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论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互文性特征

2022-04-20芦晓莉

关键词:互文性

摘要:探讨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互文性特征,发现互文性特征是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在语义层面上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特征的体现必须同时满足句法上的“形式对称”和语义上的“意义互补”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意义互补”又体现为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加合互补、中和互补、融合互补、关系互补以及省略互补五种情况。

关键词: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互文性;形式对称;意义互补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國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语言学语域的释义元语言研究”(19BYY003);202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汉英反义词共现构式语义结构的认知语用研究”(2021BYY020)

作者简介:芦晓莉,信阳农林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E-mail:6390325@163.com。

一、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Julia Kristeva于1966年最先提出的,最初主要用于文学和翻译研究。夏家驷、杨绍北指出,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就是互文性〔1〕。互文性理论输入中国四十余年来,日益受到关注〔2〕。夏家驷、杨绍北认为,互文性研究可以从多个层级展开,如词、词组、分句、句群、文本、语篇和语类等〔1〕。武继红、黄梓晴对国内关于互文性的语言学研究也进行了综述,指出国内互文性研究主要是在语篇这一层级上体现,研究者大多采用相同的思路和方法对同类语料的互文性进行研究,结论基本雷同,大量重复性研究导致国内相关研究出现瓶颈,缺少创新性成果〔3〕。根据构式语法代表人物Goldberg的观点,任何语言单位,小到词素,大至语篇,均可视为“构式”〔4〕。因此,笔者认为,从构式视角分析互文性是有意义的。

“互文”的“互”是指当前文本与之前、共时的源文本成分之间在相互制约作用下所形成的组合关系、共现关系或重写关系〔5〕。周流溪曾指出,反义词是构成互文的一种词,互文性是互文性质的一种体现,互文是汉语的特定表达方式〔6〕。国内学者习惯将反义词对同时出现在某一语段中的表达式称之为“反义词共现构式”,吴淑琼〔7〕、芦晓莉、刘宇红、卢卫中〔8-9〕等就有论述。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为例探讨互文性特征在构式层面上的体现,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国内互文性的语言学研究范围,同时进一步推广互文性理论的应用价值。

二、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内部语义关系及其语义类型

(一)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内部语义关系

“语义关系”是词汇语义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是指词与词之间的同义、反义、上下义等关系。笔者对所掌握的语料进行了定性分析,发现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内部语义关系较为复杂,大体可以概括为并列和逻辑两大关系。

具体而言,并列关系可以按照构式中并列词素或并列词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为反义并列和等义并列关系。例如,“父母”由两个互补关系的反义词素“父”和“母”并列而成,该构式的内部语义关系为反义并列,类似的还有“上下”“左右”等。再如,“欢天喜地”由“欢天”和“喜地”两个词项并列而成,我们知道,不管是“欢天”抑或是“喜地”,均表达出“高兴”之义,故该构式内部的语义关系为等义并列,类似的还有“男欢女爱”“东奔西走”“南来北往”等。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2期芦晓莉论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互文性特征逻辑关系则可以按照构式内部词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为八种基本的逻辑关系,分别为:因果关系、转折关系、目的关系、承接关系、条件关系、假设关系、比较关系以及选择关系。例如,“因祸得福”中的“因祸”和“得福”之间便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因果关系;“乐极生悲”中的“乐极”和“生悲”之间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转折关系;“拆东墙补西墙”中“拆东墙”的目的是“补西墙”;“前仆后继”中的“前仆”和“后继”之间则表现出了时间上的承接关系;“积少成多”中的“积少”是“成多”的前提条件;“你死我活”中的“你死”为“我活”提供了一种假设;“今非昔比”的内部语义则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比较关系;“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则在“鸡头”和“凤尾”之间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其内部语义为选择关系。

综上可见,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具有多样化的内部语义关系,而这种多样化的内部语义关系往往能够承继出各式各样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从而赋予该类构式多元性的语义类型。

(二)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语义类型

通过对所掌握的语料进行分析,笔者发现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按照语义透明度的高低能够表现出加合义、中和义、偏指义和比喻义四种语义类型。加合义指的是构式义等于组构成分语义之和,如“本息”“宾主”“成败”“兴衰”“夫妻”等〔10〕。在中和义中,表示反义关系的两个义项位于某种状态的两极,构式义本身指代的并非任何一极,而是取了两极间的中间值或近似中间值,也就是将两个极值进行了中和,相当于数理上的“平均数”这一概念,如“不冷不热”“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等。偏指义主要指的是构式义偏指其中一个组构成分的语义,如“女儿”“动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比喻义则指的是在“比喻”这种认知机制的媒介作用下形成的语义,“比喻”往往有不同的类型〔11〕,如基于“隐喻”手段产生的“如兄如弟”“情同手足”;又如基于“转喻”手段产生的“东张西望”“东西南北”等。

基于上述多样化的内部语义关系和多元性的语义类型,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能够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特征。

三、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互文性特征的体现

互文性特征是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在语义层面上的一个典型特征,但这种互文性特征的体现必须同时满足句法上的“形式对称”和语义上的“意义互补”两个限制性条件。

(一)形式对称

互文出现在一个词、词组或句子之中的上下两截,上下两截里各有交错省略的成分却又互相补足〔6〕。沈家煊指出,传统上所说的互文是上文含有下文的部分词语,下文含有上文的部分词语〔12〕。程邦雄认为,对称性是互文最重要的形式特点之一〔13〕。鉴于此,笔者认为,具备互文性特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必须首先在形式上符合互文的“成分对称性”这一基本结构形式特征,即“形式对称”。

笔者通过所掌握的语料发现,大多数以复合词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現构式符合互文的基本结构形式特征。从表面上看,这些构式均由两个反义词素构成,前一个词素不含后一个词素的部分成分,后一个词素也不含前一个词素的部分成分,如“得失”“浮沉”“好歹”等,乍看上去,这些复合词似乎不具备学者们对互文结构形式的描述,其实不然,沈家煊就指出,缩小了看,汉语的复合词其实都是对言互文,包括并列关系的复合词和非并列关系的复合词〔12〕。反义复合词属于复合词的下位范畴,汉语反义复合词的内部语义结构关系为并列关系中的反义并列关系,因此,必然符合对言互文的特征,比如“买卖”“子女”“大小”“轻重”等。我们知道,汉语的一个重要语言特点是“重意合”。汉语复合词的构造同样是靠意合的方式完成的,其中一种意合方式是“提合”或称“缩合”,主要是通过提取并整合成语或习语中的两个表意成分构成的,现代汉语常从短语或一句话中提取两个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语素缩略成复合词〔14〕。由此可推,以复合词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父母”其实可视为通过提取短语“父亲母亲”中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名词词素“父”和“母”并将二者缩略而构成的;再如,“上下”可视为通过提取短语“上面下面”或“上方下方”中具有区别性特征的方位副词词素“上”和“下”缩略而成的,等等。不管是“父母”,还是“上下”,上文均含有下文的部分成分,下文也含有上文的部分成分,且二者呈对称分布的状态,均符合互文结构形式特征。由此可见,汉语中以复合词形式表征的反义词共现构式是具备互文性特征潜质的,前一个组构成分中含有后一个组构成分中的部分成分,同时后一个组构成分中也含有前一个组构成分中的部分成分,只是处于隐现状态而已,它们形式对称,彼此互相补足,共同完成反义复合词的构造。

汉语成语在结构上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四字格”,这种结构形式使其具备一定的互文句法特征潜质。郭绍虞曾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一书中指出:四字词组是汉语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象汉语四字词组那样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又是在汉语中特别发展的〔15〕。笔者在百度百科中对含有反义词的汉语四字格成语进行了检索,并将其分为“1位和2位反义”“1位和3位反义”“1位和4位反义”“2位和4位反义”“3位和4位反义”“1位和2位反义同时3位和4位反义”“1位和3反义同时2位和4位反义”这七种情况。结合上述互文结构形式的对称性特征,笔者认为只有“1位和3位反义”、“2位和4位反义”、“1位和2位反义同时3位和4位反义”以及“1位和3位反义同时2位和4位反义”这四种情况是具有互文性特征潜质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四种情况仅仅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并不代表一定具有互文性特征,换言之,单凭句法结构特征来判断一个构式是否具备互文性特征是不够的。

沈家煊指出,互文是汉语四言格的一个重要特性〔12〕。以四字格成语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不胜枚举。在笔者所掌握的语料中,上述四种情况中均存在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的以四字格成语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比如,“1位和3位反义”的有“男欢女爱”“东逃西散”“左拥右抱”“前俯后仰”等;“2位和4位反义”的有“七上八下”“思前想后”“街头巷尾”“山南海北”“承上启下”“声东击西”等;“1位和2位反义同时3位和4位反义”的有“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等;“1位和3位反义同时2位和4位反义”的有“古往今来”“出生入死”“天南地北”“今是昨非”等。以“男欢女爱”为例,该四字格成语的字面释义其实是“男人欢女人爱”,其中,上文含有下文部分成分,下文也含有上文的部分成分,这些相同的成分只是处于隐现状态,且前后组构成分呈对称分布的状态。因此,整个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男欢女爱”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

除了以四字格成语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还有一些以习语、诗词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也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比如:“吃香的喝辣的”“张家长,李家短”“山东胳膊直隶腿”“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公入而赋,大队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队之外,其乐也融融”“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等。以习语“吃香的喝辣的”为例,该构式的字面释义其实是“吃香的东西喝辣的东西”,常用来形容生活富足,其中,上文含有下文的部分成分,下文也含有上文的部分成分,这些相同的成分只是处于隐现状态,且前后组构成分呈现出对称分布的状态,故整个构式“吃香的喝辣的”同样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

语料表明,并非所有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均具备互文性特征。从表面上看,上述大部分实例均符合汉语中的“对仗”表达手段特征。周流溪指出,在构式上,互文与对仗合用并倚赖对仗,然而,对仗并不能保证一定构成互文〔6〕。本研究认为,具备互文性特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还需同时具备另一个限制条件,即意义上的互补性。

(二)意义互补

“互文”,即“互文见义”,是一种利用上下文的互补、呼应而使文义完备并取得一定修辞效果的表达手段〔16〕。“互补性”是互文在意义上的突出特点,也是其区别性特征之一〔13〕。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互文性特征在意义互补上主要体现为五个方面: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加合互补、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中和互补、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融合互补、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关系互补以及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省略互补。

1.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加合互补

所谓“加合互补”,指的是整个具有互文句法结构特征的构式义等于前后呼应部分的语义之和。以“父母”为例,我们知道,该构式是通过提取并缩合短语“父亲母亲”中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名词词素“父”和“母”而构成的。从形式上看,该构式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从意义上看,前后呼应部分互文出类型为“加合义”的“父亲和母亲”即“家长”之义,也就是说“父”和“母”这两个词素对于“家长”这一完整构式义而言是缺一不可的。陈伟武指出,表义的完整性是反义词从对举形式向复合形式过渡的一个逻辑基础〔17〕。由此可以确定,以复合词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父母”具备互文性特征。

再如,以四字格成语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男欢女爱”,其前后呼应的词素“男”和“女”以及“欢”和“爱”可以互文为语义透明度较高的“男女欢爱”。根据经验,亲密的异性关系离不开男女双方的互动,二者对于维系这种亲密关系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只有通过意义互补的方式才能完整表达出男女之间的亲昵。与此同时,前后组构成分其实均含有相同的隐现成分“人”,另外,反义词素“男”和“女”在构式中的相同占位使得该构式从形式上也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由此可得,整个以四字格成语形式表征的反义词共现构式“男欢女爱”具备互文性特征。沈家煊也指出,互文四字格的能产性极强,可以进行成倍的扩大〔12〕。例如:

(1)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例(1)出自范仲淹《岳阳楼记》,整句话可视为一个由两对规约性反义词素“物”和“己”以及“喜”和“悲”共同组构而成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这两对反义词素在构式中位于完全对称的位置上,且上文含有下文的部分成分,下文同时含有上文的部分成分。因此,该构式首先从形式上是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的。同样,该构式的语义属于前后呼应组构成分加合互补的情况,即前后呼应部分可以互文为“不以物己喜悲”,即“不因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而或喜或悲”之义,完整表达出了古仁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处事深远与豁达胸襟。由此可得,以四字格成语的扩展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具备互文性特征。

许多以诗词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也具备互文性特征。例如:

(2)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

例(2)出自《木兰诗》,整句话可视为一个由规约性反义词素“雄”和“雌”构成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从形式上看,反义词素“雌”和“雄”同样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的对称性特征。从意义上看,该构式的语义符合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加合互补情况,即前后呼应部分能够互文出“雄兔和雌兔一样地脚扑朔、眼迷离”之义,而该义的正确性可通过下文出现的“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句话得到验证。很明显,这种语义理解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该构式表达的是一种加合互补义,这使得整个构式能够体现出互文性特征。

2.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中和互补

所谓“中和互补”,指的是将前后呼应的词素或词项进行语义上的中和而获得整个构式义。如“不胖不瘦”的构式义“刚刚好”就是通过对两极“胖”和“瘦”进行中和获得的,类似的还有“不冷不热”“不大不小”等等。在这些构式中,处于两极的反义词素或词项的语义对于整个构式义的获取是缺一不可的。这说明“不X不Y”这一结构一般只能整体表示意义〔18〕。再以“高不成低不就”为例,根据百度,其原意是“高者无力得到,低者又不屑迁就”。从形式上看,反义词素“高”和“低”同样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的对称性特征,正是通过在“高”和“低”两极之间进行中和,才能将“求职或婚姻上的两难处境”之义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3.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融合互补

所谓“融合互补”,指的是前后呼应的词素或词项之间相互融合渗透。因此,整个构式的语义不再是上一种情况的简单相加义,其语义透明度较之“加合互补”的情况有所降低。例如:

(3)果树上下都结满了果实。

例(3)中,以复合词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上下”是通过提取并缩合“从上面到下面”这一短语中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词素“上”和“下”而构成的,表达出的是“从上到下”的整个空间范畴之义〔19〕。由此可见,前后呼应组构成分“上”和“下”融合成了一种更加宽泛的语义。也就是说,该构式是通过“部分—整体”这一转喻手段产生的比喻义。正是通过前后呼应成分的这种融合互补,体现出一种周遍义征,从而表达出“整顆果树”之义。同时,该构式从形式上看也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故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上下”具备互文性特征。

再如,以四字格成语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大街小巷”。该构式的前后呼应成分可以互文为“大小街巷”,即“大大小小的街和巷”这一语义结构,常用来比喻“整个都市”。由此可见,前后呼应组构成分互补融合后形成了一种更宽泛的新的概念,同样是通过“部分—整体”这一转喻手段产生的比喻义,体现出一种周遍义征。同时,整个构式从形式上也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因此,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大街小巷”也具备互文性特征。

还有一些以诗词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同样是通过意义上的融合互补而具备互文性特征的。例如:

(4)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5)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

例(4)出自杨维桢《焦仲卿妻》,可视为一个由两对规约性反义词素“东”和“西”以及“左”和“右”构成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该构式的前后呼应组构成分“东西”和“左右”互文为“东西左右”,从而融合出“四周”之义。因此,整个构式表达的是“坟墓的四周种满了松柏和梧桐”之义。例(5)出自柳宗元《捕蛇者说》,也可视为一个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前后呼应成分“东西”和“南北”互文为“东西南北”,融合出“整个乡镇”之义。因此,整个构式表达出“整个乡镇弥漫着吵嚷和骚扰声”之义。上述两个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均通过“部分—整体”的转喻手段表达出一种含有周遍义征的比喻义,换言之,前后呼应组构成分之间均产生了融合互补,且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故均具备互文性特征。

4.前后呼应成分的关系互补

对内部语义为反义关系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而言,为了表达出一个完整的语义,构式的前后两部分内容在语义上通常是互补、缺一不可的。我们知道,以复合词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内部语义均为反义关系。有时,一个完整的构式义正是依靠这种反义关系得以实现的。比如,在对“家长”这一语义进行概念化时,只有通过具有绝对反义关系的“父”和“母”这两个词素的互补作用,“家长”这一语义才能够得以完备化。

对于内部语义为等义关系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而言,后一部分语义和前一部分语义的叠加往往能够互补出一种加强的语义。比如,以四字格成语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天罗地网”,其前后呼应的组构成分“天罗”和“地网”之间为等义关系,前一个组构成分“天罗”的语义已经承继了整个构式的语义,后一个组构成分“地网”其实是一个冗余成分,但在均衡的四字格成语结构中,“天罗”之后接上“地网”会使语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以此才能更好地实现既定交际目的,即突出和强调发话人将敌人缉拿归案的决心。因此,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天罗地网”的互文性特征正是通过这种内部语义的等义关系互补后获得的。

5.前后呼应成分的省略互补

所谓“省略互补”,是指受话人在理解相关构式的语义时需利用内部语义关系将一些省略的即隐现成分靠与之相呼应的显现成分呈前或蒙后的提示进行补足,进而与这些显现成分共同表达出一种完整的构式义。从本质上讲,这种补足其实是一种发生在整个语句层面(即语言结构维度层面)以及被编码的整个命题内容层面(即语义维度层面)上的语用充实。所谓“语用充实”,指的是将话语传达的逻辑形式发展成为完整命题形式的过程,其作用在于形成一个完整的能够满足语用期待的真值条件内容〔20〕。语料表明,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以诗词形式表征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中。例如:

(6)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

例(6)出自《木兰诗》,可视为一个由规约性反义词素“东”和“西”构成的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其字面释义是:“打开东阁门后直接坐在西阁床上”。很明显,该构式义出现了概念错位且不合逻辑,所描述的情况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这句话却是作者对“木兰代父从军回家后”场景的一种真实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受话人便需要根据构式的内部语义关系对相应缺失成分进行补足。“承接关系”是这个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内部语义之间的一种基本逻辑关系,往往强调前后动作的连续性。根据经验,在正常情况下,当一个人打开东阁门之后,理应坐在东阁床上,而坐在西阁床上应该是打开西阁门之后发生的承接性动作。因此,概念化主体通过将隐现成分显现化,即语用充实之后能够得出下面这句完整表达式:开我东阁门,坐我东阁床,开我西阁门,坐我西阁床。由此,浮现出了两组一先一后、连续发生的承接性动作,进而使得字面语义模糊得以消解,木兰代父从军十余年后重返家园欢呼雀跃的心情也跃然于纸上,而且该构式从形式上是符合互文句法结构特征的。由此可得,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具有互文性特征。

综上可见,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前后组构成分之间总是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没有一个成分能够完全脱离它之前或与之共现的其他成分的影响。通过前后呼应组构成分之间的加合互补、中和互补、融合互补、关系互补和省略互补五种方式,整个反义词共现构式的语义才得以强化或完备化。另外,加上互文的句法结构特征,我们才能综合判断出某个反义词共现构式在语义层面上是否真正具备互文性特征。

四、结语

本文探讨了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互文性特征,发现互文性特征是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在语义层面上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特征的呈现必须同时满足句法上的“形式对称”和语义上的“意义互补”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意义互补又表现为五种情况: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加合互补、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中和互补、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融合互补、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关系互补以及前后呼应组构成分的省略互补。本文对互文性在构式层面上的研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扩大国内互文性的语言学研究范围,同时进一步推广互文性理论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夏家驷,杨绍北.互文性给机器翻译带来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4,(3):83-87.

〔2〕丁金国.论语篇的互文性特征〔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05-114.

〔3〕武继红,黄梓晴.国内互文性的语言学研究综述〔J〕.山东外语教学,2020,(6):9-19.

〔4〕Goldberg A E.Constructions at Work: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3.

〔5〕张春泉.《史记》“太史公曰”中的设问及其互文性〔J〕.浙江社会科学,2019,(5):111-118.

〔6〕周流溪.互文与“互文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37-141.

〔7〕吴淑琼.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的转喻解读〔J〕.外文研究,2014,(1):15-20.

〔8〕芦晓莉,刘宇紅.构式语境下反义词共现构式的交互主观性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145-150.

〔9〕芦晓莉,刘宇红,卢卫中.汉英反义词共现构式语义结构形成机制对比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1):20-24.

〔10〕张未然.从汉语反义复合词构词看汉语教学本位观〔J〕.现代语文,2014,(1):106-109.

〔11〕刘宇红.“神一样的比喻”到底“神”在哪里?——有关双向比喻的思考〔J〕.外国语,2017,(3):23-30.

〔12〕沈家煊.说四言格〔J〕.世界汉语教学,2019,(3):300-317.

〔13〕程邦雄.互文的分类与特点〔J〕.当代修辞学,1990,(3):37-38.

〔14〕杜纯梓.论意合构词法〔J〕.求索,2006,(10):193-195.

〔15〕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6.

〔16〕刘世俊.说互文〔J〕.宁夏社会科学,1986,(1):94-97.

〔17〕陈伟武.论先秦反义复合词的产生及其偏义现象〔J〕.古汉语研究,1989,(1):47-52.

〔18〕李卫中.“非A不B”与“不X不Y”格式的比较〔J〕.汉语学习,2002,(3):40-43.

〔19〕张金竹.反义复合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词类定位〔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6):89-97.

〔20〕陈新仁.基于谚语理解的语用充实新探〔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6):890-899.

The Intertextuality Property of the Chinese

Antonym Co-occurrence Constructions

LU Xiaoli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tertextuality property of the Chinese antonym co-occurrence constructions. Intertextuality is a typical property of the Chinese antonym co-occurrence construction on the semantic level, which is realized by “formal symmetry” at the syntactic level and “semantic complementation” at the semantic level simultaneously. As for  “semantic complementation”, it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front and back constituents additive, neutralized, blended, relational and elliptical complementatio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the Chinese antonym co-occurrence constructions; intertextuality; formal symmetry; semantic complementation

(責任编辑:杨珊)

猜你喜欢

互文性
清代曲牌体红楼戏与经典戏曲之“互文性”研究
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互文性与身份建构研究
山重水复 柳暗花明——再议互文性理论关照下的高年级古诗词教学
《红楼梦》与《金瓶梅》回目互文性解读
“浪子回头”中的伦理叙事——《基列家书》与《家园》的互文性解读
互文性在英语广告中的运用及其翻译策略
互文性综述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与杰克·伦敦的《海狼》的互文性
注释、参考文献与新闻类学术语篇的互文性研究
“谷歌退出中国”美方新闻报道的互文性分析