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波

“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典出刘勰的《文心雕龙·指瑕》：“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从书名来讲，“文心”即“为文之用心”，“雕龙”取自“雕龙奭”典故，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研讨。合起来，“文心雕龙”等于是“文章写作精义”，它问世一千多年，至今依然是广大学者、文字工作者的必读宝典。

“立文之道，惟字与义”说的是作文方法，在于运用文字和确立文义。文字凭借解释规定含义，文义用理论来加以说明。简单地说，“文”指词要达意，“义”指立场高洁。这是刘勰对晋代末年文章意旨模糊、耽于言辞、文情诡讹、文风衰薄浮夸的弊病进行批评后得出的结论。

中华文化先贤向来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理想人生之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三立”，现在我们可理解为理想人生的三个最高标准，即：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书写传世的经典文章。说白了，就是做人、做事、作文章。“文章千古事”，诗圣杜甫诗中流露出的感怀，体现了中国文人对文字的敬重。三寸管笔千钧重，笔端系苍生，文章连国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志士共同构筑的“价值体系”，成为著书立言之道，它“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把“文”的道德意义，提高到与天地并生而不朽的高度。

中国人素来有知行合一，“仁以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他们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以生民为本的忧患意识、天下视野的价值理想，在提升自身美好德行的同时，立言于世，棄旧图新，弃恶扬善，以文化人，所形成的至善至美的审美价值标准，在中国古典文化殿堂里得到完美呈现。

五千年浩瀚如星辰的传世经典，体现了文学家、艺术家们襟怀和学识的贯通，道德和才情的交融，人品和艺品的统一，构建了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到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誉的《史记》;从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诗经》，到华夏大地妇幼皆咏的唐诗宋词;从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到表达诸葛亮以身许国、忠诚之心的《出师表》……无不闪耀着中华文明之光，寄托着中华民族精神。而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佳句，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尊崇，正是因为他们把行文之道的“义”立在了国家、民族这个主题上，立在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分愁担忧，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上。

“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历史走入了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时代，如何以手中的笔墨、心中的大义，书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力作，是文艺工作者面临的时代考卷。

（冯忠方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