农民，有一份力发一份光，请组织给予批准。甘祖昌1954年7月4日”。这个是他还没担任将军的时候，当将军是1956年。

第二次报告就是被任命为将军以后，他说“我已经休息3年了，吃了药效果不大，天天住医院，心里感到不安，我已不适合在部队工作，还不如到农村战斗，请组织给予批准。甘祖昌1956年8月2日”。

第三次报告，他这样说：“祖国的农业生产需要发展，我愿意回到农村，与天斗与地斗，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请组织给予批准。甘祖昌1957年3月6日”。

他是1957年7月回乡的。最后一次报告过了4个月后组织批准了，在这期间，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特地到新疆去看他，让他在部队好好休息，他说他要去当农民。

在江西莲花，有很多人传说甘祖昌的民间故事。有一年三四个外地的盲人到沿背村来算命赚钱。甘祖昌把他们留宿在家里，一遍又一遍教育他们破除迷信。几个盲人得知这是个当农民的将军，纷纷表示再也不搞迷信活动了。有一次他去萍乡，住下后开了个房间，一问每天晚上8块钱。他说：“8块钱能买一担谷子呢！太贵。”他非要换到4个床位的房间，一夜只花了7毛钱。还有一次去吉安，旅社服务员看他一身打补丁的旧衣，认为这是个流浪汉，不让甘祖昌住宿。那时没有身份证，甘祖昌只好打电话给地委书记才消除了误会。他去北京开会，老伴给他准备了路上吃的干粮，回来时原封不动。他笑着说：“3碗面条到北京。上车一碗，路上一碗，下车再一碗。”

将军本色是农民。但他是经过井冈山土地革命的老党员，他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老红军，他是经过南泥湾大生产的老战士，他是为创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在他的身上，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有不忘初心的奋斗目标，有革故鼎新的伟大胸襟。我被他的精神气概感动了，于是，我写了报告文学《土地》和长篇通讯《让思想冲破牢笼》，刊登在1977年10月号的《解放军文艺》和1975年3月23日的《解放军报》上。虽然铅印的纸张早已发黄，但将军当农民的甘祖昌的风范，永远铭记在人民大众的心里。（责任编辑 徐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